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日本海上自衛隊EP-3獵戶座戰術信號情報/電子情報飛機

　　近年來，日本媒體、甚至日本社會的某些人在中日關係上的焦慮感不斷上升。單就今年來說，這種焦慮感反映在日本少數政客接連在涉及兩國關係的敏感問題上“玩火”，挑動中國神經。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世維會”“四大”在日召開，石原慎太郎同日本政府爭相上演“購買”釣魚島鬧劇。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與“中日國民交流友好年”，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方上述舉動顯得更為刺眼。

　　筆者在日本工作的一位同事說，如今日本社會上下都憋着一股“氣”。這股氣既是對內的“怨氣”，也是對外的“不服氣”。日本經歷了“失落的二十年”，去年又受到“3.11”地震、海嘯、核泄漏三重災難衝擊，經濟萎靡不振、政局動盪不止，民眾對國家前途感到迷茫，因而心存“怨氣”。在對外方面，日本國內生產總值2010年被中國超過，失去了連續保持40餘年的“世界第二”地位。被中國這個百餘年來的“弱鄰”超越，日本社會在心理上一時很難接受。

　　從近代歷史的大背景看，這是一百多年來中日實力第二次“換位”。如果要以時間界定這兩次“換位”的話，第一次是1894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清朝，第二次則是2010年了。在前後116年間，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日兩次“擦肩而過”，在方式、背景、結果與意義等方面有着諸多不同。從這個角度看，也許有助於我們更深入理解當前的兩國關係。

　　一是“換位”的方式不同。第一次“換位”直接體現在軍事領域。日本挑起甲午戰爭，在陸海兩方面打敗外強中乾的老大清帝國，並逼迫清廷割地賠款，以非正義的方式實現對中國的超越。那次“換位”具有突然性、暴力性和非正義性。第二次“換位”直接體現在經濟領域。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經過數十年的自力更生、艱苦努力，不斷實現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中日之間實力對比不斷縮小，最終於2010年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這次“換位”是逐漸積累、水到渠成的結果，具有漸進、自然的特點。

　　二是“換位”的背景不同。第一次“換位”時，正是新老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範圍內激烈競爭、競相瓜分殖民地之際。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剛擺脫落後挨打的命運，立即走上對外殖民擴張道路，以朝鮮半島為跳板，侵入中國。在那個時代，強權即公理，弱肉強食，霸權主義當道，叢林法則盛行。中國在那次“換位”中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日本，而是恃強凌弱的不合理國際規則與秩序。反觀當今時代，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間利益相互交融，國與國的競爭早已不再是零和博弈，為雙贏、多贏所取代。武力侵略為時代拋棄，和平、發展、合作成為世界主流。特別是，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強勁崛起，西方單獨主導世界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脫亞入歐”的日本在這次“換位”中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中國，而是發展中國家爭平等、求發展的歷史大潮。

　　三是“換位”的結果不同。甲午戰爭後，日本一步步陷入軍國主義深淵，最終全面發動太平洋戰爭，不僅給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走上自我滅亡的道路。這反證了當年通過侵略戰爭“超越”中國即已種下失敗之因。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發展理念，主張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此次“換位”是中國和平發展的結果，使本國人民受益，也給亞洲和國際社會帶來了機遇，擁有可持續發展的光明前景。

　　四是“換位”的意義不同。第一次“換位”給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以極大觸動，使他們發現國家陷入深重的“亡國滅種”危機中，這直接促成了“戊戌變法”、赴日留學熱潮及以興中會為代表的革命力量誕生。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由此既陷入民族苦難的谷底，又走上了救亡圖存的道路，並於50年後徹底打敗日本軍國主義，贏得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這次“換位”則意味着中國在偉大的民族復興道路上又邁出了堅定的一步，但這並非終點，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中間一站，甚至遠非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站。而從資源稟賦、經濟結構、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特點等方面看，日本在可預期的將來難以再現強勁經濟增長，即使不出現下一個“失去的二十年”，再次超越中國似也遙不可及。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中日兩次“換位”有着本質上的不同，正義與非正義、自然與不自然、持續與不可持續，這些都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正如中日數千年關係史昭示的那樣，歷史、時間、大勢都在我們一邊。兩國“擦肩而過”之際，必然會對兩國關係引發一定的震盪與衝擊，這需要時間去消化。對我們來說，應保持一個大國的戰略定力、開放心態、包容胸懷與堅定信心，以長遠眼光看待中日關係發展，不要被別人的焦慮所惑，也不要被別人的躁動所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