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開始的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中最慘酷最壯烈最艱苦也是最光輝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為滅亡我民族國家的大規模侵略，我中華兒女抱着不做亡國奴的決心，奮起抗戰，萬眾一心，以血肉之軀對抗擁有先進武器的強敵，不怕犧牲，前赴後繼，歷經八年苦戰，終於獲得勝利，收復失地，並使中國躍居世界五強之一，走上民族復興的光明大道。

　　可是抗戰勝利不久，國共兩黨爆發內戰，結果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失敗，退出大陸，中共獲勝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隨着毛澤東獨裁專制制度的不斷加強，封建的皇國史觀---“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文化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對抗戰歷史極盡歪曲醜化隱瞞掩飾之能事，使一部抗戰史成了謊話史，這就對傳承中華歷史文化和發揚民族精神造成極大損害。

　　本人是親歷八年抗戰的新聞記者，曾在國共兩方從事抗日宣傳，對雙方均無政治偏見，特別是曾兩次遭日偽特務暗殺而倖存，多次在戰場炮火下差點犧牲。這些經歷，使我對國共兩黨和蔣介石、毛澤東在抗戰中的表現和作用有了更深的認識。為了響應中共“求真務實”的號召，我根據親見親聞，結合眾多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參考共產國際和蘇聯派駐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諾夫的4年《延安日記》(以下簡稱蘇共代表弗氏)撰寫此抗戰記事，給久經洗腦對抗戰矇昧無知的人們，提供一幅真實的抗戰圖景，以存真史，為建設只說真話的文明社會略盡綿力。以下就長期有爭議的一些問題加以述評。

　　攘外與安內

　　日寇發動918事變占我東三省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未作抵抗，日寇得寸進尺，又向華北進逼，蔣介石不斷妥協退讓，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毛澤東和知識界左翼紛紛指責為賣國的反動政策，要求立即實行抗戰，各地學生數萬人奔赴南京抗議請願，要求立即宣戰，將前來勸諭的蔡元培推倒在地，把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打成重傷……究竟這個先安內再攘外的政策，是否反動賣國?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了解當時的客觀形勢。

　　20世紀初，中國各地軍閥林立，為權為利不斷爭戰，全國一片混亂。1926年蔣介石率北伐軍蕩平三大軍閥集團---東北張作霖、華北吳佩孚，華中孫傳芳，然眾多省份的諸侯仍擁兵自重，獨立施政，不受國民政府領導(如新疆盛世才、山西閻錫山、青海馬步芳、山東韓復渠、廣西李宗仁、廣東陳濟棠等)特別是還有一個國中之國---中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接受蘇聯給的經費，一切聽命於蘇聯顧問指揮，任務是推翻國民政府，於是引起國共兩黨長期內戰。當蔣介石調兵北上抵禦日寇，中共乘機從江西向四周擴張，蔣介石回師剿共，日寇又乘機南侵，形成了日寇中共夾擊之勢，在如此四分五裂的情況下，加之經濟和軍力衰敝，哪有力量進行抗戰?蔣介石逼於形勢才定下“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蔣介石忍受辱罵，埋頭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首先與各省當權者談判，在國破家亡的共同威脅下，各省諸侯都表示願意團結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共御外敵，中共也承諾取消蘇維埃國，接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領導，於是分裂的十個手指握成一個鐵拳，全國實現了大團結大統一。蔣介石又積極進行經濟和軍事準備工作---通過幣制和稅制改革，政府財政收入成倍增加。於是向外國購買軍火，在後方建兵工廠，又修造未完成的平漢鐵路通車，修造萬餘公里公路，在戰略要地建大炮、機槍掩體3700多座……經過六年準備，便國力大增，打下了抗戰的初步基礎。日寇製造蘆溝橋事件發動大規模侵略時，有了底氣的蔣介石才敢於在廬山發表宣言，宣告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從此全國人民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均要負起守土之責，要不怕犧牲，挽救民族危亡，振興民族精神，於是全面抗戰開始了。

　　但即使在這時，據國民政府軍政部調查;全國軍隊的槍械子彈僅夠半年戰爭之用，可見如在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就盲目開戰，中國軍隊只會如以卵擊石般，不堪一擊，遭致迅速滅亡的慘禍。由此看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有利於抗日的正確政策，至今官方書刊仍斥為賣國反動顯然是錯誤的。

　　愛國與賣國

　　長期以來蔣介石被毛澤東和官方書刊稱為賣國賊，稱國民政府為賣國政府，這些政治帽子是否合適呢?

