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國作為現代國家，實在肇自南京國民政府；
第二，中國今天作為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維持除了外蒙古以外的晚清版圖，南京政府的十年努力，功不可沒。
前些天閱讀十九世紀末美國《大西洋月刊》舊文，洋洋灑灑，討論在中國行將四分五裂的前景下，如何保護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令人覺得百年後中國尚為統一國家，並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國之一，幾乎是個奇蹟，也不得不承認其中蔣介石也有一份功勞。
關於南京政府的“十年建國”，有不少外文特別是英文研究資料，筆者不擬詳述。就第一點“現代國家”講，可以舉出公共教育的推廣，“中央研究院”的建立，甚至首次漢字簡化的努力。針對改革“醜陋性”的則有全國運動會和為之建造的南京五台山和上海江灣等大型現代化體育場。自東北淪陷後，每屆全運會均由“東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加上熱河，稱為陷倭東北四省）”運動員率先入場，自蔣介石起所有大員肅靜起立，以切記“國恥”，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蔣介石當年也承繼的是一副“爛攤子”。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卻承擔歷屆北京政府累積的六億六千七百萬美元外債。而且當時中國只是表面上的統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國家資源極其有限，而且必須將其大量花費在“統一政令，統一軍令”的“軍閥混戰”之中。即便如此，中國的“綜合國力”在這短短十年中仍出現長足的進步，對中日衝突產生極大的影響。
“九·一八”之後的“淞滬抗戰”，是日本對國民黨政府心腹地區的直接軍事試探。蔣介石不得不把全國最精銳的兩師德械德訓軍隊即八十七、八十八師組成第五軍投入作戰。據張治中回憶，甚至中央軍校（黃埔軍校後身）教導團也受調參戰。據一位美國歷史學者調查，當時僅剩的另一德械師（404師）也受命急赴漢口，包圍日本租界。蔣介石的確是拼上了全部老本，政府遷都洛陽，他本人則留守南京，以示鬥志。正唯如此，淞滬戰爭的兩個重要結果是：
第一，它證明現代裝備和現代訓練的中國軍隊可以抗衡對等的日本軍隊，並且獲得勝利。
第二，日本從此不敢再以“京滬杭地區”為直接進攻目標。
在此前後，國民黨在東南沿海的“基本建設”也極為可觀：“京杭國道”的開通，浙皖公路和閩浙公路等公路網的建設，在抗戰前夕搶建蘇（州）－嘉（興）鐵路、錢塘江大橋和浙贛鐵路（未完成）等等。可以說直到七十年代，江浙一帶的交通網基本是“十年建國”的底子，筆者也因此得以某次到舊滬杭公路上，戴笠手下刺殺《申報》老闆史量才之處憑弔。鐵路界朋友告訴筆者，文革期間修建杭－湖（州）鐵路，基本按照當年“京杭鐵路”的勘探設計，甚至利用部份完成的路基。
在經濟上，抗戰前夕的桐油、茶葉、蠶絲等總產量記錄直到五十年代後期甚至六十年代方被超過。金融方面成就更堪回顧：自1935年底發行法幣，建立公債債券的威信，同時積極清償外債。到抗戰前夕，已經償還百分之九十外債。中國債券在倫敦市場節節上揚，價格超過日本的債券，這是李登輝政權以及其他台獨派系所不願面對的史實。法幣本來是為了對付英、日、美貨幣在大蕭條期間相繼貶值，以及美國以高價搶購中國百姓白銀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後，行使地方鈔票的省份也紛紛改用法幣。可以毫不誇張說，法幣制度是中日戰爭的充要條件，迅速發展的法幣構成中國統一的基礎，沒有法幣，抗戰軍費便無由籌措。
在亞洲政治上，南京政府的長遠策略之一是朝鮮復國，在中國成立的朝鮮臨時政府受到南京直接資助和保護。1932年直接策劃朝鮮義士尹奉吉炸死炸傷日本在滬最高軍政大員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首腦金九，全靠中國軍警的全面保護才逃脫日本的報復。事後蔣介石在南京密會金九，指出暗殺並非長策，從此中國開始大批訓練包括飛行員在內的朝鮮軍事幹部。這些舉動不僅在當時有重要效果，今天竟然成為北京對韓外交的歷史資本，繼續影響未來的東亞地緣政治。
