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軍控及台灣問題------布什訪華的前景

美國總統布什過幾天即將訪問中國。這是自兩年前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後，第一個來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也是共和黨大選勝利以後當選總統對中國的第一次正式訪問。這喻示着中美關係將面臨一個新的起點-----但是，也很可能是象徵性的新起點。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判斷，是基於中美兩國在相互關係的三個焦點問題即人權、軍控及台灣問題上面是否能夠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帶有很大的負面的確定性。

在這三個問題當中，有兩個問題即人權和台灣的問題按照中國的口徑純粹是屬於內政的問題，美國人從理論上來說是沒有資格干預的。而第三個問題也屬於所謂的主權問題------因為中國與伊朗、北朝鮮或伊拉克這樣的主權國家除了不能進行核擴散外，似乎也沒有理由按照其美國這樣的國家的吩咐，來決定自己做什麼樣的生意或者能不能做的。中國是不是可以說不？

問題在於，中國並沒有說不，而是採取了一種審慎而相對積極的態度，而且是長期以來一直在與美國政府共同涉入包括這三個問題的一系列對話當中。

一、關於人權問題

必須看到。中美之間關於人權問題的分歧是根深蒂固、難以調和的。

中美之間關於人權的問題實際上是以美國政府為代表的國際主流社會所認同的一種人文價值理念。美國是貫徹的一方、中國是落實的一方；前者是主動的施加壓力要求改變的一方，後者是被動的受到壓力需要作出改變的一方。

人權當然是一個十分美好的概念，但是，中美兩國由於其社會基礎的差異以及政治歷史傳統的不同，一個認為是天經地義、輕而易舉的事情，一個就覺得是天方夜譚與舉步維艱的難題。

從中國的社會現狀來看，由於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傳統。統治者與人民已經習慣於現有的政治模式或陷於固有的政治惰性當中。而政治改革的風險在於：它不僅對於現有的統治集團而且對它所統治下的人民都會產生巨大的社會陣痛與喪失既得利益的危險，問題決不是單方面的。雖然民主異議人士一直在強調爭取政治民主與人權的重要性，但是，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這樣的改革會對中國這個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產生哪些方面的後果、以及伴隨着改革的進程會夾帶着什麼樣的副產品或最終結果與原來的設想會有多大的偏離度。

我不認同為了一個美好的理想讓好不容易獲得了溫飽與安定的中國人民，在一個時間很難確定的歷史時期里，承擔可能發生的社會動盪的痛苦這樣的局面是合理的。

由於資源配置方面根本性的困難，中國的改革一直充滿着艱辛與危機，加上社會上現實的歷史的矛盾本來已經難以解決或消化。即便是實現一個小小的社會公正也會犧牲另一部分更有權勢的人的深度的利益，造成對社會穩定（雖然是夾帶着許多不公平因素的穩定）的破壞。一個對抗性矛盾的產生可能是悄然而至的，可是，由於害怕產生多米諾效應，化解這樣的矛盾就會變成在眾目睽睽下面的一個殊死的較量。這是一個很具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美國人無法理解這一點，但是，美國人應該認識這一點。

中國的問題還在於，如果不抓緊時機進行民主政治的改革，社會的各種弊病（如嚴重的腐敗與貧富兩極分化等現象）將沒有辦法從根本上得到糾正與整治。體制與觀念上的落後也勢必影響到經濟體制的改革、限制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這樣下去，社會矛盾的激化將突破社會的既有框架。問題拖得越久將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解決。而量變無可避免地將導致質變，其結果也將是難以預料的。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結果，決不會僅僅是人民的災難，它一定也會波及到社會的每個階層，當然也包括了統治集團。

中國就是處在這樣兩難的境地當中。所以，人權或民主的問題，絕不是美國在每年一度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或美國國務院的年度人權報告的一通揭露或抨擊就能夠奏效的；而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的作用，似乎也僅僅限於使得中國每年幾度上演捉放曹的折子戲，這不是什麼進步而是一種不得已的應付，而國際社會也因為得到了幾張他們所要的人犯的釋放名單而沾沾自喜，認為這是什麼“人權對話”的成果。這種模式似乎已經成為近十年來人權對話的一個怪圈。這種運作方式與結果，當然使得那些民主異議人士可以免遭進一步的厄運，但是，對社會實際進步的意義卻是微不足道的。

