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思想的社會效用

作者：高健傑

喬良、王湘穗著《超限戰》一書於去年夏天出版後，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2000年1月12日，某讀書俱樂部舉行的“99年度十大好書新聞發布會”透露了一條消息：《超限戰》“由讀者提名高居第三位，而在專家表決人圍的投票中則受到了普遍的抵制，被第一個從初選名單中划去”，普通讀者和專家對此書“各執一辭”。《社科新書目·閱讀導刊》記者就此採訪了喬良大校，喬良在答記者問時向專家提出了挑戰：“……到目前為止，我沒有遇到一個人，包括某些專家在內，能把這本書仔細讀完，讀透之後，指出我們的缺點和錯誤。”筆者不敢以專家自居，卻是“仔細讀完”了《超限戰》的一名讀者，當然遠遠談不上“讀透”，但還是想斗膽指出《超限戰》的一些毛病，因為這關繫到學界與輿論的導向。

一．“超限戰”有無效用?

　　正如喬良所說，《超限戰》“頭半部分主要是分析了美軍的現狀，從它的武器裝備到它的軍事思想，以及它的不足和弱點”，後半部分則是作者自己觀點的闡述，作者引進了大量的新術語、新概念，簡直可以說是對讀者進行了一場“飽和轟炸”。許多術語、概念是作者自造的，但自造概念並不能與獨到見解劃等號。許多新術語不過是一種新包裝，是對[日概念換一種表述方式。《超限戰》真正要表達的見解，作者自己在書中寫道：“就表現在一個‘超’字上，超限組合戰，首先是思路，然後才是方法。”筆者以為，書中涉及方法的“超”有“跨”的意思，涉及思路的“超”則是“突破”的意思，嚴格地說，全書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為兩個“超”，而不是一個“超”。

超手段組合

　　“超國家、超領域地使用手段也就是我們要說的‘超手段組合’問題。在一個空前複雜化了的世界上，手段的樣式和適用範圍也處於不斷的變化中，再好的單一手段也不會比多種手段的並用更有優勢。俄羅斯黑手黨為攫取財富，把暗殺、綁票和使用黑客攻擊銀行電子系統等手段組合在一起；一些恐怖組織為政治目的，把投放炸彈、劫持人質和網絡襲擊等手段組合在一起；……這些手段大都不具有軍事性質(雖然時常會帶有暴力傾向)，但其組合使用的方式，卻對我們在戰爭中如何有效的使用軍事或非軍事手段不無啟發。”超限戰“這種戰爭意味着手段無所不備，信息無所不至，戰場無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術都可以任意疊加3意味着橫豆在戰爭與非戰爭、軍事與非軍事兩個世界間的全部界限統統都要被打破；還意味着已有的許多作戰原則將會被修改，甚至連戰爭法也需要重新修訂”。

　　這其實還不能算是獨到見解，提出“斯瓦茨科普夫十索羅斯十小莫里斯十本·拉丹”的超限戰的‘‘夢幻組合”也只是描述性的學院派軍事學，而不是克敵制勝的軍事思想。把自己的力量均衡地使用在“夢幻組合”的每一個領域，對於弱國來說並沒有什麼便宜好占。斯瓦茨科普夫的空地一體戰，索羅斯風險基金的金融實力，小莫里斯的網上黑客戰，都是美國占盡優勢的領域，在這些方面與美國硬碰硬，顯然不是明智之舉。通過保持經濟落後狀態來尋求國家安全上的某種免疫力，如以拒絕資本自由流動來對抗索羅斯，以封閉互聯網來對抗小莫里斯，則意味着把國家安全和軍事戰略置於國家發展戰略之上，最終勢必犧牲經濟發展而削弱綜合國力。以往提出的各種軍事思想，不論是海權論、空軍制勝論、核武器制勝論，都要求在各種軍事力量之間有所側重，形成一種最佳力量組合。超限戰也不例外，它要求“在需要並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線上選擇最恰當的手段(包括極端手段)”，儘管《超限戰》作者辯解說“不是指時時處處都非採用極端手段不可”，但他們的興奮點顯然是本·拉丹而不是斯瓦茨科普夫。

