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911事件與其後的反恐戰爭的影響，即該事件是否改變了冷戰後10多年來的國際關係格局，國內外學術界有着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這一事件根本上改變了冷戰後包括大國關係在內的國際關係格局，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開始的“冷戰後”時期終結了，以這個事件為標誌，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國際關係時代；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恐怖主義打擊美國與美國的反恐戰爭只是暫時地影響了現存國際關係體系，而基本的國際關係格局尚未發生多大本質性的改變，有的人乾脆把這叫做“格局未破”。

在前一個觀點看來，911以後世界局勢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原因是受到驚魂未定的美國人的影響，因為事件出來以後，美國官方與主流輿論就把這件事定性為“戰爭”，並認為反擊恐怖主義襲擊的手段當然也是戰爭。美國官方甚至把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反恐戰爭與冷戰相提並論，而且為了反恐，美國全面、快速地動員了軍事與外交等國家機器與非國家機器（如媒體），在世界各地尋求建立所謂“國際反恐聯盟”。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的關係因為反恐的需要而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美國智庫與輿論界大談的“冷戰後的終結”，言外之意是新時代的開始，即美國要徹底告別冷戰與冷戰遺產。既然如此，誰能不說911事件後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呢！

在後一種觀點看來，隨着美國在阿富汗反恐的速勝，美國軍事力量在中亞地區立足，美國自身已經對恐怖主義的威脅習以為常，對恐怖主義作了合乎實際的估計，已經從原來的驚恐中逐步恢復鎮靜常態與戰勝恐怖主義的自信。人們發現，原來認為的911事件後已經發生了所謂“巨大變化”的國際局勢，其實並沒有大變化，美國的單邊主義沒有變，美國如期退出反導條約，美國不打算回到保護地球環境的《京都議定書》，軍事上在中亞的得手反而加強了美國鷹派的力量，俄羅斯感覺到對美國的真誠幫助沒有換來俄美關係的實質改善。

對於認識911事件與反恐戰爭對國際局勢的影響，我覺得，要跳出、超越這樣上述兩種主流觀點影響的看法，而應有判斷事物的新角度與新方法。本文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嘗試。

我傾向於認為911事件以後的國際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的觀點，但是，這種變化的原因不在於俄美關係、中美關係的變化，不在於美國要告別冷戰與冷戰遺產，而在於美國自身的對外戰略、美國的世界地位、世界影響與國際制度。現在從這幾個方面看911事件以後的國際局勢，也許有助於我們說明，到底變化是哪些方面，而不必局限在上述兩種似乎相反的無謂爭論中。

冷戰結束後發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強美國的地位。亞洲金融危機因為弱化了亞洲（東亞）的經濟地位而加強了美國的經濟地位，使得美國在1990年代的經濟繁榮進一步延長了。這次反恐戰爭也許有異曲同工之用，同樣將大大加強了美國的世界地位。

10多年前，突然沒有了平起平坐的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美國自然確立了其在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經過了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美國在軍事、經濟、外交、文化上的世界影響力幾乎無遠弗屆，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戰美國的這個地位，雖然世界範圍內存在着對美國一超地位的擔心、不滿、怨恨、憤怒與仇視（以冷戰後的“反美主義”為標誌，它既來自美國的盟國又來自廣泛的非西方世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01年9月11日。

實事求是地講，911事件是對美國上述急劇膨脹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重大挑戰，這個事件突發性地嚴重打擊與影響了美國的“一超”地位。美國之所以舉國對911事件感到震驚，是因為無論西方的比較長期的歷史還是美國的比較短暫的歷史，遭受這樣的攻擊確實前所未有。確切地說，這是一次在美國的世界地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後來自非西方世界的極端力量對美國前所未有的攻擊。如果講變化，這本身就構成一種歷史的巨大變化。

美國把這一攻擊立刻定性為恐怖主義襲擊或者恐怖主義對美國的戰爭，接着發動了前所未有的“反恐戰爭”。這個反應是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非常自然反應。

儘管遭到如此重大打擊，美國的世界“一超”地位沒有因911攻擊而削弱，反而自反恐戰爭以來，這個傲視全球的超級大國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鞏固。

“一超”是當今世界政治最主要的現實。當今的美國當局完全是根據這種實力地位來制定和執行其對外戰略與政策的。不過，這種一超的戰略化與政策化卻不是立刻實現的，只是在克林頓政府後期才表現出來。鮑伯·左利克在英國《生存》雜誌（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刊物，1999年秋冬季號）已經論述到美國人在“冷戰後”的後期逐漸在利用美國的一超地位制定其戰略與政策。到布什上台後，“一超”更是被現實主義地完全被戰略化與政策化，具體說，就是按照新現實主義的邏輯，制定與實行單邊主義。