布什此次中國之行。能否在人權這個問題上取得什麼新的進展，我對此深表懷疑，估計可能性接近與零。

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對峙狀況原地踏步，實際上已經成為俄美關係不斷親密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加催化劑。中國必須認識到，美國的人權訴求決不是地緣政治的一塊遮羞布或者是牽制中國的一個什麼花招。而是他們的一個根本信念，是劃分國家關係的分水嶺。中國也許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中國又沒有可能在短時期內改變自己。從這一點來說，儘管中美關係對中國是極其重要的，但是中美關係的基石實際上是空心的。我們雖然有強烈的改善中美關係的願望，但是，人權這個不同理念的區域歷史沉積相，把兩國的意志刻畫得如此的分明，怎麼也不能和諧與融合。

這是歷史的一個遺憾。

二、關於武器擴散問題

美國駐華大使雷德上在本月21日說，中國的武器擴散問題仍舊是美中關係中一個相當棘手的議題，而中國仍然沒有制定一個行之有效的出口管制政策來控制導彈技術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口。武器擴散的問題非常可能成為下個月美國總統布什訪華的首要議題。

如同人權問題一樣，這個問題上面，美國人也把球開到了我們的腳下，並且十年來球一直在我們的腳下盤旋。

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剩餘武器買給了西方盟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但是，問題是人家的武器要麼比我們的先進、要麼是一些和平國家不需要什麼武器。那麼，中國擁有數以百萬計從業人口的軍工企業及其相關的研究單位的生存或產品的出路就成了一個極大的問題。

在一些比較高級複雜的武器系統方面，我們自己還有賴於進口、並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外匯。但是，這絲毫也不影響到中國在其他相對比較簡單的常規武器及少量非常規武器方面的出口。而中美關係在國際領域中最大的問題也就在於中國導彈、化學武器原料的出口以及核技術的擴散。

上個星期，美國國防部主管反武器擴散事務的副次卿布朗森在美中安全審查委員會作證時說：“中國仍然是世界導彈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的主要供應國之一，提供的對象包括一些支持恐怖分子的國家。中國的公司向伊朗、利比亞和北韓提供了跟導彈相關的重要物品和支持。另外，中國還向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和彈道導彈項目提供了大量協助，同時向一些無賴國家的核武器和化學武器研發項目提供了支持。”

設在華盛頓的威斯康辛核武器控制研究所所長米爾霍林說，中國幫助伊朗製造化學武器，支持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計劃，這些活動都損害了美國的利益。米爾霍林說：“中國的擴散行為的確增強了伊朗製造具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以及美國在中東的勢力。至於巴基斯坦，中國的武器擴散行為則增加了那個地區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美國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調停的難度。”

近年來，美國一直在中國政府交涉，要求中國制定有效的出口管制，但都沒有獲得突破性進展。2000年11月，美中兩國就導彈不擴散問題達成協議，但是在那之後，美方認為中國仍舊違背協議、在向巴基斯坦提供跟導彈有關的設備和技術。2001年9月，美國政府對有關中國公司實行了制裁，並且在兩年內停止頒發向中國出口任何跟導彈技術有關的產品和技術的出口許可證。最近，在布什總統訪問的前夕，美國又宣布對中國機電進出口公司等進行了同樣原因的制裁。美國國務院主管武器和技術不擴散項目的副助理國務卿范迪彭說，美中雙方將如何推進武器和技術擴散問題的談判就完全看中方怎麼做了。

在反恐怖戰爭由美國發出勝利戰報以後。美國方面對他們所謂的中國的武器擴散的問題是不是還會僅僅停留在制裁與交易直接有關的公司呢？我對此同樣抱有深刻的懷疑態度。

從大的方面來說，9.11事件的發生，非但沒有削弱美國人而是喚醒了他們。這對他們的激勵遠不止珍珠港事件，美國人現在正瞪大着眼睛、在全世界尋找恐怖分子或與恐怖活動有關的事情，這樣，中國與所謂的“無賴國家”的武器交易自然而然地會被加倍地提升到一個不尋常的高度；美國由於遭受9.11事件的打擊而受到的全世界的同情與支持、又因為阿富汗戰爭奇蹟般而又令人信服的勝利、加上俄羅斯的轉風使舵，使得他鞏固與加強了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也使得他在提出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居於更加有利的地位、態度也將更為強硬。

