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決戰勝負已經不在戰場，輿論戰將決定國家死生存亡

——關於《甲午戰爭中國失敗，西方為何反而同情日本》的按語

張宏良

最近，釣魚島再起波瀾，南海同樣危如累卵，戰爭陰雲在向中國周邊迫近，中國內亂也有可能隨時爆發。但是，當今中國最致命的威脅，並不是來自於周邊的軍事威脅，而是來自於內部矛盾特別是意識形態的漢奸化，來自於30多年內外妖魔化特別是自我妖魔化造成的野蠻形象，這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上兵伐謀”提供了千載難逢的絕佳條件，在這種情勢下，即使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動一兵一卒，也能夠輕而易舉地肢解中國。這就是我們向大家推薦《甲午戰爭中國失敗，西方為何反而同情日本》一文的原因。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未來的命運。

如同文後所附《甲》文所言，甲午戰爭日本並不單純是依靠槍桿子，而是依靠槍桿子和筆桿子這兩桿子打敗中國的。通過筆桿子妖魔化中國，美化日本，把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美化成為文明戰勝野蠻的解放戰爭，把殘暴大屠殺的日本軍隊，美化成為文明之師、威武之師，而把慘遭屠殺的中國軍民妖魔化為魔鬼。這種顛倒黑白的輿論，不僅左右了日本輿論，左右了世界輿論，甚至左右了許多中國老百姓，以至於出現了中國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歡迎日軍入城的尷尬場面。如果說，在媒體輿論和意識形態並不十分重要的19世紀工業社會，日本都能夠憑藉輿論戰置中國於死地的話，那麼，在媒體輿論和意識形態起決定作用的當今信息時代，美日等西方國家，完全可以憑藉對中國媒體和意識形態的控制，不戰而屈人之兵地摧毀中國，肢解中國。

與那時相比，當今中國最可怕的已經不再是敵人單方面妖魔化中國，而是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拼死命地自我妖魔化，妖魔化自己的文化，妖魔化自己的歷史，妖魔化自己的人民。這種自我妖魔化，在甲午戰爭的晚清時期沒有，在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的民國時期沒有，在後來的毛澤東時代更是沒有。而如今，這種自我妖魔化已成為意識形態和媒體的主流，完全占領了中國的課堂、報刊、電視廣播和出版機構，與此相反的所有文章和信息一概封殺，並且這種封殺並非來自於“上級”指示，而是來自於思維習慣和職業本能。這種狀況，是最早提出“文力討伐中國為主，武力討伐中國為輔”的日本間諜大師宗方小太郎做夢都想象不到的偉大成就。中國，再次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肥大國家。只是與甲午戰爭時期相比，在經濟規模和GDP總量的對比上，目前中國已經遠遠不如甲午戰爭時期，當時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十幾倍，而現在只是剛剛領先於日本，如果算上海外經濟這一塊，中國是不是領先還要另說。也就是說，按照相對實力而言，中國僅相當於甲午戰爭時期的十幾分之一，日本則超過甲午戰爭時期十幾倍，而在其它方面，特別是在決定現代戰爭勝負的軟件方面，中國則遠遠落後於甲午戰爭時期。

首先，就國家道義形象而言，當今中國的國際形象遠遠落後於甲午戰爭時期。比較一下甲午戰爭時期中國光緒皇帝和日本天皇的宣戰詔書就可以看出，如果僅從宣戰詔書本身來看，戰爭的正義性完全在日本一邊，日本完全占據了道義制高點。中國講內政，講權利，講鎮壓的合理性；日本講獨立，講解放，講和平，甚至講改革開放（其時中國洋務運動的改革開放程度和成就都遠遠超過日本）。這就把日本對華的一場侵略戰爭，變成了日本保衛東亞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一場正義戰爭。那還是在信息相對閉塞的工業社會，不同的道義形象就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如果放到今天，不同的國家道義形象甚至能夠在軍事戰爭爆發之前，就能夠通過國內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選擇，決定國家的最終命運。站在這個角度來看待當今中國，我們不得不承認，當今中美之間意識形態和政治倫理之間的較量，其反差要遠遠大於當初中日兩個宣戰詔書之間的差距。

一方面，美國通過中美兩國知識分子的宣傳，把自己美化為人權代表，牢牢占據了現代政治文明的道義制高點；另一方面，又利用中國精英集團反人民反道義反天理的邪惡秉性，通過妖魔化文革把中國牢牢釘死在道德窪地之中。如此一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自然就成為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強權之間的衝突。如果說當初只是日本單方面美化自己妖魔化中國的話，那麼今天，美化美國和妖魔化中國的主要力量，並非是美國，而是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當一個國家的精英主體都在天天詛咒自己有罪、自己該死時，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繼續和這個國家站在一起。所以，毛澤東時代與中國站在一起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今天全都遠離中國而去，轉而變成了美國的盟友。本來，當年毛澤東用三個世界理論把美國變成孤家寡人，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足足可以保證中國百年安全，並且能夠在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可惜，有人一句“中國搞現代化，只要富朋友，不要窮兄弟”，一下子摧毀了三個世界的力量根基，把絕大部分國家推向了美國，不僅出賣了窮兄弟，最終也出賣了自己。如果今天中美或中日之間爆發戰爭，肯定中國會成為毛主席所說的那種“失道寡助”的可憐蟲。

