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影響中日關係的事件層出不窮，種種跡象表明中日關係走到了關鍵的“十字路口”，兩國領導人如果不能及時作出調整，中日雙邊關係就會走入長期摩擦的不穩定態勢，影響地區一體化進程。

首先，歷史問題是影響雙邊關係的源頭。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東亞的中日韓三國一直無法擺脫歷史的困擾，究其原因在於日本政府對於歷史的錯誤認識。中國和韓國常常將日本與歐洲的德國相對比，認為日本缺乏德國對於歷史的反省和批判精神，但只是看到了表面現象而沒有發掘出根植於日本文化上的深層內涵。筆者以為，日本秉承錯誤的歷史觀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潛意識裡對西方列強的反動。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也被迫向歐美列強敞開門戶，但是善於學習的日本迅速通過脫亞入歐實現了國家的近代化和現代化，從而成為亞洲的翹楚。客觀講，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弱肉強食的年代，日本在亞洲大陸和歐美列強展開競爭成為歷史的必然，日本錯誤地認為在地緣政治上日本享有優先占有東亞的特權，這正是一戰以後日本理直氣壯接受德國在中國山東特權的理由，日本吞併朝鮮和台灣乃至後來的侵華戰爭都認為是一種必然，所謂“同文同種”、建設“大東亞共同圈”現在看來荒謬絕倫的東西在當時的日本統治層均認為是合情合理的理論。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不過是自以為趕走白種人、“解放”亞洲的必然步驟而已。所以即使在戰後法庭上，日本的甲級戰犯們依然講日本的命運歸結為“敗者為寇”的不幸而絲毫不願承認日本在亞洲犯下的侵略罪行。

二是美國難辭其咎。二戰以後，美國占領日本。此後世界局勢風雲突變，進入了兩極對立的“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阻止共產主義的推進，將日本納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這體現在對日本社會的民主改革半途而廢，起用大批戰犯級的政治人物，埋下了日本軍國主義敗而不倒的隱患。更重要的是，美國主導下制定的“和平憲法”不僅使美國駐軍合法化，也使日本避免了大量軍事開支而全心全意搞發展。因此，日本成為經濟大國的過程也是在美國的庇護下完成的。由此產生的負面效應則是：一是日本對美國並沒有感激之情，在內心深處有的是對美國占領的屈辱感；二是美國對日本的網開一面增加了日本國民對“二戰”性質的模糊認識，繼而產生“二戰”不過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占領。最終日本人只記得原子彈在廣島的爆炸而忘了在南京的大屠殺。

三是成為經濟大國的日本自認為對亞洲貢獻很大，對中國死死糾纏歷史問題感到不解。而東南亞諸國在日本的經濟援助下悄然改變歷史的態度也使日本對中國充滿疑惑。

四是日本首相的錯誤行為證明糾纏歷史的其實是日本自己。靖國神社裡供奉的死魂靈是早已蓋棺論定的甲級戰犯，而現任日本首相卻將之當作民族英雄來頂禮膜拜，其行為本身不僅說明首相缺乏起碼的歷史知識，還給日本國民起了很壞的榜樣作用，如果日本國民群起效之，日本軍國主義就會還魂，周邊國家能不警惕？

五是對歷史的不尊重導致現實政治的齷齪。去年以來，中日之間的糾紛有慰安婦狀告日本政府、日本留學生在西安的下流表演、齊齊哈爾毒氣傷人事件和日本人珠海買春事件，加上涉及主權爭議的保釣事件外，樁樁件件都和小泉首相一再拜鬼有關。日本人埋怨中國民間特別是網絡上的民族主義，但就是沒有思考為什麼中國會產生反日情緒。如果日本真誠的對歷史作出反省，如果日本首相不再參拜靖國神社，如果日本不再否認南京大屠殺，放棄對日戰爭賠款的中國還會糾纏歷史問題嗎？重義輕利的中國要的只是日本的一個正確態度，日本連這都做不到，怎麼相信日本不會重犯歷史的錯誤呢？

