隱形軍事強國——日本的軍事實力亞洲第一 |
送交者: 佚名 2003年12月01日20:28:06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隨着國內右翼勢力的抬頭,日本努力謀求成為軍事大國,進而成為政治大國。近年來日本軍費開支龐大,大力發展和引進先進武器裝備,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不斷提高自衛隊的實力,為最終成為軍事大國奠定堅實的基礎。日本自衛隊的武器裝備已經大大超出“專守防衛”的水平,並在法律、政策等多個層面突破或試圖突破日本戰後“和平憲法”對其用兵的限制,將給亞太地區帶來新的不安定因素。 表面上,日本並沒有真正的軍隊,只有“自衛隊”。但近年來,日本不斷增加國防費用,開發高科技裝備,使“自衛隊”實際上已經成為一支擁有強大作戰能力和威脅力的武裝。 英國《簡氏防務周刊》曾經披露,日本的軍費開支早在1983年就超過了英、法、德。[51]早在1987年,日本軍費就突破了國民生產總值1%的上限,九二年它修改二戰投降時盟國限制其軍備的憲法,使國防經費連年突破其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由於日本龐大的經濟規模,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一直保持軍費總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人均國防費用世界首位的狀態,軍費開支從1991年的343·9億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超過530億美元,年均增幅超過26%。[52] 從表面看,日本軍備體制規模較小但實際力量僅次於美國,某些領域與美國持平。日本《追求》半月刊2001年9月第一期報道說,從“素質比較”的角度看,日本自衛隊的實力不僅超過俄羅斯,而且在不少方面有着比美國還強的實力,其中七個方面堪稱“世界第一”。 掃雷實力世界最強 早在海灣戰爭期間,日本海上自衛隊掃雷部隊就已在危險的海灣雷區成功掃除了34顆水雷,令人刮目相看。如今,堪稱具有世界最強實力的日本海上自衛隊掃雷部隊擁有掃雷艇、掃雷艦、掃雷母艦、掃雷管制艇等掃雷艦艇30餘艘,令各國海軍羨慕不已。 反潛作戰是看家本領 日本自衛隊的反潛戰能力也堪稱世界第一流。目前,擔任4個護衛艦群旗艦的“榛名”級和“白根”級等艦艇,搭載有3架反潛直升機,是世界上最重視反潛作戰的軍艦。另外,構成自衛隊世界最強反潛實力的另一重要部分是P-3C型巡邏機。 常規潛艇不亞於核潛艇 日本海上自衛隊雖然沒有核動力潛艇,但其常規潛艇的戰鬥能力與核潛艇相比毫不遜色。日本自衛隊共擁有16艘常規潛艇,雖然數量不多,但它們的機械和武器裝備水平已經超過了俄羅斯海軍。 在各國潛艇頻生事故的情況下,日本的潛艇時至今日尚未有一艘因事故而損失。這有力說明了日本潛艇在技術和應用上的高水平。 F-2戰機技術先進 日本雄厚的技術力量還體現在世界最高水平的“F-2戰鬥機”上。這是以美國F-16戰鬥機為基礎,集日、美兩國科技力量共同研製開發的“混血戰鬥機”。它的機身採用了最先進的複合材料一體成型建造技術,使飛機主翼的強度更大,具有很高的飛行性能。 F-2還是世界上最先裝備主動式相控陣雷達的戰鬥機,機上集中了日本電子技術精華的各種高技術裝備,每架飛機造價高達120億日元。目前日本已擁有130架F-2戰鬥機。 高技術導彈令美軍愕然 除戰鬥機之外,具有世界最高水準的日本工業技術同樣也製造出了許多其他優秀的武器裝備。88式岸對艦導彈“SSM-1”就是其中之一。在試射試驗中,這種導彈全部命中100公里以外的目標,令在場的美軍軍事人員為之愕然。 一流的飛行員和維護員 讓各國空軍驚訝的是,日本F-15戰鬥機的空軍保飛率竟然高達90%,居世界第一。如此之高的保飛率得益於日本空軍中技術高超的飛行員、優秀的後勤維修員和順暢的零件供應。 入選自衛隊競爭激烈 日本自衛隊所有的24萬名官兵全部接受過高等教育,是一支世所罕見的軍隊。加入自衛隊的競爭十分激烈。其中,男二等兵的競爭率竟然超過了5:1,而候補軍官等職位的競爭率竟然超過了50:1。(暗地裡發展軍力 居心令人心疑——日本自衛隊擁有七個“世界第一”。[53] 二戰以後,日本作為戰敗國,不能再建造航空母艦。但是,1959年日本海上自衛隊在制定《第二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時,卻提出要在1962—1966年期間建造滿載排水量1.4萬噸的直升機航空母艦……1984年,日本軍方內部開始策劃建造小型航母的計劃。只是由於美國反對,計劃再次被取消。直到1993年,經過多方偽裝的“准航母”——“大隅”級運輸登陸艦終於在日本國會獲得通過。 1998年3月,“大隅”號運輸登陸艦正式服役。該艦滿載排水量 1.3萬噸,與意大利的“加里波第”號航母(1.34萬噸)相仿,比泰國的“差克里·納呂貝特”號(1.15萬噸)還大。這艘“准航母”採用全通甲板,除可搭載直升機外,還可以起降“海鷂”之類的垂直起降戰鬥機。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隅”可以加裝滑橇式飛行甲板,並可把甲板下的空間改裝成機庫,必要時還可加裝艦載機的指揮控制導航等相關設備……如果需要,“大隅”級運輸登陸艦隨時可以改裝成輕型航空母艦。據悉,到2015年,日本海上自衛隊將擁有7艘這樣的“准航母”。 有了“大隅”號後,日本海上自衛隊便“得隴望蜀”。據日本媒體透露,日本海上自衛隊準備在2001~2005年建造兩艘驅逐艦。新造的驅逐艦艦長180米,滿載排水量竟達兩萬噸,堪稱世界之最。這種古怪的驅逐艦用心“良苦”:煙囪被安裝在其右舷,左邊是裝有拖門的直升機機庫,只需把機庫的幾塊鋼板拆掉,馬上就變成了一艘標準的航空母艦。 據韓國的《東亞日報》報道,日本已着手準備建造兩艘4萬噸級的中型航空母艦。日本的海上自衛隊也在其內部《長期軍事力量建設》報告中提出,到2015年,日本將建造兩艘可裝載E-2C“鷹眼”預警機和垂直/短距起降戰鬥機的航空母艦。日本軍方還有人提出,要建造排水量達到6萬噸的核動力航空母艦。 日本以超常的速度發展航空母艦,並且極力瞄準大中型航空母艦,葫蘆里究竟裝的是什麼藥? 近年來,日本軍事戰略的重心開始向西、向南轉移,朝着所謂應付“周邊事態”、介入地區衝突的方向調整。按照日本某些人的說法,所謂“周邊事態”不僅包括日本附近的領海,而且包括台灣海峽,甚至更遠、更廣大的地區。為此,日本政府先後制定了諸如《周邊事態法案》、《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提前大幅修改“防衛計劃大綱”……在此背景下,建造航空母艦就成為日本在“海外發揮軍事作用”的重要法寶。一旦有了大中型航母編隊,日本就有了“可靠的前進基地”,可以插手所謂“周邊事態”。[54] 2001年2月,日本防務省突然提出要求,想購買大量空中加油機、輕裝甲車等新型武器,旨在為今後可能發生的天災人禍實施“人道主義援助”。 誰知,消息傳出後不久,日本國內的《朝日新聞》就首先提出質疑,表示空中加油機是為進攻型飛機補給燃料所用的,怎麼能和“人道主義援助”掛上鈎?日本航空自衛隊的預算制定者隨即辯解,空中加油機可以當作運輸機來使用,航行距離長,適於實行海外救援行動。緊接着,航空自衛隊把計劃書上的“加油機”更名為 “加油運輸機”。 