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馬立誠和時殷弘等先生“對日關係應該有新思維”的觀點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引發了國內學界和民間關於改革我國對日外交戰略策略的熱烈討論。儘管爭論的各方在對中日關係的認識和觀點上有各種各樣的差異，但總括起來，在這場“對日新思維”的討論中，目前各方在對中日關係的認識上基本達成了如下共識：中日關係目前處於有些惡化的狀態，兩國民間的敵意在增長，兩國關係有繼續惡化的趨勢；依靠中日兩國現有的外交政策和策略難以有效改善目前兩國關係惡化的狀態；要阻止中日關係惡化的態勢，改善兩國關係，必須調整和改革現有的對日外交政策，探索新的外交思維。馬、時等先生提出的擱置歷史問題，通過中國單方面對日大幅讓步以實現中日接近的“外交革命”的 “對日新思維”主張，在國內幾乎遭到了專家和民間人士的一致批評。問題在於，批評者們雖然逐一批駁了“新思維”的觀點，否定了“新思維”的主張，但並沒有在批評“新思維”的基礎上相應地提出一套對日的新的外交思路、主張和策略。因此，在冷靜分析中日關係的歷史和現狀的基礎上提出新的對日外交戰略策略，是將這場“對日新思維”大討論引向深入的關鍵和最終目的。

我們認為，主張妥協退讓主義的對日“新思維”缺乏對現在中日關係惡化原因和日本服強欺弱民族特性的清醒認識，實施“新思維”外交不僅不可能實現中日接近，而且會將中日關係引向歧途，最終導致中日衝突。歷史問題是一道中日關係中不可能越過的坎，導致目前中日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中方，而在日方，主要在於日本沒有和不願意真誠地處理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所以改善中日關係的主動權在日本手中。只要日本沒有想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強烈需要，並採取主動認真解決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中日關係就不可能得到真正改善，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穩定友好的中日關係。我們應該接受和認識到，除非日本主動尋求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中日關係的冷淡和不穩定將是一個較長時期常態，在目前日本經濟停滯不前，中國迅速發展的情勢下，我國對日外交不能採取主動妥協退讓的政策，而應採取政經分離，經濟上熱，政治上冷淡、孤立、遏制的更加強硬的政策，我們將這一策略稱為“冷制”外交。

一、 影響中日關係的三大障礙

要調整對日外交政策，首要的問題是必須弄清阻礙中日關係發展，特別是近年導致中日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目前阻礙中日關係向前發展，導致中日關係出現不穩定、甚至惡化的主要有三大因素：日本急於成為“正常國家”、主導亞洲的願望和中國迅速崛起的矛盾；日本不願真誠解決侵華歷史問題、不時侵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問題；中日兩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差異。

日本想成為領導亞洲的政治軍事大國的強烈願望與中國迅速崛起的矛盾，是近年中日關係惡化的直接原因

中日兩國從1972年實現邦交正常化以來，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冷戰的結束，中日經貿關係和民間交往越來越密切，2002年中日貿易已經超過1000億，按理說兩國之間的關係應該是越來越密切、越來越穩定，但事實上卻出現了經濟上兩國交往不斷擴大，政治上和民間關係趨於冷淡和惡化的狀況。日本隨着其經濟實力的強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要成為領導亞洲的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冷戰結束的90年代前後，日本經濟在日元升值和泡沫經濟中的快速增長，使日本經濟看起來大有超越美國之勢，做政治大國的雄心迅速膨脹，日本積極開展全方位的“大國”外交，推動建立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建立美歐日三級主導的新的世界和平秩序的構想，改變了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謹慎態度，極力推動建立在日本主導下的亞洲安全機制，提出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經濟圈。而在日本看來，由於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而迅速崛起的中國是日本實施領導亞洲戰略的潛在的最大威脅。於是，從90年代初開始，日本國內就出現了“中國威脅論”，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遏制中國的的思想意識在日本國內不斷發展。特別是隨着泡沫經濟的破滅，亞洲金融危機，日本經濟一時陷入了增長不力的衰退之中，給日本加速推進的政治大國戰略潑了一瓢冷水。與此相反，中國經濟卻仍然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兩相對比，一直在亞洲處於領先地位、國民向來自我感覺良好而又有強烈的危機意識的日本，而日本右翼勢力不斷製造證據，借各種由頭，在日本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中國威脅論”狂潮，以致最終發展成了一種國際性的反華思潮。如今，“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差不多已深入人心，一些日本人常以“害怕”的口吻談起中國經濟將取代日本。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凌星光教授在去年的一次採訪時說，他去年3月份在大阪機場的書店裡看到很多關於“中國威脅論”方面的書籍。最近，日本又拋出了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的新“中國威脅論”，逼迫人民幣升值。“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的泛濫，一方面造成了日本民眾對中國“威脅”的恐懼，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國政府和民眾對日本政治社會右傾化的反感和警惕，導致了近年來兩國民間敵對情緒的增長。馬立城在日本採訪時，明顯感到“不少日本人對中國的崛起懷着莫名的恐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儘管獲得了快速發展，但目前GDP只有日本的1/4，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40，事實上不可能對日本構成 “威脅”。但是，正陷於經濟困境中的日本目前急於確保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實施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戰略，希望以此來提高其國際地位和國家實力，擺脫經濟上和國內政治上的被動局面。日本人向來信奉“一山不容二虎”的國際強權政治思維，認為中國的強大是日本實現大國戰略的最大障礙。現在的日本主流意識正是按照這種政治思維來看待中日戰略關係的，把中國作為其爭奪亞洲霸權的最大競爭對手，因此大肆宣揚 “中國威脅論”，推行遏制中國的外交政策。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日本社會的更加右傾化，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一再參拜靖國神社，都與這一國際背景和日本信奉的國際強權政治思維有關。