就在本月，日本首相小田純一郎對東南亞的訪問，我們都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當日本與新加坡簽定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我們還在大大咧咧地說什麼新加坡是城市國家，沒有農業所以對日本農產品沒有威脅，才能簽定協議。今天傳來的最新消息是，日本東盟達成全面合作框架，並在年底前開始實施，日本-東盟未來將建立起類似於本月初日本與新加坡達成的新世紀全面合作夥伴關係。這說明了什麼？這是日本在美國反恐怖戰爭結束後在國際經濟問題上發動的一場攻堅戰。說穿了，就是利用東南亞與中國一樣屬於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特點，轉移資金與技術的投入方向，培植東南亞國家來共同占據美日自己的國內市場，從而達到排擠中國市場份額的大目標 ----- 主動權在他們手裡！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完全有能力與理由對中國施加壓力 ----- 你究竟是要軍火市場還是要商品貿易的市場？！這並不是危言聳聽或是遙遙無期的，事情的確已經開始發生了！

中國的對策是什麼、在哪裡？

中國的武器和技術擴散當然不是要故意找美國的麻煩，也不是直接針對美國的行動。中國進行武器擴散活動基本上是基於自己的利益。 中國向外國出售武器的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方面純粹是經濟因素，中國要賺取外匯。相對其它勞動密集型的產品而言，中國軍事產品的技術含量要高了許多，因而也可以獲得超額的利潤，所賺取的外匯也更加輕易些。

第二是政治動機，支持友好國家的政府。中國在每年的人權問題的表決上面以及對付台灣的外交擴張活動（包括台灣年復一年的申請加入聯合國的行動）等方面，需要大量國家的支持票。中國因為國力所限制，不可能用金錢去進行無限度的援助，而用軍事產品的出口則能夠達到政治上面的目的同時又收到經濟方面的好處，這是具有極大誘惑力的。

第三，中國出售了一些具有軍民兩用的技術。這些技術可能先賣給了外國的民用部門，但是，外國政府又將它們轉移到了軍事部門。

第四，由於歷史的原因形成的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在軍轉民方面的嘗試是不成功的。至少數以百萬計的從業人員也在目前根本無法為其他經濟部門所吸收、這部分生產資料與人員無法迅速過渡成為其他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而存活，社會無法消化他們。所以，不斷開拓國際市場似乎是他們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何況中國領導人在削弱軍工生產及出口能力的時候也不能不顧忌到軍方的態度或利益。這也是中國無法按照美國人的要求而中止軍備擴散的一個基本的原因。

所以，在武器擴散的問題上，中國與在人權問題上面的處境是差不多的：既有不得已的成分、也有巨大的政治與經濟方面好處的因素、更有與美國與國際社會為敵，有影響中國經濟在宏觀層面上發展的風險；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獲得好處將越來越困難、招致的風險將越來越大、而不得已的情況將依然故我。鑑於此，中國很難迅速地作出令美國人滿意的選擇。

所以，中美在這個領域裡面的談判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與人權問題一樣，又是相當艱難的。這就是我對布什中國之行的前景不樂觀的第二方面的分析。

三、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

自從中美建交以來，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一直是影響兩國關係的一個焦點問題。至少在中國看來，台灣的問題不能妥善地解決，中美兩國就不可能有不帶芥蒂的融洽關係----雖然美國人的看法是人權與軍備擴散的問題是兩國關係最大的障礙。當然，也非常可能因為台灣問題的“解決”而導致中美兩國由競爭走向對抗。

在當前，台灣問題是兩國爭議最大的一個問題也是無庸置疑的。我個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海峽兩岸應該以雙方和平自願平等的方式實行和平統一，有思想分歧的地方應該進行充分的討論與協商，以進行磨合。不管以什麼樣的方式，和平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趨勢，僅僅是時間與方式的問題而已。

但是，對待一個嚴肅的歷史與現實政治的大問題，我們應該採取嚴肅的態度進行嚴肅的思考與分析。口號的堆壘是根本無濟於事的。台灣問題的沿革是怎麼樣的？中共對台灣問題的觀點的變遷是怎麼表現的？美國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是如何變化的？對這些問題，應該予以嚴肅客觀的述評。

