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美對日戰略分析

戴旭

　　註：這是2005年為紀念二戰結束六十周年寫的一篇老文。應《國防大學學報》編輯建議，於2012年5月做“與時俱進”的簡單更新。

　　本年本月，正值日本戰犯石原莞爾的兒子石原慎太郎叫囂“購買”釣魚島，而中國周邊如菲律賓等蕞爾小國也在黃岩島上和中國“對峙”，並且強行命名中國島嶼和海域，朝鮮武裝人員在中國海域抓捕中國漁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撰文說，“大國不能輕視和欺負小國，小國也不能肆意侵犯和挑釁大國”。這兩句話具有巨大而神奇的“歷史意義”，世界上除中國外，怕是誰都聽不懂。自1840年至今的170多年來，中國的確做到了“不能輕視和欺負小國”，但卻沒有避免“小國”“肆意侵犯和挑釁大國”。先是英國這個只有中國一個省大的歐洲小國，接着是一大群歐洲小國，把中國瓜分得體無完膚;再接着是“小日本”，幾乎要了中國老命。歷史轉了一大圈，不僅日本這個地理上的小國依然對中國囂張無狀，連更小的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也敢搶劫中國島礁，澳大利亞竟公然在白皮書中鼓吹和中國打一仗。在近代兩百年的世界歷史上，如此窩囊的大國，除中國外找不到第二個。在21世紀的世界上，被小國“肆意侵犯和挑釁”的大國，依然只有中國一家。為什麼自然界恃強凌弱的基本規律，到了中國身上就要反過來?其實，規律並沒有“反”，倒是中國人自己的思維“反”了——它近代以來一直和正常的人類思維不一樣。它始終沒有弄明白“大”和“強”根本不是對等的關係，更不明白體態和心態的關係——肥大的外表和強悍的內心根本不是一回事。它很矛盾，很糾結，一會認為別國欺負自己是因為自己不夠大，所以喊一陣子努力、振興等一類口號;一會又認為自己在迅速“崛起”，別人是因為害怕自己，所以才找自己麻煩。於是，在動物世界裡根本不存在，在美國、俄羅斯、英法德等幾乎世界一切別的大國身上都不會發生的以小欺大的事(法國、德國也打過俄羅斯，日本也打過美國，但都被俄美一次性戰勝了)，在中國身上沒完沒了地發生着……

　　在此“時代背景”下，我發現七年前的這篇老文基本沒有可以修改的地方。日本和中國都在循着一百多年前的思路，處理着彼此的關係;其他各國也摸着中國逆來順受的脾氣，知道中國人會以“克制就是自信”(前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語)掩耳盜鈴，所以群起而攻之。在這一波領土、領海糾紛之前，在貿易領域，世界已經對中國“發起暴徒般的攻擊”(美國學者言)。所謂學者、精英如老僧入定麻木不仁，輿論時見南宋義利王霸之爭，書生振振有詞，和議不絕如縷，一切最終都歸不了了之——因為沒有摸過槍的他們，很難明白“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談判桌上也不會得到”的道理。其實，這一道理在北宋以金錢換和平、南宋以和談圖偏安的時代，已經被慘不忍睹的歷史證明過很多遍了。

　　沒有歷史的廣度無以鑒現世，沒有哲學的高度難以瞻未來。擲杯於地，不知中國之百年龜縮戰略思維何時能有長進;拍案長嘆，借問老大民族之邋遢懦弱形象怎得冰雪一新?揮三尺之劍，難斷心頭之結!

　　“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本是一句中國古語，用來警喻為人處世要剛柔並濟，才有奇效。有意思的是，從政治和戰略的視角放大一下，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蘇、美三大國對日本的國策大略。不同的是，有的是用前一句，有的用後一句，有的則兩句兼用。用法不同，其當時產生的效果和此後的長期效應也完全不同。

　　日本是世界歷史上唯一同時向中、美、蘇三個大國開戰的國家。三國各自實力、民族性格和思維方式不同，應對日本的戰略各異，因此也導致日本針對三大國的不同戰略態度。這種樣式、性質完全“不同”的戰略互動，不僅直接影響了二戰亞洲戰場的態勢和進程，還影響了三大國各自對日本勝利的內容和形式，甚至波及今日乃至今後日本與三國的關係。

