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的預見性上，老蔣作為政治家是無可挑剔的。作為愛國者，蔣在1930年代的決策亦是無可挑剔的。

　　在政治預見性上，他亦早於1930年代便看到了日本與美國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指出，侵略中國只不過是日本的第一步，美英俄皆對日本占領中國深懷戒懼，如中國能避免埃塞俄比亞式迅速淪亡，美英俄必不至於對中日戰爭袖手旁觀，元清滅宋明必能避免。事實也證明，整個抗戰只為過是其在1930年代設想的一個排練而已。

　　在國內方面，在1930年代，中國割據之嚴重，雖三國、五代瞠乎其後。中央之號令不出長江五省，其中餘地方皆為軍閥控制。大的如馮閻桂張，地跨數省，帶甲數十萬，雖三國之董卓、袁紹亦自愧不如；小的如石友三、劉湘、龍雲、西北諸馬，亦聯州跨郡，逞強一方。與這些政治勢力相比，初起的中共其時兵不過馮閻、地不過劉湘龍雲，在長征至陝北後，連西北馬家軍都打不過。但老蔣卻在如此紛繞的時局、如此眾多的對手中精確地預見到中共是其最大對手，寧可與張閻桂等大軍閥調情亦決不放過中共，諾非西安事變中何應欽之急於搶班奪權，恐怕槍架到脖子上，他也決不會與中共妥協。這不能不說其政治的眼光非常人所及，而在鴻門晏中放走劉邦的項羽，在政治預見性上，給他提鞋都不配。

　　在抗戰準備上，當老蔣為1935中央軍進入四川，抗戰終於有了一個可靠的後方基地而狂喜時；在老蔣憚情積慮地修建公路鐵路網，以加強軍隊機動性時、在老蔣想方設法從德國進口軍用機械設備與武器，實施國防實力時、在老蔣為搞好與美英俄、甚至德國的外交關係，為日後抗戰營造外交資本時為奔走時、在其進行法幣改革，讓全國工業在1932-1937年間增長80%時，馮閻桂等大小軍閥正在想法設法的保持甚至擴大自已的領地，至於如何切實的為抗戰作準備，他們是從來不上心的。（當然，對於馮閻桂等軍閥來說，抗日口號也是須喊一下的，但實質的準備則不必了，既耗精力又耗金錢，遠不如口號划算）毛的“論持久戰”固然上正確的,但在這本論持久戰論文出來之前，老蔣已經為持久戰能出現奮鬥了許久。

　　1927-1937，對國家統一、領事裁判權的廢除、關稅自主權的實現、對武漢、九江、南京等租界的收回、對煙臺湛江等租借地的收回老蔣皆功不可沒。經濟上也表現不錯，交通上初步修建了全國公路網及浙贛、湘贛等鐵路、修建了中國歷史上自已設計的第一座鐵路橋--錢塘江大橋，興起了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交通建設高潮；金融上建立了中央銀行，抵制了外國金融資本，實現了國家對金融命脈的控制，成功的進行了幣制改革；農業上1936年取得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豐收（一度出現了賣糧難、穀賤傷農現象，小學課文“多收了三五斗”即反映了這一現象），而1931-1936年間，全國的工業產值增長了80%（剔除東三省），全球經濟深陷危機的情況下，1936年，中國經濟達到了歷史最高點。基本上，在內有割據，外有日寇，而全球經濟深陷危機的情況下，蔣在建設上與剷除地方割據上能取得如上成就，的確難能可貴。但蔣也出現了最大的敗筆，那就是對918事件判斷失誤，間接導致了東三省的輪陷。

　　蔣介石在1927-1937年間的決策從數量上說基本可以說是大部分是正確的，大的錯誤也許只有一個，即對918應對失誤。雖然這個錯誤的決策，使他後來足足奮鬥了八年才得以挽回，但整體而言，蔣使得中國第一次建立現代化國家的框架。其實,抗戰八年，太平洋戰爭前五年基本上依靠其在1927-1937 年間打下的經濟政治外交底子支撐。

　　至於抗戰,儘管戰術上幾乎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但由於制少類似蔣毛這樣的戰略家，日本人戰略可以說是一錯再錯(詳細可見李宗仁回憶錄)。而蔣雖然在淞滬南京等戰役中戰術指揮有所失誤，但在大的戰略上則較為成功地實施了抗戰前既定的持久戰戰略。個人認為，日本人在1938年其實就已經無法取勝了， 1941年惹火美國佬則自掘墳墓。因此，蔣在抗戰中的決策應該是合格的，而其在中國抗戰的領袖地位，亦決非浪得虛名。

　　1930年代是一個內憂頻頻、外患重得的年代，是一個蘇占外蒙，覦新疆，日奪滿州、覦華北的年代。在這樣的年代，要將用飛機大炮戰列艦裝備起來的機械化日蘇軍隊趕出中國對於實際上僅控長江一隅且兵疲劍鈍的南京政府來說比要舉全國之力抵禦蒙滿鐵騎的趙構崇禎要艱難得多；在這樣的時代，要保持民族的獨立，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是不能指望“慷慨激昂的議會演講與軟弱無力的多數表決”，是註定要有一個俾斯麥式的強權人物”用“鐵與血”來確保國家的政治強大與政治獨立。蔣成功的帶領國人抵禦了外侮，收復了國土，並為中國爭來了安理會常理國席位，奠定了中國二戰後政治大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