侵略歷史問題是引起中日關係惡化的根本因素

歷史問題是中日關係中最敏感的政治問題，是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由於冷戰等歷史原因，美國在戰後沒有從根本上剷出日本軍國主義的生存根基――天皇制，沒有徹底清除日本右翼勢力，甚至姑息和重用日本右翼分子，使日本人傳統意識中的皇國史觀和民族優越論沒有得到徹底的批判和清算，日本在戰後沒有真正全面地反省過侵略中國等亞洲人民的歷史，沒有真誠地和亞洲受侵略國家解決歷史問題，使這一問題成為影響日本與中國等亞洲國家關係一個至今尚未解開的頑結。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右翼勢力就開始了修改教科書，美化侵略戰爭歷史，修改和平憲法，宣揚民族主義的活動，不斷傷害中國等亞洲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感情。當日本戰後在美國幫助下很快實現經濟起飛，20世紀60年代末迅速躍升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時，潛藏在日本人心底的大和民族優越意識立即復活。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如何認識和對待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是談判的焦點，儘管中國主動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日本並未真誠地就侵略歷史向中國人民公開道歉，以全面解決兩國間的歷史恩怨，而是以 “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失的責任，對此深刻反省”這樣的外交辭令含混過關。20世紀80年代之後，隨着日本經濟的強大，國際上有關於日本很快會超過美國的議論，日本人傳統的民族優越意識很快膨脹起來，右翼分子很快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鼓吹大和民族優越論和日本文化優越論的新民族主義思潮，鼓吹日本的經濟奇蹟再一次證明了日本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人類的未來在東方文明、特別是日本文化中，日本應該向世界其他國家輸出日本文化等等。日本右翼勢力也隨着日本經濟的成功而不斷增長，越來越囂張，從一再發生的篡改侵略中國歷史的教科書事件、光華僚事件、釣魚島事件，到日本首相中曾根帶領內閣成員集體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等，有關歷史問題的事件越來越頻繁地衝擊和惡化本來就不牢固的中日關係。冷戰之後，日本開始加快謀求與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實施提升政治軍事實力，成為“正常國家”的大國戰略。而右翼勢力的民族主義理論則是日本大國戰略的思想基礎，右翼勢力不斷膨脹，日本政治日益右傾化，現任日本首相小泉一郎開創了每年都去參拜靖國神社的先例，公開宣稱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的內政。

由於日本政府在對日本侵略歷史問題上長期堅持不徹底承認和解決的曖昧立場，在日本右翼多年美化侵略歷史的強勢社會輿論和“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現在多數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日本人在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上越來越模糊，認為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早已解決，日本右翼的主張是有道理的，中國至今仍然抓住日本的歷史問題不放有些過分。結果，中日關係出現了經濟交往不斷擴大、越來越密切，政治關係越來越冷淡，兩國政府和民眾感情淡漠，找不到共同語言的尷尬局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日本《朝日新聞》在2002年8月末到9月中旬分別在中日兩國進行的一次全國範圍的民意調查顯示，80%的中國人將“歷史認識”列為影響中日關係的頭號負面因素。

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是影響中日關係的重要因素

中日兩國雖然都比較迴避、很少強調兩國間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但實際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也是影響中日關係不可迴避的重要的現實因素。

