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澳大利亞外交官曾對筆者說，他認為美國對於中國還是比較友善的，一個根本性的證據就是美國對中國開放了市場，兩國之間雖有摩擦，但美國一直忍受着大量的對華貿易逆差。如果美國真正想與中國敵對，它首先就會關閉這個市場。可以這麼說，美國目前對於中國的態度並非完全是為敵的，合作的方面是不少的，但是，中國仍舊明顯感到美國的壓力。這種感受不僅來自美國在諸如“銀河號事件”、台灣問題、貿易摩擦等問題，來自美國對於中國的崛起所持的敵視態度，包括體育崛起（美國大眾傳媒連篇累牘地攻擊中國在體育方面“使用違禁藥物”、“不人道的大運動量訓練”等，而事實上美國的違禁藥物問題也很嚴重，而美國自己的大運動量訓練則被說成是英雄主義行為），而且來自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所處的霸權地位。應該說，雖然感受到這種壓力，中國的反應——無論是政府，還是“民族主義者”、公眾——還是十分理性的，這在中美多次關於貿易問題的談判中，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有關美國的言論中都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在冷戰後的世界秩序中如何生存？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對於世界的領導是十分仁慈的，其他國家由美國來管理，甚至好過由本國的專制政府來統治。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大致持這種看法。另一種觀點是，不能將本民族的命運交在一個我們根本無法影響——如果說美國人可以通過投票來影響美國的統治精英的話，中國人則不能，因而美國的民主制度在這個問題上對於中國人意義不大——的精英集團手裡，無論這個精英集團仁慈與否，以什麼方式產生，都無關緊要。這後一種觀點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一般公眾的民族主義的基礎——無論人們是否能夠作出這樣清晰的表達。統治的精英集團可以仁慈，也可以不仁慈；可以無私，也可以自私，如果被統治者對其沒有影響力，則被統治者的命運就完全操在了別人手裡。這無論在國內政治，還是在國際關係中，都是適用的。因此，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國際關係領域的一個基本立腳點就是，中國的命運必須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即使美國人十分慷慨仁慈，也不能由他們來安排我們的命運，更何況在以往的交往中，美國人往往十分顯地表現出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家利益的關注。
中國從統治精英到一般公眾，必須有國家利益的意識，因此，必須讓中國的公眾能夠聽到“逆向種族主義”之外的聲音。中國必須在經濟上強大，能夠保持持續的生存與發展；中國也必須在軍事上具備對於來自任何國家（包括美國）的潛在侵略的威懾力量；舍此兩點，中國的命運就始終操在別人手中，中國的生存就沒有保障。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內也必須建立一個法制文明的社會，保障人民的權利，否則，僅以國際關係角度看，中國就不可能強有力到能夠達成上述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