　　事實是：蔣介石長期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信奉“精忠報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古訓，有強烈的愛國觀念和民族主義思想。他對英日等帝國主義不斷侵略深表憤恨，他率領的北伐軍就是高唱着“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聲踏上征途的。日寇侵占東北後，他立即寫了遺囑，決心獻身為國，收復失土，並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紓國難。他言行一致，八一三上海會戰，他調派70萬大軍主動進攻日軍，以解華北之危，並親赴戰區督戰，使日寇遭到重創，三易其司令官，打破了它“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由於己弱敵強，國軍敗退，南京淪陷，日寇舉國歡慶中國要亡，但他遷都武漢，堅持抗戰，武漢失陷，遷都重慶，屢敗屢戰，毫不氣餒，日寇不斷誘降，均被他拒絕，他在《日記》中稱：“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以振興我民族精神”。在他寧死不屈精神感召下，全國軍民也奮勇戰鬥，不惜犧牲，終於獲得最後勝利。蔣介石不愧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傑出領導人和民族功臣，至今也末發現他的任何賣國的證據。

　　蔣介石致力於爭取我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蔣介石以同盟國的盟國身份多次與英美蘇有關國家交涉，要求歸還它們所占中國領土和主權(租界和治外法權等)，獲得成功(只有斯大林拒絕歸還外蒙古)。此外，蔣還推已及人，支持亞州其它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鬥爭。他公開宣告，幫助朝鮮復國是中國抗戰的任務之一，為此他資助和支持設在中國的朝鮮流亡政府的復國鬥爭，他還支持印度甘地的復國鬥爭，這些事又反映了他的國際主義精神。

　　毛澤東愛國嗎?他也愛，可那時他愛的不是中國而是蘇聯國。日寇占我東北後，毛澤東給黨內提出的主要任務，首先是“武裝保衛蘇聯”，因為共產國際認為日占東北是向蘇聯進攻的前奏，第二位任務是推翻國民政府，最後的任務是抗日。他把抗日看成是次要的事，顯然和全國人民的強烈呼聲是不相符的。抗戰開始後，毛規定抗日戰爭總方針：“一分抗日，二分應付(應付國民黨和蘇聯的批評責難)七分發展(發展根據地和軍隊)”並要求各級嚴格遵守不得違反，說明他依然只准花最小的力量去抗日。黨內有愛國心的將領不滿意他輕視抗日，林彪首先打響平型關伏擊戰，接着彭德懷打響“百團大戰”，他們立刻受到毛的嚴歷批評，甚至把此事當作彭的罪行而不斷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為此他告誡將領們：“你們不要以為抗日是愛國，那是愛蔣介石的國。我們共產黨也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祖國是蘇聯。”他又發揮他這個思想說：“我們要讓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蔣、我三國志，這種形勢對我們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領我全國，那也不要緊，可以藉助蘇聯恢復失地嘛!”

　　毛澤東的上述指示，反映了他的戰略意圖：以抗日為名，擴大根據地和部隊，積蓄力量，為今後推翻國民政府作準備。為實現這個戰略目標，他採取的步驟是從少抗日(一分抗日)到不抗日(抗日不是愛國)再到放任日寇多占地甚至亡給日本。這說明毛澤東完全不顧民族大義，實際已撕毀了國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協定，背棄了他高喊團結抗日的壯嚴承諾，違反了全國人民對抗日救國的一致要求!他的這些指示，不是和漢奸汪精衛的“曲線救國論“異曲同工嗎?(汪主張先亡國再慢慢設法復國)。

　　毛的指示，由以後事態的發展作了證明。自1940年“百團大戰”後，中共部隊再沒有與日軍打過一場較大的仗，卻發動了大規模內戰，搶占國民政府在敵後的眾多抗日根據地，再發展到“聯日反蔣”，實現他的“三國志”謀略。對他破壞抗戰的種種勾當，曾在延安四年的共產國際和蘇聯代表弗氏是最具權威的見證人，讓我們看看弗氏在《日記》中的證言吧：

　　“八路軍、新四軍事實上從1941年開始就停止了對日作戰，百團大戰是最後一次對日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對日進行作戰行動，包括受到攻擊便撤退。”

　　“毛澤東認為參加抗日戰爭是錯誤的，抗戰只是發動內戰計劃的一部分。”“毛澤東以對日作戰的偽裝，來占奪土地，為未來的內戰擴張基地。”“毛的一切活動，便是加緊準備內戰，在侵略者正在蹂躪這個國家時發動內戰。”

　　“毛澤東贊成民族統一戰線，卻用全力使統一戰線解體，毛對抗日勢力的分裂負有主要責任……國共分裂是一個不祥的現實，這自然有利於侵略者。毛破壞全國聯合抗日的政策，等於給日本增加了幾十個師團的實力”。

　　“毛自稱是共產主義者，但一個共產主義者能鼓勵敵人占領他的國家，掠奪他的財富嗎?”

　　“我到新鄉賀龍部隊去了一次，眾多的賀龍部隊包圍了一個駐有少量日軍的村子，我問士兵為什麼不消滅這些日軍，士兵們回答：上面叫我們不要惹他們，他們也不惹我們。八路軍就這樣與日軍和睦相處着……八路軍的宣傳是針對國軍，未來的軍事行動也是針對國軍，這樣就使日軍的作戰行動幾乎全部獲得成功。”“我到前線去後，深信中共領導階層無意對日作戰，他們把戰爭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機。他們讓日本人與國民黨對抗，如果日軍擊敗國軍，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破壞，八路軍便立即滲入到那裡，如果必要的話，便幹掉統一戰線的戰友來攫奪政權。毛澤東在來犯的敵軍前退卻，尋找機會使國軍與日軍衝突。在國難當頭時，這樣一種手段是不忠不義而有過之。”

