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僚精英群體的構成及其內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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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解放和蔣介石的垮台，使得新中國的政權建立提上議事日程。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雖然通過延安整風和加強紀律性的教育，但是在實際上由於地域的彼此分離和作戰任務的相對獨立性，各個根據地的黨政軍人財物在管理上，還是存在着實際上不可避免的山頭主義。

新中國的政權機構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開始組建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是以劉少奇領導的北方局和薄一波領導的華北人民政府為主體建立起來的。而各個地方局和省政權的建立，在官僚精英群體組成人員的來源上看，華東局各省主要是三野軍轉人員為主（陳毅、粟裕部下），東北局和中南局主要是四野（林彪部下），西南局是二野（劉伯承鄧小平部下），西北局、華北和內蒙是一野和華北兵團專業人員占據優勢（彭德懷部下和聶榮臻、楊成武部下）。由於戰爭年代的軍隊內部需要令行禁止的高度一致作風，因此這個深刻地影響到人員組成上的派系和勢力分野。此外地下黨員和知識分子，乃至舊政權留用人員，也占有相對較小的成分，但是在局部地區往往還占有一個相當大的比例。

實際上自從新中國成立之後，官僚精英群體內部就同時開始了基於權力和位置爭奪的政治鬥爭，這種鬥爭除了和西方國家一樣，往往以政策主張和信念為依據劃線之外，還要加上新中國剛剛成立，從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官僚精英階層的群體分野，也頑強地表現出來。這些具有政治權力鬥爭性質的爭奪，往往被共產黨自己界說為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而長期忽視了對參加者基於自身政治利益訴求，而主動參與的一面。實際上，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間，就有許多當權派利用這次機會搞黨同伐異，最明顯的表現在河南省，原來的淮陽地區和商丘地區合併之後，商丘地區的幹部在省委第二書籍吳芝圃等人的支持下把淮陽地區過來的幹部打成右派；而吳芝圃自己則在中央劉鄧等人控制的組織部系統的支持下，一舉把平原省合併過來並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潘復生等人排擠掉。而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純粹是“五風”幹部聯合起來，在上至中央的“五風”源頭劉鄧等人的支持下，進行了一次通過“指鹿為馬”測試之後進行的大規模清洗和換班。“四清”演變成按照 “桃園經驗”展開之後，也是一次試圖建立和強化上下級之間父子或者貓鼠關係的努力。這些權力鬥爭過程，都是依託垂直的組織系統，在同級或者下級之間進行的清洗過程，目的是要建立起上下勾結良好的組織體系，在文革期間被學生造反派抨擊為“黑幫”。

1950年代，對中央一級權力分配格局不滿的情緒，主要集中在軍隊幹部群體中，並且以有軍功的幹部對無軍功幹部的高權位不滿表現出來。因為中央政府的組建主要是以劉少奇薄一波系人馬為主，因此對中央一級政治權力分配的不滿，往往就表現為對劉少奇等人的非議。1953年的高饒反黨集團，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四野、三野、一野的部分政治勢力，要求重新劃分中央一級政治權力的訴求。當時的背景是毛澤東在內部吹風中已經提出要退居二線，而且毛澤東還對劉少奇在工作方法方面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這樣高崗等人就認為自己雖然不敢與毛澤東比，但是和劉少奇還是有得一比，應該輪流坐莊。當時出面支持高崗的明里除了饒漱石之外，暗裡還有一野的彭德懷等人。而極力支持劉少奇一方的除了鄧小平、陳雲之外，還有周恩來。在這一次鬥爭中，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陣線非常分明。最後取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毛澤東，毛認為劉少奇政治上比軍隊幹部強，最後支持了劉少奇他們一方繼續掌權，某些人就藉機對挑戰者高崗等人給予嚴厲制裁和打擊。

1959年的廬山會議，被一些有心人描繪成毛澤東不容許不同意見，這個說法很難站得住腳。彭德懷於7月14日遞上萬言書，萬言書中的內容就其看問題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遠遠不如廬山會議前期所討論問題的深度，也沒有超出毛澤東開列的19個討論問題的範圍。信中指責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被認為是大大地冒犯了毛澤東，但是7月23日毛澤東自己在會上講話，實際上承認了自己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過為自己做了一些辯解，還說馬克思曾經預言說資本主義很快就要滅亡也是同一性質。許多人喜歡把毛澤東描述成聽不進別人意見的大獨裁者，但是毛澤東已經出版的書信、講話和著作，都完全是一種可以商量的口氣說話，即便是在軍事指揮問題上，也常常附帶說明如果有不同意見請提出反駁。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挑落馬下，顯然與他的萬言書無關，更與冒犯毛澤東沒有關係，這毫無疑問是具有另外的重大原因的。

對於廬山會議，毛澤東後來於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儘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在鄧小平時代春風得意的“黨內高層非毛化專家”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書中也有所透露：“（1959年）８月１日，常委會上，毛對彭德懷說：‘我６６歲，你６１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志有此顧慮。’” （１９３頁）根據王震後來的回憶，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就跟鬥地主一樣，這些“鬥地主”的參加者，恐怕不是出自毛澤東的授意和安排，結合毛澤東和李銳的說法，那些基於政治利益的主動性並且“有恐慌感”的人，恐怕還是大大地有所表現。而且後來給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定性是“高饒反黨集團餘孽在莫斯科朋友的幫助下鬧了一場風波”，已經跟信件完全沒有關係了，而是在算老帳和新帳，而新帳卻是與信件內容無關的彭德懷在國外訪問的表現，如果還說有什麼疑問的話，恐怕就是毛澤東必須為“有恐慌感”的那些人吃定心丸，繼續為他們掌權創造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如果說1953年是高饒等老軍頭，在政治利益驅動下的主動出擊，要求重新劃分中央政治權力格局；1959年看起來象是有些人充分把握機會，反過來對老軍頭進行的主動出擊，以維護既定的權力格局的穩定性。

