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解決、但不是現在
——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面臨戰略選擇

在台海問題的解決上，只要中國有戰略決心，勝利是可以預期的，但時機的選擇和前期的戰略準備才是真正艱巨的任務。而目前中美台三方，誰都沒準備好立即在台海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衝突，所以台海和平依然可以保持，但這場戰爭遲早會來到。中國有必勝把握的台海戰役，只能是中國在與美國實現了有把握相互摧毀核平衡的前提後，為此，中國仍需要時間！

一、台灣大選改變不了中國統一的前景

2004年的台灣大選結局既將揭曉，無論是泛藍還是泛綠誰贏得了這次選舉的勝利，都不可能為目前的台海格局帶來重大的變化，目前的台海局勢，是數百年乃至近幾十年來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互動後的歷史沉澱，其根基之深厚，運動中的慣性和阻力之大，都不是幾個政治人物的個人理念和喜怒哀樂都能左右的。更何況在目前台海的大格局中，台灣本地的領導人，無論是泛藍還是泛綠，都還不是台海目前戰略格局中真正的主導人物；台灣泛藍或泛綠陣營中新當選的任何一位領導人最多代表着台灣2300萬人口中1千多萬有資格的選民中的半數左右，其總數無論如何不會超過1千萬人，與台海這一邊大陸13億人口的數量和意志相比，只是一種地方性的民意和政治選擇。事實上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選舉是有可能夠發揮超常的作用並震憾世界，為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留下輝煌的篇章，但這只能是當在選舉中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意志與海峽這邊13億人民的意志相融合，也就是台灣通過選舉制度選擇了與大陸和平統一的時候。而只要台灣的選民還沒有作出這樣的選擇，任何台灣本島內的投票，不管是總統選舉還是公民投票，都只是一種地方性的運作，其影響力會受到中國大陸以及不願台海改變現狀的美國的限制，這就是台海局勢的現實。事實上，目前主導着台海局勢發展方向的是中國和美國的力量對比，而不是台灣選舉陣營中的任何一位候選人以及台灣自身的力量，所以我們只能用平常心去看待既將結束的台灣2004年大選。
目前，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最高目標是保持國家的領土完整和統一中國，這個目標是由中國國家自身的存在所決定的，與中國社會目前的意識形態和領導人的個性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無論中國處在什麼樣的統治結構和政治制度之下，當政者都會被國家生存的動力和歷史使命所推動，去追求維護自己管轄下的國土保持完整。中國人在台灣問題上經常提到的“民族大義”，實質上就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必須得到滿足的一些最基本條件，領土完整就是民族大義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台灣有人願意以美國馬首為瞻，陳水扁和連戰、宋楚瑜個人是否喜歡今天的大陸，都不算違反民族大義，這只是他們個人的問題，但如果誰要將屬於中華民族的台灣從中國領土分割出去，那麼他就觸及到一個超越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包括民主和人權的中國國家主權問題。在當今世界上，的確有人想證明“人權”比“主權”更重要，但這個規則還遠遠未能夠成立。一個國家的主權和其領土完整，是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遭受到威脅時，這個國家有權用其所擁有的各種國家手段去解除威脅，也必然會去做，這是一個國家生存的內在本能。
台灣為中國既有領土的一部分，由於其與大陸隔海相望的地理位置，在歷史上曾幾度脫離大陸本土中央政權的有效統治，從中國近代史上台灣與大陸數度分合的歷史來看，外部勢力常在中國中央政府力量虛弱的時期侵入將台灣與大陸分離，但台灣的社會始終保持着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對相對強勢的中華文化保持着一種向心力，一但中國大陸上的力量開始上升後，外部分裂勢力就無法控制這種台灣與大陸之間要求統一的天然需求。到目前的歷史為止，台灣與大陸分離均由外部力量侵入而造成，我們還沒有看到過由台灣本島獨立發展起來的獨立勢力將台灣拖離中國的先例，目前的台獨勢力看起來是本土的，但其根源和背景卻都是外部的。我們在世界歷史上也未曾見過一個統一的民族被一小部分想另起爐灶的人所分裂。如果一小部分人能分裂一個國家並已經成為國際法的規則，那麼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將不復存在，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立一個小國了。
台灣作為中國歷史進程中已完全融入中華文明的區域，背靠大陸而面向遼闊的太平洋，其內在的生存邏輯中必然有向大陸靠攏和向獨立發展的兩種力量，由於大陸本土對台灣全方位的吸引力和地理上的戰略優勢，台灣的發展軌跡必然是向大陸靠攏強於向海外獨立，只有當外部侵入台灣的勢力絕對強大時，才有可能將台灣大陸暫時分離，而只要大陸的力量稍有恢復，台灣就無法抗拒與大陸強大的吸引力。我們在觀察台灣和中國統一前景時，可以從過去的歷史和當今的世界局勢中看到以下幾個有關兩岸關係的規律：一、台灣海峽無法構成阻礙兩岸統一的天然障礙。二、台灣如果脫離中國必然是由外部勢力入侵而造成；三、只有在大陸上的中央政權處於絕對虛弱時，台灣才可能被外來勢力分裂。四、隨着大陸力量的強大，台灣必然會歸向大陸。在真正明白了以上十分簡單但內涵豐富的規律後，我們才能對台海局勢的發展方向有戰略性的認識。