在此我們仍然需要強調指出，中美之間道義形象的徹底顛倒，其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關鍵因素，就是文革和改革關係的歷史顛倒。美國能夠占據現代政治文明的道義制高點，在於吸取了中國文革的政治精華，將原有的資本民主部分地擴大到了一般民眾，如美國的共同訴訟制度，緩和了美國的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鞏固了國家團結統一的政治基礎；與此同時，“巴山輪會議”繪製的中國改革路線圖，又把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糟粕，全部引入中國，並且與中國強權相結合，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一種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得到了中國1%精英集團的擁護，卻把99%的人民大眾變成了敵人，這就成功實現了中國官民之間、貧富之間的政治分離，這種政治分離使中國的官僚、富豪和文化精英，在已經與本國人民為敵的情況下，只能心甘情願地接受美國的支配。“中美國”這種現代新型的殖民經濟共同體，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的。

當然，把中國由現代政治文明的偉大國家變成道德窪地里的野蠻國家的最關鍵因素，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妖魔化。中國文革的大眾民主和大眾政治，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貢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偉大成果，如果說資本民主取代權力民主是人類歷史偉大進步的話，那麼大眾民主取代資本民主則是更加偉大的進步。並且這一偉大的政治文明正在深刻地影響着現代社會的發展，包括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街頭革命等大眾政治的變革形式，幾乎已經成為文革以來整個世界社會歷史轉變的主要形式。文革的大眾民主，本來是中華民族崛起貢獻給世界的最好禮物，可是，美國的對華戰略和中國精英集團的自私邪惡，卻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文明妖魔化為人間地獄，並且通過這種妖魔化進而把中華民族妖魔化為劣等民族，把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奮鬥歷史，妖魔化為野蠻殘暴的黑暗歷史。由於這種妖魔化主要是由中國文化精英完成的，屬於一種自我妖魔化，自然就會把中華民族牢牢釘死在道德窪地上，釘死在人類文明法庭的被告席上。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國家自認為同時也被大多數國家指認為是不齒於人類的野蠻國家，這個國家的精英主體一起高喊這個國家該打該殺。顯然，無論甲午戰爭時期，還是後來的抗戰時期，中國都沒有形成這樣一個精英主體，如果當時也形成了今天這樣的精英主體，恐怕中國早已亡國，根本不可能拖到今天。

在成功完成了中美之間道義形象的顛倒之後，美國便開始用文革這把政治尖刀，站在自由民主的道義制高點上，隨心所欲地干預和責難中國。而中國由於整個精英集團包括執政黨完全接受了美國價值觀和政治倫理，又被妖魔化文革捆住了手腳，特別是在反毛問題上被美國摘取了政治靈魂，只能按照美國的指責不斷矯正自己，越矯正就越被動，就越是陷入真正的罪惡。結果，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逐步變成了警察與罪犯的關係，無論美國對中國做什麼，都是冠之以自由民主的名義，以至於最後提出讓共產黨下台和中國解體，當觸及到這個底線時中國拒絕了，但是按照對方價值觀又找不到拒絕的理由，於是便打出了“國情論”做擋箭牌。只是“國情論”更加把自己放的了政治文明的被告席上，因為“國情論”一方面肯定了美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正確性，只是認為不符合中國國情而已；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放在了反動派的歷史位置上，道理很簡單，追求自由民主是人類的天性，莫說是自由民主與中國國情並不衝突，就算是自由民主真的與中國國情有衝突，人們寧可改變國情也要堅持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因此，中國漢奸集團一句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立刻就把“國情論”變成了悖逆歷史潮流的荒謬理論。

當初慈禧太后就是毀在這個“國情論”上，後來蔣介石同樣是毀在這個“國情論”上，現在同樣的命運又落到了共產黨頭上。不同的是，慈禧太后和蔣介石的“國情論”，是自己選擇的悖逆世界潮流的理論，而共產黨的“國情論”，則是上當受騙的結果。共產黨原本有自己的普世理論，並且中國共產黨的普世理論具有無可比擬的特殊優勢，她的普世理論不僅僅是來自於馬克思“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理想，更深層的力量來自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下”概念。“天下”概念是融入每個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士大夫骨血中的概念，中國就是憑藉“天下”概念，成為世界上能夠兼收並蓄融多民族為一體的唯一民族——中華民族。後來，毛主席更是把“天下”概念具體化為通俗易懂的“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使每一個中國人至少是有理想的中國人，都能夠自覺擔負起創建世界天道正義的國際主義精神。如此一來，由8億理想主義者組成的偉大民族的偉大王道精神，足以戰勝任何世界霸權和消弭一切災難。這就是當時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的根本原因。可惜，八十年代在把中國引入極端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同時，美國全盤接受了中國的“天下”概念，加上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征服意識，以及壟斷資本集團的霸權欲望，使美國成了支配世界的國際警察和人權法官，所有的是非對錯都由美國裁決，美國的裁決就是法律，就是天理，只能遵守，不能反抗，否則就是天下共擊之，死無葬身之地。薩達姆、本拉登、卡扎菲等冤魂，無一不在昭示着美國的霸權地位不可動搖，美國對道德倫理領域裡的裁決至高無上。而放棄了天下，放棄了道義，放棄了朋友的中國，則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偏見”中，被視為一個令人鄙夷的野蠻落後的專制國家，並且這種鄙夷和偏見不僅是中國精英集團歡迎的，同時還是中國精英集團長期注入給世界其它國家的。