中日兩國在冷戰時期曾分屬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對立的政治陣營，日本作為亞洲反共的橋頭堡，反對共產主義制度是其基本國策。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著名的右翼反共反化人物、前首相岸信介說：共產主義對日本的滲透，中國比蘇聯更可怕。基於共同抗蘇的需要，中日兩國排除了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障礙，在20世紀70年代建了交，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明確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排除在中日關係之外。但作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在亞洲的代表，日本卻從來沒有把意識形態差異排除在日中關係之外，即使在冷戰結束後也沒有放棄敵視社會主義的冷戰政治思維，始終把“和平演變” 中國作為一項基本的對外戰略目標。1989年“六四”之後，日本與歐美國家一起制裁中國。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闡述日本的亞太安全戰略時說，“建立亞太地區合作安全機制方面面臨最大的難題是如何使中國參與這一地區安全機制，並敦促中國朝着成為一個能夠進行自我克制的地域大國方向努力。”“日本在21世紀的戰略目標是使中國作為一個夥伴進一步加入國際大家庭”。

“中國威脅論”之所以在日本有市場，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日本人普遍對中國現有政治制度的不信任，擔心中國強大後會對外擴張。俄羅斯的軍事實力要比中國強大得多，且俄國在近現代都有向外侵略擴張傳統，又占領着日本的北方四島，但日本人卻沒有炮製“俄國威脅論”，主要是在堅持冷戰政治思維的日本和西方人眼裡，俄國的政治制度已經變了，已經成為了一個比較理性和負責人的民主國家，不再對西方自由社會構成威脅，而中國現有的與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是對西方和日本自由民主國家的“威脅”。 2002年在中日兩國進行的一次全國範圍的民意調查顯示，有40%的日本人認為影響中日關係的頭號負面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

中日之間要建立長期穩定的友好關係，就必須排除影響當前中日關係的上述三大因素。排除前兩大障礙的主導權在日本人手中，而日本民眾和政府目前根本就沒有主動排除這兩大障礙的想法；排除第三大障礙的主要取決與中國，而要消除中日之間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也不是短時期內可以辦到的，因此，從目前中日關係的客觀現狀及態勢來看，這三大障礙都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這說明，中日之間目前不具備建立長期穩定的友好關係的條件，除非有意外事件發生，中日兩國預計將會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保持一種沒有大的衝突、時而惡化、時而平靜的不穩定關係，這種關係不會對中日日益密切的經濟關係產生大的影響。對此，我們應該泰然處之。除非日本採取主動，要想迅速改善和建立穩定友好的中日合作關係是不現實的。

二、對日新思維：將導致中日衝突的災難性的“外交革命”

馬立誠和時殷弘等先生基於中日友好的良好願望，提出的通過中國在歷史問題、經濟問題和無條件支持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等方面的單方面主動讓步，以取得中日關係的大幅改進和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從而實現通過日中合作牽制美國的中長期戰略的對日“新思維”。無論是從中日關係的現實條件來看，還是從外交戰略的歷史和理論來看，“新思維”都是站不住腳的。

“新思維”以中日合作牽制美國的戰略設想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新思維”外交戰略的主要出發點和目標是：中國應該全力對付的是搞霸權主義的美國，只要中日關係有大幅度進展，實現了中日接近，中國對美外交和戰略地位的顯著改善幾乎是其必然或“自動”的副產品，日中合作將是牽制美國根深蒂固的警惕中國論調的中長期戰略。“新思維”的這種戰略願望是好的，問題是，從現實條件來看，日中合作牽制美國的設想根本就沒有現實依據，只是作者的主觀設想。