二、台灣問題最終要靠軍事力量解決

中國目前正在執行的對台政策，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首先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其次是中美全面合作，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中立或者合作，然後是軍事準備，不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分裂的局面。這三個層次和方向上的努力，構成了中國自1979年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放棄軍事解放台灣而改為和平統一起、到今年2004年台灣大選、台灣已經存在事實上的台獨為止，前後25年間的對台戰略。而在以上三項戰略中，在過去的25年裡，最優先被執行和貫徹的是前二項戰略，既對台和平統一和中美合作，而對台軍事準備至少到1995年美國派航母干涉中國對台軍事演習之前，基本上被放棄，這其實就是目前中國對台戰略中的最薄弱之處和所有困境的根源。
2004年新一屆台灣領導人的登場，台灣島內台獨傾向的明朗化、和目前美國與中國即經濟合作又軍事對抗的格局，以及中國國內發生的變化，包括新一代領導人的戰略理念，這一切都將使中國以往的台灣戰略以及相應的對美戰略發生深刻的變化，在新的對台戰略中，除了堅持原有的和平統一和對美合作的努力之外，對台軍事戰略勢將發生重大調整。目前的現實情況是台灣朝野政論勢力普遍拒絕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中國國家統一建議，而走上事實分裂中國的不歸路，而主導着台灣當局的美國軍事防務產業極右利益集團又拒絕在台灣海峽保持中立，並準備在台海與中國對抗。因此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已經慢慢地收縮和集中到了軍事解決台灣問題這一在未來唯一可行的選擇上，從現在起，最終能主導台灣問題解決的將是中國的對台戰爭準備。
戰爭作為一種最重要的國家力量手段，在現代國際社會和國內社會這兩個層次上受到國際法和國內法的雙重管轄，現代戰爭的目的通常是用於改變一種政治狀況，使自己的意志通過暴力強加給對手。如果一種政治現狀必須改變，而和平手段無法達到改變的目的，戰爭就是必然的選擇，台灣問題也不例外。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戰爭一直是人類社會解決爭端的最重要工具，隨着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在進入現代社會後，戰爭成為各國普遍達成共識而加以限制的國家力量手段。在20世紀中期，經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在國際關係中戰爭已被非法化，在現行的聯合國憲章這一基礎國際法文件中，戰爭和武力使用得到了明文限制。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明文規定“各成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脅，或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非法方法，侵害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聯合國憲章這一規定不僅對聯合國成員有效，而且通過形成國際習慣法的方式，對非聯合國會員國同時有效。在國際關係禁止使用武力，已經成為現代國際社會的最重要的法律構成基礎。
與現行的國際法禁止國家在國際關係中使用武力或威脅相比，一個國家在其國內管轄事件上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則不屬於國際法管轄的事項，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規定“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並且不要求會員國將該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此外在1977年日內瓦“關於保護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這一具有國際習慣法效力的文件中，各國同意一國政府有“用一切合法手段維持國內法律和秩序，或保衛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責任”。這樣，與在國際關係中武力使用已被非法化相比，各國有權在其國內事務中使用武力來維護主權，事實上現代社會的法律強制力就是最終建立在國家武力的基礎，否則所有的現代國家法律秩序將不復存在。
台灣和大陸的領土統一問題屬於中國的國內事務，目前在國際上已得到完全的承認，美國歷屆政府均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這樣台灣海峽兩岸的戰爭與和平從本質上屬於中國的內部事務，中國政府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包括選擇使用武力或採取和平方式實現統一。而作為第三國的美國，以及美日軍事同盟或任何別的國家，除非符合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兩個使用武力的例外標準：自衛和聯合國集體安全行動，沒有國際法的根據在台灣問題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來實現其特定的目標。
