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蔣介石的正面歷史形像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是孫中山誕辰紀念，中國國民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
召開。閻錫山從太原南下出席，以行動表示反對華北特殊化。兩廣籍的國民黨中央委員也
北上參加，亦以行動表示維護全國統一、全黨團結的決心。
同年十一月十九日，蔣介石出席大會，發表關於對外政策的報告，提出“和平未到完
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以後這句話便經常
被引用，特別是用來“說明”或者“證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六十七年之後，這句話還在發揮其作用：二○○二年八月十日，《聯合早報》駐北京
特派員周銳鵬先生報道：已經退休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前所長李家泉，“昨天在
國務院新聞辦安排的記者會上說，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的兩句話用在現在很恰當：
‘和平未至完全絕望之時，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絕不輕言犧牲’。”
筆者與李先生素昧平生，只記得一九九六年和二○○○年兩次台海局勢緊張、“台獨
”浪潮洶湧之際，他都出現在兩岸的電視節目上，談話內容基本上是老生常談，少有新意
，很令一些對大陸“台灣問題專家”們寄予厚望的台灣統派惆悵憂鬱。
想不到李先生在榮休之後，竟能對李登輝、陳水扁集團的新動向，以及北京的對策，
作出十分中肯的論斷，實在難能可貴，也許代表目前大陸的一種新氣象。
◆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定性”
李先生說：“這兩句話符合***主席一再強調的‘以最大的誠意追求兩岸的和平統一’
，同時也是“最大的決心來粉碎任何想分裂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企圖”。換言之，一九
三五年的蔣介石絕對不是“投降主義”，而是一位有為有守的堅定民族主義者。
事實上，據出身中國軍人家庭的朋友介紹，中國共產黨早已在內部將蔣介石“定性”
為“民族主義者”，可為李先生的話作有力的註腳，而後者引用蔣介石的發言，也不應該
讓人感到意外。
不錯，共產黨宣傳家們曾經把國民黨、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渲染成歷史污
點。但是，宣傳歸宣傳，史實歸史實，到了今天，信口開河的宣傳家是越來越沒有市場了
。
蔣介石到底是不是“投降主義”？他實行的是不是“不抵抗政策”？具體而言，從一
九二七年國民黨定都南京，到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面爆發，蔣介石有沒有抗日的準備和決心
？筆者認為答案證據十分充分，不妨舉出無可置疑的幾件歷史大事為例：
其一，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命令中國首批德械裝
備的第八十七師（原第一模範師）和第八十八師組成第五軍參戰，另外剩下的唯一德械裝
備師四○四師急赴漢口包圍日租界，作出全面對抗的準備。第五軍的赫赫戰績，馬上令《
字林西報》和其他西方傳媒評論中國將成為軍事強國的前景。中日戰爭史權威威爾遜也認
為“淞滬抗戰”是中國實質上的軍事勝利。
其二，中國大力支援朝鮮復國。在中國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受到中國直接資助和
保護。一九三二年直接策劃朝鮮義士尹奉吉炸死炸傷日本在滬最高軍政大員後，臨時政府
首腦金九，全靠中國軍警的全面保護才逃脫日本的報復。
◆繼續影響東亞地緣政治的歷史資本
事後蔣介石在南京密會金九，指出暗殺並非長策，從此中國開始大批訓練包括飛行員
在內的朝鮮軍事幹部。這些舉動不僅在當時有重要效果，今天竟然成為北京對韓外交的歷
史資本，繼續影響未來的東亞地緣政治。
其三，建軍備戰。從一九三二年淞滬戰爭結束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中國的德械
部隊從三萬激增至八萬。按照當時的軍備發展速度，這數字可望在兩三年內達到二十萬以
上。
根據“八·一三”“京滬抗戰”功虧一簣的結局，以及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戰績
推算，二十萬德械部隊至少可以確保“京滬杭”地區。這也使得不少有識之士到今天還深
信當日蔣介石應該設法拖延時間，如果全面抗戰拖到一九三九年才爆發，中國可望及早獨
力擊敗日本。
其四，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戰是八年抗日戰爭的開端。由於種種原因，今
天絕大部分人並不注意到“八·一三”是蔣介石下令後中國採取的主動。
德國顧問團領導、總顧問AlexanderVonFalkenhausen將軍的傳記和其他資料，都
清楚表明蔣介石選擇上海為與日本軍事攤牌的地點。當時英國從上海發出的情報報告以及
日裔學者入江昭在《劍橋中國史》，都明確說明日方對中國的進攻措手不及。
蔣介石作為中國偉大的民族主義者的歷史地位，既然無可質疑，人們今天要研究的，
是“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這句
話，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是否過早地放棄？
依筆者之見，蔣介石當時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之後，日本企圖吞
並華北五省之時，基本上沒有政治迴旋空間，在上海主動出擊是歷史的必然，可以說是義
無反顧之事。
但是不可不注意到，法國學者讓·愛斯卡拉在《日本的體面和平》一書第八頁指出：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對中國而言，早了兩年，對日本而言，晚了兩年。”
原來讓·愛斯卡拉的結論是：如果一九三七年的中日全面戰爭延緩兩年爆發，中國將
會有能力獨力擊敗日本的進攻。威爾遜在研究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時，也特地在總結性的結
語中引用了愛斯卡拉的這一結論。
◆對蔣介石的評價影響中國命運
因此可見，“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
言犧牲”這句話，如果如實反映北京今日對台政策，那麼中國一九三七年發動上海抗戰是
否過早？同時日本發動進攻、蠶食華北五省，是否己經錯過了稍縱即逝的機會？這都是極
為關鍵的問題，意義超出歷史學術研究，而其答案對今後台海局面更是息息相關，相信不
少讀者都希望聽取李家泉先生等權威專家的意見。
雖然北京重新評定蔣介石的歷史地位，早已進行，對蔣氏歷史作用的全面肯定，將會
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命運以及整個亞洲的未來前途，產生關鍵的影響。
筆者認為，蔣介石政府在抗戰前“十年建國”時期“統一政令、統一軍令”的成就，
應該得到充分肯定。維護中國統一的最重要兩個裡程碑，即青海、西康分別建省，也應該
在歷史課本中大書特書。
更重要的當務之急，是逐步恢復蔣介石的正面歷史形像和榮譽。這是抵制李登輝、陳
水扁等人影響的終南捷徑。“台獨”政權的生存，最終要靠台灣軍隊維持，這是不以人的
意志為轉移的基本事實。北京應該迅速、堅決為蔣介石徹底恢復歷史名譽，以期對台灣軍
隊產生難以估量的精神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