經濟力量的增長自然導致軍力的增長，從淞滬戰爭結束到盧溝橋事變，南京政府的德械軍隊從三萬激增至八萬。按照當時的軍備發展速度，這數字可望在兩三年內達到二十萬以上。根據八一三“京滬抗戰”功虧一簣的結局，以及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戰績推算，二十萬德械軍隊至少可以確保“京滬杭”地區。事實上直到七七事變之後，日本仍然沒有直接進攻上海的胃口（見後）。只要京滬杭不失，中日戰爭的局面就完全改觀。
在軍備方面，根據Princeton大學出版的一項研究，中國在抗戰前夕的1936年完成了輕武器裝備自給。在空軍力量上，居然有洋人認為在抗戰開始時，雙方幾乎力均勢敵。日本歷史上損失的第一艘現代戰艦和中國空軍轟炸台灣（新竹、台北），武漢上空大量殲滅日機等都是這一力量的體現。這裡固然有一個補給問題，但是至少說明再牽延若干時日，日本要占領中國東南沿海的巨大代價。
國民黨當時的另一重大資源是在南洋。華人社區在經濟上的成功造成教育相對發達，東南亞因此可以說是比中國本土更早普及“國語”的地區，原來四分五裂的海外華人社區因此實現了相當程度的統一，並且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堅。華人子弟幾乎毫無例外上華語學校，而幾乎所有華語學校都在國民黨的實際控制之下。這不僅對中國本土提供大量財力人力，也可能成為破壞德日結盟的外交武器──能夠真正長遠損害英國在遠東利益的是當地的中國民族主義。從九一八起，到英、澳軍向日本投降為止，國民黨與英國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進行長達十年的惡鬥，詳情有待整理，其中驚心動魄的情況,可以從英國二戰期間向加、澳、南非、新西蘭（即臨時排除了愛爾蘭的英聯邦）四國發出的醜詆中國的秘密文件窺見，甚至到了戰後的1962年，以操“南洋國語”為主的馬來亞共產黨敗局已成，美、英論客對作為南洋民族主義溫床的新加坡“中正中學（英語稱蔣介石中學，沿用至今）”還是耿耿於懷，Robert S. Elegant 的 《龍種》便是一例。
南京政府的效率直到抗戰初年還非常顯著。例如“京滬杭”的空襲預警系統：1937年八月中旬，日本空軍在五天之內三次大規模轟炸南京，中國空軍居然擊落其中54架，預警系統起了很大作用。“京滬杭”淪陷之後，江浙一帶的空警仍極其有效。一位當事的老先生回憶，由於淪陷區的特工系統，各地對日軍的主要空襲行動，至少有一兩天的預警，令人感慨的是：當局的首要任務，便是及時疏散中小學師生。
再以大專院校疏散為例：抗戰前夕，全國有院校一百零八所，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未經遷移而在原址授課的，只有新疆省的新疆學院。許多一再搬遷。例如浙江大學先由杭州遷到建德，再遷江西吉安，三遷至泰和，四遷至廣西宜山，最後遷到貴州，師生員工“遵義會師”，“長征”使命方告完成。又如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先由廣州遷至廣西梧州，再遷藤縣，三遷融縣，四遷廣東乳源，五遷連縣，六遷曲江，七遷回至連縣，八遷羅定。天津南開大學被日軍炸毀，圖書儀器被劫，北大、清華校舍則淪為日本軍營。北大文學院地下室更成為虐待“支那人”的地獄，清華也變成日本妓院、酒吧、馬房。三校師生初遷長沙，再遷雲南蒙自、昆明，成立西南聯大。其中部份師生由湖南經貴州步行至昆明，費時六十八天，歷盡艱辛，終於複課。其他院校遷移後方的實例同樣感人。
東南沿海淪陷後，香港成為連接海外的重要據點。以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為主要作者的《Thunder Out of China》就描述了數以千計的中國派港人員的忠誠，一旦公務完畢，毫無例外地冒著被日軍襲擊喪生的危險，離開珍珠港事變之前的“安樂天堂”香港，回到朝不慮夕的重慶。珍珠港事變後，重慶政府交通部駐港人員全部被日軍槍殺，無一投降。中國駐菲律賓的八位外交官，從美國Princeton大學博士到外交部老首長的年僅二十二歲幺兒，也因堅不屈膝投降，被日本違背國際公約，盡數殺害。
