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據日本國內的情況，綜合運用政治經濟等手段，積極化解日本的部分政治勢力在中國解決台灣問題上的阻力，關注日本在防衛體制方面的動向，將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大課題。

　　近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亞太室主任晉林波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表示，隨着日本對台灣的影響日益加強，台灣問題更趨複雜。從中日兩國的外交關係來講，台灣問題已經成為比歷史問題更緊迫，也更危險的問題。他預言，台灣問題將成為中日關係中最難啃的骨頭。而一位日本學者則在最近新“日台交流會”舉辦的演講上稱，現在解放軍的軍力增長許多，長年以來積極進行各項渡海“攻台”的準備，美中關係也已改變，所以即使出現1996年的狀況，台灣或日本都不要對“美國航母還會再來”抱有太大的期待。

　　晉林波先生的判斷是很有道理的。而日本學者將台灣的命運與日本相聯繫的講法，則吐露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歷代戰略家對台灣的戰略價值的重要看法。美國人最初啟發了日本人對台灣的戰略意識。19世紀60－70年代，美國認為分化中國和日本、推動親西方而地域狹小的日本侵略台灣和朝鮮半島，比美國直接侵占台灣更有價值。日本明治時期的外交顧問、美國人李仙得曾把台灣和琉球的地圖獻給日本的官房長官副島種臣，向日本政府細析台灣和朝鮮半島的戰略意義，並告知美國願意支援日本。不久後日本即出兵台灣。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自1895年至1945年對台灣實行了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

　　日本國內對台灣島的戰略意義的這種認識，以及在歷史上曾得手的淵源，不可能不對日本二戰戰敗後的國家戰略產生重大影響。而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退守台灣，也留下了歷史懸念和大國博弈的戰略空間。如果說，在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日本部分政治勢力以推動台灣“獨立”來謀取日本的戰略空間的企圖還難以大肆施展，“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則讓這些日本戰略家感到，日本在台灣的未來可以重新圖謀。而對於美國來說，繼續19世紀中後期的傳統，通過台灣來引發中日之爭，仍然是其樂見的前景。所以不難理解，從中日建交到1990年代以前，日本政府中斷了與台灣的官方關係，在台灣問題上的表態比美國還要謹慎和積極，乃是因為在當時台灣海峽兩岸的戰略均勢中，日本並無太多活動空間。但是在台灣開始“民主選舉”以及民進黨上台之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台灣未來的迷惘正可以讓外人上下其手。於是，日本部分政治勢力積極推進“台獨”，與島內“台獨”勢力特別如李登輝互相應和，激起海峽兩岸的敵對意識，力主加強日美軍事同盟，擴大“防衛”範圍，乃是必然之勢。而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開始逐漸倒退，例如在對台灣的“三不政策”上拒不明確表態，幾年前給李登輝發籤證，在去年底批准前首相森喜朗赴台訪問，等等，也是合乎邏輯的。在此次台灣“公投”事件上，日本到目前為此也沒有如美國一樣表態反對。

　　目前，日本部分政治勢力與“台獨”勢力協作推動“台獨”已經浮出水面的一個策略着力點，就是在台灣社會製造一種對抗意識和受壓制者意識，激化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負面和對立情緒。李登輝3月將在日本出版新書《武士道解題》，使出了他數年來在文化和理論方面磨練的“攻心”刀法。這個處心積慮的“台獨”“教父”，討論“武士道和日本甚至台灣精神有什麼關係”，希望藉此“喚醒台灣人心中潛在的台灣精神”，解讀所謂的“名譽、忠義和克己”的涵意，提示“自殺和復仇”。這種攻心之術的企圖就在於挑起民粹情緒，製造對立氣氛，培育越來越偏激的島民心態，並使偏激心態為引狼入室者的慷慨所引導，只知兄弟對抗而不曉虎狼在側。

　　對於日本一些政治勢力來說，讓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統一台灣，是無法容忍的事情，因此必然在台灣大力推動“獨立”和對抗情緒的生成，而將中國大陸“妖魔化”。也不難預料，如果台海局勢有所變化，日本政治勢力的介入會比美國要急切得多。

　　在兩岸統一這一內政議題的進展過程中，日本一直都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外在因素，並非今日才出現。在日本部分政治勢力將台灣問題納入日本前途考量視野的情況下，經濟或者其他問題的制衡作用都相當有限，難以分散其注意力。因此，如何根據日本國內的情況，綜合運用政治經濟等手段，積極化解日本的部分政治勢力在中國解決台灣問題上的阻力，關注日本在防衛體制方面的動向，將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