　一種軍事戰略、軍事思想是否能夠付諸實施並且行之有效，一方面受到技術上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到政治、倫理上的制約。超限戰若以新老恐怖分子為師，則在技術上並不存在什麼障礙，以舉國之力來實施本·拉丹、麻原彰晃和俄國黑手黨的極端手段，生化製劑和微型原子彈等都應當不在話下；關鍵在於政治、倫理上的約束，這就是《超限戰》的第二個“超”字所要解決的問題。

超倫理規則

　　《超限戰》寫道：“在今天，衡量一種手段的有效性，主要不是看手段的屬性和它是否合乎某種倫理標準，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一個原則，即實現目標的最佳途徑原則。只要符合這一原則，即是最佳手段。其它因素雖不能說可以完全忽略不計，但卻必須以有利於目標的實現為前提。這就是說，超手段組合首先要超越的不是別的，恰恰是手段本身所隱含的倫理標準或原則規範。而這遠比把一些手段與另一些手段組合在一起，更困難也更複雜。只有完成了對既有觀念的超越，才能使我們擺脫禁忌，進人手段選擇的自由—超限之境。”“……在一個舊的秩序行將消解的時代，占先機者往往是最先打破規則或是最早適應這一趨勢的人。顯然，在這方面新恐怖主義份子已走在了國際社會的前頭。”“這對於許多職業軍人來說，幾乎是窮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說穿了卻又很簡單，辦法是：徹底做一回軍事上的馬基雅維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這個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遺產。”答案很清楚，即職業軍人應當打破傳統軍人的倫理束縛，像恐怖主義份子那樣不擇手段、無所顧忌地思考和行動。

不對稱戰法的有限性與相互性

　　喬良說，美國的某些基金會經研究後認為，超限戰是倡導用“不對稱的戰法對付美國，而且是美國很難招架的”。

　　為文明國家軍隊所無而恐怖主義組織獨有，並由此形成不對稱態勢和不對稱戰法的，就是後者的“野蠻優勢”。恐怖主義組織最犀利的武器是自殺和殺害無辜。除了日本皇軍曾使用過“肉彈”外，現代國家的正規軍隊不可能有組織有計劃地使用人體炸彈；也不可能使用綁票、劫機的手段來達到戰術或戰略目的。除了在30年代初中共特科曾用紅色恐怖來對付自身的叛徒外，中共軍隊在國內戰爭期間基本上沒有運用過暗殺一類的極端手段。讓沒有這樣一種傳統的軍隊去步履恐怖主義組織的行跡，確實需要“跨過”“一條鴻溝”。　　　事實上，恐怖主義手段這種“不對稱的戰法”比較適用於國內戰爭和非國家組織，而不適用於國際間的戰爭。因為在前一種情況下擁有強大實力的一方找不到報復的對象，但在國與國兵戎相見時，“不對稱的戰法”就往往難以奏效。二戰期間，由於德國占領軍實行殘酷的報復政策，西歐國家中的城市游擊戰收效甚微；中共的農村根據地主要是在抗戰前期趁日軍主力用於正面戰場、後方空虛時開闢的，後期除反掃蕩外很少主動出擊日軍，這不能不說是受到日寇“三光政策”的威懾。

　　田忌賽馬只能在一次性博弈中奏效，而不能真正改變戰爭雙方的實力對比和戰略態勢。除非你搶占先機後能夠把對手一拳擊倒，馬上結束比賽，否則，後出手的一方也會用他的看家本領來回擊你。

　　為了爭取先機和利用不對稱優勢而促使戰爭向野蠻化的方向倒退，既不利於人類的整體利益，也尤其不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畢竟中國還正式宣布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美國和俄國卻沒有作過這種承諾。事實上，美國在50年代、俄國在60年代都認真考慮過對中國實施核打擊。中國的核彈頭比美俄兩家還差着不止一個數量級，也沒有能力裝備TMD和NMD，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以弱勝強，以小搏大需要的是真正的戰略思考，而不是在戰略思維的名義下求助於精神勝利。

二．《超限戰》是否被誤讀?