在這樣一個美國“得道多助”、中國“失道寡助”的道義環境中，中美之間一旦發生衝突，戰爭的勝負根本無需猜想，中國將比甲午戰爭的結果悲慘千倍萬倍。當今美國，幾乎完全傳承了毛澤東時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義形象，完全傳承了“天下為己任”的中國文化傳統，所以才能夠號令天下，呼嘯世界，才能夠動員整個世界絕大部分戰爭資源，對準中國，才能夠在幾天前信心十足地向世界宣布：中美之間的戰爭已不可避免，中國的失敗同樣不可避免。中國很快就會明白毛主席生前的多次教導：決定戰爭勝負的不是經濟，不是武器，而是精神，是道義。一個對內對外失去了道義的國家，不可能有任何實際戰鬥力。

其次，再看國家精英集團的價值取向和精神歸屬，當今中美之間的巨大反差更是遠遠超過當初甲午戰爭時期的中日反差。一個國家的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全部掌握在精英集團手中，精英集團的性質基本決定國家的性質，特別是文化精英的性質同時還決定着國民的基本精神狀態。比較一下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國精英集團截然相反的表現，就會知道中國戰敗的根源。在日本方面，無論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還是文化精英，所有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全都統一到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旗幟之下，完全犧牲了個人利益和企業利益，“樂善堂”就是其中普通一員。然而就是這普通一員，自覺擔負起了日本在華諜報系統的全部費用，提供了日本侵華的所有情報資料和地圖資料。許多才華橫溢的日本青年，主動放棄輝煌前程，在中國窮山僻壤艱難跋涉，甚至為了節約經費不惜扮作乞丐沿街乞討。那種感人形象讓人想起了中國的張思德、雷鋒、王進喜、鄧稼先，還有被胡耀邦害死的民族英雄金無怠，有如此眾多英雄人物構成精神主體的國家，不可能不是戰無不勝的國家。反觀當時中國的精英集團，用晚清大思想家大詩人龔自珍的話來概括，就是“相無賢相，官無廉官，吏無能吏，兵無勇士，軍無良將，商無誠商，民無良民，甚至盜無俠盜”，即使還有憂國憂民之人，也會被當權的奸賊小人剷除掉，只是這種剷除不是肉體消滅，而是“戮其心”，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把憂國憂民之人給邊緣化，變成連家人親屬都看不起的社會渣滓，以此來維護其貪腐統治。這也是當時中國老百姓把外敵入侵的國難看成純粹是官難的根本原因。

與那時相比較，當今中國更加糟糕和不堪設想的是，在比龔自珍所列舉的所有腐敗現象更加嚴重的基礎上，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漢奸集團，這個漢奸集團在利益上已經與美國聯繫在一起，而與中國則形成了不共戴天的利益對立。這是甲午戰爭時期所沒有的可怕現象。甲午戰爭時期中國精英集團僅僅是只顧私利不顧國家，但是並沒有與日本精英集團形成利益共同體，而今中美兩國精英集團已經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其中，特別是中國文化精英，在價值取向和精神歸屬方面，已經完全美國化了。由於文化精英的價值取向和精神歸屬，決定着整個精英集團的歷史選擇，中國文化精英的漢奸化，決定了整個精英集團的非民族化。這個特點決定了一旦中美之間發生衝突，根本無需美國動手，中國精英集團的主體，自己就會站到美國一邊，充當解體中國的主要力量。甲午戰爭時期，日本只是通過創辦報刊等外部手段，來對中國進行“文力討伐”，並不能支配中國的精英為其服務，如今美國則通過中國的文化精英，來扼殺中國的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來強制推廣賣國主義漢奸文化。由於中國文化精英支配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所以文化精英的漢奸化，必然會導致政治精英的賣國政策和經濟精英的賣國資本。

談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迷惑不解，不明白為什麼說文化精英支配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因為從表面來看，是官員決定文人，是政治精英支配文化精英，於是便誤以為是政治精英決定文化精英，而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事物的個體關係和整體關係往往是不同的。如果僅從個體角度來看，的確是官員決定學者，可是如果從整體角度來看，從集團角度來看，情況則完全相反，不是政治精英集團決定文化精英集團，而是文化精英集團決定政治精英集團。沒有文憑不能當官，就是文化精英對政治精英的一個重要約束，它決定了從上到下所有官員，全都必須來自於知識分子，這就保證了文化精英對政治精英的絕對領導。30年來中國文化精英對文革的妖魔化，對中國革命的妖魔化，對中國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妖魔化，對中國文化的妖魔化，對中國歷史的妖魔化，徹底摧毀了中國國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引向了與民族相對立的歷史邪路，整個中國充滿世紀末的情緒，於是中國精英集團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竭力把親屬和財產向美國等西方國家轉移，由於國與家之間不可分離，當家已經轉移到國外之後，國自然也就不再是中國，而這些“非國人”又控制着國家的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自然會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立場上來處理這些資源。和平時期把這些資源主要用於美國經濟建設和改善美國人的生活，對廉價商品的出口補貼以及再用外匯購買美國國債，就是用中國資源為美國服務的典型特徵，就是“中美國”的主要經濟功能；而一旦出現戰事，就把整個國家端給美國。