相反中共當權派內部權力鬥爭的激烈性，不僅表現在中央一級，而且在地方也同樣，並且相互對壘幹部群體也是大同小異。1950年代陶鑄和趙紫陽在廣東大搞反對地方主義小集團，牽涉的人數多達5萬，這在相當程度上把廣東省的政治權力重新分配了一遍。這個運動的主題就是南下幹部反對非南下幹部（主要地下黨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包括留用的舊人員等），就是權力格局中心的強勢集團，發動的要求得到更多權力的清洗運動。在湖北曾經長期存在南下幹部，揪住新四軍五師幹部的歷史問題不放，這顯然也是要在政治上矮化對手，因而具有權力再分配性質。

在文革期間，一些官僚精英群體內部矛盾和爭奪比較嚴重的地區，都發生了後來稱為“特大冤案”的政治利益重新分配事件。在這些冤案中，沒有例外的是一些人被淘汰出權力中心，而另外一些人則趁機補充進來，並占據空出的高位。如雲南的趙健民特務案，有3萬多人挨整，14000餘人被迫害致死，是文革期間的第二大冤案。這個案件實際上也達到了重新劃分雲南省政治利益的目的，着手實施的實際上就是從前的劉伯承和鄧小平部下，得益者也是他們，而被打下去的多數則是留用的舊人員和原來的“邊縱系”人馬。因為雲南的盧漢是起義的，雲南政權中間留用的舊人員比較多。此外“內蒙古人民黨冤案”號稱是文革最大冤案，實際上起作用的也是軍隊轉業幹部和地下黨幹部的矛盾，同時還伴隨着漢族幹部和蒙族幹部的矛盾。這個案件的幕後人物實際上也指向楊成武，後來楊成武在接受權延赤採訪的時候，也大致上如實地指出了雲南和內蒙冤案的積極製造者和矛盾利害關係雙方（參見《龍困與微行》）。沒有例外的是，優勢群體打擊弱勢群體，目標是重新劃分政治權力格局，參加者並非都是由於秉承上面的所謂“錯誤指導思想”，而主要是出於自身現實的政治利益訴求。

而且文革的方向最後決定性地被誤導為清查歷史問題，明顯地與老軍頭勢力強大的影響直接相關。畢竟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人，屁股比較乾淨，而且歷史也容易說清楚，或者說比較清白，這樣的過程最後的結果只可能是對地下黨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帶來嚴重的不利。畢竟政治就是被定義為基於整體利益的操作和安排，對整體利益的背棄實在是再好不過的藉口，抓叛徒就是要抓那些背棄整體利益的人士，這個說法在邏輯上和現實中都非常容易為人們所接受。

在1970年代清理完四人幫的“黑爪牙”之後，在1980年代又進一步清理了“三種人”，許多軍隊出身的老幹部，都在1980年代陸續進入干休所或者顧問委員會，退出權力核心。由於這樣的清理過程，仍然無法足以根本保證鄧小平放開手腳大搞“改革開放”。因此需要強有力的更大規模的換班，由於鄧小平個人權威的不足，加上毛澤東選定的道路也不是那麼容易被輕易否定，因此需要在組織路線上實現開創性的調整。這就是在“知識化和年輕化”的名義之下，大力提拔知識分子幹部進入權力中心，而且在“規範化和法制化”的軌道上竭力膨脹政府部門和權力機構，本來原來政府做一個決定原來只有30個人有表決權，鄧小平通過這樣的方式提拔300人進來，這樣的原來的權力結構就不能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這個過程具有一石二鳥的功能，一方面把不聽招呼的老幹部老軍頭邊緣化，把他們在既有的權力中心的決定性影響沖淡；一方面把精英階層整體化，原來站在體制外對官僚精英群體通常持批評態度的知識精英群體，現在已經是一家人了，實現了融合。這樣精英主義道路不是經過論證和說服過程，而是通過權力中心組織路線的保證下進行的，在主流意識形態不做調整的情況下，迅速改變執掌國家政權的官僚精英群體的性質，來改變國家發展的戰略方向。結果還沒有到艾奇遜所指望的第三代第四代，和平地改變國家性質的事情就已經發生了。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愚蠢的知識精英希望徹底否定毛澤東，而鄧小平顯然比他們高明，知道毛澤東絕對是不能徹底否定的，是毛澤東而不是任何別的什麼人作為一個符號象徵，代表着共產黨曾經是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時代化身，這是一份無法簡單複製的巨大財富。一個最狡猾的繼承人，總是希望繼承財產同時賴掉債務，而毛澤東時代共產黨人對工人農民的承諾無疑就是這樣一筆債務，相反毛澤東那一輩共產黨人，從革命戰爭年代到新中國成立之後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這在人民心目確立的威信，無疑是執政所必須的巨大無形財富，這一財富對於沒有選舉那樣的程序合法的執政者來說，就是其執掌政權的全部合法性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