自從1979年中美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美國單方面宣布中止與台灣於50年代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後，美國與台灣之間已沒有任何國際條約義務明確規定在台灣捲入戰爭時美國必須武裝干涉台灣海峽的局勢，美國目前也沒有任何國內法律明確規定美國必須武裝干涉，既便是美國的“對台關係法”，除明白無誤地宣告將向台灣提供防禦性的武器之外，也未給美國設立任何必須武裝干涉台灣戰爭的義務，而是用以下模糊的條款為美國確立了一種可進可退的選擇。
美國“認為以非和平方式或包括抵制或禁運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的威脅，並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美國的政策是“使美國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它強制形式的能力。”……“茲指示總統將對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威脅並由此而產生的對美國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險性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應依照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任何此類危險的適當行動。”
與此同時目前美國與中國的國家關繫結構，包括中美雙方的“三個聯合公報”中也明文規定，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些美中關係的基本共識是“對台關係法”的前提，所以“對台關係法”僅適用於目前台海兩岸不獨不統的局面。一旦情況有重大變化，尤其是在台灣宣布“獨立”時，“對台灣關係法”將無法成為美國在台海行動的法律基礎，因此如果台灣出現分裂的局勢從而引發台海軍事衝突，中國既無法實現和平統一的願望，美國也無法引用“對台關係法”來支持尋求獨立的台灣。
而台灣海峽之所以存在軍事衝突的風險，其根源就在於台灣有可能正式走向“台獨”，而“台灣獨立”不符合現今美國以“對台關係法”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為基礎的總體對華法律架構，所以美國已經公開向台灣施壓，宣稱如果台灣單方面尋求獨立而引發戰爭，美國不會在軍事上保衛台灣。這並不是美國人突然放棄了支持台灣，而是在目前的台海兩岸中美關係和美台關係的國際法和國內雙重法律架構內，美國無法引用“對台關係法”來直接軍事干涉台海事務。而在目前的國際格局和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任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主導下，一旦台海發生戰爭，美國想取得聯合國的授權以“集體安全”的名義進行軍事干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屆時美國在“自衛”，“保護海上航行自由”或其它國際法的理由的藉口下，單獨或以美日軍事聯盟為基礎軍事介入台海危機，則是美國必然的選擇。
所以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最終將依靠中國軍事力量對台灣本島以及有可能將捲入台海之戰的美國及美日軍事聯盟的威懾和實戰能力，在20世紀50年代，當中國和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進行停戰談判時，中國軍方有一句名言；“美國人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同樣得不到”，這其實是戰爭與和平理論中最經典的原理；一個國家在外交和政治上能夠取得的成就，與它在戰場能夠對敵人造成的破壞完全成正比，和平所以能夠實現，是敵人害怕戰爭的後果。目前這個原理反過來同樣對中方生效，應該成為中國指導今後對台戰略的出發點；在台灣問題上，中國大陸不能相信和寄希望於台灣目前分據的領導人無論是泛藍還是泛綠，會出於民族大義而自動選擇與大陸統一，對於他們來說，民族大義還不如政黨私利有用，同樣，對於美國、日本和其它的美國盟國，它們捲入台海戰爭時考慮的首先是自己的戰略利益而不是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國際正義。所以只有當中國能夠在戰場上制衡和痛創這些目前阻礙中國國家統一的敵對力量時，中國才有可能通過談判取得和平統一，而目前之所以中國還不能和平統一台灣，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尚未能在台灣海峽局部，面對台軍、美軍以及美日聯盟，形成絕對的軍事優勢。