目前日本的軍費開支至少是中國的五倍以上,日本海軍遠海戰力超過中國。“為了自衛”,日本現在擁有主戰坦克1160 輛,先進的潛艇15艘(包括水滴形的春潮級),大型水面戰艦62艘,包括裝備宙斯盾系統、排水量為八千噸的金剛級驅逐艦(中國最大的水面艦隻為五千多噸)。隨着不斷配合世界最先進的“宙斯盾”導彈驅逐艦(滿載排水量9400噸),海上自衛隊的“九·九艦隊”(9艘驅逐艦、9架艦載直升機)正向“十·九艦隊”(10艘驅逐艦、9架直升機)轉變,一旦完成這一轉變,日本就將擁有4個准航母戰鬥群。[55]在空軍方面,它能生產F-15戰鬥機,擁有F-15 戰鬥機170架、P-3反潛偵察機100架、F-4戰鬥機110架,並設計生產了更優越的FSX戰鬥轟炸機,性能遠高於中國的殲七、殲八。日本的軍事實力早已遠遠超出英國。日本陸軍擁有3倍於英國的坦克,海軍戰艦數量是英國的2倍,空軍戰機與英軍的數量相近。[56] 日本將常規軍事力量發展到除美國之外無任何一國可比的地步,其根本目的不在於自衛,而在於進攻。就連美國戰略預測公司也對日本的舉動表示擔憂,它說,如果日本重新成為軍事強國,將給亞太地區帶來更多的對抗,而不是減少對抗。並稱:“隨着日本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安全事務並組建起一支更咄咄逼人的海上力量,美國可能也會同日本在彼此對立的安全利益上發生衝突。” 據日本《每日新聞》報道,2002年8月2日日本防衛廳長官中谷元向日本內閣提交了2002年度防衛白皮書——《日本的防衛》。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動作,就是首次在白皮書中提出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日本政府堅持要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擴大防衛廳和自衛隊的權限,為日本未來軍事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掃除日本走向軍事大國的障礙。正如一些媒體所評論的那樣,日本將防衛廳升格是要將日本軍事力量發展為完全意義上的正規軍,表明日本要將軍事大國化作為一項國策。[57] 一個國家如果缺乏產業基礎,先進的科學技術、優秀的勞動力以及基礎性的工業實力,是無法造出先進的武器的,不幸的是,這些條件日本都具備。不知不覺中,日本已羽翼豐滿,成為“軍事技術大國”了。離“軍事大國”的目標,也只差一步之遙了。 科技在軍事上的意義不言而喻。如:反聲波探測,就要採用超低噪聲的發動機和吸聲材料,以及採取各種減振隔聲和抑擾降噪的措施。在水裡,電磁波因衰減太大而無能為力,因此,要藉助聲波探測,也就是靠“水中雷達”———聲納。 本來,前蘇聯潛艇的噪聲級別較高,美國潛艇的聲納設備在很遠處就可以發現目標。但是,80年代有一次卻非但沒有發現,而且差一點與蘇聯潛艇相撞,使美朝野大為震動。 後查明,是因為日本的東芝公司,違反了當時的“巴黎統籌”的禁令,將高精密度數控機床(機床是一個國家製造業水平高低的象徵,其核心就是數控系統,數控機床被稱為軍工之本。)賣給了前蘇聯,使蘇聯潛艇的水輪機葉片精度大增,噪音隨之大降。這就是著名的“東芝事件”。 於是,美國國會決心制裁日本,迫使東芝公司老闆連忙出來再三道歉。不過,在他不斷鞠躬時,心裡恐怕還在說:這倒是日本技術先進性的絕好廣告! 1999年7月13日,日本共同社發布一則驚人消息:日本航空自衛隊曾進行多年的秘密研究,擬好一套對朝鮮導彈基地進行空中偷襲的計劃。 消息說,日本航空自衛隊在朝鮮1993年試射“勞動”導彈之後,便開始秘密進行偷襲朝鮮導彈基地計劃的研究。最後,這個花費一年時間周密計劃的結論是:可派遣四架“F—4EJ改”戰鬥機執行戰後日本第一次偷襲任務。 “F—4EJ改”是日本航空自衛隊當前的主力戰機,特點是具有很強的地面攻擊能力,持續飛行距離有1600海里,理論上可以從靠近日本海的石川縣小松基地起飛,從海面低空直線飛行侵入朝鮮領空,在朝鮮雷達發現之前,向朝鮮的導彈基地發射16枚“500磅炸彈”,再從高空迅速返回小松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日本航空自衛隊的一份單獨作戰計劃,並不想與駐日美軍採取聯合行動。看樣子,日本想顯示實力了,希望能一鳴驚人,向美國和世界證明,日本已經不再受“和平憲法”和美國的制約了。 無論是當年,還是今天,歷史與現實都說明:日本始終沒離開科學技術這一堅強後盾。不久前,日本教授佐貫利雄,曾針對在世界科技競賽中日本“落伍”的論調,進行了專門批駁;並做了全面的比較。他認為: 與德國相比,整個製造業德國的研發投資不過是日本的1/2,其中德國向宇航業的投資雖然是日本的5.7倍,但在金屬冶煉和科學儀器上,則是日本的1/9和2/9;計算機是日本的1/5,其它則是日本的一半。 與法國相比,向宇航業的投資日本雖是法國的1/8,但在科學儀器上,法國是日本的1/12,計算機和辦公設備以及冶金技術,是日本的1/8。 與英國相比,向宇航業的投資英國雖是日本的4.8倍,但冶金卻是日本的1/24,科學儀器是日本的1/17,計算機是日本的1/5,金屬製品是日本的2/9。 與美國相比,雖然美國在火箭、噴氣發動機、計算機上有優勢,但日本在更多的方面領先。如:日本的機器人是日、美、德、法、英總數的80%;半導體的逐次移動式曝光裝置,僅日本的尼康和佳能兩公司即占世界的80%;美國的電子陶瓷部件95%是日本造的;日本的硅和砷化鎵,也超過美國;撓性加工系統、超導、磁懸浮列車等技術也是日本獨秀;機床產量和出口額,日本更居世界第一,“沒有日本的機床,美國通用公司將停產”!就連新興的微加工納米技術,美國剛宣布能操作原子,排成了三角形,日本就說:你那還是平面的,我早把原子排成了金字塔! 佐貫利雄的說法沒錯:日本一直悄悄地走着“技術立國”的路,並取得了顯著成績。按科研和試驗開支,日本雖然仍次於美國,但其增長速度已居世界第一位了。 日本的動向早已引起世界有識之士的注意,韓國漢陽大學教授金慶敏就明確指出:日本軍事技術“超美時代已經來臨”。 他舉出的證據之一,就是日本生產的新一代支援戰鬥機,其性能優於美國的F—15、F—16。金慶敏指出:日本的戰略就是要在技術上取得勝利,戰後50 年,日本已建成“軍事技術大國”,“表面上保持較小的軍備體制規模,但實際軍事力量則僅次於美國;在特定領域還與美國相平或超出”! 這不是金慶敏一個人的看法。早在80年代,日本就自稱:日本的半導體保證了美國戰斧巡航導彈、相控陣雷達與飛機、潛艇的戰鬥力;到了90年代,日本更嘲笑美國海灣戰爭的勝利“打的是日本的芯片”,“如果日本把這種芯片賣給俄國,美俄的軍事平衡就會變化”。 美國為撐面子,曾聲明說:所用的日本芯片,只占2—3%。而日本則反駁說:“可都是至關重要和不可少的”。後經美國一學會證實:日本生產的20種芯片用於美國武器,而其中9種系日本獨有,別無他源。 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相繼開發了:F—1、F—4J、F—15J戰機、P—3C反潛機、地對空導彈、空對空導彈、反艦導彈、火力支援直升機及電子設備等一系列高技術武器裝備。 1980年,日美專門舉行了軍事技術會議。1984年成立了日美軍事技術聯合委員會。1986年日本參加“星球大戰”計劃。1988年10月,由7家公司組建財團,發展日本航天事業。