　　一、中國對日本一直是“菩薩心腸”

　　自晚清以來，中國對日本一直剜肉投股，先讓琉球後割台灣，還車載斗量送上巨額銀兩，希望日本這隻中山狼能夠填飽肚子，感念大中華的溫厚寬仁，從此心生感恩之心不再得寸進尺。

　　誰知到了袁世凱時期，胃口奇好的日本還是提出了“陵遲”中國的“二十一條”。北洋軍閥雖然個個混蛋，對自己的民眾和國內對手凶神惡煞，但卻沒有一個敢招惹日本。在日本留過學的蔣介石後來一統江湖，當了中國陸海空軍總司令，也是畏日如虎，和副總司令張學良一起不戰而送東三省。

　　比起蔣、張的大方，汪精衛更慷慨，乾脆做起了日本人的“兒皇帝”，把半個中國都送給日本。日本人的胃口於是越來越大，直到覺得只有吞下整個中國才算滿足。於是，整個中華民族都捲入了“抗日戰爭”。

　　日本與中國開戰，是不是一開始就有滅亡中國的計劃，大可討論;但若說中國當政者一讓再讓的“菩薩心腸”，極大地誘惑和縱容了日本的野心，從而引狼入室怕不為過。就這樣，日本兵的皮靴從東北踏到西南，日本的轟炸機血洗了崇山峻岭的重慶和黃沙漫漫的甘肅。當年晚清王公瞧不上眼的“小豺狗”，已經被中國“餵養”成了兇悍無比的大惡狼。蘇聯4年殲滅了900萬納粹正規軍，傷亡也不過2000多萬;中國14年殺死的日本兵不過幾十萬，加上俘虜瓦解也不過百餘萬，而竟然傷亡軍民3500多萬!

　　這巨大的民族犧牲背後，屬於當政者戰略失誤的因素幾何?!

　　二、蘇聯對日本是單一、乾脆的“霹靂手段”。

　　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後，因為覺得中國不足為慮，遂計劃策應希特勒，實現稱霸世界的夢想。但到底北下還是南上，日本大本營舉棋不定。日本首先對近在咫尺的蘇聯進行了試探——這也是一般食肉動物對眼前大型獵物的習慣性動作，恰如日本在全面進攻中國前先製造“九一八”事件試探中國一樣。

　　在蘇德大戰一觸即發的1939年5月，日本關東軍開始在中蒙邊界的諾門坎(日方稱謂)地區向蘇軍進行軍事挑釁。斯大林立即意識到巨大的、毀滅性的危險從天而降。這位冷酷而又冷靜的統帥，從中國人漫長而血腥的教訓里，認識了日本人貪婪而兇殘的本性，如果不能一戰熄滅日本的北上念頭，那麼當德國黨衛軍的坦克炮管抵近莫斯科胸膛的時候，日本的三八式刺刀將會毫不留情地洞穿蘇聯的後背!於是，他派出蘇軍的中流砥柱朱可夫元帥。為一場邊境衝突，而派出總司令指揮的個例於此誕生。非止如此，他還為日本人準備了日軍根本沒有見過的機械化兵團，和牛刀殺雞的戰術。只有斯大林才知道這小小的、勉強可以稱得上戰役規模的交戰，是怎樣與蘇聯的存亡生死攸關。戰鬥的過程慘烈之至，數倍於日軍的蘇軍坦克、飛機，橫衝直撞狂轟濫炸，日本人終於在殘肢斷臂、血肉橫飛中明白了此路不通，於是掉頭沖向太平洋，進攻美國的珍珠港。斯大林和整個蘇聯都長吁了一口氣。

　　二戰後期，法西斯敗局已定。收拾完德國，斯大林完全不顧《蘇日友好條約》，又一次揮起牛刀。這是一場遠比諾門坎之戰兇猛百倍的戰役。150萬蘇軍得勝之師，潮水般淹沒了日本關東軍。斯大林心頭掠過一絲快慰：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的恥辱，終於在40年後被徹底洗雪!