應該說，台灣這塊地方正式劃入中國版圖實際上是在清政府收降鄭氏集團以後的事情。無所謂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什麼什麼的牽強的說法。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失敗以後，非常隨意地割棄了台灣這塊土地、拋棄了那裡-----包括大批自大陸移居台灣-----的人民，使台灣淪為日本的海外屬國，併入了日本的版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後，中國在盟國的幫助下，以戰勝國的身份，從日本的手中收回了台灣列島。這就是全部的事實。中國據此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已經具有充分的歷史與法律的依據。

問題在於，代表中國接收台灣的政府實體是當時的國民政府，這個政府經歷了從統治整個中國演變為僅僅對台灣及金澎馬地區進行着有效統治這樣的過程，沒有最終被消滅而始終存在着、並一直以中華民國自居；而共產黨卻從原來的區域割據勢力演變成為統治中國大陸的執政黨。

歷史本身還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台灣的歸屬問題的態度是隨着他在中國的地位或國家形勢的變化而大起大落的，有着相當大的可塑性。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1941年，日本與蘇聯為了各自的既得利益，簽定了互不侵犯條約，這是一個日本與蘇聯共同損害中國利益的條約，即蘇聯承認日本對中國東三省的占領與對台灣的統治、日本則承認蘇聯占據的中國領土和把蒙古與中國分裂的事實，承認蒙古的獨立與邊界的不可侵犯。對於這樣一個損害中國利益的條約，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堅決支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壓力之下，被迫放棄了對台灣的占領，在台灣即將回歸中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公開號召台灣宣布獨立。

當國民黨執政的時候，為了反對它的政府或適應自己的需要，台灣的歸屬問題就僅僅是一個政治上的籌碼。可見得，一個政黨在野與執政之間對於同樣一個問題的看法可以有多麼巨大的反差？！我不譴責任何人。我之所以指出這一段歷史，是為了說明共產黨對於台灣問題的態度的變化幅度可以大到什麼樣的程度。說明對於“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樣的認知，並不是先天就有的。

僅僅是到了1950年，在共產黨基本控制了中國大陸、國民黨政府又退守到了台海一線，台灣回歸的問題才第一次作為共產黨的口號而在大陸傳播開來。當時的口號還是以“消滅蔣匪幫”為首要，“解放台灣”僅僅是它的副產品而已。而從為了挽救侵略南韓而慘遭失敗的北韓政權，“履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的時候，又輕易地放棄原本有可能一舉“解放”的台灣的事實來看，台灣的回歸併沒有被認為關繫到中國人民的生死存亡、影響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的問題。問題的嚴重程度其實是不斷的軍事與意識形態的對峙以及為了保持“革命激情”而需要將仇恨不斷升級所造成的，決非情勢使然。

甚至到了七十年代尼克松、基辛格先後訪華與毛澤東幾次會談當中，在談到台灣問題的時候，毛澤東甚至對基辛格說：我要告訴上帝台灣現在還是給美國管較好。（？！）而美國人私下裡卻在議論如何來拋棄台灣。

我特別要提醒有些人成天歌頌毛澤東說他對美國人是如何如何的強硬，而現代的中國領導對美國人又是怎麼怎麼地軟弱。其實，他們所說的與歷史的事實是完全相反。

在中國大陸結束文化大革命以及台灣在蔣介石先生去世前後、蔣經國先生主政時期，海峽兩岸的關係出現了一個自五十年代以來最為融洽平和的局面，兩岸領導人甚至公開在報章上面稱兄道弟。

應該說，這一階段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最活躍的時期、尤其表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民主政治的改革也在大踏步前進。與此同時，中國對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循着健康上升的趨勢全方位地發展；由於停止了對東南亞各國左派武裝力量的支持、與東盟的關係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正是在中國國內外大環境全面地優化改善的同時，海峽兩岸的關係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員與商品的規模化的交流從海平面陡然升起，兩岸的和平統一的前景相當喜人、有突飛猛進的趨勢。儘管當時沒有形式上的大小三通與現階段台灣資金的大規模進入，但是，兩岸各界人民多方面的交流與來往是極其自然和順的，敵意與對抗已經冰釋，大陸由於其自身的迅猛發展以及人民前所未有的自信心極大地感染了台灣同胞。在兩岸關係的問題上，除了特定時間的應景式的“不承諾放棄武力”的套話之外，既沒有了咄咄逼人的語言也沒有了擦槍走火的危險。人們第一次看到了兩岸和平統一的現實可能性。