　　弗氏是中共盟友，他不願直截了當指斥毛澤東，他要為毛澤東留點面子，才含糊地說“不忠不義而有過之”，意思是說毛是比不忠不義的人更壞的人，那是誰呢?不就是叛國者，民族罪人嗎?(按中國的通俗稱呼就是漢奸)。

　　弗氏還寫了其它使他十分反感的事：“中共解放區有一幅離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單位都與日軍後勤部隊做買賣，到處可買到日本貨。還有鴉片買賣，我在中共120師部的一座房屋內看到正在加工鴉片，送到市場上去。中共陝甘寧邊區是以生產鴉片為特色的，成百公頃土地種着罌粟，這是一個可恥的事實。政治局要求擴大生產鴉片，派任弼時領導這一工作，鴉片是特區出口貿易的主要商品。”當時日寇正在占領區實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布吸煙館，日寇鼓勵中國人吸鴉片，吸得人們骨瘦如柴，傾家蕩產，喪失了抗日的意志和體魄;日寇企圖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殺人手段來消滅中華民族，而毛澤東卻與日寇配合來殘害同胞，這是他害國害民的又一罪行。

　　宣傳與事實

　　專制國家的執政黨都設有宣傳部，任務是壟斷意識形態，控制信息傳播，為一黨私利而隱蔽真相，散布謊言，進行愚民教育。國民黨的宣傳也有此類弊病，但蔣介石雖然獨裁專制，人民仍享有一定的新聞言論自由，國統區允許眾多反對黨和社團存在，有眾多不受管制的民間報紙刊物，還讓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公開發行，如果國民黨的宣傳有違事實，就會遭到群起而攻，因此國民黨的宣傳還有相當的可信度。中共的宣傳不然，中共抗戰時統治的陝甘寧邊區或後來的新中國，不容許獨立的政黨和媒體存在，在嚴格的新聞文化管制下，輿論一律，造謠說謊的記載比比皆是，現將有關抗戰的宣傳與事實作一對比。

　　“紅軍長征是為北上抗日”——事實是：江西紅軍戰敗後突圍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貧，人口稀少，大部隊難以存活，正在一籌莫展之際，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們生存有困難，可撤退到外蒙邊境或新疆，蘇聯可給援助，於是中共決定北撤。毛澤東對戰友說，我們退到外蒙，將來再打回來。為了宣傳，打出了抗日的旗號。在北撤途中，他們看到報紙上報道說陝北有劉志丹、高崗的共軍在根據地活動，有的將領高興地說：“我們有救了!”於是他們就到陝北安營紮寨了。毛曾派部隊向外蒙和新疆挺進，以接受蘇聯軍援，但遭國軍和軍閥部隊阻攔未能成功。

　　“毛澤東創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事實是：日寇侵占我東北後，蔣介石痛感各黨派不團結不能禦敵，即向江西蘇區的毛澤東建議建立國共兩黨抗日統一戰線，卻遭毛澤東一口拒絕。1936年因蘇聯受到德國和日本進攻的威脅，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要求各國共產黨團結各階級各黨派建立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國家進攻蘇聯，蔣介石從駐蘇使館得到此訊息後，十分高興，當即通過宋慶齡派董健吾牧師(中共地下黨員)到西安，與中共人員洽談，毛澤東在共產國際的督促下，才接受蔣的建議。幾經談判，中共決定撤消蘇維埃共和國，接受國民政府領導，陝北蘇區改名陝甘寧邊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接受軍事委員會指揮和提供軍餉槍械，紅軍帽徽由紅五角星改為青天白日，於是國共兩黨開始團結抗日。

　　“西安事變時毛澤東設法釋放蔣介石”-----事實是：蔣介石到西安督戰剿共，被張學良扣押，中共知道張有領袖慾，就慫恿張與中共聯合組建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推張為主席和總司令。毛澤東朱德等建議張殺死蔣介石，張亦有此意。這時突接斯大林指示，說中國必須實行抗日戰爭，有能力有資格領導抗戰的人只有蔣介石，中共應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決爭端。毛澤東準備先下手為強，殺了蔣介石再說，這時又接到共產國際電令，嚴詞要求釋放蔣介石，並指責張為漢奸，張扣押蔣只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毛不得已才要求張把蔣釋放了。當時蔣正率60萬大軍圍攻3萬中共部隊，準備一舉殲滅紅軍，西安事變使剿共再一次失敗，所以人稱張學良是中共的救星，而張的政治野心則告破滅，張曾後悔說：我上了中共的當了。

　　“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所謂“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是：抗戰開始時，山西省主席閻錫山擔心自己無力抵抗日軍進攻，邀請中共派部隊進山西協助防禦，協助組建新軍，派幹部幫助他的“犧牲同盟會”加強地方政權。中共應邀派八路軍三個師和大批幹部到山西，但後來中共施展統戰手法，使閻的新軍叛變投入八路軍，全省105個縣中75個縣的縣長都成了中共黨員，閻的省政府變成了他不能指揮的空殼，閻對中共反客為主、雀巢鳩占十分氣憤，要求中共撤出部隊和政府及社團中的黨組織，被毛澤東嚴詞拒絕，閻就派他的舊軍進攻八路軍遭到失敗，這樣山西成了中共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