　　喬良說，沒想到《超限戰》出版後“居然能產生這麼大的誤讀，不喜歡它的人是誤讀，喜歡它的人也在誤讀，使一些人把與我們完全相左的觀點扣在我們頭上。比如，說我們主張恐怖主義，我實在不知道哪一章、哪一節能讀出這一點來。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有些人斷章取義。書中有一句話‘在這一方面，無所不用其極的恐怖主義分子是各國政府最好的老師’，這句話拿出來顯然是說我們主張恐怖主義的最有力佐證。可就在這句話之前的兩句，如果連起來理解，我們的觀點就顯現無疑，斷無得出主張恐怖戰的可能。”細讀全書，如上節所引用的，令人側目的話已不止一句兩句。但是作者本人的聲明還是應當受到尊重的，只要喬良自己不承認是在主張恐怖主義，別人就不要隨意給他扣這頂帽子。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緊接着他便對記者說，“諸如恐怖戰等”，“就是這樣一些手段，也不是不能使。如果布萊爾可以使，美國可以使，中國人為什麼不能使?”這樣一來，他又自己推翻了前面所作的否認。由此可見，是《超限戰》的作者自己在閃爍其辭，以求左右逢源，而不能說是讀者們統統誤讀了該書。

　　喬良引用英國《泰晤士報》有關布萊爾首相的一條消息，以此證明布萊爾也主張恐怖主義。問題在於，布萊爾本人承認了這一報道嗎?喬良可能會說，布萊爾不承認不等於他就沒有這樣做，他們是做了不說。“我們就是要說，而說了儈儈是為了不做。”“說了，就震懾了對方，嚇阻了對方，也許就不用去做了，如果不說，就不得不去做。……這是一種典型的理論威懾。”在喬良看來，如果以“說了不做”的方式鼓吹恐怖主義，不僅不會抹黑國家的顏面，而且可以收到“理論威鑷”的奇效。這純屬痴人說夢。如果對方肪明知你是“說不做”，也就失去了威懾的效果；如果要保持威懾的作用，你的言詞就必須伴隨以行動的準備，而且，恐嚇本身就構成一種准戰爭行為，可能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

分歧所在：國家利益至上

　　不喜歡《超限戰》的專家學者是不是誤解了書中的真意，是不是由於誤讀而對其不依不饒，他們和(超限戰》的作者究竟有沒有實質性的分歧，喬良其實是心知肚明的。他對記者說，我們也不諱言，我們提出了一個戰爭的倫理問題：究竟是倫理至上還是利益至上?沒有一樣倫理和道德，可以使一個國家有理由因此而滿足於失敗和滅亡。它與人不同。人的立身之本，要講究倫理和道德，但一個國家，卻不完全是這樣。我們可能不如主張道德立國的人更君子、更高尚，但我們認為自己更實際、更從國家的實處着眼。

　　國家是為國民謀福利的一種工具，但並非每一個具體國家或者政府的利益都天然地與大多數國民的利益相一致。如果政府實行違背國民利益的政策，個人、團體、政黨就沒有必要把自己的福祉和前途與它的存亡聯繫在一起。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國的名義向ll國宣戰時，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地方大員公然抗命，將廷諭視為“矯詔”，私自與列強議約搞所謂“東南互保”。孫中山、楊衢雲等八名興中會骨幹則聯名致書港督卜力請求援助。陳獨秀在1914年曾說：“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予則云：殘民之禍，惡國甚於無國家。失國之民誠苦矣，然其託庇於法治國主權之下，權利雖不與主人等，視彼亂國之孑遺，尚若天上焉，安在無國家之不若惡國家哉!”胡適也說：“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無道而就有道’之意。”設想日本在1945年沒有無條件投降，戰爭又延續十年後打成平手，日本絕無可能在70年代登上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寶座，更不會變成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今天的日本人恐怕也不會歡迎這樣一種“光榮”的戰爭結局。任何一種嚴肅的倫理學，不論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還是自由主義倫理學，都不會把國家利益置於國民利益之上。不受倫理學約束的軍事思想，幾近於沒心沒肺沒頭腦的爪牙思想。喬良認為自己比批評他的專家學者們“更實際”，其實，不考慮戰爭應不應打、能不能打而一味沉浸在戰法的“夢幻組合”中的人，才是趙括、馬讒式的軍事家，而不是真正着眼於國家和民族利益。