日本政府1998年11月宣布,準備在2003年前發射4顆“情報搜集衛星”,將整個亞太地區置於日本衛星監視範圍之內;而日本防衛廳事務次官江間清二1999年2月24日宣稱:航空自衛隊將更積極處理空中加油機的問題,以便大大增加攻擊的距離…… 總之,日本技術轉產品:快!民品轉軍品:更快!非不能也,暫不為也;非不想也,暫不便也。軍事技術大國到軍事大國的轉變,也就是一步之遙! 有關日本驚人的“轉化”功夫,過去在學術界曾有過戲喻:正當英、美兩國科學家爭論某些成果該由誰領取諾貝爾獎金而不可開交時,日本已把該項成果轉化為產品,並運到英、美市場上賺錢了。那麼,今天是否也可再戲喻一下:正當英、美兩國軍事家爭論民品能否轉成軍品而不可開交時,日本的軍品已經懸在世界的頭頂上了![58] 2002年4月6日,日本在野的自由黨黨魁小澤一郎在福岡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悍然攻擊中國:“如果中國過度膨脹的話,日本就要製造核武器來‘反制’中國;日本核電廠里的鈈完全可以製造出4000多枚的核彈頭,我們在軍事實力上不會輸給中國!” 小澤一郎並非第一個嚷嚷要操核大棒的日本政客:1994年6月17日,當時的日本首相羽田孜在國會回答記者時公然說:“日本確實有能力擁有核武器。” 1995年3月,日本著名的《寶石》雜誌披露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在接受該雜誌記者採訪時說:“日本能在183天內造出原子彈!”2001年7月,日本以保護核安全為由,在國民自衛隊中建立了一個特別的核小分隊。[59] 2002年5月31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在會見記者時說:從理論上來說,日本能夠擁有核武器。日本“擁有小型原子彈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同日,福田康夫在非正式記者會見中又說:“最近正要修改憲法,如果國際形勢(變化),國民認為應該擁有,‘無核三原則’也許會改變。” 作為小泉內閣官房長官和肩負着“政府首腦發言人重任”的福田康夫之所以要在核武器這一極其敏感的問題上作出表態,是因官房副長官安倍晉三在5月13日在早稻田大學發表的一次講演中聲稱,“如果是小型核武器,日本擁有原子彈也沒有問題”。安倍的上述講話被公開後,受到了媒體和在野黨的追究。福田為了幫安倍開脫責任,這才發表了上述講話。[60] 戰後,日本憲法禁止日本擁有核武器,日本政府從1956年開始聲稱要恪守“核三不原則”,即禁止日本擁有核武器,禁止日本生產核武器,禁止日本引進任何的核武器。1967 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無核三原則”,即“不擁有、不製造、不運進”核武器,後經眾議院1971年批准成為日本的“國是”。此後,歷屆日本政府都以“無核三原則”為基本國策。1976年,日本政府簽署了《核武器不擴散條約》,並且進一步承諾:“不研發,不使用,不允許日本領土轉運核武器。” 日本朝野都知道不應擁有核武器的道理,也都知道“無核三原則”是日本歷屆政府一直堅持的國策,為什麼日本政要如今卻在這一極其敏感的問題上連續大放厥詞,而且是出自老謀深算的福田康夫之口? 問題決非如此簡單。它既不是福田等人的“失言”,也非一時衝動所發的“胡言”,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內心所思的真實流露。在部分日本右翼政治家的眼裡看來,世界環境已發生巨變,日本應拋開戰爭罪責留下的陰影,做一個能與世界各國平起平坐的普通國家。像印巴等發展中國家都已擁有核武器,為什麼日本不能。只要日本國民認可,日本也可放棄無核三原則而設法擁有核武器。 日本近年來積極參與向海外派兵、內閣通過《有事法制相關法案》、準備修改憲法等等,來自國內外的輿論壓力已大為減輕,即便是對於性質極為嚴重的福田等人講話,日本媒體也大都保持沉默就是一個明顯證明。 日本政客頻頻嚷嚷要操核大棒,可能說出了日本真實的核潛力———日本完全有能力在一夜之間製造出足以毀滅整個世界的核武器。 據綠色和平組織的調查報告透露:美國從1987年開始向日本提供核技術,建成了鈈加工廠,10年累計生產可供製造70枚核彈的材料;運行核反應堆43座,總功率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與法國;該鈈加工廠提取的鈈239,一個月即可成為製造核武器的燃料。[61] 儘管沒有真正製造出核武器,但在核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水平方面,日本卻始終處於世界領先水平,擁有先進全面的核技術。 首先,日本擁有世界上唯一的大型螺旋形核聚變實驗裝置,其受控核聚變裝置也是屬於世界一流的。日本有49座核電站,年發電量約4萬兆瓦,位居世界前茅。日本還擁有增殖反應堆技術,該技術一直是核技術研究的重點和難點。 其次,日本擁有超強的計算機仿真核爆能力。 第三,日本積極探索新的核原料獲取技術。 第四,日本擁有很高水平的核彈頭運載技術。 第五,日本儲備有驚人的核原料。有關專家估計,日本的核料儲備量為4.5噸左右,國內約1.6噸,委託英法處理後再運回的約2.9噸,還計劃陸續從英法引進40噸。目前日本正在青森縣建設核廢料再處理和鈈回收工廠。該廠建成後,到2010年可以分離和回收20噸鈈,那時其核料的擁有量將達100噸,而成為世界第一儲鈈大國。 除了核電的正常消耗外,尚可剩餘62噸。1噸鈈可以製造出120枚核彈頭,而這62噸鈈足以製造7500枚左右的核彈。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日本要發展核武器,財力、技術及原料上恐已均無難度。日本一原子能研究機構的代表更是坦言:“一旦日本決定製造核武器,只要一個月或兩三個星期就能把它造出來。”[62]據報道,一旦需要,日本可在3~6個月內生產出原子彈和氫彈,在一年內生產出1000~2000枚中程和遠程導彈。若允許日本出口軍火,日本將控制世界艦艇市場的60%,軍用電子市場的40%,軍用車輛的46%,航天市場的25%~30%。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動員兵力與人口之比13.2%計算,未來戰爭中,日本可以動員1600餘萬人。[63] 日本有一億多噸的鋼產量、兩千萬噸的造船能力、一千多萬輛汽車的生產力。有六百多個從事原子能研究的單位。存有大量的釙。同時又有先進的電子技術和相當可觀的火箭技術。這一切,再加上一千多萬兵源。日本可以在一年內成為可怕的戰爭機器,一些日本右翼甚至吹噓“一天就可打完第二場甲午戰爭”。 日本雖然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其態度令人生疑。早在1967年開始對“核不擴散”進行討論的初期,日本就表現出使人吃驚的消極。它認為“核不擴散”沒有規定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有削減核武器的義務,只是禁止無核國家開發核武器的條約,因而大加反對。 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明顯趨向多極化,日本在亞洲特別是東亞的作用更進一步提高。從長遠看,日本追求獨立防衛能力的可能性在增加。日本“不會指望美國永遠溫和的核保護政策”,即使美國願意提供這種保護,但日本的國家利益不可能總與美國國家利益保持一致,“日本最終要獨立地負責它自己的安全”。