　　所謂“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是：中共占領山西後，又派八路軍進軍河北、山東發動內戰，消滅了兩省敵後的國軍，逐出和消滅了兩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國民黨的抗日根據地變為中共的抗日根據地。隨後八路軍和新四軍向駐防蘇北的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進攻，黃橋一戰消滅韓部一萬七千人，基本控制了蘇北。這時新四軍總部所率一萬名部隊也正在安徽不斷向四周擴張，國民黨因敵後根據地不斷遭中共侵奪，感受到很大威脅，軍事委員會下令新四軍總部所率部隊北上抗日，指定走直線路徑北渡長江，毛澤東原已同意這條北撤路線，卻又密令副軍長項英率部改向東南方向，在江蘇鎮江渡長江前往蘇北。毛的意圖很明顯：讓北上的項英部與自北南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夾擊韓德勤部，將韓殘部幾萬人徹底消滅。國民政府隨即以違反軍令為名，派大軍包圍向東南行進中的項英部隊，經七天激戰，項英部隊損失七千人，其餘的，經國民政府指定路徑安全北撤歸隊。蘇北韓部不久被中共部隊殲滅，蘇北又成為中共的“抗日根據地”。

　　以上兩次所謂“反共高潮”，實際都是國民黨為抵抗中共侵占其敵後根據地而進行的自衛反擊戰，是中共主動挑起，中共宣傳倒果為因，隱瞞歪曲了事件真相，反而倒打一耙說成“反共高潮”。

　　“共產黨抗日最積極”——事實是：毛澤東不愧是傑出的宣傳家，他的抗日口號喊得比蔣介石響，還寫了《論持久戰》等著作，從他的言論文章看，他無疑是積極抗日的人，但實際情況大不相同，與毛打過四年交道的蘇共弗氏說：“毛澤東的話與他的行動往往正好相反。”事實表明，毛是個陰媒家和說謊家。如1937年召開的洛川會議上，毛宣稱要堅持國共抗日統一戰線，要與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團結抗日，他還動員各將領聯名給蔣介石發致敬電，稱頌蔣委員長萬歲，可是同時卻向將領們發出號令：部隊的主要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到敵後去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擴充軍隊，為今後奪取政權打基礎;在統一戰線中，要掌握領導權，要和頑固派、投降派(指國軍與蔣介石)做鬥爭;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不要受愛國主義的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以後他對黨內乾脆把抗日戰爭稱為“日蔣矛盾”，表明他與抗日無關，他已退出了抗日陣營，專心致志於打內戰了。蘇共弗氏寫道：“中共領導階層把國民黨視為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占奪國軍控制的土地，不擇手段來達到此目的。中共這種活動，顯然損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國人民的許多犧牲。”“毛澤東把自己的人民當作奪取政權的工具，幾百萬人流血與苦難，不幸與憂傷，對他完全是抽象的概念。”

　　“共產黨將實行民主憲政”——這是毛澤東抗日後期向國內外發出的最強音。這時他看到抗戰快勝利了，國軍已被日寇嚴重地削弱，而中共的實力已大大增強(已占領了從陝北到華北再到華東沿海的一大片土地，部隊己擴大到120萬正規軍、200萬民兵)改朝換代的野心快實現了，為了迷惑國內外人們站到他一邊，就在會見美國政要、中外記者、中國各黨派人士時大唱民主讚歌，宣稱他要實行美國林肯總統的民有、民治、民享，實行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要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憲政，要實行各黨派合作的聯合政府，要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反對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更是連篇累牘地宣傳毛的民主憲政主張，一時蠱惑了美國大使、特使、中外記者、中國民主人士，他們紛紛到延安去朝聖、會談，美國大使赫爾利甚至與毛簽訂了合作協議，中國一些黨派開始站到中共一邊反對蔣介石專政，廣大知識分子歡欣鼓舞，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前景，對中共心響往之。可是毛澤東這位民主吹鼓手，不久就原形畢露，在中共戰時統治區和後來的新中國，專制獨裁遠遠超過了蔣介石，超過了秦始皇加斯大林，民主黨派和廣大知識分子都上當受騙了。

　　和平談判

　　日寇侵華，正如俗話所說：貪心不足蛇吞象，它的財力軍力均不可能併吞中國，於是採取“以戰養戰”、“和談誘降”等毒計，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曾與日寇和談，由於兩人對抗戰的態度和立場不同，他們與日寇談判的結果也大不相同。南京淪陷後，日寇派人向蔣介石談判誘降，蔣介石起先拒絕，由於黨內外不少高層人士(如于右任、胡適等)對抗戰前途悲觀，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蔣介石遂派曾任北平、天津市長的秦德純赴香港與日使談判，蔣的要求是完全恢復蘆溝橋事件前的領土主權，日方則提出苛刻條件：承認偽滿州國，賠償戰爭損失，訂防共條約、經濟合作條約，華北駐軍等，蔣認為喪權辱國，不予理睬，日又降低條件，不談賠償和偽滿州國，其他大體不變，蔣拒不接受，日又請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又被蔣拒絕，蔣在《日記》中稱：“倭寇亡我之心不死，無和平可言也。”日寇惱怒，公開宣布不再承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以財力己難支撐抗戰，暗中派人赴港與日談判，蔣獲知後嚴詞批評，後悉孔仍在與日談判，大為震怒，下令：“今後再有人與日寇談和，以漢奸論處，殺無赦!”於是徹底關閉了和談大門。

