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5日，在展望美中關係的未來時，老布什總統表示，他對美中關係的前景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樂觀，並認為，“美中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此前，小布什總統和鮑威爾國務卿也表達過相似的觀點。應該說，國際形勢和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美關係積極面的發展，中國國力的日漸增強和中國對美外交的新思維所起到的作用也同樣不可忽視。

“建設性”的外交策略

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的困境”推論告訴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合作優於背叛。無論在自然界還是人類，強者間的對抗不僅危險，也不利於雙方發展。所幸的是，中美關係歷盡曲折之後，終於在新的世紀裡展現出了理性和建設性的色彩，溫和而堅實。

曾幾何時，中美兩國間充滿了誤解和敵意，意識形態的衝突淹沒了雙方對各自國家利益的追求。中國方面也曾出現應不應該對美國採取對抗性姿態的認真辯論。對於國家利益的追求，上個世紀的中國人仍然諱莫如深。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說過，“一旦你把一些國家當成明天的敵人對待，這些國家就會很快變成今天的敵人”。在後“9·11”事件的特定氛圍中，中國人開始明確意識到，與美國保持對抗並不明智。它不僅會引起一個軍事強國對手的敵意，危害中國進入國際經濟體系，並且會強化華盛頓與台灣的所謂安全關係。這一意識變化具有歷史背景——美國在反恐等領域上需要中國，發展中的中國也同樣需要與美國合作。

漸漸地，中國對其昔日敵人的猛烈口舌反擊開始讓位於平靜對話，以往很少提及的“利益”被更多地重視起來。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越發認同，“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必然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理性的中國很明確地告訴大洋彼岸，只要中國至關重要的利益不受到直接威脅，中國就將繼續保持與華盛頓的建設性關係。

中國對美外交策略的轉變引起了美國的注意。對此，《紐約時報》評價說，“今年較為鼓舞人心的發展勢頭之一就是，中國新領導人採取了更為微妙和建設性的外交風格”。而布什總統更明確指出：“美國確實需要同中國建立清醒的、建設性的關係。”

對於中國外交的“建設性”，布什有着切身體會。在APEC記者招待會上，布什對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發揮的主導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布什政府意識到，“在朝鮮問題上，中國做的比美國的盟國——日本和韓國都要多”。中國的一系列積極動作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布什政府中曾經深具影響的反華因素，也鞏固了由美國國務院和老布什領導的對華溫和派的陣營。

同樣令布什印象深刻的是，在APEC峰會上，儘管中國表示了對美國反恐的支持，但也希望在亞太經合組織中全力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國的要求下，APEC最終沒有發表有關朝核問題的聲明，但這並不妨礙中國儘快促成六方會談的再次舉行。這顯示了中國建設性思維的理性色彩：耐心而有策略，務實而有成效。

“像朋友一樣交談”

“9·11”事件後，美國力求同中國建立一種以共同利益為主，而不是以分歧為主的關係，中國也對此積極回應。最近兩年中，中美兩國元首4度會晤；在不久前的8周時間裡，美國的4位內閣級官員——財政部長斯諾、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湯普森、商務部長埃文斯及貿易代表佐利克相繼訪華；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日前訪美，掀開了中美軍事交流的新一頁；而鮑威爾本人與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在過去兩個月中也見過5次面。

原先的猜測、指責已讓位於共識基礎上的坦誠對話，甚至在很多層面上兩國已能夠像朋友一樣交談。在一次中美關係研討會上，鮑威爾生動地描述了這種轉變：最初，兩國間的電話交談必須提前24小時到36小時進行準備。但後來隨着通話越來越頻繁，有事可以直接撥號交談。他笑着說，“昨天(11月4日)清晨，大約早上6點，他(李肇星)就到尼加拉瓜找我。我們已不拘禮節。”

鮑威爾還提起了這樣一個細節：在1個月前的一個周六，李肇星部長撥通了鮑威爾家裡的電話。正當兩人自如交談時，有人按響了國務卿家的門鈴。就像對一位朋友一樣，鮑威爾對李肇星說：“部長先生，我一會兒就回來。”鮑卿不無動情地說，這真實地說明了中美關係的實質——彼此像朋友一樣坦誠交談，不用轉彎抹角，這就是友誼的含義，就是強有力的夥伴合作關係的含義。