　　二戰始末兩次“霹靂”，斯大林的深遠動機都是一個：讓日本人從此膽寒，樹立對俄羅斯民族的敬畏之情。

　　三、美國對日本則是剛柔並濟，軟硬兼施

　　自從1853年佩里准將登陸日本之後，美國就一直瞧不起日本人。但是珍珠港的天崩地裂一下子讓傲慢的山姆大叔如夢方醒。

　　和蘇聯一樣，美國最初也採取“霹靂手段”的戰略。和中國始終小心翼翼地將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國主義區分開來的做法不同，美國把整個日本從天皇到平民都看成一個罪惡的整體。美軍陸軍的海報上，一位士兵，一手提着上了刺刀的長槍，一把揉搓着太陽旗;美國空軍的海報，則是一雙鷹眼俯瞰整個日本列島——滅此朝食的氣概噴薄欲出。而美軍太平洋第16特混艦隊司令威廉·哈爾西的一句口頭禪“殺!殺!殺!殺死日本人”，幾乎成為整個美軍和美國的戰爭口號。

　　隨着對日本本土的逼近，塞班血戰中日本民眾集體蹈海的場景和“神風敢死隊”的出現，更讓美國人領教了日本民族和日本軍人的瘋狂。美國人終於明白：這是一個獸性十足的國家，試圖用理性的語言感化它不過是中國人說的對牛彈琴。美國接下來的打擊格外兇悍：火燒東京、“餓死計劃”，招招直指日本死穴。

　　雖然如此，美國的用意仍是“制服”日本，並不是非要殺日本一個雞犬不留。但日本的回答是“一億玉碎”，這讓美國一下子陷入“怎麼辦”的困惑。於是，1944年，美國政府緊急委託著名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立即展開對日本的全面研究，以作為對日本採取下一步行動的政策依據。在這份名為《菊與刀》的研究報告中，本尼迪克特寫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鬥而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於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這個“歷史和世界的負恩者”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詭異，“中國的'仁’是被排斥在日本的觀念之外的。'行仁義’在日本是指殺人越貨、強搶明偷”，這是一個政治人格精神分裂型的民族和國家，不能以常理度之。日本精神分析家岸田秀後來也說，日本人的精神分裂症自1853年美國海軍上校佩里率炮艦到東京外海叫陣，要求日本開放門戶後開始形成，日本遂有兩個自己：一個是“外的自己”，一個是“內的自己”。“外的自己”屈從甚至擁抱對手，“內的自己”卻是永不妥協。每當“內在”的日本崛起抬頭，伴隨而來的往往不是和平而是生靈塗炭。

　　日本人的兩面性也可以狼性和狗性喻之：在弱者面前是狼，步步進逼，毫不手軟;在強者面前是狗，逆來順受，百依百順。一句話：只服力不服理。這份報告導致美國採取了以下的政策：投擲原子彈以震懾日本的抵抗意志，保留天皇“挾天子以令諸侯”，同時赦免大部分戰犯，以繼續領率日本，使其成為自己的鷹犬。從這時開始，美國的對日戰略決策中，引入了“菩薩心腸”的部分。當時三個大國中，只有美國人把握住了日本人的兩面性：“霹靂手段“以“震”“壓”日本的狼性，“菩薩心腸”以撫慰和利用日本的狗性。

　　四、三國對日戰略孰優孰劣，二戰歷史已經做了回答

　　二戰後，中、蘇(俄)、美三大國對日本的戰略態度，幾乎都完整地延續下來。從日本對同是戰勝國中、蘇(俄)美態度的迥然不同中，三國各自戰略的優劣又一次得到驗證。

　　蔣介石作為中國當時的合法領袖，一如既往地“菩薩心腸”，不僅“謝絕”羅斯福送還琉球和派兵占領日本的好意，甚至連天經地義的戰爭賠款也免了。他甚至還請岡村寧次做軍事顧問。致使蔣公代表中國所得到的抗戰勝利只是一個空殼而已，沒有任何實質利益。由於蔣公此舉，使中國自1873年開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除了一身傷疤以外，一無所獲：不僅沒有得到72年民族血淚的補償，連之前曾經失去的也沒有完全拿回來。由於不讓日本賠款，致使日本右翼沒有負罪感，幾乎每一次日本對歷史的翻案，都是對中華民族心靈之瘡的一次新觸痛;由於不收回琉球戰略要地，不占領日本，致使勝利者的權利化為烏有不說，還使今天的中國仍被歷史遺留問題牽扯。

