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份中國總理溫家寶出訪美國給中美關係吹來了一縷春風。“中國”正在成為美國新聞媒體和政客雜談中一個時髦字眼，而這一關注更多地集中於對中國外交業績的評價。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湯姆·普雷特（Tom Plate）1月7日在西雅圖時報上一篇文章探討中國會在未來做什麼樣的“王子”，稱讚中國外交更為主動和微妙的同時，質疑中國的“王子之風”將會被人愛慕還是讓人恐懼。

中國外交將走向何方而美國如何看待中國外交新動向，《華盛頓觀察》周刊走訪了美國重要“智庫” 藍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員麥艾文博士（Evan Medeiros）。麥艾文在2003年11－12月《外交》雜誌發表了同泰勒·弗萊維爾（M.Taylor Fravel）合著了《中國新外交》一文。

中國新外交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中國對全球事務採取的措施基本是被動的，總是從‘百年恥辱’的受害者心態來審視國際事務和中國在其中的地位，然而，現在中國的戰略學家開始更多地討論‘大國心態’、‘一超多強’，”麥艾文博士說。

他認為大國關係逐漸占據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地位，中國越來越多的將本國利益看作與重要大國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而中國官員開始強調大國之間，包括中國在內，需要 “共同承擔責任”。 麥艾文博士說，中國意識到在某些問題上中國需要“有所作為”。他說中國外交思想的另一個改變是承認目前的這個世界還是單極世界，美國的絕對優勢將持續數十年。

2001年9／11恐怖主義襲擊美國之後，中美關係大大改善，這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中國外交的一些改變。“但是中國外交的改變至少從9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了，”麥艾文說。

“‘大國心態’和其他這些說法在中國並不是新的外交概念。但是9／11之後，中國政治和對外思想發生改變，更多的中國分析家能夠更自由地表達對這些概念的思考，”麥艾文說。“當然這些思想真正滲入中國人和政策中還有待時日，但是這一過程已經啟動。”

伴隨中國外交新思維的形成，崛起了一批新的中國政治家，和一批包括王光亞、楊潔篪、傅瑩、崔天凱和沙祖康在內的新的外交官。中國現任中高級外交官都曾被長期派駐海外，至少能流利地說一門外語。

“你可以扳着指頭數一數1978年之後中國歷任副總理，沒有一個不是花不少時間在國外訪問旅行的。越來越多的中國外交官在美國或英國學習生活過。他們在國外旅行很多，這使得中國現任外交官總體來說都更加成熟，同其前任非常不同，”麥艾文博士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麥艾文特別指出，回顧中國新外交的形成過程，錢其琛對於中國外交轉型功不可沒。錢其琛不僅帶領中國走出1989年之後西方全面孤立中國的窘境，而且更緊密地融入國際社會。從90年代初期，中國大大改善同周邊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同各種國際和地區多邊組織更經常性地來往合作。

“錢其琛在中國外交史上應該值得很多筆墨。你看一看十年前，也就是1994年，中國外交還顯生澀。現在中國在外交上占據了一個很好的位置。這和錢其琛的影響分不開。

中國新外交的形成對美國是是利還是弊？

一個是新興崛起國家，一個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同中國國力和影響力的競賽是一個客觀事實。在同中國核心國家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上，中國在同美國的力量“賽跑”中會同美國更為接近。

“在核心國家利益方面，中國會竭盡全力‘有所作為’，並最終施加極大的影響力。中國目前具有足夠的技巧和信心做到這一點。但是中國核心國家利益其實比較狹窄。在對中國國家利益並非至關重要的‘邊緣’問題上，中國會‘不當頭’和‘韜光養晦’，”麥艾文說。他接着說中國國際利益的外延正在擴展，更多的開始包括能源和環境等以前被忽視的領域。

一言以蔽之，麥艾文認為中國更成熟的新外交政策對美國既是機會也是挑戰。

“中國人在外交上更嫻熟，更聰明了，他們更會通過外交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外交官當然要盡其所能來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我不認為中美之間在國家利益上是你輸我贏的遊戲，”麥艾文博士說。“美國國內有一些人在談論外交上更成熟的中國時將美國邊緣化。對這一問題表示關心是對的。而把這一論調推到極端，我覺得是錯誤的。”

他舉例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1年大陸擔心台灣人的漸進式獨立，着重於通過威嚇來阻止台灣獨立。而2003年當陳水扁在公投問題上跳出來說非常挑釁性的話，中國的反應是說服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解釋為什麼台灣這麼做會製造地區不穩定因素，指出陳水扁政府的舉動在國際上產生的負面效應，從而更有效地抵制陳水扁。

“中國外交更成熟對美國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麥艾文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當中美兩國的利益一致時，外交上更成熟的中國會幫助提高中美合作的質量。在中美面對面合作時，中國可以放在桌子上的東西多了。但是當兩國利益發生嚴重分歧的時候，外交上更成熟的中國會更好地保護中國的利益，會更熟練地玩權力槓桿，更懂得如何對美國施壓。”

而中美之間在未來一致和分歧的地方各會有多少還是一個未知數。

“中國的‘和平崛起’理論讓人鼓舞。。。”

到底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意味着什麼？中國的崛起如何影響東亞力量格局配置？歸根結底，中國的崛起如何影響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麥艾文坦言說這是華盛頓所有戰略學家都在考慮的問題。

“這是為什麼中國越來越多地談到‘和平崛起’理論讓人感到鼓舞，”麥艾文博士說。這一理論不僅談到中國的和平崛起，而且也談到這一崛起是在美國的霸權之下。

“中國在崛起，而中國也更加敏感，明白這可能造成‘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你強就威脅到我，《華盛頓觀察》編者注），自己的崛起可能被別人視為威脅，所以在崛起的同時極力讓鄰國放心這種崛起會是和平的。這是（中國外交的）一個新現象，”麥艾文說。“雖然現在這些還是紙上之言，但是它反映出中國伴隨着自身實力崛起的思想動態。”

陳雅莉，《華盛頓觀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2期，2004/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