首先，美日之間牢固的戰略同盟關係根本就不可能被中日的接近所影響。日美之間在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基本的價值觀方面是根本一致的，美日之間的盟友關係決不是簡單的美國對日本的軍事保護關係，而是一種經過半個多世紀錘鍊的全方位的同盟關係。美日社會、文化整合的程度相當高，日本是一個服強欺弱的民族，日本社會有着濃厚的“崇美”氛圍，日本媒體上一天到晚的話題是：人家美國都這樣了，我們怎麼還不這樣？甚至民意調查發現，美國的貧富分化大，財政赤字，也被視為美國比日本的優越之處。即使20世紀90年代初叫嚷對美國說“不”的反美的日本右翼分子，骨子裡也很崇拜美國。日本右翼的教父江藤淳，在自殺前批判美國批得甚凶，但他惱火的事情之一是美國人不和“真正了解美國的日本人”打交道，而“真正了解美國的日本人”就是他這樣的人。日本社會在20世紀90年代在經濟泡沫中因膨脹的民族優越感而一度興起的反美情緒，隨着日本經濟的衰退明顯退潮。《經濟學人》不久前的調查顯示，日本是世界上第一親美的國家。除非美國實力迅速衰落，失去超級大國地位，在整個世界格局不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任何其他國家的力量都不可能改變和衝擊日美之間的密切牢固的同盟關係。日本要想成為政治軍事大國，沒有美國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反觀中日之間，除了在經濟上有較密切的互補關係之外，在政治、思想、歷史問題、地緣戰略各方面都存在目前難以調和的衝突，即使中日經濟關係也難以和美日經濟關係的依存度相比，我們憑什麼來實現聯日制美？憑在歷史等問題上的單方面讓步？連“新思維”論者自己都承認，“不可設想在可明確預見的時期內，日美間現有和可能出現的矛盾會發展到實質性地動搖日美軍事/政治同盟的地步”。
其次，改善中美關係是改善中日關係的前提條件。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現在，美國和日本在對中國的戰略利益上是根本一致的，中日關係的改善必須以中美關係的改善為前提。在1972年、1978年中日建交時如此，在1989年後取消對中國制裁時也是如此。這並非由於日本長期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害怕美國，在外交上甘願當美國的應聲蟲，而是因為日本在對中國的戰略利益上和美國是一致的，即使有分歧，也只是細節問題上的不同。中、美、日三國間不是三角關係，而是中國與美日同盟兩者之間的關係，而在美日同盟中其主導作用的是美國，中美關係的惡化最終必然影響中日關係，沒有中美的而實現中日接近是不可想像的。“新思維”論者將中美日關係假想為互相制衡的三角關係，提出通過中日接近以牽制美國的戰略設想，完全是一種無視現實的主觀想像，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單方面妥協退讓的“新思維”外交策略不可能改善中日關係

“新思維”論者的設想是，通過中國單方面採取遠超出日本政府和公眾（乃至所有其他國家和世界輿論）關於中國的可能有的預期的重大讓步策略，如擱置中日“歷史問題”，不過分干預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的問題，積極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必將帶來中日關係的大幅改善。

“新思維”的這種單方面讓步策略可以稱為綏靖主義或妥協退讓主義策略。在世界近現代國際關係史上，採取這種主動退讓主義策略的主要有三個典型的事例：一是美國在20世界70年代為聯合中國抗衡蘇聯，戲劇性地主動轉變對中國的敵視態度，閃電式的實施了中美建交，從而一舉改變了在對蘇關係中的被動地位。二是俄國十月革命初期，為渡過國內的困難和危機，保證新生的蘇俄社會主義政權的生存，面對德國的進攻，列寧採取暫時的忍辱退讓策略，與德簽訂了割讓部分土地的《布列斯特和約》，後因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和約很快被廢除。三是英、法在20世紀20、30年代為保護自己眼前利益，不惜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對德意日法西斯採取了姑息退讓的綏靖主義政策，結果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最後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美國的主動讓步、聯中制蘇策略可以說相當成功，其歷史條件是中美兩國都有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而彼此和好的需要；列寧的暫時忍讓策略是在面對強大敵國進攻時的權宜之計，也可以算基本達到了維護國內政權生存的目的。而英法的綏靖主義政策多被人作為失敗的反面教材。而反觀現在的中日關係，歷史上的這三種典型的情況都不存在， “新思維”的退讓主義策略能否成功沒有歷史經驗可可資借鑑。

從“新思維”策略的立論來看，其基本的邏輯推理是：既然現在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癥結是兩國在歷史認識上的分歧，那麼，中國大度一些一讓步，不和日本計較歷史問題，那阻礙中日之間的主要障礙不就排除了嗎？日本人必然會感激中國的大度，而和中國友好。這種推理如果對一個正常的、知恩圖報的正常的理性國家和民族來說無疑是成立的，但對日本這個崇尚強權實力、服強凌弱，慣於以德抱怨而缺乏道德感的特殊民族國家，這種邏輯推理就大錯特錯了。根據日本這個缺乏道德感的至今尚未改變本性的民族特性，如果中國採取主動讓步，就一般情況而言，不僅得不到日本的知恩圖報，從而導致中日關係的改善，而且日本通常只會得寸進尺。中日建交以來的歷史一再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在中日建交時基於發展兩國關係的良好願望，大度得令人難以置信地主動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日本人在一陣驚異和驚喜之後，不僅沒有對此表示真誠的感激，認真反省自己過去的侵略歷史，真誠地求得中國人民的諒解，結束歷史，開啟兩國人民的新的睦鄰友好關係的新紀元，反而對侵略歷史以外交辭令敷衍搪塞，並對處理在華化學武器、強征“慰安婦”及強征勞工等侵華戰爭的一些遺留問題不積極予以解決，而是百般推託。為維護中日友好關係，這些年來我們對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歷史的種種侮辱中國人民感情的行徑，一直採取了忍讓和克制的態度，結果是日本人在否認侵略歷史上反而變本加厲，以致現在日本政治和整個社會都右傾化了，中日關係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惡化了。可見，妥協退讓主要策略不可能改善中日關係，實現中日接近。