這就使日本發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64] 日本擁有雄厚的資金、發達的科技水平和強大的工業基礎。只要形勢需要,日本作出建立核武裝的決定,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目的,一躍成為世界第三大核大國。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日本生產核武器,所礙的只是日本國民的反對和國際社會的約束。從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來看,前者的消失只是時間問題;後者主要取決於美國的態度,而從美國人將中國作為頭號對手的局勢來看,放手武裝日本,也是遲早的事。 從歷史上看,日本是一個自尊而敏感的民族,一旦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它感到與己不利,則往往不惜以國運相博並先發制人。[65] 早在1988年,羅福惠先生就寫道:“日本在不久的將來會不會再當軍事大國,並在對外關係中訴諸武力,這是難以逆料的。如果沒有來自內部民主力量和外部和平力量的制衡,而僅憑一紙憲法,或完全寄希望於執政黨的反省和明智,顯然是沒有保障的。在這方面,任何人想充當預言家,或者一相情願地抱着天真想法,只會受到歷史的嘲弄和訕笑。”[66] 日本人如果擁有了核武器,關鍵時刻,它是絕對不會心慈手軟的! 第四節 依託日美軍事同盟,為“台獨”保駕護航 日本從二戰後即追隨美國,從1951年起,日美之間就存在着建立在《日美安保條約》基礎上的軍事同盟。隨着自身經濟實力的增強,日美兩國加強了同盟關係。儘管近年來國際風雲變幻,對日本來說,這個同盟關係依舊是最重要的。 1951年9月8日,日美簽訂了安全保障條約(又稱舊安保條約),3年之後日本設立防衛廳,雖然憲法規定日本不擁有軍隊,但防衛廳下卻設立了陸海空自衛隊。 1978年,日美曾制定過一個針對蘇聯的“日美防務合作指導方針”,其內容是規定平時及日本遭受外國入侵時,日美實行軍事合作的具體內容、步驟的分工。1978年至1981年期間日本的陸海空自衛隊開始對美聯合軍事演習。 1983年中曾根首相訪美時宣稱日美為“命運共同體”,並媚言“日本是不沉的航空母艦”。 隨着冷戰的結束,日美兩國為適應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尤其是雙方認為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的雙邊關係是亞太和平穩定的基礎,因此兩國就加強安全同盟採取了一系列行動,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擴大日本在該地區安全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力。 90年代以來,日本一直在謀求突破傳統“專守防衛”的自衛隊體制,力圖擺脫憲法第9條的“不戰”約束,讓日本的防衛體制和美日軍事同盟關係可以適應和面對冷戰後的新形勢。而實現合法的海外派兵,就是最大的突破口。近年來,隨着日本修憲呼聲不斷高漲,以及日本政壇反對打破原有自衛隊用兵體制的左翼勢力的弱化,日本在法律上為自衛隊海外派兵“鬆綁”的進程也在不斷加速。 從冷戰結束後日本在海外用兵問題上的一系列表現看,衝出和平憲法的限制、將自身塑造為一個“正常”的軍事大國,是日本歷任政府一種既定和長遠的戰略規劃。10年來,日本政府不顧亞洲各國的強烈反對,正一步一步有條不紊地實施着這種規劃。 1991年日本在亞洲人民的一片反對聲中,強行突破憲法限制,將自衛隊首次派向海外(海灣戰爭期間日本掃雷艇開進波斯灣),衝破了戰後日本不向海外派兵的禁區。 1992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通過PKO法案(《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隨即日本向柬埔寨派出了首批維和部隊。 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自衛隊法》,到海外執行維和任務和其他軍事活動作為自衛隊的一項重要職能,並列入1995年頒布的新《防衛計劃大綱》中。 1996年4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日本期間,日美兩國首腦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提出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為冷戰後的美日關係確立了新的框架。 日美兩國在“安全保障聯合宣言”中稱:美日同盟是“維護面向21世紀亞太地區的穩定繁榮局勢的基礎”,從而將這一雙邊軍事同盟推向整個地區。新指針將日美防衛合作的重點從“保衛日本”轉向“日本周圍有事”,並為日本自衛隊大規模擴大活動範圍和活動內容作出了詳細的規定。這意味着日美安全合作體制從遏制前蘇聯、保衛日本安全的“防守之盾”轉化為對付“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主導亞太地區安全的“出擊之矛”。 在具體領域,日美加強安全同盟的舉動顯然是指向中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問題。在重新修訂防衛指導方針的過程中,日美兩國在劃定兩國防衛合作的範圍時,都將台灣列入其中,日本一些政要在一些場合公開聲稱,日美防衛合作的區域當然包括台灣。在中國政府作出強烈反應之後,日美兩國就這一問題的措辭曾經一度變得較為委婉,1998年5月日本防衛廳長官久間章生訪華時,這一問題似乎出現了較好的發展勢頭。久間章生當時說:“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與日中聯合聲明可以並行不悖。”但是,就在這之後不到二十天,日本外務省北美局局長高野紀元公然說明,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中所說的遠東地區包括台灣。 1997年9月23日,美日在紐約正式公布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明確將台灣海峽未來戰事包括在其範圍內,從而對中國本土構成嚴重威脅。 1999年,經過歷時一年半的審議,日本國會通過《美日中期防衛指針相關法案》,其核心是《周邊事態法案》,允許日本政府在美軍介入日本“周邊”軍事衝突時,派兵為美軍提供海上搜救、後勤支援等後方支持,同時兩國同意就地區導彈防禦計劃(TMD)開展共同研究,日本憲法規定的“專守防衛”國策逐步形同虛設。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邊事態”概念模糊,實質是將台灣海峽未來戰事包括在日本周邊事態中,以《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為“台獨”保駕護航。 在面對巨大威脅的冷戰時代日美安保條約沒有具體落實,但在冷戰後短短幾年內,日本卻輕而易舉地使其得到了極大的充實,足見日本以美日同盟來遏制中國的險惡用心。 