其次，日本對中國的憂懼。隨着中國的崛起，日本成為“中國威脅論”在亞洲的強力鼓吹者，在行動上通過減少對中國援助、批評中國的匯率制度來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日本害怕中國崛起挑戰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這從日本一直以來在東亞地區一體化進程中說的多做的少上即可看出。但是隨着中國和東盟擬定建立自貿區的時間表並簽署東南亞和平條約以後，日本在2003年10月迅速和東盟熱乎起來，並“畢其功於一役”簽署了一系列協議。可以這麼說，在日本經濟的滯後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對比中，日本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巨大壓力，對於中國在歷史上的執着，日本害怕騰飛的中國秋後算帳。

其三，中國正在徹底改變仇日態度，日本卻無改弦易轍的決心。雖然中國互聯網上充斥着仇日反日言論，但中國的主流社會開始以冷靜的心態重新評估面向未來的中日關係。

在政府層面，一是2003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法國同日本首相小泉會談時首次沒有提出日本對過去的侵略歷史進行道歉的問題；二是雙方領導人在東盟首腦會議期間發表了進一步合作和密切關係的宣言；三是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譴責保持在最低限度；四是對日本向伊拉克派兵和出動軍艦保持低調；五是對民間保釣保持不宣傳的姿態；六是允許日本人在不申請簽證的情況下前往中國。

在學術和民間層面，一是以馬立誠和時殷弘為代表的記者和專家提出了面向未來的中日關係“新思維”；二是有影響的《戰略與管理》雜誌連續發表文章，呼籲“重新看待日本，進行一場對外關係革命”，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刊物《現代關係》則對小泉參拜幾乎給予了理解。

中國改變仇日態度的努力有目共睹，這也是中國走向大國之路的必然選擇，在未來的地區一體化進程中，缺少了中日的合作很難實現真正的地區整合，而且一個負責的大國也不可能永遠呆在歷史的圍城中而不可自拔，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就是：一切向前看。

相較於中國的善意，日本的表現令人失望，尤其是小泉一再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讓人不可理解，以石原慎太郎為首的右翼分子則一再叫囂“一夜之間即可造出千百萬顆原子彈”，加上日本修改憲法和向伊拉克派兵的作為，亞洲人不能不警惕那個曾經給亞洲帶來無盡災難的罪惡日本又借屍還魂了！

其四，中日“和則兩贏，分則俱傷”。但是日本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日本，一方面通過修改和平憲法向海外派兵來實現所謂“正常國家”的願望，另一方面妄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來達到政治大國的目的，同時希望在未來的東亞一體化中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因此對於中國的崛起充滿憂懼。無庸諱言，日本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一是日本是中國的援助國，中國得到的官方發展援助中有60%以上來自日本；二是日本是中國最大的投資國，香港亞洲時報在線網站認為2002年底日本對中國的投資已達363.4億美元。同時，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日本經濟的復甦。2月17日的日本《經濟學人》周刊刊發題為《日本經濟離開對華出口則不堪設想》的文章，認為日本對華出口（含香港）在日本出口總額中所占比例在2003年達到18.5％，超過東盟和歐盟，低於美國的24.6％。文章認為，2003年的日本對華（含香港）貿易收支出現1.2萬億日元盈餘，作者得出的結論是“日本的經濟增長是依賴中國的經濟增長實現的”。

假使兩國陷入政治上的惡吵而波及到經濟層面，雙方的經濟發展不是簡單的下滑而是大幅的停頓。有責任的政治家必須意識到這一點。

綜上所述，制約兩國關係的主要因素無非兩個：一是對歷史的不同理解而導致現實的不信任，這是困擾兩國關係的基本“心結”；二是雙方在亞洲領導權的明爭暗鬥。筆者以為，解決這兩個問題的關鍵在於：

一、中日兩國以政府協商的名義共同對歷史作徹底的了斷。日本可以通過宣言的形式向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對過去的侵略歷史作真誠的道歉並承諾將來不再發動侵略戰爭，中國和其他國家則不再追究既往歷史並對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行動表示理解。

二、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中日借鑑法德兩國在歐盟中的經驗，關鍵是中日兩國摒棄前嫌，形成地區整合的核心。一句話，在妥協中先求得雙贏，然後再實現地區整合的多贏局面。

三、日本改變親美遏中的國策，只有實現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才有資格成為“正常國家”。

樂觀的是中日兩國的政治家都意識到在全球化進程中協同發展的必要性，不過政治上的理念仍需上升到實踐的層次才能有所收穫。未來中日關係的走向如何，不僅是兩國政治家的私事，也是本地區和全球維持和平穩定局面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