　　更有甚者，蔣公及其前任們的“菩薩”政策，使日本直至戰敗都不肯從心底里承認敗在中國手下，並念念不忘伺機再從中國咬下一口肉來：朝鮮戰爭爆發時，美國曾想重新武裝200萬日軍再入中國，而日本政府居然一口應承，並提出戰勝新中國後仍將台灣交日本管轄。這是一個戰敗國對戰勝國的應有的心態嗎?

　　今日日本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軍事幾乎所有領域，都對中國咄咄逼人，不久前更囂張提出要“視台海有事為日本有事”，並展開以中國為假想敵的登陸演習，無理且無禮之極。日本與俄羅斯、韓國都有領土爭端，何故只對中國如此?究其心理根源，二戰中中國沒有完全憑藉自己的力量，給它來一次像蘇美那樣的“霹靂手段”;戰後也沒有像日本當年對中國那樣高價索償，甚至沒有像以色列那樣以牙還牙清算仇敵罪惡，使加害者因犯罪而羞恥、因失敗而恐懼，有很大的原因。對於一個300年處心積慮謀華、害華，罪惡滔天罄竹難書的國家和民族，不展開窮追猛打式的清算，卻將主要精力用於內戰——原來蔣公不是沒有“霹靂手段”，而是為同宗同族的兄弟同胞準備的!蔣介石抗戰有功，但縱日有罪。沒有徹底清算日本的最大後果是，在日本以武力傷害中國的行經終止之後，今天仍在精神上不斷傷害中國。蔣介石對日本的“菩薩心腸”，後來又被當代漢奸李登輝、陳水扁學了個惟妙惟肖，李登輝數次訪日，並公開主張釣魚島屬於日本，賣國行經直追汪精衛;而陳水扁則認賊作父，一再主張和日本結成戰略聯盟，以防中國大陸。

　　千年易過，日本罪孽難消，萬事蹉跎，蔣公之過何補?!

　　看看日本對俄羅斯的態度就明了這一點了。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儘管衰弱，但當年的“霹靂”雄風依舊。其副總理公開宣稱：占領北方四島是對日本發動二戰的懲罰。此言快哉!動輒對華發表強硬或戰爭言論的日本政客，那些得了政治狂犬病一樣的日本右翼，聽了此話全都默無一言。為什麼不攻擊蘇聯“違約”進攻日本軍隊的歷史事實?為什麼不對俄羅斯占島不還的做法言必稱戰?2005年世界慶祝二戰勝利六十周年，小泉不來中國，但不敢不去俄羅斯，讓人不禁唏噓：當年蘇軍諾門坎和遠東戰役的虎威猶在!俄羅斯不學蔣介石們的“菩薩心腸”，倒是對美國把日本壓在胯下的“騎”術頗感興趣。鋪開東北亞地圖就知道，俄羅斯占着北方四島，與其說是貪幾塊領土，不如說是為了鉗制日本“狼頭”的戰略深意。當年諾門坎的教訓刻骨銘心，俄羅斯再也不願意這驚險的一幕，在北約逼近家門的時候重演。

　　看看日本對美國的態度，這一點更是洞若觀火。當年“九一八”事件的策劃者石原莞爾的兒子——今日日本東京都知事、著名也是臭名昭著的石原慎太郎，一直對美國為什麼不對德國卻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耿耿於懷;更對美國為日本制定和平憲法，“將日本變成一個沒有睾丸的中國式太監”怨氣衝天，但日本政府卻不敢對美國說半個不字。何者?二戰之殷鑑不遠，日本欺軟怕硬之秉性難移之故也。二戰後六十年過去，日本對美國的態度都可用一個詞形容：俯首貼耳。日本政治領導人，屢屢參拜靖國神社，發表否定侵華和殖民朝鮮歷史的言論;但攻擊美國對日本原子襲擊的一個也沒有。