妥協退讓主義的“新思維”將導致中日衝突的災難性後果

時殷弘先生提出了5項對日“新思維”的主張：（1）暫時把歷史問題排除在對日外交議程之外；（2）在中日貿易摩擦中採取忍讓的態度和策略，幫助日本緩解經濟長期衰退；（3）適度容忍日本走向軍事大國化；（4）承認並配合日本在亞洲安全、政治、經濟合作上的大國地位；（5）積極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認真分析當前中日兩國的國情和兩國關係的現狀，特別是深入了解日本民族服強欺軟的特性和日本社會的現狀，我們就會認識到，如果對日採取這5項妥協退讓措施，不僅實現不了中日接近，而且幾乎必然導致許多難以預料的災難性後果，並最終導致中日衝突。

一是如果中國政府採取“新思維”的主張，把歷史問題排除在中日關係之外，放棄要日本對侵略歷史認罪和反省的立場，縱容日本右翼分子顛倒黑白地美化侵華歷史，必將極大地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尊嚴和民族感情，大大激化國內民眾的反日和以及對我國政府的不滿，造成國內民眾和政府的對立，其後果不堪設想。目前國內不少民眾已經對我國政府為維護中日友好而在歷史問題上對日本採取的寬容和克制態度不滿，要是在目前的立場上再退步，放棄在歷史問題的起碼道德原則，那國內民眾的情緒就可想而知，由此造成的政府在國民中形象和威信的損害將難以想像。像釣魚島之類的領土之爭是可以暫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因為樣並未放棄維護領土主權的原則立場。而日本對侵略歷史的認識問題是一個事關中華民族尊嚴的感情問題，是根本不可能暫時撇開不管，任由日本右翼分子任意欺辱的，否則，中國人民有何顏面在世界上立足？就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最賣國的清政府，在行動甘願受列強欺辱時，在思想和口頭上也未放棄維護民族尊嚴的立場。因為他們很清楚，放棄了這個基本立場，政府就必然失去在國民中最起碼的合法性。

二是如果我們放棄在日本侵略歷史上的基本道德立場，日本右翼分子必然會更加肆無忌憚地大肆美化和歌頌侵略歷史，右翼勢力必然會在日本社會迅速膨脹，在不長的時間內發展成為日本社會的主導力量，宣揚大和民族優越論的日本民族主義思想必然會很快上升為日本社會的主流意識，在這種條件下，日本走向政治軍事大國和對外擴張之路的步伐將難以阻擋。那種認為對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歷史的行徑不予理睬，右翼分子就感到沒勁了，翻不起什麼大浪的想法，是一種阿Q式的幼稚幻想；那種期望向來頑固反共反華的日本右翼勢力會感恩予中國的寬宏大量，主動和中國友好的想法，更是一種可悲的自作多情。

三是如果我們採取幫助日本經濟復甦，支持日本成為亞洲政治、軍事大國的退讓政策，那麼，天皇體制和右翼勢力一直保存至今，本來就不承認侵略戰爭是被亞洲國家打敗的，不甘侵略戰爭失敗，不願對亞洲人民道歉，正急於洗刷“戰敗國”身份，急於成為 “正常國家”的日本，不僅不可能因感謝中國的支持而與中國友好，最可能的只能是把中國作為其稱雄亞洲的對手和敵人，日中關係不惡化已經是最好的結局。

四是如果我們對日採取寬容、忍讓、扶持的“新思維”政策，讓日本迅速成為“正常國家”，在亞洲迅速“坐大”。鑑於中美兩國政治制度的差異短期內難以消除，如果羽翼豐滿的日本以“反共”為名主動聯合美國、台灣來共同遏制、對付中國，那中國的處境就不堪設想。在目前這種國際社會強權政治原則尚未退出歷史舞台、集體安全體制尚不牢固的歷史條件下，讓至今不甘於侵略戰爭失敗、迷信強權政治和有擴張傳統的日本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對中國和亞洲都可能是一場災難。