問題就在於，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波改變了一切。海峽兩岸社會改革的和平競賽變成了兩極分化：大陸方面的民主改革進程曳然而止、台灣方面的改革卻突飛猛進：由一黨專制演變成了議會制、由議會制變成了總統直選制。在大陸經濟繼續發展的的情況下，雖然使得兩岸的經濟差距有小幅度的接近、但是，兩岸人民在政治理念方面卻產生了全新的巨大反差。這是發展方向上的差異。假如說，在之前的兩岸對立主要是由不同的領導集團的對立所致，人民之間的關係本身並不存在什麼大的問題的話，在台灣基本完成民主政治的改革後，產生了抱有完全不同的兩種政治觀念的社會群體，人民之間思想感情被淡化了，相互間結合的基礎被銷蝕了。這與什麼李登輝的出現與否或他個人所起的作用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與此同時，由於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主流社會對那場風波的一系列反制，恰恰與他們對台灣的政治成就的認同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這是導致美國政府對台政策從尼克松、基辛格的準備放棄又潛移默化地重心再回歸的一個基本的原因。這也是“過境外交”、武器銷售、航母干預及至“保衛台灣不惜一戰論”的基本的出發點。我在“關於人權與人權對話”一節中已經闡述過：“中國必須認識到，美國的人權訴求決不是地緣政治的一塊遮羞布或者是牽制中國的一個什麼花招。而是他們的一個根本信念，是劃分國家關係的分水嶺。”美國人的的確確是這麼做的。在與中國及對台灣之間的關係的處理上面，極為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同時，由於在台灣統治了五十年之久，在政治權力與國家資源的支配上都擁有絕對優勢的國民黨居然被島內的人民用選票改變成了在野黨，而長期在政治上倍受壓抑的民進黨卻成為執政黨，其領導人居然當選為“中華民國”的總統，繼而又成為台灣立法院的第一大黨。這就使得島內的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這樣的自信心所產生的力量是遠大於十艘宙斯盾戰艦與一百個愛國者發射架的。而這樣的結果也不得不使國際社會對台灣這個已經逐漸為世界政治所遺忘的角落刮目相看。這個效應已經而且將還會延續下去。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再套用過去的辦法，如，擴大與增加軍演的規模和頻率，不定期封鎖海域地進行導彈試射的效果已經大打折扣了。因為，物質的力量需要用物質來抵消、精神的力量應該是用精神來比較與融合。但是，我們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在台灣的社會政治改革一瀉千里地向前發展的時候，大陸卻在“治理整頓”、還在“防止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還在爭論經濟發展的模式、市場經濟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要不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與江澤民對講話的大力宣傳。這種無謂的爭論還不知道要延續到什麼時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與制約還不知道要發展到什麼樣的地步。

中國正是運用了政治家個人意志的力量擺脫了保守僵硬的思想觀念對經濟發展的人為的阻礙、導致了十年來經濟的大發展；但是，這樣的意志卻無法代替民主政治改革本身才可能取得的社會進步。而後一種改革的停頓與倒退，使得中國至少喪失了和平統一進程所需要的道義上的感召力。加速了島內原本就存在的離心傾向。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上的打壓及軍事上的恐嚇對兩岸和平統一的消極影響就表現得特別明顯，幫助了島內的“悲情外交”秀的登台亮相。這樣做法，我們在國際政治方面實際上是被動的。最直接的結果是美國人已經停止再提對台政策的三個不！

從美國的亞洲外交政策的傳統來看，它是樂見海峽兩岸的和平自主的統一的。因為這有助於發揮它在亞太地區的綜合性的影響、有利於提高與擴大它的商機、同時也能夠促進它在安全方面的利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發生戰事，從美利堅民族的特性來看，因為他們承諾了、就必然會捲入這場戰爭。雖然美國人肯定會有傷亡，但是泱泱大國與彈丸之地也決計逃不了兩敗俱傷的結局，這對於我們這個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來說，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這才是中國人民真正不能饒恕的行為。