阻礙日美合作的最後一道障礙是集體自衛權問題。迄今日本內閣法制局的解釋是,根據聯合國憲章日本作為獨立國家擁有集體自衛權,但是根據日本憲法第9條放棄戰爭的規定,日本不得行使集體自衛權。這是歷史教訓中得出的結論。因為行使集體自衛權意味着日本可以聯合美國在世界各地為所欲為。2001年9 月7日在舊金山紀念和約50周年研討會上,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說:“作為自衛權理論的延伸,日本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條件是)限於美軍的具體活動直接涉及日本的安全保障時,日本可以支援美軍並運用自衛隊保衛美軍。”並稱這是自己對21世紀的政治“遺言”。作為日本最後一個參與《舊金山和約》簽字儀式的在世者,特別是作為自民黨鴿派、護憲派的宮澤提出行使集體自衛權,意義非同尋常。[67] 在日本看來,如果不能行使集體自衛權,就無法與美國進行真正的合作,日本也無法承擔更多的軍事責任,《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也將名存實亡。因此,以日美安保體制為框架,首先在日本領海和公海範圍內逐步行使集體自衛權,將是日本政府突破這一禁區的有效途徑。 近年來,隨着日本防衛戰略的調整和防衛方針的改變,以及對和平憲法的突破,行使集體自衛權問題成為日本政府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對此,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曾明確表示,為了使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就應該贊成行使‘集體自衛權’”。 日本政府認為,要想成為世界大國,就必須在軍事上有所突破,發揮重要作用。隨着日本經濟實力的強大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平憲法已越來越不適應日本未來發展的需要,修改和平憲法大勢所趨。因此,修改和平憲法,為走向軍事大國掃清障礙是新世紀擺在日本政府和國民面前的最重大的政治課題。臭名昭著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開宣稱,如果他將來有一天做了日本首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日本和平憲法,允許日本組成軍隊,允許日本擁有“戰爭權”,並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以對付“中國帝國”。 對憲法修改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但過去的爭論更多的是停留在口頭上,即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修改憲法問題,而現在爭論則已經圍繞實質性的問題而展開,即爭論的焦點是怎樣修改憲法問題。 二戰後執政日本50多年的自民黨在2000年4月下旬提出的修憲草案中,刪除了“憲法第九條”中不允許擁有陸、海、空軍事力量和交戰權的條文,明文規定擁有“陸、海、空軍及其他組織”和允許自衛隊的存在,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強調“國民有對國家安全作貢獻的義務”。 向戰後最大的“政治禁區”和平憲法開刀,已成為小泉政權的既定方針。日本修憲的基本趨勢不可逆轉,“和平憲法”的修改將只是時間問題。日本對“和平憲法”的違背乃至最終拋棄,將為日本明目張胆地走向軍事大國掃清障礙。[68] 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日本更是看作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向外拓展的契機。事件發生後僅一周,日本內閣就以驚人的效率制定了對美合作的七項對策;10天后,美海軍第七艦隊的“小鷹”號航母從其駐日本橫須賀海軍基地出發“執行任務”。在“小鷹”號航母出港時,日本海上自衛隊戰後以來首次大張旗鼓地出動了10艘驅逐艦,海上保安部隊也出動約90艘艦船和10餘架直升機護送美艦出港。此外,日本防衛廳還以“調查研究”和“收集情報”為名,派遣包括海上自衛隊最新型“宙斯盾”護衛艦在內的4—5艘艦艇組成的“支援艦隊”,準備隨時與美軍一起開赴印度洋。 日本國會眾參兩院已經分別在 2001年10月18日和29日批准了小泉政府提出的一連串“反恐怖法案”。這些“反恐怖法案”,分別為《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案》(簡稱《恐怖對策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前者國外、後兩者在日本國內,協助美軍加強反恐軍事行動。 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日本卻出人意料迅速作出反應,以支援美軍在阿富汗展開新型戰爭為由,首次在戰時向海外派遣自衛隊,這無疑是對本國“專守防衛”政策的正式放棄,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轉折,就是這樣一項事關日本未來走向、而且本應該最具爭議的法案,而這項法案從提出、審議到最後通過,僅用了25天的時間,日本最大的英文報紙《日本時報》稱,如此高效在日本戰後國會歷史上是一個“例外”。以日本標準完成立法程序,不僅打破記錄,縱覽全球,日本也是唯一作此反應的國家。不僅如此,日本的反恐怖立法,既不是為防備恐怖主義襲擊日本,也不是為直接參與美國的軍事行動,更大目標還是為自衛隊的出國活動打好法律基礎。能如此巧妙利用時機的國家,在當今世界也只有日本。 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的積極反應,根本是要趁此良機再搭軍事擴張的順風車。 《反恐怖特別措施法案》成為二戰後允許日本自衛隊在戰爭時期開赴外國領土的第一個法律,這標誌着日本海外派兵取得了三項突破。其一是日本海外派兵的範圍無限擴大。1992年的PKO法(《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規定,日本自衛隊只是向聯合國授權進行維和行動的國家和地區派兵,而且只是參與聯合國主導下的維和行動。1999年的《周邊事態法案》是設想“遠東有事”,規定日本海外派兵向美國提供後方支援只是在日本的“周邊”範圍內,即菲律賓以北和庫頁島以南,嚴格限定在“遠東”地區。但此次新法案規定,日本自衛隊活動的範圍可以擴大到所有國際公海、公海上空和對方國同意的外國領海和領空。這意味着日本自衛隊海外派兵已經遠遠突破了地域範圍上的約束,在理論上,可以根據日美軍事同盟的需要,向世界任何地方派兵。 其二是放寬了自衛隊海外派兵時使用武器的限制。以往的自衛隊法律規定,日本士兵只有在本土受到侵略時才有動武的權力;《指針關聯法》規定,在海外的日本士兵有權在人身遇到危險時為了自衛而動用武器。而新法案規定:日本的海岸保安隊和海上自衛隊可以對可疑船隻進行火力攻擊;日本自衛隊有權對日美的軍事設施和軍事基地進行火力防衛;海外派兵雖然不參與戰鬥活動,但有權進行火力自衛。 