　　知日本者，美國也。美國自1945年占領日本，此後就一直“騎”在日本身上，至今如此。同為戰敗國，德國早已實現民族統一，並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日本依舊是美國的附庸，處處惟美國馬首是瞻，時時看山姆臉色行事。在美國面前，今天的日本點頭哈腰的角度與其前輩在“密蘇里”戰艦上鞠躬的角度，幾無二致——戰勝者和戰敗者的形象，六十年後，依然清晰如昨。美國人心裡非常清楚，日本人這樣對美國言聽計從畢恭畢敬是為什麼。所以，不管美國人多麼鄭重其事地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同意其軍事和政治鬆綁——等等，都不會讓日本真正從自己的胯下站起來。新加坡裔著名日本問題專家卓南生說，對於日本未來的演變，美國是有紅線的：一是不許日本入常與自己政治上平起平坐，二是不許日本擁有核武器，否則日本將不再把美國放在眼裡。美國笑眯眯地顯示着“菩薩心腸”，但“霹靂”之手同時也揣在口袋裡，隨時準備敲打日本一下。

　　五、中國應該知道“強”字怎麼寫

　　戰略的基本含義是關於戰爭的指導，現在有時也引申為基本國策。菩薩心腸也好，霹靂手段也罷，不能一概地說誰優誰劣，一切以時間、地點、對象為轉移。中國漢朝和親的故事史不絕書，但漢朝也留下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雄心霸氣。在紛繁複雜的國際交往中，一味地“霹靂手段”不一定好，但在弱肉強食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上，僅僅有“菩薩心腸”肯定行不通。從這一點說，二戰以前中國對日戰略，大有可檢討之處，而蘇聯(俄)的霹靂手段，以及美國先剛後柔剛主柔輔的對日戰略，特別是美國對日本研究細緻入微對症下藥的做法，頗多借鑑。

　　今天中國海域，外國軍艦想來就來，外國炮艇到處追捕中國漁民，想抓就抓，而中國最多出動海監船對運氣好的中國漁船進行保護。對於南海八竿子打不着的日本，又是對挑釁中國的菲律賓送軍艦，又是邀請罪大惡極的熱比婭去參拜靖國神社，又準備在距離台灣很近的與那國島駐軍。美國一邊宣布將把包括6艘航空母艦在內的60%的海軍部署在太平洋，一邊又此地無銀三百兩，說戰略東移不針對中國。

　　大狗小狗都在叫，大鬼小鬼都在纏。這就是2012龍年大多數正常中國人的普遍感受。如何捍衛國家利益?如何維護民族尊嚴?如何避免歷史重演?

　　改革開放了，中國的學者們從美國人那裡學會了兩個詞，對內的叫GDP,對外的叫軟實力。一時間甚囂塵上，似乎找到了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秘笈。對內不顧一切，瘋狂追逐GDP，完全不理睬這三個英文字母與現代化的關係，結果弄了一堆磚頭，核心技術卻空心化。從世界第六追到世界第二，不禁喜形於色，認為自己“崛起”了。殊不知，1840年晚清的GDP名列世界第一，比英國多出6倍，結果竟被英國打得落花流水。1894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5倍，同樣被日本打得鼻青臉腫。它們無法解釋歷史上GDP如此龐大中國為何一敗再敗;也無法解釋現實中GDP微不足道的以色列，為何卻被稱為當今世界軍事大國，在中東地區一手遮天。

