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初期存在四類問題

　　冷戰結束之初，中美關係曾經被描述為處在“十字路口”。後來一個時期中美關係陰晴不定，乍暖又寒，主要原因是前蘇聯解體嚴重削弱了作為中美關係基礎的反對蘇聯擴張的
戰略合作，結果是雙邊關係中的矛盾迅速突出。

　　當時中美雙邊關係中主要有四類問題。第一類包括台灣、西藏等涉及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問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灣問題。由於美國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導致中美關係在1995年夏季大幅倒退，1996年春雙方在台灣海峽發生尖銳對抗。第二類是當時以人權問題為焦點的意識形態衝突，它在深層次上影響着中美關係的各個方面。第三類是經濟貿易方面的摩擦，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是知識產權問題。美國動輒以單方面制裁相威脅，曾經幾次將中美關係推到貿易戰的邊緣。第四類是在軍備和不擴散領域的分歧，也曾導致雙方關係起伏動盪。當時中美關係能否繼續正常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能否處理好上述矛盾和分歧。今後這些問題也還是影響中美關係前景的重要因素。

　　新基礎引出新內容

　　如果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全貌觀察，也可以看到中美關係正是在起伏動盪的發展中，完成了基礎的重塑。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合作的主要基礎是共同反對前蘇聯擴張的戰略關係。冷戰結束十年後，一個以互利的經濟貿易關係為核心、以貿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為支柱的新基礎已經取代了舊基礎，其承重能力在形成過程中經受過嚴峻的考驗，它的逐步鞏固確實使雙邊關係中的主要衝突得到解決或緩解。當然，今後它必定還要經受複雜的考驗和衝擊，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與中美關係的基礎發生變化同時，中美關係的內容也日益豐富複雜，並形成了四個重要的新特徵。

　　其一是中美關係涉及到兩國重大的戰略利益，而且對全球和地區的政治形勢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正是這種雙重的重要性，促使兩國必須謹慎地處理彼此的關係。

　　其二是中美關係涉及到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安全等各個領域，涉及到許多相關部門和地區。中美雙方的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國內不同的部門和地區利益等的影響，這不能不說是雙方很難在某一個領域裡保持始終如一的態度的一個原因。

　　其三是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內容和範圍都越來越廣泛的利害關繫結構，不同層次上的利害關係日趨複雜。利與害並存、衝突與妥協並存、競爭與合作並存。“敵”或“友”、“競爭對手”或“合作夥伴”等範疇，都不足以完全概括中美關係的現狀。

　　其四是中美關係已經滲透到雙方的社會生活之中，在兩國的社會內部均形成了不可忽視的影響。而且隨着“政治大眾化”趨勢日益發展，兩國社會內部狀況對政策的影響必定日益擴大。進一步說，雙方都可以通過多層次的交往，通過對方的社會來影響對方政策的某些方面，問題是誰更善於加以利用。

　　新基礎形成和新特徵出現決定了中美關係既不大可能會出現過去那種劇烈的大起大落，但也肯定不會一帆風順地發展。

　　共同關注國際事務

　　幾乎是與世界進入新的千年同步，中美關係也開始向一個新的階段發展。與以往主要是處理雙邊關係中的問題相比，共同面對和處理重大的國際事務以及就當今國際秩序中的重大原則進行對話和爭論，將在中美關係中占越來越大的比重。

　　冷戰結束近十年來，一方面，美國作為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其綜合國力不僅仍然是鶴立雞群，而且在各個領域裡繼續保持強勁的上升勢頭，美國人也繼續對充當世界領袖幹勁十足，在世界上到處爭着要發揮“領導”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隨着自己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對國際事務表現出越來越積極的關注，施加影響的領域越來越廣泛。這既是基於一個大國的責任感，也是中國更加積極地融入世界體系的必然結果，當然也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使然。

　　可以預見，中美兩國所處的歷史地位和各自的國家特性，決定了它們在涉及當今國際體系的基本原則的重大問題上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

　　中美關係是兩個“超大型”國家間的關係，其中不可能不包含全球和地區性的問題；在涉及全球和地區性的問題上，不可能沒有合作，甚至可以說在主要的方面是合作，儘管在一些問題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否則中美關係絕不可能是今天這種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克林頓執政時期兩國政府提出的共同致力於“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反映了中美關係的部分現實。否則就無法說明，在經過一番折騰以後，布什政府還是要提出中美建立“建設性的合作關係”，特別是在“9·11”事件以後比較積極地改善中美關係。

　　兩個關鍵問題

　　長時期以來，中國政府在貫徹改革開放政策的同時，為改善和發展中美關係作出了持續的努力。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與之相適應的對美政策，要改善和發展中美關係是不可能的。以往的經驗也一再表明，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取決於美國在以下兩個關鍵問題上的表現。

　　首先是美國不得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如果美國持續不斷地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不是像1994年那樣將人權問題從對華政策的中心位置挪開，或者不是像1996年以後那樣，在台灣問題上回到遵守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中美能夠保持建設性的關係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在處理雙邊關係中的問題時，美國需要調整其態度。美國內有關“中國威脅論”的種種議論表明，美國對中國的崛起存在着極其深刻的疑慮。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是一種不正常的心態，正如一些中國學者指出的，它包含了文化上的優越感、優勢地位帶來的傲慢、種族上潛在的排他意識、欠缺與非西方大國正常交往的經驗、意識形態的對立等等。這些因素從根本上影響着一部分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基本態度和思考。

　　中美關係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不同、歷史文化迥異、利益關係日趨複雜的兩個大國之間的特殊關係，因此對中美關係發展的難度和可能遇到的麻煩和危機，要有足夠的估計和準備。在新世紀建立穩定的互利合作關係，長期和平共處，當然是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然而這個目標必定只能在解決矛盾和衝突的過程中逐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