其三是擴大了日本政府海外派兵的權限。PKO法規定,日本派兵維和需得到國會批准。《指針關聯法》規定,首相在決定派兵支援美國軍事行動時,不需國會批准,但應向國會“報告”。新法案則規定,日本政府在作出派遣決定後20天內,需獲得國會“事後承認”。事實上,日本國會對於首相行使海外派兵權的約束力被一步步地削弱,國會對政府海外派兵的制衡能力也相應降低。 反恐怖法案獲得日本國會通過,意味着日本的海外派兵將成為慣例,“和平憲法”禁止的建軍、《自衛隊法》禁止的海外派兵、《周邊事態法》註明的自衛範圍、《PKO法》規定的派兵條件、不使用武器,戰後半世紀年來歷屆政府強調的“專守防衛”政策等等,全都為它所廢除。 該法案的通過完全是日本擴軍、改憲勢力的一次不失時機的主動舉措,從發展趨勢上,該法案的通過應該僅僅是個開端,日本的擴軍、改憲的步伐大有加快之勢。 2001年11月9日,日本防衛廳以搜集情報、調查研究為名,先行向印度洋派出了1艘補給艦和2艘護衛艦以及約700名海上自衛隊員;11月16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派遣海上自衛隊支援美軍反恐行動的計劃。11月25日,排水量8100噸的“十和田”號補給艦、5650噸的“浦賀”號掃雷艦、3550噸的“澤霧”號護衛艦分別從廣島縣吳基地、橫須賀基地和佐世保基地出發,駛往印度洋。3艘軍艦連同460名自衛隊員,成為戰後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的軍力。 經過這一系列步驟,目前日本已將軍事行動範圍由本土、周邊擴大到全球,軍事合作對象由美國擴大到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海外派兵由平時擴大到戰時,同時還擴大了首相的決策權和自衛隊使用武器的權限,實現了自衛隊武裝走出國門,直接參與美軍主導下的干涉地區事務的軍事行動自由。 找藉口趁機擴展軍事勢力範圍,已成為日本慣用的伎倆。冷戰後,日本抓住一次次關鍵機會、特別是美國發動的三場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擴展軍事活動範圍,可以說,正是美國十年內發動的三場戰爭在某種意義上將日本推上了軍事發展的“快車道”。[69] 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出動25艘巡邏艇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上對一艘不明國籍的可疑船隻進行圍追堵截。經過海上激戰,漁船沉入大海,15名船員全部死亡。這是日本戰後56年來首次發動的向外國船隻開火攻擊,並且造成船沉人亡的嚴重後果。 事發地點位於距日本鹿兒島縣奄美大島西北400公里、距中國領海260公里處,越過中日中間線進入了中方專屬經濟區。“可疑船隻”從發現到追擊直至沉沒,都是在日本和中國的專屬經濟區。有西方的國際海事法律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海上力量在這起事件中已經觸犯了法律,因為它們是在日本領海之外擊沉不明國籍船隻的! 為了對付一艘100噸左右排水量、最快時速僅有15公里左右的小“漁船”,日本海上保安廳出動了25艘巡邏艇、14架飛機進行追捕,海上自衛隊為了保證“萬無一失”,甚至派遣了警戒機和排水量7200噸的宙斯盾驅逐艦坐鎮“威懾”,構築立體警戒態勢,可謂殺雞使出了牛刀,小題大做。 事件發生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立即表態,稱日巡邏艇向不明船隻開火是“正當防衛”。與此同時,日本媒體藉機大肆渲染日本在海洋上面臨的威脅,要求修改相關法律,擴大軍事行動的範圍,呼籲加強軍事力量。而同時,也有部分政要開始放風,要以這次事件為由,策劃制定在公海上使用武器的法律,為日本海上軍力開闢一塊新的自由空間。[70] 日本此次武力行動又開創了戰後以來的一個先例。這是日本從此將在海上動用武力的可怕的象徵,標誌着日本已由進攻戰略的策劃階段進入了進攻戰略的實施階段。它向世人發出了一個信號:日本將擺脫憲法及相關法律的束縛,掃清法律上的各種限制;加快自衛隊的全面建設,建立現代化的“國防軍”;採取“主動先制”戰略,發揮全球性的軍事作用;依託日美軍事同盟,實現“政治大國”戰略目標。[71] 2002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召開安全保障會議和臨時內閣會議,通過了與“有事法制”相關的三個法案,即“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其核心內容是,在認定發生“武力攻擊事態”的情況下,日本首相可以不經過國會直接調派部隊採取軍事行動。此舉標誌着日本全面超越了憲法對其軍事發展、特別是行使武力的限制,徹底推翻了憲法第九條的“不戰條款”,使憲法成為一個擺設。[72] 日本此次通過三個法案、建立“有事法制”的主要目標十分明確,就是要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海外採取軍事行動和行使武力的範圍。“有事法制”是日本政府多年來不懈努力的結果,這是繼1992年通過“向海外派兵法”、1999年通過“周邊事態法”、2001年通過“反恐怖特別措施法”等三個法案後,對現行憲法的第四次大突破,也是最重大的一次突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首相權限在“有事法制”基本方針中進一步強化。在應對武力攻擊勢態時,首相有權對地方自治體長官發布指示和命令,在“措施落實不力”或“緊急情況下”,首相可以取代地方行政長官直接進行指揮。這實際上大大提高了日本的中央集權,特別是擴大了首相的權限,也就意味着在需要的時候,首相可自行決定派自衛隊赴海外執行任務、對付“周邊事態”,是“想出兵就出兵”。[73] 日本對憲法的一次次突破促使日本軍事戰略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即由“本土防禦型”轉變為“海外干預型”。隨之,日本的軍隊建設也朝着軍事戰略需求的方向轉變,簡言之,就是武器裝備加速實現大型化和遠程化,部隊訓練加速適應在海外實施軍事行動的要求。2001年4月起,日本開始實施新的“中期防衛力量發展計劃”(2001-2005年度),投入25.16萬億日元發展軍事力量,與上個“中期防衛力量發展計劃”相比,軍費增加了9300億日元,與注重發展軍事力量的中曾根內閣時代相比,增加了6.76萬億日元。在未來幾年內,日本將把重點放在發展海空軍軍事力量上,計劃為此投入70%以上的軍費,並推進其武器裝備向着大型化、遠程化的方向發展。其中,海上自衛隊計劃裝備2艘可搭載4架直升機的1.35萬噸級(滿載排水量為1.8萬噸至2萬噸)的大型驅逐艦。可以斷言,日本在實現第四次大突破後,將進一步深化軍事戰略的調整,全面推動軍事力量的發展,以達到全方位實施海外軍事干預的目的。 經過冷戰後10多年的努力,日本已成為一個世界軍事大國。但它並未就此滿足,而是力圖進一步加大軍事力量發展的步伐。令人十分擔憂的是,日本的軍事發展不僅失去了日本國內、特別是憲法的制約,而且也不大理睬國際社會的呼聲。因此,日本在今後推進對外政策的過程中軍事色彩將越來越濃厚,這必將使日本未來走向充滿不確定因素。