　　軟實力是另外一個無聊的笑談。一些人認為，臉上堆着笑，袋裡裝着錢，就可以交到真朋友。一些貌似學者的中國人對外國的入侵行為不發一言，對國內的愛國主義卻橫加指責，說什麼“極端民族主義泛濫會給中國帶來災難”;一些人口中念念有詞什麼“人類共同利益”，什麼“要顧大局”，碰壁碰得鼻子都歪了，還沒有明白“軟實力”的核心並不是“軟”，而是“實力”。鄧小平說過“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勁頭就越大。並不是你軟了人家就對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那些涉外的官員和學者們，如果沒有歷史知識和哲學素養，至少鄧小平理論還是要全面學習一點的。一個不敢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利益的國家，一個不敢仗義執言地主持公平的國家，一個不敢迎接合理合法戰爭的國家，一個不敢堅決懲戒頑劣無賴的國家，它有再大的地盤，再多的人口和軍隊，有再先進的武器，也不足以自然得到可信的和平。因為它不知道強字怎麼寫，也不知道這個世界永遠只尊重強者的道理。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就拼命想現代化，以改變被世界大國、小國輪流欺負的局面，但清朝改革開放的設計者們只盯住了人家的堅船利炮，最多不過是看到武器後面的經濟。中國人從來沒有意識到最根本的差距是思維方式。中國人愛講謀略，但沒有膽勇做後盾，任何謀略都不過是枉費心機。尊嚴只能靠強大來捍衛，這個強大，主要不是指外在的物質指標，而是內心的意志和勇氣。誰能說一頭牛的重量、力量比狼小?誰能說牛的武器不如狼?但是，誰聽說過牛吃狼的故事?你內心弱小，給你什麼武器也沒用。

　　有別於蔣介石等舊中國對日本的軟弱，新中國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候，即開大軍與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美國大戰於朝鮮。那時的中國，有什麼物質的實力?但剛剛建立了新中國的那些人們心勁十足，鬥志昂揚。新中國領導人以漢唐尚武之風，將倍受列強凌辱的“東亞病夫”塑造成一個個、一群群英武戰士。他們憑藉“硬氣功”以肉體擊碎了鋼鐵，用手榴彈戰勝了原子彈。那些在冰天雪地里以衣衫襤褸的單衣“像原木在移動”的人，以“謎一樣的東方精神”，讓中國陸軍重新再國門外找回失落百年的自信;幾百個中華青年，操縱着飛翔的機關炮，把一百年來中國的恥辱，和列強的傲慢，打得粉碎!這是戰爭，又不僅僅是戰爭。這是整個民族的熱血凝聚和精神迸發!新中國有令人尊敬的國際地位，不是“菩薩心腸”忍讓出來的;新中國在世界上高昂着頭，那是因為黃繼光走在民族的前頭。素來倔強的日本，正是在朝鮮戰爭之後，才真正相信中國真的站起來了;而海外中華赤子，正是因為新中國的強悍雄壯，一掃百年孱弱病夫形象，所以百川歸海般融入祖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共同開創了一個夢幻般的理想主義時代。

　　“二戰”以前中國遭受列強入侵，外表上看是因為軍事工業的落後——斯大林曾說過，中國沒有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她。但抗美援朝的勝利，卻像一面鏡子一樣，照出舊中國對日本和其他一切列強的懦弱、退讓，根本原因乃是尚武精神的缺失。究其歷史文化遺毒脈絡，遠溯可到宋真宗的檀淵之盟，近梳應自鴉片戰爭。一個四億多人口的大國，竟然敗給一支四千人的遠征軍。曾經創造了游牧民族最後輝煌的滿清統治者，竟墮落到完全沒有進取意志、寡廉鮮恥的程度。由此，作為大國最重要戰略資源的中國人口，不是作為遠征軍為國家開疆闢土，不是作為遍布世界的商人為民族爭取利益和生存空間，而只是作為奴隸般的華工給歐洲人美國人修鐵路、挖礦山;給瓜分中國的世界列強打工，像狗一樣的活着又像狗一樣地死去。

　　拿破崙說：“劍總是對精神俯首稱臣的”。由於失去尚武精神，晚清失去了全部的財富，民國也失去了在歷史上的立足之地。由於弘揚了尚武精神，毛澤東那一批卓越的共產黨人拯救了中華民族，也為今天和後世的人們，留下了高山仰止的思想豐碑。

　　觀諸歷史，凡是尚武的朝代，都是偉大的朝代;環顧世界，凡是尚武的國家，都是強大的國家。英國戰略家富勒說：“除非歷史能教給我們如何去展望未來，否則軍事史只是一部人類的血腥浪漫史。”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此前舊中國和此後新中國的戰略決策給中華民族帶來的負正效益，借鑑一些成功國家的戰略思維，避免重蹈覆轍，是當下戰略思維已瀕臨枯竭的中國最應該修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