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政府修訂了1992年制定的“政府開發援助大綱（簡稱ODA）”，將援助的“人道目的”改成了“國民的利益”。在新大綱的指導下，日本通過新的政府援助方案，將對華援助在今年減少25%的基礎上，再次減少25%，從而使對華援助總額控制在8億美元。與此同時，日本將對印度的政府援助增加了25%，從而使印度獲得超過10億元美元的日本援助。日本外務省的新聞發言人在解釋這一變動時，直言不諱地說，日本的決定是因為中國經濟的成功，“而中國將其開支用在軍事和其它領域，日本民眾反對將援助給中國”。

研究中日關係，這是無法忽視的重要細節。在這個政策變化的背後，隱含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日本的政府援助到底是出於何種目的？日本人為什麼看重中國軍事開支？日本人為什麼突然加大對印度的援助？

從一般常理來看，援助與接受之間的關係似乎是“單務合同”，援助人似乎有權隨時中止援助，而接受方則沒有要求繼續援助的權利。但是，在國際交往中，人道援助從來都是國家利益的一種表現形式。援助的背後是一條通往世界各地的商業大道，在這條商業通途中，日本的產品源源不斷地占領了世界各地的市場。而一旦鋪就了商業坦途，或者日本可以憑藉現有的國際規則進入一國市場發展時，“人道主義”的援助就退居了幕後，日本商人就可以粉墨登場了。

在中國，日本政府援助的這種作用表現尤為明顯。在上個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日本的家用電器幾乎壟斷了中國市場，許多過時的生產線被拆散安裝在中國的各地，日本一舉占領了中國的整個家電市場。如今，隨着歐美等國商人加入競爭，中國的家電市場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在夾縫中求生存，逐漸地奪回了一些失去的市場，日本產品一統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然而，這種帶有強烈的經濟色彩，並且與日本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密切聯繫的援助方式還是讓我們看到了日本在處理中國問題上的一貫思維方式。

現在，日本國內經濟處於低迷狀態，財政狀況不斷惡化，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與國際相適應的貿易環境，在這個大環境中，世界各國的商人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公平競爭，因此，日本政府的援助在對華交往中的作用日益減弱了。在這個大背景下，日本調低對華援助的數額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日本在修改政府開發援助大綱時已經十分明白地表述了自己的新思維，那就是去掉“人道立場”的幌子，直接將援助的目的表述為“國民的利益”，從而將讓援助更好地實現“開發”之目的。

面對這樣一個極端務實的鄰國，任何空泛的“友好”說教都毫無價值。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必須了解它的政府過去做了些什麼，正在做什麼，今後將會做什麼。如果割斷歷史，中日友好就沒有了根基；如果無視眼前，中日友好就沒有了意義；如果不能放眼未來，就無法走出歷史的危局。

我們注意到，一些學者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出了中日關係新思維的問題。在我看來，中日兩國在現實博弈中從來不乏“新思維”，從鄧小平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到江澤民提出的面向二十一世紀中日友好，都是針對中日關係中的問題提出的新思維。問題在於，一些學者的新思維側重於清算中國人心中的“歷史舊賬”，認為中國人應該忘記那段歷史，將日本當作一個正常國家看待。如果這些學者是在沙龍中做沒有任何假定的發言，我們大可不必深究。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一些學者直接採取向決策者建言的姿態，並且希望通過自己的影響引起決策者的注意，更為嚴重地是，日本方面已經給予了“積極”的回應，他們多次邀請這些新思維的倡導者到日本本土講學布道。這些要求中國人正視歷史、將日本看作是正常國家的中國學者，已經向日本方面發出了錯誤的信息。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其流毒的影響將會十分深遠。

第一，中國人需要對日新思維嗎？

答案是肯定的。隨着中日兩國的發展，在處理兩國關係上必須有新思維。但是，新思維必須以中國的國家利益為目的。如果新思維的目的是為了日本的利益而不是為了中國的利益，這樣的新思維應該是日本人的新思維。在當今以國家為基本利益形態的國際社會裡，如果連這一點都不願意承認，而以世界居民自居，拋棄國家觀念，奉行所謂的世界主義，並在此基礎上論述問題，那麼討論中日關係毫無意義。我們的一些學者，一方面企圖脫離國家的範疇，而另一方面卻在討論國家的關係。這樣的人如果不是神經錯亂，就是別有企圖。