　　毛澤東則不同。為了實現他的“三國志”謀略(聯日反蔣)，他主動派人與日方談判。據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王明在《回憶錄》中記載：“毛澤東不經政治局委員們同意，由軍委秘密電台發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要他派人代表毛去與日汪商談合作反蔣事宜，同時停止中共對日汪的軍事行動。”又據蘇共弗氏記載：“我看到一份新四軍參謀部的報告，它確切地表明，中共領導層與南京日本派遣軍參謀部之間有着長期不斷的接觸，雙方情報傳遞的終點是南京和延安。”隨着眾多知情人的揭露，毛澤東與日汪的合作關係逐漸清晰了。

　　原來饒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後，就把中共與日汪商談反蔣合作的任務交給了新四軍情報部長潘漢年。其實潘早在1939年起就與日寇駐香港和上海二個總領事館特工建立了針對國民政府的“情報交換”關係，接到毛的指令後，潘輕車熟路到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共產黨員，因參加共產國際情報活動被國民黨逮捕，成為軍統特工，後又成為日寇特工，當時任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負責人)即偕同去見日外務省在中國的情報頭頭岩井英一，岩井見潘己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毛澤東特使，刮目相看，優禮有加，當即發給潘“特別通行證”(各地通行無阻)，讓他利用“岩井公館”秘密電台與延安和新四軍通報，並在上海最豪華的匯中飯店租一套房，供他居住，又讓潘以“胡越明”的假名每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費，隨後就帶領潘去見日寇在華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頭頭影佐偵召少將。影佐對毛澤東特使也熱烈歡迎，隆重接待，經幾次商談，商定了合作辦法。接着影佐批准潘去見汪精衛(影佐是汪偽政府太上皇，汪的一切行動須得影佐批准)。這樣潘就與另一位好友李士群(留蘇共產黨員，被捕後成軍統特工，後又成為汪偽政府特務頭子——調查統計部長及江蘇省主席)赴南京會見汪精衛。汪原是毛澤東的恩師(早年汪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曾提拔毛任副部長)對潘更顯親切，即邀請毛派人參加他的議會和政府，潘則對汪表示：如汪與日合作有困難，歡迎汪到新四軍來。潘與汪也談妥了合作辦法。

　　潘漢年與日汪商談雖未簽訂書面協議(原因是毛澤東的抗日言論喊得比蔣介石響，日寇懷疑毛心中有詐，暫時不敢輕信)但仍取得多項重要默契：(1)日軍與八路軍新四軍互不攻擊，保持和平共處;(2)中共部隊不再破壞鐵路，保持交通順暢;(3)中共可到日占區採購戰略物資(藥品和通訊器材等)不受查禁;(4)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通過汪偽管理的長江封鎖線，不予阻撓查扣。以上合作辦法使日汪與中共均獲得極大好處：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隊抗擊和威脅，得以騰出大量兵力來進攻蔣介石的抗日部隊，同時因平漢、粵漢等鐵路不再受中共部隊破壞和威脅，日本國內和在朝鮮、東北的兵力可順利經鐵路送往東南亞進攻盟軍(海運受英美海軍所阻)，並把在東南亞掠奪的物資運回國內。至於中共，它得到日寇不再掃蕩的保證，可以放手大膽地搶占國民黨的敵後根據地和擴充軍隊，為推翻國民黨政府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樣就實現了毛澤東“聯日反蔣”的“三國志”謀略。

　　潘漢年的活動為中共力量的壯大發展立了大功，可是新中國成立後他卻遭到殘酷鎮壓，從上海副市長任上撤下，長期投入監獄，直至病死在湖南勞改農場，官方宣布的罪狀是：“瞞着黨中央會見汪精衛，違反黨紀，造成不良影響。”但毛去世後，黨中央成立專案組對潘的歷史審查了幾年，發現他的一切活動都經毛澤東批准，根本沒有“瞞着黨中央”和“違反黨紀”，而且他也主要是與日寇商談而不是與汪精衛商談，可見他的罪狀隱瞞了重要的情節。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對這位功臣如此狠毒呢?顯然因為潘掌握了毛澤東勾結日寇、破壞抗戰的罪證，毛擔心潘對此有所泄露，毛就會被扣上“漢奸賣國賊”的罪名遺臭萬年，為了他的“名譽”，他才下狠心對潘栽贓和滅口，正象他後來對彭德懷、劉少奇、高崗、饒漱石等栽髒滅口一樣，反映了他殺功臣的陰險毒辣的一貫手段。

　　俗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毛的賣國罪行昭然若揭，能掩蓋得住嗎?

