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國情咨文：掌聲背後的蒼白

　　周曉鵬

　　對照兩年前克林頓總統的國情咨文，我們甚至會發現，連所謂“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及其排列的順序都相同。而從某種角度而言，這些相同的政策性問題恰恰暴露了美國長期以來在處理這些問題上政策的無力。
　　
　　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在其所著的《美國總統國情咨文》一書中寫到，“隨着時代的變遷”，國情咨文“已變成總統發揮國家領導作用的有力方式”。

　　日前，布什的首次國情咨文似乎再一次印證了這一點。布什的講話與其說是在按照憲法的要求“向國會報告國情，提交議案”，不如說是在藉助國情咨文告訴國會和全世界美國下一步的行動指針。

　　然而，經歷過恐怖災難和經濟衰退的國會和美國民眾似乎已經不在意這種內容上的差異。他們用掌聲表明了對這位“戰時總統”面對挑戰時堅定聲音的贊同。

　　而在整整140年前，林肯也曾經在其年度咨文中表達過同樣的信念。在那篇被譽為“所有最雄辯的年度咨文之巔”的文獻中，林肯寫道：“平靜的舊日信條已不適用於天翻地覆的今天。面對前所未有的局勢，我們必須有新思維、新行動。”而林肯的偉大不在於他所表現出的信念，而在於他能用新的思維與行動成功地將這些信念付諸實踐。

　　然而，同樣面對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布什所宣稱的“讓我們行動起來”的全新倫理觀和信條所指引的卻仍然是一條老路和死路。在掌聲的背後，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嶄新的藍圖而是一個矛盾的反覆。

　　從內容上來看，這次布什國情咨文的三大主題：反對恐怖主義、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其實一直是後冷戰時期美國總統國情咨文的主要內容。只不過每一次由於國際和國內環境的不同，側重點有所差異而已。對照兩年前克林頓總統的國情咨文，我們甚至會發現連所謂“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及其排列的順序都相同。而從某種角度而言，這些相同的政策性問題恰恰暴露了美國長期以來在處理這些問題上政策的無力。

　　“9·１1”事件意味着美國幾年來安全政策和反恐政策的失敗，所以布什通過國情咨文表示美國對恐怖主義的打擊將由“應激型”轉變為“主動型”，“在威脅日益近迫時，絕不會消極等待，坐視不顧”。有學者指出這是美國力圖通過反恐大旗確立繼人權外交後又一個新的外交主題。但毫無疑問，“主動打擊”仍沒有脫離美國對付恐怖主義的傳統思路。

　　事實上，當前的恐怖主義涉及國際社會間政治、經濟和文化多方面的內容，這使得物質力量、報復和軍事打擊等手段無法消除其存在的思想根基。因此，對於反恐和國家安全問題，現今美國所需要的應當是當年林肯所說的“新思維”下的新行動。

　　一方面，美國需要思考恐怖行為背後所蘊含的內容、在同恐怖主義者信念衝突中的美國政策是否完全正確、這些衝突所包含的因素、這些因素哪些本可以避免以及可以通過什麼樣的手段避免等問題。這些問題應是政策制定的基礎和出發點。研究如何避免發展中國家的“阿富汗化”和國際政治間宗教意識的極端化遠比追捕拉丹更能持久地消除恐怖主義滋生的溫床。

　　另一方面，在外交行為中對這一國際性的問題應當繼續尋求國際社會的合作。美國不應忘記當年在索馬里失敗的教訓。

　　在國情咨文中談到經濟問題時，布什經歷了與克林頓當年一樣有些尷尬的場面：本黨議員的掌聲和他黨議員的冷漠。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此，畢竟當年這樣的場面並沒有阻礙克林頓實現美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指出的，布什的問題在於他所宣稱的恢復經濟手段在大幅度增加軍費開支和國防預算、減稅以及財政赤字的情況下似乎並不可行。

　　在此，布什應當反思里根時期的經濟政策：正是里根的大規模增加軍費和減稅政策————這也正是布什現在所倡導的————使他的父親當年承接了一個困難重重的經濟形勢。老布什的教訓也值得這位躊躇滿志的現任總統借鑑：戰爭的光環既不持久也不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