總之，我們如果採取寬容、放棄原則的主動退讓向日本討好的所謂“新思維”政策，不僅不可能實現中日接近，而且必將由於對其政治、軍事擴張不加限制，使日本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稱霸亞洲的野心急劇膨脹，最終必然會因為中國阻礙其稱霸道路發生兩國之間的對立與衝突。

三、第三思維：“冷制日本”的積極現實主義對日外交政策

對日外交的三大政策：意識形態主義外交·實用主義外交·友好主義外交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對日外交政策可分為兩個階段：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奉行以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為主要標準的對日外交政策，可以稱為“意識形態主義”的外交政策；改革開放後，我國對日外交逐漸轉為撇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分歧，求同存異，對日大力發展經濟交往和其他友好關係的政策，可以稱為“務實主義”的外交政策。

建國初期，在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冷戰格局下，我國實行了全面倒向蘇聯陣營的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從而形成了主要根據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的“意識形態主義”外交政策。我國意識形態主義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和基本特點是：（1）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與鬥爭是國際社會的主題；（2）以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作為發展國與國之間關係的主要標準，主要與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友好關係；（3）國際交往堅持政治掛帥原則，主要看政治利益，很少考經濟利益，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各國發展民族經濟，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主動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是這一原則的生動體現；（4）以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自居，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大力支持亞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對霸權主義鬥爭；（5）在國際上高舉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的大旗。雖然在對日關係上並沒有像對美那麼“凶”，但我們一直是把日本當成是美國的“走狗”來對待的。

改革開放後，我們放棄了意識形態主義對外政策，採取了撇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以謀求國家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堅持求同存異地廣泛與各國發展友好關係的“務實主義”外交政策。這一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和主要特點是：（1）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國際社會的主流；（2）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對外政策要為國內建設服務，以為我國經濟建設營造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服務；（3）撇開意識形態來差異，以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等國家利益為原則，堅持求同存異，致力於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關係；
（4）不當“頭”，不“打旗”，不“樹敵”， 不主動招惹是非，不搞對抗；（5）把發展與大國及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放到優先地位。這種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大大改善了我國與世界大國、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使我國對日經貿關係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成為日本第二大貿易夥伴，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

但是，隨着冷戰以後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社會日益向右轉，不斷美化侵略歷史以侮辱中國人民的感情，從使兩國民間敵對情緒的增長，導致了中日關係的不穩定和惡化。鑑於這種現狀，馬立城、時殷弘等先生基於改善中日關係的不良狀況，建立中日之間的穩定合作關係的考慮，提出了調整我國的對日政策，主動對日本作出大幅讓步以從根本上改善中日關係的“新思維”主張。我們可以將這種對日策略稱為主動讓步的“友好主義”外交政策。

積極現實主義外交的基本原則

回顧我國50多年來的外交歷史，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主義外交政策曾使我們陷入了與國際社會孤立隔絕的境地，改革開放後，我們實行撇開意識形態差異，以維護國家利益為主要目標的務實主義外交政策，一舉改變了在外交上的被動局面，使我們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建立了友好關係，越來越深地融入了國際社會，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但是，我們在實行務實主義外交政策中，為了維護友好關係，有時出現了過分妥協退讓的現象，從而使我們在與如日本等國家的關係上過於被動。這表明，在冷戰後國際新秩序重新構建的新形勢下，我們的務實主義外交政策應該作必要的調整。但是，這種調整不應該是“新思維”主張的對外進一步退讓的犬儒主義，而應該是敢于堅持原則，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的積極現實主義政策。

積極現實主義外交主張一國對他國的戰略和政策，主要應基於本國、他國以及國際社會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來確定，而不是基於某種主觀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設想，也不應基於短期利益的實用主義來確定。具體而言，積極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在對制定外戰略和政策時主要應考慮以下因素：（1）堅持以維護國家利益，促進本國外部環境的和平與安全、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空間的擴大和國際地位提高作為制定外交政策的立足點、基本目標和第一原則。（2）根據本國的實力、國際地位、發展需要來確定外交戰略的基本取向。當一個國家處於發展階段，實力還不強大時，應採取以防守為主的防禦型外交戰略；當一國經濟、政治、軍事實力足夠強大，成為世界強國時，應採取有攻有守、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準則的平衡型外交戰略；當一國實力超強，成為世界上少有或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時，應主動承擔國際義務，採取積極推動國際秩序向前發展的進攻型外交戰略。（3）根據外交對象國的實力、國際地位來確定對其外交政策。在堅持平等外交的原則下，對於比自己實力弱的國家的不良行為，要敢於碰硬；對實力相當的國家，堅持相互尊重的原則；對比自己強大的國家，要堅持主動友好、避免衝突的方針。（4）根據對象國的民族及其政府的特點來確定外交策略。對個性平和、愛好和平的國家採取謙讓友好的策略，而像日本這種至今仍崇尚實力、服強欺弱的國家，應採取不主動退讓的策略。（5）根據當今國際社會的通行規則和發展趨勢來確定對外政策。