可以說，當今中國如此龐大的漢奸集團，甚至遠遠超過了此前被認為漢奸勢力最為昌盛的南宋和晚清。

第三，就媒體輿論而言，當今中國媒體主流已完全控制在美國以及在華代理人手中。信息社會，輿論決定生死。街頭革命時代，媒體就是軍隊，並且是最強大的軍隊。如果說，甲午戰爭時期輿論只是能夠改變國家的道義形象，只是能夠把敵對國家陷入不義之地，那麼，當今的信息社會和網絡時代，輿論則直接決定國家的生死。今年的中東北非國家，幾個青年登高一呼，立刻就會掀起改朝換代的巨大變革浪潮，就是因為引導和決定變革方向的主要媒體，掌控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手中；99%反對1%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遍及80多個國家1400多個城市，其波瀾壯闊的規模史所罕見，可是卻沒有任何實際結果地無疾而終，同樣是因為媒體控制在西方國家精英集團手中，輕而易舉地便把這場席捲全球的浩大運動淹沒於各種五花八門的輿論之中。

俄羅斯兩次收復車臣戰爭的不同結果，更是顯示了媒體戰在現代戰爭中的決定作用。當初葉利欽收復車臣，在西方國家新聞自由的忽悠下，允許西方媒體潮水般湧入車臣，西方媒體通過打造“視聽現實”取代“真實現實”，把車臣打造成為全世界穆斯林的聖戰中心，鼓動16億穆斯林以各種方式全力支持車臣，結果龐大的俄羅斯被微不足道的小小車臣打得大敗而歸。後來普京接受教訓，第二次收復車臣時，發動俄羅斯媒體掀起了鋪天蓋地的愛國主義浪潮，同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西方支持的車臣指認為是恐怖主義，期間嚴禁任何西方媒體進入車臣，結果十分輕鬆地收復了車臣。

總之，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所有變革和衝突都證明，媒體在現代社會變革和國家衝突中，不再僅僅是輔助手段，而是足以決定勝負的主要手段。道理很簡單，媒體能夠決定民眾看到什麼樣的“現實”，影響和操縱民眾的情緒和選擇，通過民眾的“呼聲”，進而影響政府的政策和決定，推動一個國家按照事先預設的軌道發展，最終走向勝利或失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現代媒體的作用越來越類似於核武器的作用，甚至超過核武器的作用。毛主席也正是預見到這一點，所以才反動文化大革命，把意識形態和媒體輿論提高到決定黨和國家死生存亡的重要高度，以此來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國家的基本安全。可惜，後來由於鄧小平視野狹窄和過度迷信武力，放棄了意識形態和媒體輿論的領導權，被美國等西方國家長驅直入，最終控制了中國媒體輿論的主導權。

當今中國媒體被控制的程度，完全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中國網絡媒體基本已經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所控制，採取的方法或者是資本控制，或者是合作控制，或者是管理層控制，或者是專業技術控制等等，其中以資本控制為主，控製程度甚至超過了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自身媒體的控制，以網易為例，從2006年到現在，連續六年我們一篇愛國主義文章都發不出去，資本專制和輿論專制的程度，簡直超出了人們對專制的最極端想象。這就是網易被作為視察對象的根本原因。中國傳統媒體則分為三大塊：一塊是南方係為代表的漢奸媒體，這類媒體輻射面極其廣泛，甚至超過了官方媒體；一塊是外資控制的商業娛樂媒體，這類媒體表面看是聲色犬馬、娛樂發財，實際是在爭取讀者，伺機而動；第三塊是政府媒體，表面看好像政府媒體替政府說話，實際上通過人員滲透，特別是普世派的有組織安排，絕大部分也控制在國內外極端右翼勢力手中。像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中央直接管理的媒體，則是部分欄目控制在國內外極端右翼勢力手中，這些中央媒體時常偏離軌道，把矛頭指向共產黨特別是指向愛國主義，就是欄目或主持人被控制的結果。

在今年“3.15”事變之前，中國還有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極少數愛國主義左翼網站，堅守國家和人民立場，堅守共產黨的統一領導，起着團結人民、抗拒敵人的巨大作用，在國內外和體制內外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席捲中國大地的紅色大潮，就是這些紅色網站推動形成的，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屢次發動的顏色革命，也是在這些紅色網站阻擊下流產的。可以說，這些紅色網站已成為今中國媒體界唯一的紅色堡壘，是抗拒西方文化入侵和政治顛覆的強大紅色堤壩。正是因為如此，今年“3.15”之後，這些紅色網站全部遭到關閉。就此，當今中國媒體界唯一的愛國主義紅色孤島也被摧毀，中國媒體輿論幾乎完全落入了美國極其在華勢力手中。如果中美之間發生衝突，被控制的中國大腦將會隨時把中國變成自相殘殺的屠宰場，根本無力反抗美國入侵，情況將比今天的利比亞更加糟糕和悲慘。

第四，中美兩國之間愛國主義和賣國主義的不同境遇。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發達國家，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始終占有社會主導地位，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無論精英集團內部彼此之間有多麼對立，但是在愛國主義問題上卻從未有半點分歧，唯一的分歧就是誰更加愛國和誰愛國不足的問題，而絕對不會出現應不應該愛國的問題。而當今中國不僅存在應不應該愛國的爭論，甚至賣國主義在輿論領域占據壓倒性優勢，把愛國主義完全踩在了腳下，進而妖魔化為是禍國殃民的“愛國賊”。愛國而被視為賊，可以說是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倫理顛倒，並且張口閉口痛斥“愛國賊”的，並非是社會非主流人士，大多是登堂入室出入政府機關的社會名流。