從中國的國家利益來看，當然希望有一個友好的近鄰。但是，現實情況一次次地粉碎了中國人的夢想。無論是二戰時期日本在中國的大屠殺事件，還是新近發生的毒氣彈泄漏事件，都反映出我們這個近鄰並沒有認真對待自己的那一段歷史，並沒有積極地清算戰爭罪行。這種錯誤的歷史觀導致一些日本人還沉浸在昔日對中國人燒殺搶掠的“輝煌”之中，他們將中國看作是可以任意蹂躪的弱國，因此，他們千方百計地以各種形式羞辱中國和中國人（珠海買春事件只是其中的一個表現）。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如果中國一味地向日本示好，其結果將會是倍受凌辱。所以，中國的對日新思維，首先應該是挺直腰杆的思維，而不是無視過去的一味講和。

在國際交往中，國家利益無優劣，但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則有好壞。日本人在推行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從來都是不擇手段，從來沒有做到與鄰為善。與這樣的國家交往，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只有當他們以實際行動表示願意遵守國際公認的準則，並且真誠地就過去的所作所為進行深刻的道歉之後，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我們不能透過歷史總結經驗，那麼，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還會遭受同樣的苦難。

第二，在對日關繫上，我們如何實踐新思維呢？

在以往的中日交往中，每當出現重大挫折，我們總是通過譴責“一部分日本人”來呼籲日本政府改善對華關係。這種處理中日關係的做法雖然有利於穩定中日關係，但也正中日本政府的下懷。日本政府正是通過“一小撮人”的行為不斷地挑戰中國政府的底線，然後通過事後無關痛癢的回應達到政府無法達到的直接目的。日本人的這種“進兩步退一步”的做法在處理釣魚島事件上表現的尤為嫻熟。面對日本有組織的挑釁活動，日本人將責任歸結到“少數人”的身上，並以此來應對中國政府的外交抗議。如果中國放鬆對這一事件的關注，日本則通過事實上的控制達到永久占領的目的。日本人似乎早已摸透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因而在處理一系列中日關係時，都採取這種“進兩步退一步”的策略，逐步地獲取國家利益。這種策略充分地利用了日本社會多元化的優勢，凸現了中國社會一元化的劣勢，在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等方面處處挑戰中國人的極限。

其實，民間的強硬與政府的友好恰恰為外交斡旋提供了巨大的空間。由於中國現行的體制以及外交上的過於僵硬，導致在處理中日關係問題上，我們沒有更多的辦法。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要發表中國對日政策白皮書，明確而又堅定地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歷史，並且重申中國的國家利益，旗幟鮮明地應對日本政府的各種小動作。

第三，日本是一個正常國家嗎？

按照國際法，日本早已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日本的不正常表現在日本歷屆政府對待本國歷史的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上。而這種態度又導致亞洲各國無法放心地與日本進行友好的交往。因此，日本要想真正成為一個政治大國，就應當擁有政治大國的氣度，通過官方正式文本對過去的那段歷史進行清算，以實際行動贏得亞洲鄰國的信賴。只有這樣，各國特別是亞洲鄰國才會以平常的心態與日本交往。

在討論中日關係時，我們必須認真釐清國家利益，企業之間的商業利益以及公民之間利益關係，在處理國家利益問題時，要遵守國際通行的準則。在處理企業之間的商業利益時，應該嚴格依照合同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辦事。在處理公民之間的利益時，應該平等相待，互諒互讓。

中日關係走到今天，出現了“三多三少”：中日之間的經濟貿易總量越來越多，而日本的對華援助越來越少；中日之間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而根本性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少；中日兩國公民之間的糾紛將會越來越多，而政府介入解決爭端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少。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應該積極發展社會中介組織，建立民間救濟渠道，依靠國際規則，努力捍衛中國公民的利益。與此同時，中國應該積極修改自己的外交戰略，以更加務實的態度處理日本問題。（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