[74] 在冷戰後的世界局勢中,日本主導勢力認為只有重申日美軍事同盟關係,並在新的形勢下賦予日美安保條約新的意義和內容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也才能在亞洲順理成章的成為反華的橋頭堡.以期在亞洲或全球確立日本國大國地位。 日本《防衛白皮書》由日本防衛廳編寫,經日本內閣會議批准,每年7月底發表。該白皮書是一份系統闡述日本對國際軍事形勢最新評估、論述日本防衛戰略和政策、介紹日本防衛活動的重要官方文書。正因如此,其發表,特別是其內容的重要修改,受到人們的密切關注。 2000年日本《防衛白皮書》首次言明“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都在中國中程彈道導彈射程範圍內”。日本防衛廳為何要做以上修改?對此日本人的解釋是:“這不過是說了一個事實。” 這一回答令人疑竇叢生。因為,第一,如果說這是事實,為什麼過去不提,現在要說? 第二,所謂某物在某武器的射程之內,應該包含兩項基本要素:一是該物在該武器的有效射擊距離內;二是該物被該武器瞄準。中日兩國早在1998年剛就發表了《聯合宣言》,將跨世紀的中日關係定位於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中國導彈沒有瞄準日本,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日本防衛廳為何不顧事實,赫然宣稱“日本在中國的導彈射程之內”? 第三,如果僅就導彈射擊距離而言,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國的導彈也能達到日本,為何對上述國家無片言隻語提到,而只點中國之名? 顯然“事實”說是無法自圓其說的。合乎邏輯的解釋只有一個:日本堅持“中國威脅論”的目的是想將“中國威脅論”官方化、公開化,並以此作為抵擋中國等國反對美日合作研製TMD的藉口。[75] 日本最大的假想敵無疑是中國。對此遮遮蓋蓋反而只會弔起日本人的危機感。 2001年8月25至9月1日,日本自衛隊在日本著名的游旅勝富士山,舉行了其成立50多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後,日本防衛廳立即宣布,這場演習規模之大雖為自衛隊成立以來所僅有,但從今後看,此次演習將不是“規模最大的”。防衛廳計劃將不斷提高日軍的演習規模,並為此制訂了專項預算,2005年之前東富士將建成一整套功能更為強大的訓練設施體系,屆時無疑將會舉行規模更大的軍事演習。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這場演習結束的次日,日本各大報紙都在醒目位置登出了一條消息:日本防衛廳決定大幅修改防衛大綱的基本方針,新指針將把中國作為目標之一。 報道還說,修改後的防衛方針更具“進攻性”,根據日本1976年制定的防衛大綱的規定,日本只有在本土受到大規模侵犯時自衛隊才可以行使自衛權。修改的防衛方針則為自衛隊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進行“鬆綁”:日本自衛隊在武裝事件、不明船隻進入日本海域、地震以及核事故等突發情況下都可以行使自衛權。防衛廳同時公開宣布,考慮到“中國在日本西南靠近沖繩島附近海域的活動不斷出現”,今後將對自衛隊配置進行重組,加強對該地區的兵力布防。這一修改表面上看冠冕堂皇,但暗含的針對中國的意圖暴露無疑。[76] 目前無論從日本國內還是從國際社會來講,對日本危險的軍事發展的制約因素正不斷減少。日本作為一個對侵略歷史無深刻認識、又重新走上軍事擴張道路的國家,必然對中國的安全與穩定造成極大的影響。 在近來日本右翼為軍國主義招魂的種種行動中,最令大陸不安的是其對台灣的“關切”。日本曾對台灣進行過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其間,在台灣強制推行了“皇民化運動”,逼迫台灣人採用日本生活方式,講日本話、吃日本飯、穿日式服裝、用日本名字,想藉此泯沒台灣人的中國民族性,使台灣永遠成為其對華侵略的後方基地。 今天,一些日本人仍有着濃厚的“台灣情結”,妄圖重溫殖民舊夢,對台灣的覬覦幾十年來從未放棄過。在政界,親台勢力活動頻繁,一些重要政黨的議員頻頻訪台, 1997年還成立了300多人的“日台關係議員懇談會”,囊括近半數日本國會議員;在思想界,右翼思潮抬頭,對台獨的支持日益公開化,一些右翼人士和支持 “台獨”者撰寫回憶錄等各種文章,美化甚至歌頌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堪稱其代表之作。在輿論界,冷戰後,日本媒體十分關注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化、本土化進程,對台灣的正面報道明顯增加,導致日本普通民眾對台灣的關心度和同情度有所升高。而在台灣,“日本情結”似乎也是 “薪火相傳”。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對日本都有一種說不清的感情。李登輝再機不待言,而陳水扁雖然與日本淵源不深,但近幾年卻是越走越近。僅去年一年就去了日本三次,拜會了許多政壇的頂尖人物。此外,日本人是“台獨”運動事實上的淵藪,日本也曾是“台獨”運動大本營,對台獨運動曾給予各種方式的支持,與“台獨”勢力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島內台獨分子中的“日本情結”源遠流長而“歷久彌醇”。 可以說,在日本的“台灣情結”和台灣的“日本情結”的合力之下,日本正一步步捲入台灣問題。這使得台灣問題在近年來的中日關係中逐漸浮上檯面,並且被日益政治化,成為影響雙邊關係的一個越來越不容忽視的問題。 日本領土形態是弧形的,是一種能牢牢地將東亞大陸封鎖的弧形。這個弧形的尖端北部逼近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其尖端的南部則如同長長的觸角伸向中國的東南地區,對中國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弧形封鎖。 日本政府在很長一段里就在執行一條新的發展思路,即擁有西太平洋海權和東亞的主要礦產資源及遼闊市場。這樣一條思路,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軍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在今天的翻版。這個危險的野心針對的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對手自然就是中國。中國被日本國內的某些勢力看成了日本實現其野心的最大的、最主要的障礙。 據美國外交大師亨利·基辛格在其最新專著《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中披露:“90年代晚期,一個著名的日本人向我解釋,日本的戰略必須考慮到兩個相互矛盾的可能性:(中國)現代化帶來的不穩定導致中國的崩潰和現代化的成功導致中國力量的上升。在這兩種可能性的有關爭論仍在繼續的情況下,日本必須開始設置屏障的任務,以對付中國人可能產生的霸權意識或避免當中國內部發生災難時(日本)只是一個旁觀者,因為中國發生災難,無疑會招徠各種外界力量。