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記得，“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喊了20年了，也真的準備了20年。直到文革為止，毛澤東以及老一輩的將領們，何曾提過“和平統一”，何曾成天考慮“同胞”、“哥哥妹妹”的？“台灣同胞”這句話的確也說過不少，那是僅僅用於外交場合，用於新年春節的人民日報社論：“在這個萬眾歡騰的時刻，我們無比懷念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僑胞....”。頭一天無比懷念完了，第二天的報紙又是滿篇的“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了。天天炮擊金門，把個金門島削低了幾公尺，台灣“同胞”們死的死，躲的躲，習慣了，認命了，麻木了，好像對毛澤東對大陸也沒有什麼怨言。每逢國慶節或春節，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就宣布“停止炮擊一天，以示對台灣同胞的關懷”，於是，那些“同胞”們就歡天喜地地從地洞裡爬出來，洗個澡，剃剃頭，曬曬太陽，因為要等好久才有下一次了，整個台海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毛澤東的手裡。倒是到了今天，出來了“某某六條，某某八點，某某辦”之後，左談判右談判，又給優惠，又不限定統一時間，又可以保留軍隊，又可以搞“邦聯”，大陸飛機又不敢越過中線，還閉着眼睛讓“同胞”們賺大陸勞工的血汗錢。奇怪了，那些曾經躲在地洞裡的“同胞”的胃口倒是越來越大，越來越不想統一了，在大陸賺的錢，轉眼就拿去孝敬陳水扁，台灣好像越離越遠了。

　　我出生在廣州西關的黃沙，遙遠的事情有時候反而清晰。當年的黃沙最重要的地方是粵漢鐵路(那時京廣線還沒接通)的廣州南站和黃沙碼頭，解放海南島和準備解放台灣的軍事物資的相當一部分是在這裡轉運的。於是國民黨政府的飛機三天兩頭就從台灣飛來轟炸，空襲警報一天有好幾回，似乎海峽對岸也沒有把我們當成“同胞”。一空襲，解放軍的車隊就來維持秩序，保護南站。大人們都把燈關掉，整整齊齊的到指定地方躲避，沒有任何驚慌，沒有任何搶劫偷盜發生。軍民一見面就相互打招呼，一旦民房受損，解放軍就幫忙修理。我父親當時恰好是南站附近的公安局幹部，又要保護車站碼頭，又要組織群眾，忙得經常“三過家門而不入”。但也就是忙而已，沒有恐懼，沒有驚慌，沒有怨言，因為大家都相信政府，相信毛澤東，即使犧牲了，也是光榮的。這種狀況一直到1958年，大陸的防空力量增強了以後就再也沒有空襲警報了，再也見不到國民黨的飛機。那時中國美國是沒有邦交關係的直接敵人，美國軍艦航母直接介入台海(不象今天斯斯文文的用“如果‘大陸動武’，就‘支援’台灣這個句型”，兩岸的形勢繃緊。奇怪的是，越打，台灣越不叫獨立。

明的飛機來不了，就來暗的潛伏特務，從香港，從海岸潛入，空投，放炸彈，投毒藥，撒傳單，開冷槍，搞謀殺。在恩寧路與蓬萊路口的牆壁上總是貼滿槍斃敵特的政府布告(也許現在那裡用來貼商業廣告了吧)。記得有一個電影“羊城暗哨”，就是描寫當年的情景的。我的小學校，隔一兩個月就請“警察叔叔”來講解如何鑑別毒藥，如何注意飲水安全，如何跟蹤敵特，甚至如何排除定時炸彈。小小年紀也懂得排除炸彈－－在那個半戰爭的年代，小孩子也要當半個大人使用，這是今天的獨生子女們無論如何想象不到的。班主任常說：“廣州面對海外，是祖國的南大門”。唉，只是苦了我們這些年幼的守門員。那就是我“金色”的童年。

　　大陸並不是沒有攻打過台灣，那一次是失敗了，失敗在天時地利。第一是攻打的太匆忙了。當時冷戰已經開始，朝鮮戰爭一觸即發，形勢迫人，不得已在準備不足情況下匆匆忙忙攻打台灣。第二仍然是準備不足，水文資料準備不足，以至大量運輸船在古寧頭擱淺；對金門的偵察準備不足，沒有發現大量的台軍藏在地洞裡，成為重要的反登陸力量。毛澤東並非不想發動第二次攻台，但以後的國內外形勢變了，攻台的時機失去了，於是和平就成了無奈的選擇了。

　　今天怎麼樣？也還是準備不足嗎？也許是。外交準備不足，武器準備不足，台灣內部的起義部隊準備不足，將來要打爛多少盆盆罐罐還沒有計算清楚，還有其他數不清的不足，而且還要解釋導彈是用來對付台獨，不是用來對付“同胞”的(如何在別人額頭上寫上“台獨”“非台獨”的標誌也太難為國台辦的叔叔們了，不過，陳總統的“決戰境外”要消滅大陸十大城市倒是沒有替大陸同胞考慮這麼周到)。與當年相比似乎還有一個重要的不足，那就是沒有了毛澤東這個“砍頭不過是碗口大的一個疤”的硬漢，沒有了毛澤東這樣一個登高一呼，萬方響應的權威領袖。

　　既然準備不足，那麼和平統一也只好成了無奈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