　　中流砥柱

　　中共和國民黨都自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據《辭海》解釋，中流砥柱是指支撐危局，擔當重任的人。是否中流砥柱，要用一些條件來衡量，不是誰自己說說就算數的，用什麼條件來衡量呢?就是看誰參加的戰役多和大，誰殺傷敵人的數量多，誰的犧牲大，誰對抗戰的作用大。現在就這幾項作個對比：

　　參加戰役數——蔣介石的國軍參加10萬人以上的會戰22次，大型戰鬥(如台兒莊戰役)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部隊打了平型關伏擊戰和“百團大戰”兩場小仗後再無戰鬥記錄。

　　殺傷敵軍數——國軍殺傷日軍198萬4千人，其中日軍戰死48萬人，其餘為戰傷。中共部隊殺傷日軍：平型關戰役1千多人，“百團大戰”1千多人。這兩次戰役以後，再無任何記錄。殺傷日軍將領為：國軍殺死日將領126人，中共部隊殺死日軍將領3人。

　　國共兩軍犧牲人數——國軍中陸軍陣亡131萬9千人，加上失蹤和負傷共321萬1千人，空軍陣亡4300人。中共部隊在平型關戰鬥中死傷千餘人，在“百團大戰”中傷亡1萬1千人。自這兩次戰役後再無傷亡記錄。國共兩軍陣亡將領：國軍陣亡211人，其中上將8人，中將45人，少將158人。中共陣亡團級以上軍官5人(大部分為內戰中陣亡)。

　　(中共平型關戰役是山西會戰的一部分，是伏擊日寇的一支輜重車隊和護衛隊，繳獲日汽車80輛與一些物資，消滅日護衛隊約千人;“百團大戰”為破壞正太、同蒲鐵路和車站及礦山，遭日軍掃蕩，犧牲萬餘人)

　　以上數字表明，國軍作戰次數、殺傷日軍數、犧牲人數均超過中共部隊千倍以上，國軍為抗戰主力，貢獻最大，事實俱在。但毛澤東為掩飾真相，竟謊報戰績，捏造數字，聲稱中共斃傷日軍百多萬，消滅偽軍近百萬，牽制侵華日軍的大部分，但卻拿不出戰役的時間、地點和戰役經過的具體證據，實屬偽造顯無疑議。毛澤東經常把這類“戰績”交蘇共弗氏向斯大林報告邀功，弗氏每次都在毛的報告後批註：“這是不真實的，是向外宣傳用的”弗氏又寫道：“毛澤東弄虛作假的數字，掩飾八路軍新四軍作戰的真相及抗日統一戰線的真實性，歪曲了歷史真相，隱瞞他的真實意圖”。“誇張是延安軍方和黨的負責人無例外地使用的手法，在這裡是沒法聽到真話的。由於毛澤東的領導，說謊話成為一個策略，毛用他的假數字策略，向莫斯科報告。”中共拿不出對日作戰的具體證據，就大事宣傳“地雷戰”、“地道戰”，用來欺騙世人，實際上地雷戰、地道戰不過是中共為逃避作戰而採取的消極自衛措施，是在和日軍玩捉迷藏遊戲，根本殺傷不了幾個日本兵。

　　國共在抗戰中的作用——蔣介石領導的國軍負責正面戰場，擔負着抗戰的主要責任，日寇以人數最多和戰鬥力最強的部隊進攻國軍，企圖以速戰速決戰略消滅國軍，蔣介石深知日寇的經濟和軍力均難支撐長期戰爭，就堅持持久戰拖跨日寇。在日軍飛機大炮坦克的進攻下，裝備落後的國軍節節敗退，但仍尋找機會與日會戰，以削弱其兵力;徐州、漢口等處會戰均殺傷日軍三四萬人。國軍犧牲雖超過日軍三四倍，但蔣介石以不畏怯、不投降的堅強意志，率領國軍浴血奮戰，雖經多次嚴重危機(1944年日軍攻到離貴陽不遠的獨山，蔣曾準備遷都西康)，均轉危為安，使抗戰堅持到底，終獲最後勝利。

　　在抗戰中，國軍以血肉長城阻擋敵人進攻，發揚了不屈服不投降的偉大民族精神，譜寫了一曲曲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的史詩——在戰鬥中，整師整團整營全部戰死的事比比皆是。抗戰剛開始，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等軍長就在戰場英勇殉國;台兒莊戰役打得十分慘烈，連日寇《戰鬥詳報》也大讚國軍的英勇：“中國軍隊的戰鬥精神、決死勇敢的浩氣，無愧於蔣介石對他們的信任。該敵在狹窄的散兵壕內力戰而死，屍體層層相疊，觀其壯烈之態為之感嘆!”如此壯烈情況，在國軍中數不勝數，正是他們的英勇獻身，才使抗戰堅持到勝利，他們是民族英雄，抗戰勝利的豐碑是他們用生命和血肉鑄成的，他們發揚了偉大的民族精神，永遠值得後人敬仰和紀念!