三．軍事思想的界限

　　軍事思想有沒有界限?這個問題要從不同的角度來講。任何軍事思想要都要有靈魂、受倫理道德和政治約束，在這個意義上說是有界限的；任何開創性軍事思想都要思路廣闊，高瞻遠矚，不自設藩籬，從研究領域和範圍上說是不應當有界限的。丁東在批評《超限戰》時說，我們現在面對的首先不是怎麼打，而是打不打仗的問題。中國現在面臨的實際上是一個和平的環境，沒有人要打我們，所以要保持和平的環境與先進的東西接軌，學習借鑑西方先進的東西。而在《超限戰》作者看來，似乎戰爭已經不可避免，敵國也已經確定無疑，這就把軍事研究自我鎖定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

不戰而勝是最高境界

　　打還是不打?能勝不能勝?如何取勝?這是軍事家必須考慮的三個方面。從孫武以來的兵家，都把不戰而勝視為最高境界。通過謀略和外交(包括政府外交、民間外交和軍方外交)化敵為友，也是一種不戰而勝，而且比通過整軍備戰和實力威懾更值得稱道。如果反其道而行，把可能的盟友推入敵人的陣營，即使能勝之而不武。不能勝而貿然開戰，則是置社程百姓於不顧的匹夫之勇。

　　軍人不同於一般文人乃至外交家，如果不設定假想敵，無論訓練、裝備、制定作戰預案，都將會無所適從。但是，他不可以輕易跨越界限，徑直把假想敵當成現實中的敵人。在很長一個時期中，中國政府和軍方始終認為戰爭不可避免，一切要立足於打仗、打世界大戰、打核戰爭。毛澤東去世後，憑藉鄧小平的深謀遠略和威望，才扭轉了這種認識，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現在，包括《超限戰》作者在內的一些人士要從鄧小平軍事思想退回到毛澤東晚年的軍事思想，必須經過周密的論證，不能只靠危言聳聽的煽情手法。化友為敵易，化敵為友難。把美國由戰場上的頭號敵人變成潛在的建設性戰略夥伴，經歷了三代政治家的艱巨努力，而把中美關係重新變成敵對關係，只需要一念之差，說說不、超超限就很容易滑下去，乃至一發不可收拾。

盲目輕敵的苦果

　　從軍事史上看，最大的失敗往往不是由於戰法、戰術不精，而是在打與不打、和誰打不和誰打的問題上做出了錯誤決策。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第二次戰役結束時，彭德懷建議部隊就地休整補充，暫不越過“三八線”；毛澤東沒有接受，下令必須越過“三八線”。志願軍第三次戰役攻占漢城和仁川後，在美國投贊成票的情況下，聯合國第一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五步方案：1．立即實現停火；2．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安排恢復和平所應採取的進一步措施；3。外國軍隊分階段撤出朝鮮，並採取措施以實現聯合國關於建立統一政府的決議；4．在實現第三條步驟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鮮和確保朝鮮和平與安全的臨時性辦法；5．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國代表舉行會議討論遠東問題，其中包括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問題。對北朝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此有利的條件，此後再也沒有出現過，然而毛澤東卻沒有抓住轉瞬即失的機遇。他以為再打一仗，大局可定，指令外長周恩來致電聯合國第一委員會主席，明確拒絕了上述方案。不料被美軍殺了個回馬槍，漢城和仁川很快便再度丟失，此後又浴血廝殺了兩年半，增加了上百萬人的傷亡，最後的停火線還是確定在“三八線”一帶。解決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一耽誤就是20年，台灣問題的解決更是拖延至今，半個世紀後兩岸統一還是中國人的一個夢想。這就是盲目輕敵，可以和卻偏要打所造成的歷史性後果。

　　《超限戰》建議採用包括恐怖主義手段在內的不對稱戰法，這種戰法確實有本·拉丹這樣的人在進行嘗試，但它是否能在未來局部戰爭或者世界大戰中給中國帶來勝機呢?喬良和他的合作者並沒有展開分析。薩達姆·侯賽因和本·拉丹一樣對美國人深惡痛絕，而且比後者掌握着更多的資源，為什麼他不試一試這種戰法呢?薩達姆·侯賽因和本·拉丹的不同選擇對中國的軍事決策者有何啟示呢?在《超越戰》作者看來，像把幾名美軍士兵曝屍摩加迪沙街頭這樣的野蠻行為，或許就能動搖美國人充當世界憲兵的決心，從而改變世界戰略的格局，這是不對稱戰法賴以奏效的客觀存在的不對稱心理承受基礎呢，還是作者自己主觀上的一廂情願?