三、台灣問題目前不是中國最優先的國家戰略目標

在關繫到生死存亡的國家安全領域，一個國家要取得勝利，其戰略決策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戰略是用於解決大型複雜問題的總體對策，而戰術是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是在戰略指導下的有計劃的行動。在目前中國所面臨的錯綜複雜、包括台灣問題和中美關係的國內外格局中，中國面臨着外來的戰略和戰術挑戰，要準確地追求最大的勝利和良好最終結局，就要準確地規劃戰略決策和戰術行動，這兩者之間儘管相互構成，但卻並不總是互為因果。在軍事上，我們常看到某一場戰爭儘管在戰術上和局部上取得勝利，而在戰略上卻完全錯誤，二次大戰太平洋戰場上日本偷襲珍珠港在戰術上是一場罕見的軍事勝利，在戰略上卻完全失敗。
由於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中已經占據了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國家的安全這一類的戰略問題也通常被量化為技術問題，尤其是軍事技術和軍事裝備的問題，現代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軍事已經走上了完全以技術為中心的路線，所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基本上是將戰爭作為一個技術問題在戰術的層次上加以考慮——美國小布什政權和其負責安全事務的班子，是典型的僅從技術和戰術的層次來考慮美國國家安全這個戰略問題的例子，以美國正在發展的導彈防禦系統為例，美國不是從戰略上考慮為什麼美國本土會面臨導彈攻擊，從而找出全局性的解決方案，而是將一個龐大的戰略性任務既使美國不受導彈襲擊，化解為單純的技術性的反彈道導彈系統問題。這樣既使反導系統能在技術上成功，也可能是戰略上的錯誤，從而為美國帶來更大的不安全。這種以技術代替戰略的思維是現代戰爭中擁有軍事技術優勢的國家同樣會失敗的主要原因。
台海對面的台灣當局也是典型的只追求技術，而完全沒有戰略思考的例證，在與大陸隔海相峙的過程中，台灣當局只有一個唯一軍事戰略，就是不斷地與美國合作擴充軍備，包括大規模地採購最新式的美國軍事裝備，殊不知武器裝備只是完整的安全戰略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經常只在戰術級的層次上發揮作用，一項戰略規劃錯誤的防務政策，用再先進的戰術級武器裝備也改變不了全局的失敗。台灣當局儘管成功的從美國一次次獲得先進軍事戰備，但這些戰術級的軍事準備成功卻因為引發了中國確定必須以武力為後盾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後果，從而在戰略層次完全失敗。
中國目前正在執行的國家總體戰略，其中包括台灣戰略和對美戰略，是從70年代未正式成型的，在準確的評估了當時的國際局勢和周邊環境後，第二代中國領導人放棄了對內以政治運動為主的大規模改變社會結構、對外準備與敵視中國的勢力打大戰、以意識形態和理想主義為主的國家戰略，而以現代化建設作為中國國家戰略的核心。這個現實主義的中國現行總體國家戰略，從20世紀70年代末成功地將中國引入1840年鴉片戰爭後150年以來、唯一一次能在和平環境內全力集中發展經濟的建設周期，20多年來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和平建設已經使中國的國家力量和戰略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以和平建設為中心，而不是以國家統一為中心的中國現行國家戰略是完全成功的。
如果說從1840年開始中國人民一直致力於為自己創建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地位，那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前後，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所從事的歷次對內和對外戰爭已經完全成了這一結構。而使中國在獨立的基礎上實現富強、民主和高效率的管理，則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和平建設戰略目標，中國改革開放的20多年來已經成功的使這一目標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並產生了歷史性的成功。目前沒有任何內外力量，包括台灣獨立勢力和美國對中國的圍堵，能使中國放棄以和平發展為中心的國家戰略。中國戰略的優勢正在於中國能夠在美國和周邊國家的軍事壓力和威脅之下，始終不為所動，繼續走自己既定的國家發展戰略，而以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發展戰略的成功，直接使美國在軍事上對中國的威脅限制在戰術級的層次上。
目前中國面臨雙重現實的國家戰略目標：一是全面的國家發展，包括經濟發展；二是實現國家統一，這兩個國家戰略目標在現階段必須有優先和其次的差別，不可能同時追求，這是由中國現階段的國力所決定的，此外，這兩個戰略目標與美國對華戰略既吻合又有深層的矛盾；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中美可以成為世界上經濟互補性最強的國家，雙方都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而在中國國家統一的過程中，中美兩方將因為利益趨向的不同而發生衝突，中美之間也確實存在着爆發戰爭危險。這個危險直接來源於美國介入了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過程，而且扮演的角色對中國來說始終是充滿敵意和消極的，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最後的障礙和轉折點，中美兩國除了台灣問題之外，沒有任何導致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的其它分歧。
將中國的和平發展優先戰略轉變為國家統一優先戰略，並在短期內主動進行對台灣戰爭在現階段是一種戰略錯誤；儘管中國在戰術上有可能取得勝利，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其中包括對外部開放，爭取西方加入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進程會再次被人為停頓，中國將面臨對一個極不友善的西方環境，目前的國內政治經濟制度還未走上良性循環，能使中國在與美國及其西方同盟直接軍事對抗，中斷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經濟關係後仍能順利自我建設和自我發展。在這種情況，既使中國可以在軍事上和戰術上贏得對台戰役，而這一點本身仍需要繼續努力也遠沒有做到穩操勝券，在戰略上依然是嚴重的錯誤，因為中國目前有遠比對台戰役更重要的事務有待處理。

