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的參考消息刊登了美國《新聞周刊》12月22日一期文章《台灣：破壞現狀》，原文如下：

　　如今，能讓美國和中國同時感到頭疼的不只是朝鮮。上周，台灣也做到了這一點——它以溫和而挑釁的口吻拒絕放棄一項旨在抗議北京針對台灣進行軍事集結的“防衛性公投”計劃。

　　人們很容易小看陳水扁，認為他不過是一個處於政治生涯鬥爭中的絕望政客。畢竟，他把“公投”日期定在自己競選連任的時候，故意刺激北京作出過激反應，從而幫助他拉攏選票。然而，正起作用的遠不止競選政治——台灣人的自豪感日益膨脹，島上居民認為北京是一個仗勢欺人的鄰居，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態度近年來也幾乎消失殆盡。台灣批准新的公投法和兩黨共同支持憲法改革的行動都有可能進一步疏遠大陸。

　　一位駐台北的西方外交官以此為例指出：“在過去12個月裡，許多禁忌被打破了。從短期來看，這是陳水扁的問題，但從長遠來看，已經出現的一系列複雜問題不會消失。”

　此消彼長

　　台灣的兩大政治陣營都採納了平民主義的工作日程。民進黨領導的“泛綠”聯盟在20世紀90年代因為推動政治改革而受到廣泛讚譽。現在，它正着手建設一個陳水扁所謂的“正常、完整、偉大的民主國家”。以國民黨為首的競爭對手(“泛藍”陣營)也放棄了公開擁護統一的立場。不久前，有望當選的“泛藍”陣營“總統”候選人連戰效仿民進黨的做法，批准了全面的“憲法”改革。上個月，該黨還通過了“泛藍”版本的“公投法”——陳水扁正是援引這項“立法”，要求舉行“公投”以譴責北京進行的軍事集結。

　　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政治學家朱雲漢指出，國民黨“想證明自己沒有(支持統一的)包袱”，“台灣的民族主義思想已經成為主流思想”。

　　這一趨勢重新定義了所謂的台灣問題。首先，它證明，大陸經濟最終會強大到足以引誘台灣和平回歸祖國這一令人欣慰但天真幼稚的觀點是錯誤的。

　　事實上，雖然現在有大約45萬台灣人生活在大陸並在當地投資了600億到1000億美元，但島內的民主化進程和嶄露頭角的民族主義思想卻拉大了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距離。

　　通過聆聽台灣要求通航、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以及緩和軍事緊張局勢的呼聲，北京可能對此作出靈活反應，否則就會爆發一場危機。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它們陷入了一種糟糕的動態中。如果(北京)做些事情來表示善意，那就會被視為示弱的信號，而台灣就會得寸進尺。”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1992年以來收集的調查資料生動地說明了這一趨勢。從那一年開始，學者們一直在跟蹤調查台灣人民對他們自己的看法。在過去10年內，稱自己是“台灣人”的人數比例從17.3個百分點增加到41.5個百分點，大致相當於現在選擇“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人數比例。

　　相比之下，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的人數比例從26.2個百分點下降到了9.9個百分點。調查結果還表明，只要北京對台北發出威脅，就像它在1996年和2000年“總統”大選前夕進行軍事演習時那樣，認定自己是台灣人的人數就會猛增。

　輿論大轉變

　　如今，國民黨發現自己被“一個中國”的遺留政策所拖累。不管使用何種措辭，不管為它勾畫怎樣的時間表，統一都是一個必然使人失敗的問題。事實上，在台灣政界，在統一問題上栽跟頭的政治家隨處可見，他們要麼是因為接受了統一的構想，要麼就是因為與海峽對岸保持聯繫或對大陸投資而被冠以“親北京”派的頭銜。選舉問題觀察家把這種現象稱為“統一自殺”。

　　明年3月的“總統”大選就像是一場相撲比賽，“泛藍”陣營和“泛綠”陣營將爭相把對方推出安全的中間路線。

　　這場比賽已經開始了。上周，宋楚瑜指責陳水扁“為(中國的)軍事領導人提供了訴諸武力的藉口”。他說，與之相反，“泛藍”陣營為選民提供了一個“更加按部就班、理性、明智”的領導層。

　　“泛綠”陣營的一位戰略家指出，連戰和宋楚瑜很容易受到所謂二人“高估中國的善意而低估威脅”的抨擊。他還說：“‘泛藍’陣營越多地談論現狀，就會有越多的人認為台灣有朝一日會變得和香港一樣。”

　　隨着競選活動日趨激烈，不管雙方多麼頻繁地稱對方是極端分子，結果都變得越來越不如過程重要。不管哪一方獲勝，台灣對大陸的政策都不會發生徹底改變。陳水扁和連戰都曾說過，他們將尋求通過談判實現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兩人都保證要推動直航，支持以軍控為手段阻止北京進一步將危機軍事化，並提高台北“外交”的能見度。

　　簡而言之，這場比賽顯然證明，台灣在“國家”問題上的爭論已經結束。

　　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台灣輿論來了個180度大轉變，從贊成最終統一轉而認為台灣必須保持“獨立”。

　　不管“總統”辦公室在下屆選舉中是保持綠色還是變成藍色，這種情況都會持續下去。它也將繼續讓台灣在美國的盟友和一心想在有朝一日收復台灣的中國大陸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