“愛國賊”概念的出現和流行，是中國改革教和普世派等漢奸勢力精心策劃的賣國陰謀。首先，他們把共產黨引入了反左的自殺道路。共產黨本身就是左派政黨，共產黨反左，無異於政治自殺。然後，他們再把反左的內容，由最初僅僅是反毛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偷偷變換成為同時也反共反華反愛國主義。在反左的名義下，把愛國主義妖魔化為專制、納粹和奴才，妖魔化為人類最邪惡的力量，把愛國主義變成社會嘲笑的對象，變成社會不入流的另類和異類。可以說，從八十年代持續至今的中國反左運動，是造成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諸多災難的最大歷史逆流。在反左的旗號下，整個人類歷史發生了徹底顛倒，一提人民利益就是民粹，一提愛國主義就是納粹，人類所有天道正義和美好追求，統統都被踩在腳下，只有金錢和美女才是高歌猛進的時代追求，只有崇洋媚外充當漢奸，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中國就是在反左的逆流衝擊下，道德倫理和政治倫理全面崩潰，整個社會變成了漢奸樂園。

不僅是一般的愛國主義和愛國人士被邊緣化為社會棄兒，甚至連捨生忘死為國奮鬥的諜報人員，都難逃被拋棄被出賣的悲慘命運。潛伏美國60多年、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做出卓越貢獻的民族英雄金無怠，八十年代不幸被大陸叛逃者出賣，胡耀邦為討好美國，居然聲明中國絕沒有向任何國家派遣過間諜，金無怠與中國沒有任何關係。消息傳來，監獄中的金無怠悲憤絕望，又不忍出賣同志，只能自殺而死。那一刻，世界各地為祖國從事秘密工作的所有諜報人員全都絕望了，因為他們被祖國徹底拋棄了，既然祖國發表聲明不承認在國外有間諜，也就不可能在需要時出手拯救他們，許多人只能含着眼淚選擇了另外道路。可是同樣為日本做出巨大貢獻的間諜大師宗方小太郎，先後兩次受到日本天皇接見；俄羅斯7名間諜被美國逮捕後，俄羅斯總統普京千方百計將7名間諜營救回國，在歡迎宴會上手拉手一起高唱愛國歌曲，俄羅斯各大公司也紛紛以天價年薪聘請7名間諜就任高管，整個俄羅斯掀起了感人的愛國主義熱潮。同樣是捨生忘死為國奮鬥的諜報人員，被天皇接見的宗方小太郎成為日本青年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俄羅斯間諜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明星，唯獨具有絕世功勳的金無怠，孤獨絕望地自殺於美國監獄之中，臨死還背負着中國外交部公開宣布的一大罪名——“美國操縱的一出反華醜劇”。

如果說在老一輩革命家還健在的八十年代，愛國主義就已經走投無路、死無葬身之地的話，那麼，在漢奸勢力已經如日中天的當今時代，“愛國賊”的命運就更加可想而知了。我們之所以在此提到金無怠，是因為高舉愛國主義大旗的當今中國左派再次面臨金無怠的悲劇命運。“3.15”之後，那些不想把中國交給美國肢解而又不敢得罪美國的政治勢力開始散布說，主張國企私有化的右派和反對國企私有化外資化的左派，全都是美國操縱的敵對勢力，目的都是要搞垮國有企業、搞垮軍隊、搞垮國家。顯然，把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毛派，列為美國操縱的敵對勢力，是在討好美國，是在告訴美國，雖然我們不能接受國家分裂的漢奸主張，但是我們也絕不會選擇毛澤東的道路，絕不會與美國分庭抗禮，對毛派的鎮壓就是要讓美國放心，中國絕不會選擇美國的天然剋星——毛澤東思想。只是他們沒有想到，金國要求宋朝誅殺岳飛，是為了消滅宋朝，而不會因為誅殺岳飛而放棄消滅宋朝的目標。同樣，美國要求鎮壓當今中國最堅決的愛國力量，是為了剷除肢解中國的障礙，而不會因此而放棄肢解中國的戰略目標。中國完全忘記了自己和美國是羊和狼的關係，而絕不是狼和狼的關係。狼與狼之間互相敞開肚皮，是信任與友好的表示，而羊與狼之間敞開肚皮則是主動找死。中國對愛國力量的鎮壓，就是在自己敞開肚皮找死。一個木桶的蓄水量是由最短那塊木板決定的，一個國家的命運則是由最堅決的那個愛國力量的命運決定的。如果最堅決的那個愛國力量被消滅，那麼，這個國家的亡國命運則無論如何都不可避免。

況且當今中國最堅決的愛國力量，完全植根於人民大眾之中。向最廣大的人民大眾開刀，必然會造成天下大亂，這種動亂本身就是肢解中國的最好機會。可見，中國為討好美國而再次向左派開刀，完全是一種亡國滅種的自殺行為。看看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鎮壓左派的熱烈歡呼和全力支持，就能反映出當今中國左派對美國肢解中國戰略的致命威脅。中國一夜之間突然關閉了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幾十家左翼網站，而天天叫喊自由民主和人權的美國等西方議員卻沒有一個人提出質疑，不僅沒有提出質疑，而且美國等西方媒體還一片歡呼，特別是由美國政府撥款資助的反華媒體，更是呼籲要斬草除根，把左派徹底剷除乾淨。可以試想一下，如果這次被關閉的是幾十家右翼網站，估計整個西方國家會鬧翻了天，西方議會制裁中國的呼籲肯定會響徹雲霄，西方媒體會24小時連續不停地對中國狂轟濫炸。可現在就是因為關閉的是左翼網站，整個西方國家一片狂歡。不過由此，中國人民再次認識了美國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的真實嘴臉。只是這個認識將有可能使中國人民付出難以想象的巨大代價。