四、台灣問題目前是中國最優先的軍事戰略目標

台灣問題在現階段不應該是中國傾舉國之力優先追求的國家戰略目標，但在具體的軍事領域，應該成為最優先的軍事戰略目標，這樣在國家總體戰略和軍事戰略這兩個層次上，台灣問題就得到準確的定位，其最終解決也就有計劃盡在中國的掌握之中。所以現階段對台灣戰略應該是引而不發，爭取時間，軍備競賽，形成威懾，利用儘可能的和平時期建設自己各項內部環境，這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和發展速度、科學技術水平和政治制度現代化。同時軍事力量的建設將以核威懾和其它新型的威懾為主，同時形成足夠的海權力量。只有儘量的延長和平，發展自己，這種被我們以高昂的代價，包括領土暫時分據的代價取得的和平，才會慢慢轉變成為一種永久的和平，中國的軍事力量和發展遲早會在中國逐步恢復喪失的歷史權益，但中華民族絕不對外擴張。軍事手段在現代條件下已經成為一種非常困難的選擇，如果我們仍將軍事行動保持在一種理性的條件下作為國家的政策工具，那麼大規模現代戰爭的各種負面效果基本上否定軍事行動能夠有效地完成政治任務，強大如美國在中東面對弱如伊拉克這樣的國家，在使用武力後所遭遇到的各種困難應該是中國在台海使用武力時的參照。在目前的人類社會中，除聯合國的集體安全行動和一國的軍事自衛行為，軍事行動已經失去了在國際法中的合法地位，在現代人類社會中和平應該是最高的目的，人權也是最道德的目的，而領土完整在人類道德秩序上已經排在稍後，以軍事行動來維護領土完整在傳統國際法中尚可被認可，而在今天已經十分困難。
軍事力量在國家手段中只是一種選擇，應根據不同的情況賦予其不同的使命和功能，而不應將其做為必然的第一選擇。國土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生存基礎，但隨着人類歷史的發展，國土已經不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力量源泉。與立既恢復中國的領土完整相比，爭取戰略行動自由才是中國戰略的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如果中國在台海馬上進行戰爭，那麼在台灣問題上我們就將自己寶貴的戰略行動自由交給了台獨分子，中國在台海的軍事戰略從現在起就必須以我為主，以控制戰略行動自由和戰爭的主動權為中心，而不將自己的戰略行動自由交由台灣和美國方面控制。
目前，由於技術和科學已成為無所不在的因素，我們應考慮軍事問題也是以技術在軍事領域的體現既武器裝備為出發點，但在軍事領域，比技術和戰術更高的是戰略，戰略是一種根本性的方法，通過戰略判斷和定位，我們將決定如何組織自己的力量，按照事物的發展規律來決定優先順序，來決定最有效的行動路線。在現代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在戰術上和技術領先並不表明在戰略上同樣領先，在戰術上和技術上領先的一方，在戰術上和技術上的勝利可能同樣意味着在戰略上失敗。
如果我們明白了戰略的意義，在為中國制定軍事戰略時，我們就會發現目前國內有一種唯軍事主義的傾向，包括對在南海領土、台灣問題以及對日對美的關繫上，目前國內的傾向是一邊倒地以軍事角度來考慮，而軍事角度也只是單純以技術和戰術上來思考。在中國目前的國家戰略目標排列上，收復領土、恢復中華民族的歷史權益，應該讓位於中國現代化，而中國現代化的核心應該是政治制度、經濟和科技現代化，只有以實現經濟和科學技術持續發展為中心的國家戰略，中國才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而只有在持續和平的環境中，中國才有可能建設。所以中國在新世紀中最大的國家目標應該是和平和發展，而不是戰爭和對抗，中國需要真正樹立以和平為中心的國家戰略。而和平一方面需要我們審勢度時和堅持原則，做戰略進攻和戰略退讓，另一方面需要我們擁有絕對有效的戰爭威懾手段來制止對我們潛在戰爭威脅，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今天仍處於當年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對日戰爭的相同境地，這就是當年的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這個戰略在對日戰爭中被證明有效。今天中國不能急於土地的得失，而應努力爭取時間，使和平儘量延長和戰爭爆發儘量朝後，因為時間是高速發展的中國的天然盟友。
戰略的最高目的是保持自己的行動自由而限制對手行動自由，中國堅持以我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使中國不必每次因敵手的挑釁而作被動的反應，從而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把握。美國所有敵視中國的勢力、包括台獨近年歷次對華的挑釁之所以失敗，關鍵在於無法撼動中國以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方向，而中國在這一方向上的成功，最終將改變世界的格局和人類的歷史。中國第三代領導人的高明之處，正在於這種以不變應萬變和始終堅持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洞察力和魄力。而胡錦濤和溫家寶體制，已經提出了“和平崛起”的中國新世紀發展理論，從而計劃使中國繼續保持國力高速發展和對台戰略上的行動自由，這樣，通過在軍事上發展絕對有把握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爭能力，在國家總體戰略上堅持以和平發展為優先目標，台灣問題的解決，將牢牢地在中國的把握之中。