大國風範從容自若

亨利·基辛格曾經說，中美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中國將變成一個大國並擁有更大的影響。我們必須習慣於這一點。”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把中國當作潛在對手，也反證了中國的戰略價值——不與中國合作，許多全球性問題無法及時、有效地解決；作為21世紀最大的市場和商業機會的提供者，中國決定着商業機會的分配，因而也就有了相當大的主動權。而令美國人感慨的是，中國人對此既不否認也不炫耀，卻實實在在地抓住時機。

“9·11”就是這樣一個機會。全球恐怖主義突升為對美國利益的最大威脅。於是，中國突然從潛在對手變成了美國反恐運動的夥伴。在美國學者班寧·加勒特看來，布什政府在努力打擊恐怖主義和“無賴”國家的時候，沒有心思與中國發生衝突， “本屆政府已意識到，與中國對抗對自己沒有好處”。

在強大的美國面前，中國的態度不卑不亢：既無意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也不放棄對多極世界的追求。經濟和科技的發展給了中國人越來越多的自信。“神五”飛天，中國人並不掩飾喜悅和自豪，中國的坦然姿態使美國人不由想起美國國父華盛頓在其《告別演說》中的名言：“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習慣性的偏愛或習慣性的偏惡，這樣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無異於一個奴隸，是一個受自己的仇恨或偏愛擺布的奴隸。”

不僅如此，中國還試圖讓美國看到，“無論是胡蘿蔔還是大棒，都不會決定中國的未來。起決定作用的是中國的內部進程，外人只能在邊緣產生影響。”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我們堅持自主，頂住了外來壓力。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贏得了美國人的尊重。有靈活，也有原則；有實力，也有風度；相信自己，也尊重他國——這樣的大國是美國人無法輕視的。

經過長期觀察和多方論證後，美國人發現，中國不僅不可能崩潰，而且只會越發強大和自信。與中國的關係很可能是這個世紀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必須接受中國日漸強大的事實，尋求利益共同點，尋求雙贏的可能。

用經濟穩固政治

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曾經回憶說：在上個世紀70年代，當基辛格和周恩來首次會面，締造兩國間的戰略力量組合關係時，基辛格曾開玩笑說，美國的商人總是不停地糾纏他，夢想向中國人出售“10億套內衣”。“哈、哈、哈”，這兩位戰略家坐在那些鬆軟的大椅子裡發笑。美國向共產黨中國出售東西，這真是笑話！更不敢想像的是，共產黨中國向美國出售東西。

可如今，這些昔日的“幻想”已經成為現實。中美之間業已建立起密切而富有建設性的經濟夥伴關係，而這種充滿活力和實效的關係正在一定程度上驅使着雙邊的政治和軍事關係走向務實與平和。

一位西方觀察家說：“乘以12億後，任何東西都會很多。”美國人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是美國公司巨大的潛在市場和利潤來源，是美國高質量工作機會的創造者。美國差不多有20多萬份工作與對華貿易直接有關，有間接關係的更不計其數。只要 1%的中國人擁有汽車，總數就是1300萬輛——這幾乎是整個歐洲的市場規模。用一位台灣投資者的話說：中國是21世紀的最後一座金礦，對於這座“金礦”，美國企業、利益集團和政客都是難以割捨的。一位美國政客感慨地說，“比起中國，世界上其他任何機會都是蒼白的。”

顯然，中國人已認識到腳下這片土地的魅力和潛力。為了使自身形象從令人畏懼轉為熱誠友好，中國已重新確定了它的戰略前景，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在兩件事情上：經濟發展和地區合作。具體到對美關繫上，就是強化經濟上的共同點，着眼於未來，但並不迴避競爭。即便矛盾一時無法解決，至少先表現出積極態度。

在中國市場的巨大魅力和中國人的微笑外交面前，美國人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成功，中國經濟的成功關繫到世界的利益，包括美國的利益。美國商務部長埃文斯對“美國人是否從對華貿易中受益”問題的回答是：當然。儘管如此，一些美國政客仍把美國的高失業率歸咎於中國的金融和貿易政策。這使人想起多年前美國對日本經濟強大的恐慌與無奈。不過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有着巨大市場，有着不可估量的潛能和活力。和政治戰一樣，與中國展開貿易戰也是不明智且代價巨大的。與其兩敗俱傷，不如尋求雙贏。(作者：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國慶)

《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