四．軍事專家的良知

　　喬良和他的合作者同為現役空軍大校，關注現代軍事近20年，並長期潛心於軍事理論研究，可以算得上是軍事專家了。軍事專家與其他專家意見分歧，一般讀者又與專家“各執一辭”，這在以往是難得一見的。

專家無言的悲哀

　　在1999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媒體上司空見慣的是專家與群眾的同仇敵愾、異口同聲、眾口一辭，以及外交專家與軍事專家的一唱一和。現在，輿論一律的假象被撕開了一個口子，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雖然只是出現在邊緣性的報刊上，仍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新事物、新現象。

　　在事關戰爭還是和平、建設還是破壞以及億萬人生命幸福的問題上，大部分專家默不作聲，無論是受到鉗制還是“民意”的壓迫，都是極其悲哀並可能導致嚴重後果的。人心叵測，“民意”難料，專家學者不能當“民意”的尾巴，而要站在潮頭，向民眾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和專長。在民主國家中，常常看到的是一部分專家學者和跟從他們的民眾與另一部分專家學者和跟從他們的民眾之間的意見對壘和政治角逐，而不是專家學者與普通民眾“各執一辭”。

　　從歷史上看，人文與社會科學專家學者的聲音被媒體上的眾口一辭所湮沒，軍事專家意氣風發、獨領風騷，向來不是國之吉兆。在涉及國家榮譽與民族感情的問題上，民眾通常是比較容易激動的，但是從一時的亢奮轉變為持續的狂熱，則是某些勢力有意識地引導和煽動的結果。這些勢力要想得逞，前提條件是迫使頭腦清醒的專家學者閉上嘴巴。在30年代，日本的思想界是傾向馬克思主義的左翼占上風。但是在政府和軍部的政治迫害和輿論壓制下，一部分專家學者被關進了監獄，一部分學者教授被趕下了講台，新聞媒體成了軍國主義者的一言堂。其後果便是日本舉國歡慶、全民擁護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國自己的教訓也不應忘記。不讓馬寅初講話造成了什麼後果?反右運動後專家學者對“大躍進”、“放衛星”不置一詞造成了什麼後果?以“準備打仗”作為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指導方針又造成了什麼後果?在新世紀、新千年來臨，中國需要對國際形勢做出新的判斷和確定新的戰略方針的關鍵時刻，千萬不能重蹈過去的覆轍，壓制專家學者的真知灼見。據新左派的朋友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現在已經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人們很想知道，他們在上述問題上發表了什麼言論?中國老百姓又能從哪些媒體上看到這些言論?可惜只看到了，被媒體追捧的喬良大校輕蔑地把“自由知識分子”與被通緝的海外“民運分子”拴在了一起。