五、中國如何在軍事路線上解決台灣問題

儘管在目前的台海緊張局勢和紛亂的國際環境、以及中國周邊複雜的地緣戰略格局中，中國始終保持着清晰的安全戰略和相應的軍事戰略，但由於體制和政治結構的差異，中國以和平為中心的國家安全政策和軍事戰略、始終未成為台灣當局、周邊國家和美國在制定對華安全政策和軍事戰略時的相應出發點，可以說中國的和平政策和防禦性的軍事戰略未得到目前對中國持敵視政策和懷疑態度對手們的正式承認，從而做為他們制定對華安全政策和軍事戰略的依據。與此同時，中國也同樣對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和已公開的安全戰略表示懷疑，對日本正在發展的軍事力量和安全體制存有疑心，在台海準備與敵對勢力進行軍事決戰，相互懷疑和相互敵視，已經成為目前亞洲戰略格局中最明顯的因素。
在堅持至今為止行之有效、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國家總體戰略的同時，面對惡化中的台海局勢和中美衝突的前景，中國也同樣會逐步調整自己的國家安全戰略，使之與變動中的外部安全環境和挑戰相適應。在不改變以國家社會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最重要的戰略目標前提下，中國可以實現數次重大軍事戰略調整，這些軍事戰略的調整，足以有效的解決台灣問題，這些戰略調整包括：

一、大幅度保持提高軍費開支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使之與對手的軍費開支保持穩定的比例關係，這一措施將大大加快中國國防現代化的步伐。
二、解除過去傳統的不締結軍事和政治同盟的傳統，在最重要的戰略方向、如朝鮮半島和印度洋方向上、有選擇的締結軍事同盟，這一措施將使中國的戰略地位立即得到改變，是既有風險又有巨大收益的一項戰略性的措施。
三、突破傳統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懾戰略，迅速增強中國的核威懾力量，使之能夠與美國的核威懾力量、包括在美國有效實施了導彈防禦系統後，始終能保持總體平衡，在中美之間歷史性地實現有把握相互摧毀的核戰略平衡。