南京政府另一項意義深遠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無庸諱言，滿清對回族長期歧視，甚至到所謂“同（治）光（緒）中興”，仍出現許多迫害回族的“惡性事件”。而南京政府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就贏得絕大部份回族對中國的認同和忠誠。這一點對中國統一的貢獻至大。例如對中國各種內部矛盾，從國共、滿蒙及至西藏，日本無不利用盡致，可是對回族卻始終乏術。更重要的是甘肅青海一帶的回族馬氏勢力對中國始終忠誠不二。在白崇禧（字健生，阿拉伯名烏默爾，意義與“崇禧、健生”吻合，天衣無縫）的細緻工作下，馬氏兄弟和回族對英國策劃的“藏獨”運動的致命障礙，從今天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著作里還可以經常品味。
中國軍事實力上升的最好證明是上海抗戰。由於種種原因，今天大部份人並不注意八一三是中國的主動。德國顧問團領導、總顧問 Falkenhausen將軍的傳記和其他資料清楚表明蔣介石選擇上海為與日本軍事攤牌的地點。當時英國從上海發出的情報報告以及日裔學者入江昭在《劍橋中國史》都明確說明日方對中國的進攻措手不及。一個頗有些歷史後果的小插曲是中國空軍在日租界炸死了現代美國親日遊說勢力的“教父”賴世和 Reischauer的兄長。
笨拙的政治手段和欠佳的政治運氣，再加上日本唯恐中國復興，急不及待，使得蔣介石在七七事變後，已經沒有內部政治迴旋餘地，中日戰爭遂無可避免。“京滬抗戰”功虧一簣，說明中國即將達到可以抗衡日本的“臨界點”。
毫無疑問，在抗戰之前十年中，日本的實力始終強於中國，然而關鍵是中國實力的發展速度超過了日本。時間越長，雙方的實力對比對日本越不利。法國學者Jean Escarra斷言，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對日本來說，已經晚了兩年，對中國而言，卻早了兩年，故此曠日持久，僵持不下，真是一針見血的精闢之論。
總之，日本當時對中國軍事野心的代價正在迅速增加（抗戰的實際歷史也證明這一點），相比的是英、荷等“老牌殖民主義”在南洋的實力日益衰弱。假以時日，缺乏自然資源的日本將不得不重新考慮其戰略主次。和蘇聯交手的經歷，充份說明日本“吃軟不吃硬”。
在國際上，隨著實力的增長，中國將成為在遠東抗衡日本正式盟國──英國的重要力量，這將使得德國慎重考慮在中日之間的選擇。等到德蘇矛盾爆發，中國更將成為兩國爭盟的對象。Escarra已經預言，只要再有兩年，中國就可以獨力擊退日本的全面進攻。中國如果掌握時間主動，等到歐洲戰爭爆發，不難在德、蘇、美之中擇盟，擊敗日本。
總之，如果蔣介石有足夠的政治能力或運氣，將中日戰爭再拖延兩三年，今天亞洲的政治局面將會完全不一樣。某些細節固難擬測，但是下列要點可以大致肯定：
中國不僅是聯合國安理會有否決權的大國，更是全亞洲獨一無二的當然領袖；
蘇聯被迫交還外蒙古（包括唐努烏粱海）；
英國被迫撤出印度次大陸、馬來亞和西藏、香港；
台灣（包括釣魚臺列島）回歸；
朝鮮復國並保持統一，琉球復國；
在南洋出現一個包含馬來亞、新加坡和北婆羅洲的中文為主國家；
在東南亞其他地區出現許多如今日新加坡那樣的獨立中文城邦國；等等。
“一失足成千古恨”，蔣介石的政治失敗，使他本人喪失了成為中國凱末爾的機會。可是在歷史長河中，這無非是一瞬之事。具體細節固然難以再演，歷史大勢依然照舊。天道周星、六十甲子之後，中國又出現了與抗戰前夕極為相似的局面：
政府主導的資本主義（或曰市場）經濟；
以東南沿海和海外華人作為內陸發展的先導和資本；等等。
在這些條件下，“醜陋的中國人”胼手胝足，使中國的總體經濟實力在過去二十年中出現驚人的增長。同樣不出意外，中日兩國的力量對比消長也和抗戰前夕的局面極為相似。美國被迫調整地緣戰略之外，《華盛頓郵報》在江澤民訪日時尖銳指出，在“道歉”鬧劇幕後，是日本對中國復興、超過日本的深刻恐懼。
六十年之後的重要區別是，北京政府面臨的外部壓力危機遠遠小於當年南京政府，而北京的國際外交軍事實力則遠過之。只要能夠實現政治上的“軟著陸”，“醜陋的中國人”應該不會再錯過因為抗戰而失之交臂的歷史機會，而日本這個東亞的“逆子”（朝鮮李朝宣祖語：中國父母也，我國與日本同是外國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於子，則我國孝子也，日本賊子也。），最終將不得不按照“文明衝突”論客亨廷頓的預言，被迫“改邪歸正”，重新成為華夏文明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