真正的軍人氣質

　　近年來世人看到了美國政壇上的一種現象：政客外交家熱衷於干涉他國事務，積極鼓吹在世界各地投放和使用武裝力量；軍事將領反而比較有節制，在對外動武方面持更加謹慎和穩健的態度。大概是因為後者對自身實力更加了解，對屬下軍人的生命更負有直接責任的緣故。而反觀中國的一部分年青軍人和軍事專家，近來卻表現出一種不同尋常的狂妄，嚴重地誤導了民眾。據說，在俄羅斯的幫助下，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已經出現飛躍，美國的航空母艦作戰編隊成了中國導彈和潛艇的活靶子，大陸的巡航導彈可以瞄準台灣“總統府”內的一張辦公桌，只要最高當局一聲令下，攻占台灣或者南沙諸島甚至教訓日本“小鬼子”都易如探囊取物；由於中國的導彈核武器可以毀滅洛杉磯，美國絕對不敢干預中國軍隊在台灣海峽和周邊地區的軍事行動。這種無視對方軍事實力和作戰決心，誇大己方軍隊數量優勢和武器裝備水平的言論，實質上是要挑動民眾對國家外交決策的不滿。喬良對於“很多情緒化的東西”是有所警惕和反對的，他明確表示：“我認為中國人現在還沒有資格說‘不’。我與說‘不’的作者有過辯論。”但他似乎對於“不對稱戰法”可能給世界格局和戰略態勢帶來的影響，多少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美軍是對於軍人在戰爭中的傷亡情況最為敏感和關注的一支軍隊。直到今天，美軍仍在下大力氣搜尋二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的失蹤人員及其遺骸。戰爭中每一名陣亡將士的姓名，都被銘刻在莊嚴的紀念碑上。關愛士兵的生命和價值，美軍的這個傳統是其戰鬥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來源。而歷史上的中國軍隊，總是搞不清楚自己的傷亡情況，連時間距今最近的中越戰爭的傷亡人數，也很少有人知曉。不在這些方面認真反省，提高對包括軍人在內的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的體認和尊重，而是奢談不惜犧牲、不吝代價，放言不講倫理、不講道德，一切服從國家的利益和強盛，甚至鼓吹拜專搞人體炸彈攻擊的恐怖主義者為師，這恐怕不是在鼓舞士氣而是在自毀長城。

多種聲音的軍隊?

當記者詢問官方對《超限戰》是什麼態度時，喬良答：“正因為西方的一些媒體的反彈很利害，有關方面態度很微妙。既沒有公開贊同也沒有公開反對。我覺得很好。因為這畢竟是一本代表個人見解的書，也說明有關方面對多種聲音存在的意義有充分的認識。”這段話如果是一名普通作者說的，筆者也會舉手贊成，但出於一名空軍大校之口，就有許多弦外之意，必須對之打個問號。

　　軍隊的生命繫於軍紀，軍紀渙散的軍隊不是一支沒有戰鬥力的軍隊，就是一支極其危險的軍隊。即使在民主國家，軍隊也不允許以多種聲音對外界說話，軍人也不享有與平民百姓同等程度的言論自由。而在政治改革遠未到位的中國，軍人豈能比平民在政治敏感問題上享有更充分的言論自由?

　　《超限戰》能夠順利出版並且受到“微妙”的對待，有兩種可能性：或者是得到最高層的賞識，或者是得到軍內一部分人士的支持。我們已經表明了對這本書的批判態度，顯然不希望說中前者，但第二種可能性如果是事實的話，更令人不寒而慄。日本在二戰前逐步滑向軍國主義的前車之鑑，國人是不應當淡忘的。20年代的日本政府承認一戰後維繫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既定國際秩序——凡爾賽一華盛頓體制，當時日本在對華關係上奉行所謂“幣原外交”的三個支柱是：與歐美列強協調一致，經濟外交，不干涉中國內政。但是日本軍部在體制上不歸屬內閣和首相統轄，它在外務省之外推行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日本的中下級軍官又不滿於高級將領的謹慎與瞞珊，屢屢破壞軍紀，實行“下犯上”。正是在一些躊躇滿志的大佐的精心策劃下，關東軍先後發動了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把日本拖人了侵華戰爭的深淵。

　　明眼人不難看到，當我們面臨冷戰結束後全新的國際形勢時，也面臨着強人政治結束後全新的國內形勢，兩種形勢交織在一起，是最容易出差錯的。

　　我們寄希望於軍事專家的良知，能夠在對國民、對國家和對軍隊的忠誠之間擺正關係，同時也充分理解他們的職業特徵和小團體特殊利益。但出於千秋萬代、百年大計的考慮，還是要依靠制度建設而不是人的覺悟。在21世紀萬象更新之際，要進一步改革軍事領導體制，加強文官對軍隊的控制；在適當增加國防經費的同時，拒絕藉口國際形勢緊張提出過份的軍備擴張要求；堅持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堅定不移地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既定方針。

(作者單位：重慶指向文化有限公司)

《戰略與管理》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