　　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部隊的表現怎樣呢?中共部隊承擔較輕的游擊戰任務，如果中共用游擊戰與國軍的正面作戰密切配合的話，日寇決不可能侵占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也不會遭受長達八年的苦難。毛澤東在抗戰一開始就在延安“坐山觀虎鬥”。太原會戰時國軍受到挫敗，蔣介石要求毛澤東開展游擊戰支援，毛竟回答說：“目前游擊戰尚無執行的條件，要讓敵人更深入後，後方空虛時才能進行。”也就是說，耍等日軍消滅或逐出國軍後才能進行游擊戰，這是團結抗日嗎?這是見死不救，故意陷害抗日的兄弟!1944年，日寇全力發動侵占中國全部鐵路線的“一號戰鬥”時，國軍不斷敗退，蔣介石要求毛澤東用游擊戰破壞鐵路進行配合，毛又置之不理。毛的目的就是讓日軍消滅更多的國軍，為他奪取政權創造條件。同時他卻積極發動內戰，進攻國軍，侵占國軍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建立16個中共抗日根據地，擴展部隊從抗戰之初的3萬人到1943年的50萬人，增長十多倍，更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120萬和民兵200萬。這些根據地和部隊抗日嗎?不抗日，而是與日寇和平共處。1942年日陸軍省發言人秋山在東京公開宣布：日軍與中共部隊從不互相攻擊。國民黨曾為此不斷批評毛“游而不擊”“遇敵即退，遇友則擊”，毛毫不在乎，我行我素。蘇共弗氏寫道：“毛澤東的計劃不是為抗日，而是發動內戰，奪取政權。”其實早在1941年他就與日寇合作，破壞抗戰，他把一黨私利超過民族利益，他己走上了出賣民族利益的可恥道路了。，

　　根據上事實，你認為誰是抗戰中流砥柱?誰領導和打贏抗戰的?

　　“上山享福，下山摘桃”

　　毛澤東和官方書刊都指責蔣介石抗戰時期在峨眉山上享福，抗戰勝利後，下山“摘桃”(搶占抗戰勝利果實)。事實是否如此呢?

　　事實是：抗戰期間，蔣介石從未上過峨眉山。他曾親臨上海、漢口戰場督戰，在其後的多次戰役中，他都是冒着生命危險赴戰區開會和指導作戰，他在武昌、柳州、桂林等地召開軍事會議，曾因消息泄露，日寇派大批飛機跟蹤轟炸，他的衛兵被炸死不少，蔣多次倖免於難，而他到戰區督戰的習慣不改，反映了他寧死不屈的精神。他還忙於處理外交內政，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總司令，他要處理中印緬戰區國軍與盟軍的調度配合，軍援物資的分配，還曾到印度、緬甸視察。每晚入睡前總要寫一篇日記，檢討當天工作思想的得失和今後如何改進。即使在工作緊張的戰時，他也保持着樸素的生活習慣，不喝酒、不抽煙、不喝茶、只喝白開水。他的夫人宋美齡在他影響下，也多次冒險赴戰地壕塹慰問將士，一次還翻車受傷。她在後方主持慰問救濟傷病士兵和戰爭孤兒的活動，還曾赴美國訪晤羅斯福總統和在美國國會與各地演講，呼籲美朝野援助中國抗戰。

　　至於毛澤東，據蘇共弗氏記載，毛抗戰期間從未離開延安清涼山，從未到部隊去視察和慰問，他幹些什麼呢?他不斷向部隊發指令，指導部隊創建根據地，擴充軍力，消滅抗日的國軍，卻從不對抗日作任何部署。在黨內，他發動“搶救運動”，把從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和學生，幾乎全部扣上國民黨或日本特務的罪名，施以酷刑，投入監獄，製造恐怖氣氛，使大家對他害怕。他長期開展整風運動，把對他有不同意見的王明、博占、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加以殘酷批鬥，逼他們承認自己的罪行，承認只有毛的主張是正確的。對一般幹部，則要求學習毛的著作，把毛的思想作為自己的思想。通過整風，扼殺了黨內民主，樹立了毛的絕對權威。王明不服批鬥，毛就對他下毒手，一次王明患病，毛派醫生為王開方治病，王服藥後病情越來越重，竟致生命垂危，經弗氏把藥方送莫斯科檢查，才發現藥物中含有甘汞，久服會送命。經弗氏干預，王明改服蘇聯醫生開的藥，才救了王一命，毛的謀殺王明的陰謀終於敗露。對此蘇共弗氏說：“毛澤東是沒有感情的，他專心致意的熱情，只是為奪取權力，這使他成了一個危險的巧取豪奪的人，沒有一點人性，凡是與他權力相背的事，就當作反對中共的事，這是毛的最終信條。”

　　毛的私生活也很糜爛，他經常喝酒，喝得面孔通紅，他是每周跳舞會的常客，他不斷與一些漂亮的女人調情，與吳莉莉、江青等隨便上床。一次他的夫人賀子珍闖迸他的房間，發現他正與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調情，賀就與史撕打，反被史摔倒在地，賀哭喊：“你看着老婆被洋姨子欺侮，你是什麼共產黨員!”毛叫衛兵把賀抬出去。賀不斷為這些事吵鬧，毛說她有精神病，就把她送蘇聯去治病，隨即與第三者江青結婚。江青在毛的影響下，也從未去過部隊，除了唱歌、拍照、騎馬，過悠閒的日子，就是與“特務頭子”康生一起監視眾多的蘇聯同志，阻撓他們與高幹們接觸，封鎖信息，防止他們把中共內部情況向斯大林報告。

　　究竟誰在山上享福，不干抗日的事，抗戰勝利後卻下山“摘桃”?不就一清二楚了嗎!