我們有很多的時間與巨大的空間可以避免這樣的事情的發生。如果非得由解放軍來開展幾場戰爭的話，戰場應該在麥克馬洪線以南的九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黑龍江、烏蘇里江、阿穆爾河對面和外興安嶺的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南海諸島及其數百萬平方公里的海面疆域上、在所有被別國侵略的我國故國土上去打仗。決不應該是在我們中國人自己的領土上、中國人用槍口對着中國人的自相殘殺。假如這樣的悲劇真的發生了。只有這樣一句話可以概括中國人了，那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更何況，去發動所謂的收復失土這樣的戰爭也是一種絕頂瘋狂的行為呢？！

我們應當寄希望於台灣的人民，人民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的，用戰爭訴求的方式實際上是反人民的方式，是貨真價實的分裂祖國的行為。和平統一是兩岸最終的發展歸宿，沒有第二條道路。

從海基海協兩會上次的會談到現在已經整整兩年多的時間了，雙方還是不能就新一輪的會談何時才能恢復進行了無窮盡的探索。而主要的內容就是“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我實在不明白既然已經有了“共識”，怎麼又來了一個“各表”，那就是說還是沒有共識。如果是這樣的話，雙方就應該趕緊展開新一輪的會談，重新來尋找共識，而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這樣的字眼裡面去鑽牛角尖。要這樣做的話，就是研究一百年也難以找到共識的。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只能說明，一定是哪一方面的內部出了問題，需要時間來加以整合。而鑽字眼、磨時間是為了爭取時間來處理內部的問題。這是一種能夠理解的缺乏誠意的表現。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無論台灣的政治形勢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台灣緊靠大陸的地理位置與日益倚賴於大陸的經濟架構是無法改變的，台灣的語言文化與大陸的親和程度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兩岸人民的交流與往來的規模日益擴大是無法變更的。這就是說，兩岸和平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和平統一的條件絕對是充分的。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再創造一個必要的條件，那就是兩岸的領導人能夠真正地抱有善意、克服歧見、用嶄新的意識來開創兩岸會商的新起點、新氣象。但是，島內政黨政治的日趨成熟，在展現了台灣政治的多元化的同時，也增加了這個社會的內聚力，更提升了他們的國際形象。我們應當抓緊時間、加快和平統一的步伐了。

美國是台灣的政治理念與制度的樣板國家，又是台灣最大的商品輸出國、武器供應者和安全的保護人。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美國人的政策取向是相當關鍵的一環。我們根本就沒有必要在諸如科索沃、伊拉克、北朝鮮這些與我們基本沒有什麼利害關係的地方去與美國人鬧什麼彆扭。而是應該全力以赴、全神貫注地解決自己的問題、台灣的和平統一的問題。我們既然在歷史上有過那樣大的對台問題的可塑性，那麼，僅僅在統一的方式與途徑上，我們應該而且完全有必要採取更大的彈性或變通的態度，使兩岸的會談真正得以啟動、並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四、簡單的總結

中美兩國的關係，在過去的幾年當中，曾經受到了幾次比較大的挫折，對此，我在“大國單邊情結的終結------中國造就了俄美關係的里程碑”一文中有過詳細的說明。但是，9.11事件提供了一個雙方共同反恐的合作平台。當前，這個平台已經初步經過了考驗。我們應該而且能夠將它作為一個載體，使得中美兩國能夠由此及彼、由反恐到兩岸、到泛太平洋，到世界範圍上，成為名副其實的友好合作夥伴，從而推進中國的和平統一的偉大的民族事業走向兩岸共贏的輝煌的頂點。

相對布什總統為時僅僅三十個小時的訪問而言，要解決中美之間包括這三大問題的所有的問題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其意義充其量是象徵性的。但是，這是兩國關係的一個新的開端與定位，即便在無論哪個具體問題上面都沒有什麼突破，訪問與會談的本身就是一個里程碑。中美之間的關係應該循着正確的方向開始良性的互動了。

割掉冷戰思維的尾巴，這是兩個大國共同應負的歷史責任。而中國自從結束三個世界的理論以後所追求的國際戰略總目標與國家總體形象的重新認定，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