掌握對日關係主動權：“冷制”日本

目前中日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中國而在日本，中國經濟和國家實力正處於迅速發展的上升階段，而日本經濟處於困境之中，影響了其政治軍事大國戰略的推行。相對而言，目前在經濟上日本更有求於中國，由於日本因侵略歷史問題與東南亞國家普遍有隔閡，日本目前沒有通過向亞洲人民道歉以結束歷史、開闢日本與亞洲國家睦鄰友好新關係的願望，在如何進一步發展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上還猶豫不決。基於這一狀況，目前我們在對日策略上不應採取主動退讓的策略，而應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在堅持政經關係分開的原則下，在政治關係上堅持以解決歷史問題為前提，冷淡、孤立、遏制日本，經過一段時間的冷淡和“較量”，最終迫使日本主動與我改善關係，全面解決兩國間的歷史問題，使兩國關係走上理性、穩定、友好的發展道路。我們將這一策略稱為對日“冷制”策略。
具體而言，在實施對日“冷制”策略時要注意以下方面：

（1） 要認清和接受中日關係在短期內不可能有根本改善、甚至可能惡化，目前不具備建立中日成熟穩定關係的條件的現實，堅決拋棄通過我方讓步能改善中日關係的幻想，對中日關係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處于波動起伏狀態做好思想和心理準備。中日之間的地緣戰略衝突、歷史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三大障礙短期內難以消除，決定了中日關係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改善。實際上，中日政治關係近些年來一直處於“冷淡”狀態，中國國家元首、國務院總理已分別有五年和三年未訪問過日本，可以說“冷淡”目前已經成為兩國關係的常態，兩國實際上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

（2） 要堅持將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分開的原則，努力使這一原則成為中日雙方的共識，確保兩國經濟關係密切發展。儘量避免將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掛鈎，即使在兩國政治關係惡化時也要積極發展對日經濟關係。日本小泉首相上台3年來兩國一直沒有實現首腦互訪，兩國政治關係一直較“冷”並有惡化趨勢，但兩國經貿關係卻沒有受多大影響，不斷發展，越來越“熱”。這表明我國在對日外交中早已開始實行“政經分開”的原則。

（3） 堅持以積極發展與美國的關係來促進和保證中日關係發展、以美制日的策略，千萬別幻想“以日制美”。在可預計的相當長一段時間，中美關係將是中國外交的第一的、最重要的關係。中美之間沒有大的歷史恩怨，有聯手抗日的友好歷史，除了意識形態的差異外，沒有其他重大障礙，現在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也比中日之間多得多，所以發展中美關係遠比發展中日關係容易。目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中日關係仍然不可能擺脫從屬於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中美關係的改進必然導致中日關係的改善，中美關係惡化必然影響中日的接近。良好的中美關係是“冷制日本”的前提，能確保我們在中日關係中掌握主動權。如果有美國的理解和支持，我們在“冷制日本”時就不會擔心會導致中日衝突的升級，冷制就會有更好的效果。沒有與美國的良好關係，沒有美國的理解，冷制日本就可能造成美國和西方國家認為中國想打擊日本以稱霸亞洲的誤解，從而使問題複雜化，影響冷制策略的實施和效果。可以說，沒有美國的理解，冷制策略就難以實施。況且，美國還是中國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最有力的盟友。