單邊主義完全是個美國概念，是美國新的大戰略與對外政策。今日世界，任何國家與國家集團（特別是歐洲聯盟），都沒有單邊主義的戰略與政策，他們實行不起單邊主義，惟有美國可以單邊主義，因為在一超的現實下，單邊主義具有內在的利益驅動，同時不會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約。

通過反恐以及在全球展現與施加美國的權勢，美國的一超地位得到加強、鞏固。許多人以為反恐改變了小布什上台以來的單邊主義，或者，因為需要，國際社會一起與美國反恐，至少美國暫時修改了其單邊主義策略。實際上，美國根本沒有修改其單邊主義戰略，而是仍然自行其事，為所欲為。

概括地說，美國的“一超”地位靠三大支柱：第一，美國與世界的強權關係。這裡的強權，包括硬與軟兩方面的強大力量。美國的軍事實力世界超一流，而信息、金融、商品和服務的流動性不斷增強使美國可以不受限制，而其它國家卻受到更加嚴格的約束。美國與世界的關係不是人們一般認為的是“互動”關係，而基本上是一種單方面的關係：世界是受美國影響與支配的。如果在考慮到美國擁有的制度、價值等軟力量，美國已經與全球構築起一種前所未有的強權關係。這是當代世界政治與經濟最本質的一個特徵。第二，美國構築的世界安全體系或者美國主導的國際安全體系。美國與歐亞（西歐與東亞盟國）之間的關鍵國家形成公共財產（安全與國際經濟秩序）的提供者與需求者的關係。美國向這些“盟國”提供安全保護（如美國日本安全聯盟、北約）和在開放的世界經濟中進入美國市場、獲得美國技術和供應品的機會，作為回報，這些盟國向美國提供外交、政治、經濟、軍事支持。美國的盟國同意與支持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則實行開放並使自己與美國結合在一起（以“西方”體系與國際制度的運轉為標誌）。這個美國的世界體系是開放的，在某種意義上，俄羅斯與中國正在成為這個美國世界體系的准成員國家。世界上每個國家與地區在這個體系中其實都承擔着一種“美國功能”，比如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一個戰略籌碼，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關鍵的政治經濟與安全夥伴。第三，失衡的南北關係。這一關係的存在是必要的，因為美國需要世界範圍的廉價資源（包括廉價的智力勞動力資源）來支持美國經濟的擴張與奢侈富裕生活方式的存在。911事件後，上述三大支柱無一沒有得到加強維持。

在強權關係方面，在反恐戰爭中，反對恐怖主義，美國在道義上站住腳，其合法性不容置疑，同時，美國充分使用自己的一超強權地位要求世界上任何國家無條件地站在美國一邊，組成反恐國際聯盟。事實上，在美國權勢的強大壓力下，沒有國家不爭先恐後地表現出協助美國反恐的努力。在美國體系方面，美國利用西方世界對美國的巨大感同身受、北約、日本對美國的支持而鞏固了美國體系，同時，由於俄羅斯、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反恐中願意與美國密切合作，美國的世界體系又一次鞏固與擴大了。值得指出的是，美國與日本的軍事同盟在911事件後獲得空前的加強。在南北關係方面，美國對付來自南方的“肉體武器”（而不是當年石油危機時的“石油武器”）的辦法是軍事手段，而不是着手去解決南方國家存在的嚴重問題，特別是爆炸性的中東地區問題（這個地區是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進程的主要例外地區，或者是全球化進程的最大輸家），着手實質性縮小南北差距，着手檢討、改變自己的第三世界政策（特別是對中東的政策）。導致恐怖主義的“溫床”——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發展失敗與極端懸殊的南北差距，並沒有因反恐戰爭而有所改善。美國與南方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繫仍然保持下來。按照全球化的邏輯，世界經濟已經美國化，這種美國化的後果是世界經濟越來越依賴美國，相應地，世界政治卻越來越不公平，美國與世界的矛盾在孕育着新的危機。

當然，反恐強化了美國的一超地位實際上使得美國與世界的矛盾肯定將進一步發展，這是世界未來不穩定的內在因素。美國還沒有認識到，也許它根本不想認識到，恐怖主義挑戰美國的真正原因正是美國具有合法性但卻缺乏足夠合理性的世界一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