第五，就國家信仰這個最根本的因素來看，中國信仰的缺失已經墮落到了動物狀態。國家信仰決定着一個國家的戰爭意志品質，決定着國民的基本精神狀態。中日甲午戰爭和後來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日本打敗中國的不是武器，而是國家信仰和國民精神狀態。同樣，後來美國打敗日本的也不僅僅是航空母艦和原子彈，還有美國眾志成城的國民精神。當時美國政府把在美國的所有日本人統統關進集中營，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美國公民，罪名只有一個，就是他們是日本人。如果此事發生在當今中國，是中國把所有在華日本人關進監獄，中國文化精英肯定會大肆攻擊政府違背自由民主和人權，而在以人權自居的當時美國，卻沒有任何美國輿論認為把具有日本血統的美國公民關進集中營有什麼不妥，也沒有任何人認為具有日本血統的美國公民應該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權。美國就是憑藉這種高度一致的國民精神打敗了日本，日本同樣是依靠這種高度一致的國民精神打敗了中國，普京也是憑藉這種高度一致的國民精神收復了車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更是憑藉這種高度一致的國民精神打敗了所有侵犯中國的國家，特別是兩次跨境打敗了美國。

這種高度一致、同仇敵愾的國民精神，不是來源於沒有階級壓迫，也不是來源於自由民主，而是來源於國家信仰。當今中國老百姓變成互不信任、互相防範、互相敵視、互相坑蒙拐騙的13億碎片的根本原因，就是國家信仰的缺失。數千年來中華民族一直以天道正義為本，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把信仰視為根本，《三國》讓最沒本事的劉備為君，《水滸》讓武功最差的宋江當頭，《西遊記》讓完全是累贅的唐僧當師傅，就是在強調信仰的力量。只是由於中國沒有統一宗教，很難用通俗簡單的一個偶像把整個民族統一起來，這是中國一盤散沙、總是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後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中國人民終於有了國家信仰的統一偶像，56個民族形成了一個強大拳頭，徹底擺脫了被動挨打的歷史，走上了中華民族崛起的道路。可惜，後來鄧小平採用四川袍哥的“貓論”來治理黨和國家，採用暴力手段，強制把金錢變成國家信仰，美其名曰是“經濟建設為中心”、“生產力標準”，其實就是土匪黑社會的宗旨——撈錢發財，使中國成為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上把金錢作為國家信仰的唯一國家。13億人群爭搶一塊大餅，必然是你死我活的無所不用其極，導致國家在精神層面上已完全解體，剩下來的統一，只是暴力維持下的外部統一，這種外部統一如同冰糖玻璃一樣極其脆弱，稍一衝擊就會四分五裂。這就是當今所有國家都敢欺負中國，日本敢於搶占中國幾十萬公里海域和島嶼的根本原因。

與此同時反觀美國，卻是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種情景。美國在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妖魔化為恐怖分子，把中國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變成極端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之後，自己卻套搬中國文革做法，大大強化了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理想主義精神。布什總統執政8年，嚴格堅持中國文革期間“天天讀”的做法，率領白宮領導班子每天下午3點鐘集體學習《聖經》，雷打不動，學到動情處，布什總統常常是淚水滿面。不僅是美國總統，整個美國精英上層都具有一種類似中國文革期間的那種“天賦使命”感，認為用普世價值解放全世界所有國家，是上帝賦予美利堅的神聖使命，美國要不惜一切手段，完成這一神聖使命，所有阻撓推廣普世價值這個神聖使命的，全都是魔鬼撒旦，是註定要下地獄的異教徒。這種崇高的使命感，也是美國侵略其它國家時，十分坦然地殺人不眨眼的內在原因。由於世界三大原教旨主義一個被妖魔化，一個被功利化，只剩下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一家，這就無論在主觀上還是在客觀上，美國都把自己看成是拯救世界的耶穌基督，認為美國是為神聖使命而戰，是為普世價值而戰，內心充滿崇高感和獻身精神，因而能夠團結一致、眾志成城，以強大武力橫掃全球。特別是在當今中國道德淪喪的極端功利主義的反襯下，更加增添了美國人的自豪感、神聖感和使命感，認為肢解中國是解放中國人民乃至解放整個人類的偉大事業，因而急不可耐地要兵鋒所向、劍指中國。

美國這種神聖感和使命感，反過來又會影響和感染中國的文化精英，使那些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也會發自內心地十分虔誠地信仰美國，贊同美國對中國的指責，從而會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國的愛國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沒有利益驅動，單純依靠信仰的力量，也會形成甲午戰爭時期東北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現象，或者如同利比亞、敘利亞那樣的“帶路黨”現象。特別是中國“放權讓利”的改革造成了官權的空前泛濫，官僚和老闆欺壓百姓達到歷史極端，官民矛盾相應亦達到歷史極端，官民矛盾的尖銳程度，已遠遠超過南宋晚清和兩次日軍侵華之前，一旦發生中美衝突，老百姓很可能會再次把國難看成是官難，甚至趁機造反，剷除惡官。大家看一下中國古代墨子、近代龔自珍、現代于右任三個學者在不同歷史階段寫下的“亡國論”，比較一下當今中國現實，就會知道中國已經危機到了什麼程度，已經衰弱到了什麼程度，也就會明白為什麼中國會對外軟弱到這種程度。