（4）明確把解決歷史問題作為發展中日穩定友好關係的基礎和前提，在歷史問題上採取更強硬立場。歷史問題是影響中日關係的難以迴避和超越的最大障礙，要建立成熟穩定的中日友好新關係，不解決歷史問題是　不可能的。歷史經驗一再表明，對於服強欺弱、向來不願輕易認輸的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只有採取強硬立場，才能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否則，只能使問題久拖不決，並最終使問題複雜化。我國為保持兩國友好關係，多年來在歷史問題上一直採取克制忍讓的態度，結果日本一點不領情，為侵略歷史翻案之風愈演愈烈，導致兩國關係動盪不已，並呈越益惡化的趨勢；韓國在歷史問題上對日一直採取了如召回大使、抗議示威、抵制日貨等比中國更強硬的態度，結果不僅沒有惡化韓日關係，反而在每次發生日本為侵略歷史翻案風波後，日本都主動採取措施去修復，並最終迫使日本政府公開向韓國人民道歉，而日韓關係不僅沒有因此而受多大影響，反而比中日關係要好。最近我國日軍遺留化學武器受害者索賠經過8年抗爭在日首次勝訴，以及中日雙方就“8·4”齊齊哈爾日本遺棄毒劑傷人事件達成的日本向中方支付3億日元補償損失的事件再一次表明，只有堅持鬥爭，日本人才會認賬。所以我們在歷史問題上應放棄對日克制立場，採取針鋒相對的強硬態度，明確要求中日就教科書問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解決戰爭遺留問題等達成一個一攬子解決協議，以全面解決兩國歷史問題，建立兩國睦鄰友好新關係；對日本右翼修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為侵略歷史翻案事件上，採取召回大使、停止政府高層人員往來、不邀請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領導人來訪、支持明間抗議遊行等強硬措施，迫使日本政府明確表明立場，儘快解決歷史問題。日本首相小泉上台後不顧中國人民的反對年年參拜靖國神社，儘管小泉在與我國領導人在國際場合會晤中多次發出實現兩國首腦互訪的倡議，但我方反應冷淡，至今都不邀請他訪華；最近我國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等在會見日本小泉首相時明確強調，日本特別要慎重處理歷史問題，千萬不要再做傷害戰爭受害國人民感情的事。這反映我國政府在對日歷史問題上的立場已逐漸趨於強硬。

現在，日本正處於經濟困頓、想進行政治軍事擴張以擺脫困境而有求於我的時期，可以說正是我們採取強硬態度逼迫日本解決歷史問題，壓制本國右翼勢力，走上與亞洲國家和平友好相處的正確道路的有利時機。日本經濟一旦復甦，信心重新膨脹，那時再想壓制日本解決歷史問就困難了。中日歷史問題不能拖，拖得越久，日本人的認識更模糊，解決起來越困難。近年日本的一項調查表明，有近一半的日本青年不認為５０多年前日本所發動的是“一場侵略戰爭”。對解決歷史問題採取擱置拖延策略，其結果可想而知。

（5）通過加強與韓國和東南亞等共同受日侵略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建立起在政治上孤立日本的統一戰線，一方面可以逼迫日本學習德國，真誠地與亞洲國家解決歷史問題開闢日本與亞洲各國面向未來的新關係，另一方面還可密切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在亞洲樹立起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提高中國在亞洲的地位。同時倡導在東亞建立多邊安全磋商機制，讓中日兩國以合作而非主導的姿態參與其中，共建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新中日關係。最近我國與東盟國家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韓達成的推進三邊合作聯合宣言，正在構築的東南亞（與東盟）、東北亞（與日、韓）、中亞（與上海合作組織）、南亞（與印度）自由貿易的亞洲經濟共同體戰略，使我國在對亞洲國家外交中取得了主動，對孤立、遏制日本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也因為中國與東盟的密切關係而飽受國內民眾的批評，使日本目前急切希望與東盟國家乃至整個亞洲地區實現自由貿易合作。

（6）以解決歷史問題作為支持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前提條件。在日本沒有認真清理和反省侵略歷史，沒有在思想認識和心理上 “正常”以前，堅決反對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擴軍。在目前日本未對其侵略歷史進行認真反省，還存在發展軍國主義土壤的條件下，如果放任日本進行政治軍事擴張，那麼，憑藉其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日本很可能重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這絕非危言聳聽，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紀子2002年3月在訪問北京時在接受《朝日新聞》專訪時就說：“我們日本人，包括我自己，如果在思想上不加以調整，目前的日本很可能一下子就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像小泉那樣‘到時才決定’（去不去參拜靖國神社）的態度就是一個最明顯的象徵。”所以在歷史問題解決以前，我們絕對不能支持日本成為政治軍事大國，而要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日本的政治軍事擴張。

（7）大力推進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加快與國際經濟政治規則接軌的步伐；積極參與國際和區域經濟政治組織，推動國際和區域經濟政治合作與一體化，大力提倡相互依存、和平競爭、平等互利、集體安全、共同發展、國際關係民主化等新的國際關係理念和規則，樹立中國是一個不斷追求進步的、理性的、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的形象，消除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逐步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影響，進一步發展中國與西方國家和日本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