追求這種目標的重要性,從日本在亞洲的投資格局中能看出來,從台灣到越南到烏茲別克斯坦,(日本)在中國周邊劃了一條線,基於此,中國力量會因具體情況而被遏制受或影響。”[77]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作為島國的日本,控制了台灣,就等於獲得了向中國和亞洲大陸擴張的跳板,藉此之力,將很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陸。 歷史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是以朝鮮半島為橋頭堡,以台灣為跳板的。此外,台灣扼日本南北航線之要衝,是其南下東南亞、西去歐洲的必經要道,日本每年在這條航線上的運輸量達5億噸左右, 其中包括其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 日本認為,台灣如果回歸中國,就等於給日本人脖子上套上一條隨時可以勒緊的繩索,隨時可能受制於人。 多年來,日本實質上已把中國看作對其安全的“潛在威脅”,雖一再表示不主張孤立或遏制中國,但日本卻是“中國威脅論”的大力鼓吹者。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之下,日本也將台灣看作是遏制中國的有力屏障,認為如台灣“獨立或分治”,中國將一直被這個問題困擾。 中國沿海地區缺乏縱深屏障,沒有台灣,中國將無法真正走向海洋,必然削弱與日本競爭的力量,也一時難以就釣魚島的歸屬問題與日本進行有力的討價還價。 此外,日本在台灣有重大的經濟利益。1997年日本就已是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 雙邊貿易額達407億美元。日本也是台灣的最大外國投資者,累計已達80億美元。 台灣的一些大企業幾乎都與日本有深厚的關係, 有的甚至堪稱為日本的“影子企業”。 近年來,隨着台灣經濟實力的增長,台灣市場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日本長期保持對台貿易每年百億美元的順差,使得日本企業界越來越重視台灣,並呼籲擴大日台經濟關係。[78] 日本在遠東處於中俄兩國巨大的核威懾之下。其國土狹小,無縱深,資源缺乏,四面環海,故發展與依託日美同盟是其國家利益所在。日本此舉反映了典型的遠交近攻的戰略思想。 日本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戰略基地和前沿陣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則借重美國的力量平衡中俄兩大國的影響,並積極發展海空軍,保衛海上戰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暢通無阻關係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應受到天然制約外,日本經濟自成體系,製造業和重化工業十分發達。軍官比例較高,素質良好,軍隊訓練有素,一旦進入戰時體制,擴軍備戰瞬間可以完成。日本國內近年來反美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強了與美國的戰略合作,足見兩國的共同利益遠遠超過二者之間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區遏制中國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灣問題。美日竭力維持海峽兩岸不戰不和之狀態,意在削弱我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同時縱容、慫恿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與我爭奪海洋權益,分散我國的注意力,轉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處於被動、敵對和包圍之中。[79] 日本已事實上將台灣納入其“周邊事態”範圍,並以“台海發生戰事”為背景進行軍事應對的準備。近年來,日本或與美軍一道,或單獨舉行“台海戰爭”為背景的軍事演習。這表明,干預台海事務,介入台海局勢,已經成為日本防衛和安全戰略的既定方針。 2002年8月20日日本《世界周報》雜誌發表了日本杏林大學教授平松茂雄題為“中國打入海洋與海上自衛隊的作用”的文章,極力鼓譟阻止中國進入海洋。作者認為中國要進入海洋,就必須經過周邊海域。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利用這一地理條件,從海上封鎖中國,中國至今仍處於被半封鎖的狀態。中國要進入太平洋或者印度洋,就必須打破其被周邊國家所包圍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占據重要的戰略地位,日本同台灣和菲律賓一起,形成了對中國的包圍網。中國要進入海洋,就必須通過日本西南群島——沖繩諸島同宮古列島之間的海域,或者通過台灣同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前者海域的寬度約為350公里,後者海域的寬度不過 85公里,因此,海上自衛隊能夠輕而易舉地實施封鎖。 中國之所以堅持與台灣統一,是因為台灣地位重要,台灣是中國為進入海洋而必須確保的地區之一,而絕不僅僅是因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同樣,日本西南群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不亞於台灣。如果中國想通過訴諸武力實現與台灣的統一,那麼不管是否願意,日本的西南群島就會被捲入衝突。另外,對進入海洋的國家來說,儘管是像尖閣群島(即我國釣魚島)那樣的小島,其戰略價值也非常大。在中國面向21世紀繼續發展的情況下,日本、台灣和菲律賓處於最關鍵的地位。如果台灣與大陸能夠實現統一,那麼中國就會成為面向太平洋的國家,台灣海峽就會成為中國的“內海”,等於是控制了台灣海峽和巴士海峽等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據點。對日本來說,台灣是海上通道的生命線,因此,對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統一絕不能等閒視之。如果中國通過武力實現與台灣的統一,在東亞的盟國和友好國家當中,能夠協助美軍行動的就只有海上自衛隊。 該文的最後結論是,美日應合作對抗中國,要使中國海軍與蘇聯海軍一樣走向“末路”,美國海軍和海上自衛隊就必須不辭辛苦,共同做出努力。[80] 台灣問題的解決,因美國的介入,已經被迫拖了半個多世紀,如果再有日本因素的強勢介入,那就成全了呂秀蓮的意圖:台灣問題會日益地區化、國際化、複雜化。如此一來,美日協調行動,合打“台灣牌”,台灣問題的解決會更加困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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