在此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當今中國與甲午戰爭時期有一個共同弱點，並且是致命弱點，就是敵國提出的侵略口號與本國人民的革命口號完全一致。甲午戰爭時期，日本侵略中國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個口號恰恰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口號。當今美國提出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口號（由於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造成中國兩極分化，便悄悄放棄了平等口號，否則中國更加被動），同樣是中國人民追求的口號。一旦美軍對中國展開全面打擊，這些口號很容易蒙蔽許多中國人，讓許多中國人誤以為美軍是“解放者”，從而把被蒙蔽的這些人變成當初的偽軍和利比亞、敘利亞那樣的反對派。歷史走到今天，走到災難的危險邊緣，我們才知道毛主席當初強調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多麼重要，才知道我們用金錢和小姐摧毀了國家信仰是多麼可悲！只是現在醒悟已經太晚了，中國如同一個失身懷孕後才知道對方是騙子流氓的悲慘婦女一樣，已經沒有了好與壞的選擇，而只有如何避免更加悲慘的選擇。這，就是中國“貓論”改革的悲劇下場。

第六，也是最不為人注意的一點，就是中國形成了一套保護屠殺者的文化氛圍和法治環境。當今世界，公開歌頌大屠殺特別是歌頌對本民族大屠殺的國家，只有中國。八國聯軍的京津大屠殺，根據外國人自己的記載，是整個京津地區十室九空，90%的老百姓慘遭屠殺，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義和團更是被屠殺精盡，沒留一個活口。可是，中國精英特別是文化精英卻大肆美化八國聯軍、竭力妖魔化義和團，形成了一種極端自虐的“被屠殺文化”。不僅僅是歌頌八國聯軍大屠殺，包括清兵入關大屠殺，湘軍南京大屠殺，國民黨“4.12”等所有大屠殺，統統採取肯定和歌頌態度，除了戰敗的日本遭到美國否定而沒有歌頌日軍大屠殺之外，幾乎所有大屠殺全都加以肯定和歌頌。只是肯定和歌頌的方式不同，用朝廷的愛情故事來肯定和歌頌清軍大屠殺，用對曾國藩的推崇來肯定和歌頌湘軍大屠殺，用所謂先進文化來歌頌八國聯軍大屠殺。特別歹毒陰狠的是，中國文化精英採用妖魔化被屠殺者的方式來肯定和歌頌大屠殺。其中對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妖魔化，簡直達到了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程度。這種“被屠殺文化”的極端可怕作用，就在於它向全世界所有國家發出一個信息，就是大家可以隨意屠殺中國人，屠殺中國人不是犯罪，相反，那些誓死反抗外來侵略和大屠殺的愛國將士和抗戰軍民，才是死有餘辜的妖魔鬼怪。

可以說，當今中國形成的這種“被屠殺文化”，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罕見現象。以色列無論與德國多麼友好，也不可能肯定和歌頌納粹集中營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日本人無論對美國多麼卑躬屈膝，也不可能肯定和歌頌美國原子彈對日本人的大屠殺；印第安人即使已經被美國白種人殺得幾乎滅絕，徹底被征服，也不會肯定和歌頌對印第安人的大屠殺。唯獨歌頌屠殺者並且詛咒被屠殺者的，只有中國人，中國的文化精英。尤其可悲的是，這種對屠殺者的歌頌和對被屠殺者的詛咒，已經覆蓋了中國整個意識形態，並通過各種途徑，每時每刻都在灌輸到每一個中國青少年心中，同時更是灌輸到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心中，最終形成一種屠殺中國人無罪的文化氛圍。以至於大家在獵殺野生動物時會有犯罪感，宰殺家畜家禽時會有犯罪感，屠宰貓狗等寵物時更加有犯罪感，唯獨屠殺中國人沒有犯罪感。並且造成這種文化氛圍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自己，是中國人30多年來持續宣傳的結果。其中一個最大的罪惡宣傳，就是所謂“落後必然挨打”，按照這個觀點，中國人挨打被殺，是因為自身落後，而不是因為入侵者和屠殺者的罪惡，並且“落後就要挨打”的反面，就是說屠殺中國人的侵略者都是先進力量，他們對中國的入侵，是先進征服落後，文明徵服野蠻。如此一來，屠殺者和被屠殺者的關係，就變成了先進與落後的關係，文明與野蠻的關係；中國要擺脫落後，就要學習先進，崇拜先進，歌頌先進，也就是要崇拜和歌頌那些屠殺我們的西方列強，而那些拒絕崇拜和歌頌西方列強的死難同胞，自然就是該死該殺。由於屠殺者被認為是先進力量，所以誰反對大屠殺，誰就是反對先進，誰就是落後反動，就是極左殘餘，就是文革餘孽，就應該進行鎮壓。要知道，中華民族本來就是除了印第安人之外，被屠殺最慘烈的民族，如果現在再形成這樣一種“被屠殺文化”或者說“歌頌屠殺的文化”，將來的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或許是中國文化精英知道對民族的犯罪遲早會遭到清算，所以又打造了一個保護屠殺文化和鼓吹屠殺者的法律環境。在當今中國，無論你歌頌什麼大屠殺，甚至包括日本南京大屠殺，都不會遭到任何法律制裁，不僅不會遭到法律制裁，甚至法律會為你制裁民間的憤怒；無論你妖魔化抵抗外來侵略的任何民族英雄，都沒有任何法律障礙，不僅沒有法律障礙，甚至還要受到法律保護，保護你不受任何愛國者的“侵擾”。這是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絕無僅有的荒謬現象，當今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如果有人敢於肯定和歌頌對本民族的大屠殺，無論是國家法律還是民間懲處，定會嚴懲不貸，下場會極其悲慘，所以至今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現象，唯獨中國把歌頌屠殺者和詛咒被屠殺同胞，當作家常便飯一樣隨便。

