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從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國家構想和決策後，中經江澤民一代，算是較圓滿的貫徹了這一基本設想。香港、澳門的成功回歸，可以歸於鄧小平所規劃的“一國兩制”方針的應驗。“一國兩制”的構想，在中國歷史，哪怕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如此靈活的決策方針，為中國與英國、葡萄牙商談收復香港、澳門定下了基調。如果在當年沒有這樣一種基調，英國與葡萄牙在轉交香港、澳門於中國時，肯定多了不少波折。從另一面，人們也可以看出鄧小平對國家觀念的態度。

當初，中國共產黨以工農代表的身份，經過八年抗日，三年內戰，終於取得了大陸政權。如今在作為有十三億人口的最大民族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自然而然是中華民族的天然代表。中國共產黨除卻在民族人口數量上領導整個中華民族的主體外，更在地理上占據了整個中華民族發源的腹地。由此而言，中國共產黨就是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就是數千年華夏文明的政治繼承體。只要這個政權，這個政黨在九百六十萬土地上，還有一定的民眾認同度。那麼外來勢力亦，或夾持外來勢力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無疑也就是反華的一種表現。

鄧小平為收復香港、澳門，臆然放棄了在毛澤東時代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矜持，邁出了玩轉制度的一步。從整個政治大局中，鄧小平所表現出來的大家風範，是當時國際政治人物中所少有的。在鄧小平看來，國家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也正因基於此的出發點，才可能有“一國兩制”的提法。作為數千年華夏文明的合法繼承者－－中國共產黨領袖鄧小平，深深明了國家雖然是形成人類高等文化的基礎，但不是創造文化的原動力，能創造文化的是賦有天才的種族、民族、民眾。在鄧小平眼裡，政黨、國家、軍隊、經濟結構、司法機構都是次要的，它們不過是保護“民眾”的工具。在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時代，共產主義理念和方針，適應了當時的需要，從而成功完成了維護“民眾”的任務，因此在那個年代它的正確是不容置疑。也正是這種正確，奠定了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獨樹一幟的偉人地位。隨着時代的發展及與蘇聯的交惡，那種固守馬克思主義教條的作法，越來越不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漸漸形成中國社會的有害性。鄧小平的掌權，為扭轉國家的這種不利局面，開了契機。

百年失地香港、澳門的收歸，成了那時代國家領導人的歷史使命。“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把中國大陸和平接歸香港、澳門的阻力減到最小。也就是說，“一國兩制”實施的前提條件是和平，一旦和平被打破，那麼也就不存在“一國兩制”的政策需要了。

2

“一國兩制”作為和平過渡時期的政策，是鄧小平一手打造的。經過江澤民一代國家領導人的貫徹，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一國兩制”的特徵，就是在一個中央政府的前提下，存在着兩套社會管理與運營模式。但這兩套管理與運營模式似乎也不是隔絕的，而是相互滲透。這種相互滲透，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財富流動的不均和資源調配的混亂。正因這種財富流動的不均和資源調配的混亂，“一國兩制”在完成其歷史功效之後，作為一個國家的制度，它只能是暫時與過渡的。

中國國家領導人在香港問題上，曾作出承諾，香港制度保持五十年不變。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對香港制度的保障限期的零頭，那就大錯特錯了。與其認為這五十年，是對香港現存制度的獨立保障，倒不如將其看成是與中國大陸體制漸近接軌的大限。董建華的特首地位，是中國中央所賜，作為素有權威主義傳統的中國，對上負責，與使香港制度與大陸制度一體化，是特首不二的行政任務。

在素有民本思想傳統的中國社會，講求的是為民作主的思想作風是抵制西方程序民主的良方苦藥。香港民眾在英國盎格魯薩克遜與台灣等反華勢力的煽動下，舉行要求民主的悲情示威。在遭受近百年凌辱而渴求復興的中國面前，顯得就十分矯揉造作。

當盎格魯薩克遜人留下一個追求個人主義的殖民香港時，其就註定要再次經歷華夏文明的全面洗禮。這種洗禮在新時代，看起來是如此的必要與急迫。它需要衝滌整個香港人群的殖民價值觀，從而確立一種源出古中國所有的價值理念。

對於那些要求西方程序民主的人們，共產黨也在刻意地讓其明了“個人是短暫的，民眾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在個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導致民眾的毀滅，在必要時，國家則不惜犧牲個人來保護民眾。重要的是個人應逐漸認識到，他的自我與整個民眾的生存相比是無足輕重的........首先他必須認識到，一個民族的思想和意志的自由，要比個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有價值得多。“這也是建立起一個團結而有凝聚力的民族的基本價值理念。

由此而言，建構在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之上的香港體制，終究要在一步一步中向中國大陸體制轉換，也許這麼做會犧牲香港的經濟發展勢頭，但從整個中華民族角度而言，這種犧牲是值得的。”一國兩制“能也僅能作為一個國家的過渡政策而存在。

3

”一國兩制“即是一個過渡政策，其制定的前提條件是在和平環境下。如果一旦和平被打破，”一國兩制“的過渡地位也就隨之消失了。台灣作為美國盎格魯薩克遜人遏制中國大陸的前沿陣地，在李登輝、陳水扁之流的鼓譟下，已漸漸走向台獨的邊緣。台灣作為華夏文明固有的文明覆蓋地，其戰略意義的巨大，是中國共產黨無法忽視的。中國共產黨，縱使這幾年國內因改革帶來諸多社會問題，顯得焦頭爛額，但面對一個關係民族認同情感與國家地緣戰略安全的必爭之地，即使是火中取栗，也是再所不惜的。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一句互為因果的決策構思。當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收復台灣之際，和平成了空談，那麼緊隨其後的”一國兩制“也就喪失了實施的最基本前提。香港的體制漸變，已經為台灣未來回歸大陸作了最好的註腳。

陳水扁的急劇台獨，無疑是對大陸”和平統一“政策的最大挑釁。換句話而言，也正因中國大陸長期施行的”和平統一“策略，給了台灣以足夠在中國” 大陸吸血“的機遇。若撇棄”和平統一“的構想，台灣民眾，若提”一國兩制“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可言。至於談到台灣回歸中國後，其經濟發展趨勢如何，那已經不是很重要了。因為從地緣戰略上而言，中華民族已占據了一個極為有利的位置。這就是莫大的勝利，這種勝利是用任何金錢所無法衡量的。試問，什麼東西比一個民族的存亡更有價值呢？

就此而言，香港模式施加於台灣問題之上，就顯得有更大的變數與波折。至於這條道路會如何變幻？就看中美台三方角逐下，以何種方式了結台灣問題了。 赤宵 04.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