以上三個方面的戰略調整是中國在目前狀態下可以立即實施並會使中國得到重大戰略利益的措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由國家安全利益驅動而產生的趨勢，只要目前的中國的周邊安全局勢發展方向未改變，我們必然會看到中國在這些戰略方向的重大行動。
而真正能使中國取得戰略絕對優勢，為中國帶來永久和平的戰略方向，卻始終是在軍事領域之外。中國近代史上所有中國對外戰爭的興衰勝敗都圍繞着一個軸心：中國工業化的過程，因為現代的軍事力量是建立在一國的經濟力量，首先是工業製造力量的基礎之上，中國之所以在近代屢遭外國強敵的凌辱，就是因為未能在18和19世紀發展出現代工業，從而得以建立現代化的軍事力量。1840年鴉片戰爭後“洋務運動”的先驅者們就企圖通過發展現代化的大工業而形成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以此抗拒西方軍事力量對中國傳統軍事力量的優勢，這就是當時的“富國強兵”國策，而經“甲午戰爭”一役而一敗塗地的清朝政權，始終未能完成這一理論上是完全正確的國力建設戰略。
在20世紀，中國始終是一個飽受戰爭創傷的農業國家，抗日戰爭正是由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日本、對仍處於傳統農業社會的中國發動的一場力量相差懸殊的戰爭，由於缺乏現代工業的支持，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支撐得十分艱難，幾近亡國。而在朝鮮戰爭中，同樣缺乏國內現代工業支持的中國軍隊也打的十分艱苦。可以說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的軍事力量始終未能有一個堅實的建立在大規模工業製造上的基礎，正是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中，中國軍隊無數次創造出以弱勝強的光輝歷史。
經過建國後50多年的艱苦努力，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20年間的快速發展，中國有了一個現代化的工業製造力量，這個力量之強大超出了許多人的想象，目前整個世界從美國、歐洲、東南亞經韓國直到日本，都在仲心憂憂地談論由於中國製造工業變得如此強大和富有競爭力，使這些國家的製造業失去競爭力而向中國移動，從而使這些國家的製造業出現空洞化。事實上，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工業生產中心，隨後而來的是中國將成為世界性科技製造中心，由於中國接近無限的人力資源的供應，在擁有世界一流的製造業後，中國可以輕易發展出一支強大的擁有充足技術裝備的現代化軍事力量。中國已具有發展出世界一流的軍事力量的各種物質和技術條件，所缺乏的僅僅是決心和相應的時間。在目前現存的全球軍事系統中，還沒有什麼武器裝備是中國的科技和製造力量完全無法完成的，中國在武器系統方面缺陷，如沒有與美國形成有把握相互摧毀的核打擊力量，缺少大型遠洋作戰艦隻、大型兵力投送系統和最新一代的作戰飛機，以及新型武器裝備無法大規模列裝，是因為中國未能大量投入國防經費，而不是中國的製造業無法提供這些裝備。
以中國目前製造業的水平和力量，只要外部的壓力大到使中國痛下決心大力發展軍事力量，並將與美國軍事開支占國民生產值比例相同或更高的資源投入自己的國防建設，中國應可以在數十年間中建立起一支足以引起亞洲和世界力量平衡發生巨變的現代化軍事力量。應該說，目前中國尚未充分利用中國製造業的力量來建設自己強大的國防力量，這並非中國軍事戰略的失誤，而是更高的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要求。但如果有人錯誤地將中國的善意誤認為軟弱，那他將犯下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如果在20世紀當中國還是貧困未實現工業化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人能夠戰勝由經過革命動員的中國人力資源構成的中國地面軍隊，那麼在21世紀，更沒有人能夠戰勝建立在現代化工業製造力量和現代科技基礎之上、擁有同樣人力資源的新型中國軍隊。與很多人所認識到的完全相反，人民戰爭在高科技時代同樣是中國軍事勝利的核心因素，只是現在的人民已經不是以往戰爭中傳統的農民，而是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製造力量的中國人民。
在台灣問題上激怒中國人民，從而使中國開始動員自己的工業製造力量全力準備一場類似於諾曼底登陸的台海戰爭，並以目前已經遠遠超過俄羅斯的綜合國力，發展一支規模上不低於當年前蘇聯所擁有的全球性核威懾力量，與美國實現核平衡，將是美國和台灣都無法應付的一場噩夢。在這一點上，美國執政者和台灣當局至今仍未完全明白，或者說因為軍事工業集團的利益和政客私利，他們執意向美國人民和台灣人民掩蓋了在台海玩火的危險。中國真心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希望中美兩國之間永久的和平，這一切都無可置疑，但只有在中美兩國有戰略前瞻眼光的領導人突破目前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僵局和機制後，這一切才有可能實現，而在此之前，中國只能以最大的和平誠意和最壞的準備在台海決戰的決心，來面對錯綜複雜的中美台三邊關係、和因台灣問題而扭曲的中美雙邊關係。在台海問題的解決上，只要中國有戰略決心，勝利是可以預期的，但時機的選擇和前期的戰略準備才是真正艱巨的任務。而目前中美台三方，誰都沒準備好立即在台海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衝突，所以台海和平依然可以保持，但這場戰爭遲早會來到。中國有必勝把握的台海戰役，只能是中國在與美國實現了有把握相互摧毀核平衡的前提後，為此，中國仍需要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