仔細觀察中國法制建設就會發現，中國的法治建設，不是建立起一套保護人民大眾的法律，而是建立起一套保護官僚買辦、老闆奸商、漢奸文人的法律。雖然歷代法律都是由統治階級制訂並且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是一般而言，法律是為統治階級整體服務，而不是專門為統治階級內部犯罪集團服務，專門為統治階級內部的犯罪集團制訂法律，是當今中國的特殊現象。這是由當今中國立法程序決定的。當今中國立法程序，就是幾個精英在密室里策劃一個版本，一般都是抄襲西方法律的糟粕而去其精華，然後忽悠幾個官員作為政績讓人大宣布。由於忽悠立法的精英大都參與各種犯罪活動，所以是典型的“西門慶立法”。著名的《物權法》就是典型，一幫老闆搶占了數萬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不放心，晚上睡覺不踏實，於是便讓法學精英立法保護自己，幾個法學精英拿來一本台灣抄襲德國的《物權法》草案，去掉裡面還殘存的公平因素，加上保護自己搶劫的內容，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就形成了，然後發動媒體作為改革開放的迫切需要和偉大貢獻一起呼籲，並對所有反對者扣上極左殘餘和文革餘孽的帽子，領導順勢一點頭，人大代表一舉手，一部保護搶劫財產的《物權法》就誕生了。改革以來的3000多部法律，基本上就是這樣形成的。所以，中國法制建設基本上是買辦漢奸從事什麼罪惡，就制訂什麼法律，遇到障礙就發動媒體一起呼喊，一般老百姓和官員又不懂不明白，只能跟着輿論走，跟着專家走，最終形成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一套保護犯罪的法律體系，誰質疑和反對這種“西門慶立法”，就給誰扣上反對法治的罪名。中國的漢奸文化就是憑藉這個法律體系逐步成長壯大起來的。

中國歌頌大屠殺的漢奸文化和保護漢奸的法律環境，最大的惡果就是在平時會毒化掉中華民族的自主精神，讓中國人處於自虐自殘的非人精神狀態中，一旦國家之間發生衝突，則向敵對國家發出可以隨心所欲大屠殺的自虐信號，自發地形成為侵略者服務的奴化環境和奴化秩序，致使百姓面對屠殺沒有任何反抗。可以說，這是當今中國不為人注意的最大死穴。

總之，現代信息社會，中美兩國這樣的大國決戰，勝負已經不在軍事戰場，而在於國家的道義形象，國家的信仰和意志品質，國家的媒體輿論和精英集團的價值取向，就這些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而言，中美之間的衝突勝負已經十分清楚。所以，幾天前美國諮詢機構關於中美衝突不可避免，中國必敗的自信論斷，並非是口出狂言。目前中美之間的反差遠遠超過當初甲午戰爭期間中日之間的反差，與美國發生衝突，中國的敗局將會比甲午戰爭更加悲慘。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戰爭日本的戰略目標只是掠奪中國征服中國，而今天美國的戰略目標，則是肢解中國，也就是說，日本人只是要錢，而美國人是要命，並且是連命帶錢一起要，而肢解中國的過程將是極其慘烈的過程，絕大多數中國人將很難逃過此劫。這就是多年來我們一直呼籲國人警惕的原因。

在諸般因素已判處中國敗亡的情況下，在中國已經被軍事包圍的情況下，中國絕地反擊的唯一生機，就是恢復毛澤東的旗幟，重建國家意識形態，調整分配關係，實現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剷除漢奸勢力，改造漢奸媒體，摧毀漢奸組織，承辦漢奸分子。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美國全部對華戰略都是建立在漢奸基礎上，中國全部戰略缺陷也都是源自於漢奸，只要打掉漢奸這個戰略支點，美國就會喪失全部戰略優勢，中國就會克服全部戰略劣勢，中美之間的戰略優劣就會發生根本逆轉。

中國從上到下一定要記住，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從未敗給外敵，歷次失敗無一不是敗於漢奸。中華民族從來就是最先進的民族，中華民族歷史上所有挨打，絕不是因為落後，而是因為腐敗，因為漢奸。由於腐敗本身就是和漢奸相聯繫，所以挨打的原因仍可以概括為漢奸。如果中國不能在災難爆發之前解決漢奸問題，中國就不僅僅是丟掉一個釣魚島，丟掉一個東海，丟掉一個南海的問題，而是中華民族有可能就此被徹底肢解的生死問題。

釣魚島和南海，拉開了肢解中國的序幕，中國已到了危機時刻，再不鋤奸，整個國家必將毀於漢奸。

2012-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