　　人民站起來了

　　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大聲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意思是從這天起，由於他的功勞，使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其實這話是毛自吹自擂的混賬話，因為中國人民早在1945年抗戰勝利時就站起來了。站起來的標誌是：

　　1、帝國主義國家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全部廢除;

　　2、收回被帝國主義國家侵占的所有領土(只有被沙俄和蘇聯侵占的約占我國現有領土三分之一的300萬平萬公里沒有歸還);

　　3、收回被侵奪的主權(如租界、治外法權等);

　　4、中國成為世界五強之一，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人從此揚眉吐氣，廣受世人尊敬。

　　可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不久，在新中國成立後，在毛的專制獨裁的淫威下，中國人民卻在他的神象前跪下了。

　　除此以外，官方書刊還說毛澤東實現了中國統一，這也是不符事實的。在抗戰以前，中國軍閥林立，內戰頻仍，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經過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努力，在全國人民對團結抗日的迫切要求下，全國分裂的各省各黨派為挽救民族危亡，終於團結起來對付共同敵人，在1937年抗戰開始時就實現統一了。

　　無論是“人民站起來”和全國統一，主要是蔣介石的功勞。蔣介石致力保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為此堅持抗戰到底，並參加反對法西斯的世界大戰，同時不斷與英美法蘇等有關國家嚴正交涉，要求收回侵占的領土主權。是蔣介石通過不斷的外交交涉才實現這些“人民站起來”的各項條件的。全國統一也主要是蔣介石努力與各省軍閥及各黨派說服談判的結果。毛澤東竊取蔣介石頭上的光環戴在自己頭上;是不光彩的不道德的行為。正如弗氏所言：“毛澤東是不講道德的，為了達到目的，他不惜採取任柯手段。”

　　結束語：功罪任人評說

　　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實行“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專制獨裁者，他們對國家民族有功也有罪。對他們的全面評價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只是對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和歷史事件——八年抗戰作簡略的述評。通過種種事實，現在不少公正不阿、重視史德的歷史學家和觀察家，對蔣和毛在抗戰中的作用作出如下的評判——蔣介石是領導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獲得最後勝利、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民族功臣(也有人稱他為民族英雄)，毛澤東是勾結敵人、破壞抗戰的民族罪人(這也符合蘇共弗氏的看法)。

　　如果有人認為這個評語對毛不公正，是歪曲醜化毛，那就請看毛的“自我坦白”吧——新中國成立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等政要來中國訪晤毛澤東，對毛說：“日本侵略中國，給中國造成很大傷害，我謹向您道歉，對不起啊!”毛澤東回答說：“不要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要不是你們發動侵路，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怎麼能夠打敗蔣介石奪取政權?倒是我們要感謝你們啊!如何感謝?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賠款!”這段話使田中吃驚，更使中國人民吃驚——在抗戰八年中，日寇在中國姦淫燒殺，無惡不作，殺害中國軍民3千萬人，殘酷屠殺578萬人，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各地一片焦土，廬舍為墟，國家財產損失1千多億美元，民間財產損失5千多億美元(折合現值約數萬億美元)。在當時全國四億人口中，1億人成為流離失所的難民，1億多人在日占區內過着受壓迫榨取的亡國奴生活，其餘的人也都吃盡苫頭，對於日寇的血海深仇，大多數中國人無不切齒痛恨，永世難忘。可是也有極少數人對敵人不感痛恨，反而感激涕零，因為他們認賊作父，認敵為友，他們充當敵人的幫凶，從而獲得敵人的賞賜和好處，他們是誰?不就是漢奸賣國賊嗎?難道還是愛國者嗎?毛的“自我坦白”實際是把他自己歸入秦檜、石敬塘、吳三桂、汪精衛一類人中了。

　　最後要指出的，許多歷史學家和觀察家的評語不是憑空臆造，都是有根有據的。至於蘇共弗氏，他是中共盟友，更不會隨意給毛潑髒水。為了防止讀者對他的記載懷疑其真實性，他特地在《日記》中鄭重聲明：“我必須只把真實的事說出來。我決不對自己說假話，我的責任是寫出真話，我對成千成萬在與法西斯鬥爭中死亡的人負有這個責任。”他的真誠的表白，使人們不能不對他的記載為之信服。

　　總之，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是任何人可以改變的;正如美國總統林肯說的：“你可以愚弄別人於一時，也可以愚弄部分人民於永遠，但你無法愚弄全體人民於永遠。”真是：一手遮天徒枉然，千秋功罪有公論啊!我衷心希望中共當局不要再用“瞞和騙”的手法(魯迅語)對待抗戰史，不要再隱瞞掩飾毛澤東的罪行，應該勇敢地說真話，徹底拋棄毛澤東愛說謊話的壞傳統，樹立誠信的形象，只有這樣，才能取得人民的諒解和信任。

　　【作者顧雪雍簡介】1920年出生於常州。抗日戰爭時期參加中國遠征軍，開赴緬甸作戰，擔任隨軍記者，親歷了炮火硝煙的洗禮。抗戰勝利後，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旅大人民日報》、《大連日報》記者、編輯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下放到錦西煤礦“勞動改造”。此時，正值“三面紅旗”導致的“大饑荒”時期。歷經飢餓和繁重的體力勞動的磨難，九死一生，得以倖存。“文革”結束後，落實政策，調回故鄉常州，擔任《常州日報》編輯、高級編輯。退休後，撰寫了《奇才奇聞奇案——惲逸群傳》一書。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