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隻眼睛看朝鮮（推薦）

曹小跟（中國丹東）

從丹東說起

　　朝鮮——是一個國際關係中現實存在的傷痛，無論對於美國、中國、俄國、日本、韓國和朝鮮自身而言均是如此。否則，何來六方會談？為什麼是六方會談，而不是十六國會談或六十國會談？小平同志生前多次訓戒後輩，不要出頭要沉着應對。可“六國會談”卻總是在北京開呢？“不出頭”為什麼失效了呢？是誰逼中國出頭呢？有些百姓有知情權的要求。

　　朝鮮是在全球冷戰結束多年後（前蘇聯解體已經13年了）遺留下來的唯一“霧都孤兒”。是唯一被鐵幕籠罩下的神秘土地。她近在身邊，卻又十分遙遠……

　　有一句話兩國人都可以說，我家住在鴨綠江邊。這條江在中國的千百條江中本處於無名鼠輩，有道是風水輪流轉，1950年秋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在了這條江上，中國人會不會過江？麥克阿瑟不相信，杜魯門將信將疑，聯合國軍就在統率部的錯誤判斷與決策下追擊過了三八線，以後的事態發展如果杜魯門預見到了，他就不會讓聯軍過三八線了。金日成如果事先預見後果，也不會首先打過三八線。當年幾百萬“志願軍”如果知道歷史後來的演變是今天這樣，大概沒有幾個人會“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千秋功罪一般人不敢評說，百年功過我這個下崗職工卻要說一說。

　　我調查了，我有發言權，七十萬丹東市區人，二百四十萬全市人都有一些發言權。老百姓最相信自己的眼睛，每天從早到晚排成長龍的卡車隊川流不息開過江去，一列列悶罐車開過去，運去各種各樣的日用品，主要是食品。直接間接丹東有幾萬人是靠朝鮮吃飯的。如果你到丹東去打聽，無論城裡人或鄉下人，“朝鮮那邊兒咋樣？”他們都會說，“那邊兒太窮了，人都吃不飽，邊防軍站崗巡邏的穿得很破，比咱們差遠了。” 　　我在丹東生活了近五十年，親朋好友遍布各行各業，十年前下崗後有一半時間是在跑朝鮮的生意，開始兩年個體做對朝邊貿，後來受僱於老闆去新義州，再往後陸續去了朝鮮各地。城市、農村、山區、平原、內地、沿海都去過，接觸過許多行業和許多朝鮮人。

　　丹東在遼寧屬經濟落後地區，長期排名第七位，但對朝鮮而言卻相當於大陸的香港。每到夜晚新義州一片黑暗、寂靜無聲，而丹東江岸一片片高樓大廈燈紅酒綠，五彩的霓紅燈照亮了天空。春夏秋三季沿江的歌舞廳、酒樓、茶館飄傳出一片靡靡之音，輕曼曼、軟綿綿跨過寂靜的鴨祿江侵襲着“社會主義”的新義州。潤物細無聲，二十多年過去了，歲月經不住太長的等待，新義州人眼看着丹東從與自己一樣的破爛不堪，一年年長高了、長明亮了，街上的汽車愈來愈多，人穿得好了，吃得胖了。江那邊與自己的差距太大了，並且還在拉大。人心都有一桿秤，山川耐不住太多的悲哀，小樓昨夜又東風，不堪回首月明中，只是朱顏改。改了的“朱顏”就是人心。金日成創建的“社會主義”堤壩在人們心中早已倒塌了！

　　小平多次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那餓死人又是什麼主義呢？從九五年開春一直到九九年，餓死的人不是成百成千，而是以萬計。西方媒體說餓死了三百萬，實際上誰也說不清。跑出來的原中央書記黃長燁也沒說清。能說清就不叫鐵幕了。鐵幕是雙向的，即對外也對內，因為極權的本質是對任何人都不信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中國人歷來講究“心照不宣”，其實是極權文話的一種遺產。不扯遠了還談餓死人的事，那個期間丹東火車過江的列車員都看見了，在冬季火車開近村莊時，餓死的屍體被碼放成垛，不知是餓得沒有力氣掩埋屍體，還是因缺少燒屍的燃料，大概是前者，當火車進站後在月台上經常有老人為趕車摔倒後就斷氣了，沒有人去管他，別人餓的也是有氣無力的。 　　八十年代中期江兩岸的差距就明顯了（中國改革開放出了成效），這樣不止是丹東和新義州，整條鴨祿江（700多公里）和圖們江（400餘公里）兩岸的差距都拉開了，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這邊的變化有一點兒那邊很快知道，這邊沿國境附近一帶有100多萬朝鮮族居住，與那邊有各種各樣的親戚往來。因是友好國家各種來往的事情與渠道也很多，邊境上有許多口岸，雙方管理都不很嚴。但隨着兩邊的差距逐步拉大，邊境管理也逐步嚴格起來。

　　八十年代中期那時候新義州就缺糧，兩市一直是友好城市（許多東北城市與朝鮮城市結為友好城市），為解決糧食缺口，新義州用大米向丹東換玉米來填補是常事兒。朝鮮邊防軍和其他穿官衣兒的向過江的中國人要香煙或糖果，給個打火機也可以。這種司空見慣的現象持續了大約十年。

　　1994年7月8日，“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忠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偉大的抗日英雄、朝鮮主體思想的創造者”金日成去世，是個歷史的轉折點。一個時代結束了，千千萬萬的朝鮮人表現出巨大的悲痛，並用眼淚為這個時代劃上了句號。

　　此後形勢急轉直下，人禍連着天災，為了活命不餓死，朝方先是用廢鋼廢鐵換糧食，以後就整個機器設備搬過來，不要大米只要玉米，這樣換得多一些。顯然是有組織行為。再往後是原木、礦石、水產品……。入夜江上的走私活動開始了，交易銅，金沙和別的東西，後來發展到假鈔，毒品。

　　中國提出抗議後收斂多了。同時人員外逃一年多過一年，朝鮮邊防軍開槍打、放狼狗、埋地雷，仍擋不住飢餓的人群。中國邊防抓住送回去，那邊用刺刀穿鎖骨拿鐵絲穿一串，後來為了節約只用半尺多長的鐵絲穿掌心，雙手合攏鐵絲穿過後擰成死結。受難者每每發出撕心裂肺的嚎叫聲，令人毛骨悚然，每每把中國邊防的新兵小戰士嚇得夠嗆。他們問長官這是怎麼回事？當官的無法回答這種納粹集中營里都沒見過的刑罰，而且是發生在邊界交接的時候，押回去以後還不知下一步怎麼收拾他們呢。

　　這些事在國際社會是廣為人知的，只有關內的億萬中國人不知道，中國的媒體從來不報道，也是不敢報道。怕人們產生聯想，這些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就出在偉大的兄弟黨、兄弟國家手裡。

　　當然，私下裡中國提出了嚴肅的抗議，一般的說朝方是給中國面子的。2002年外逃人數達到八千餘人，在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回去不槍斃了，但要判刑，每天給一個窩頭二兩重，但要乾重活，許多人幾個月就死去了。至於聽到的集中營里慘不忍睹、聳人聽聞的故事，因得不到相互印證不往下說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裡的真實情況不會亞於當年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可那是德國日爾曼人對猶太人異族之間的行為，而這裡干的可是對待自己同胞呀。 　　有些情況可以佐證，舉個例子，鑑於難民潮的主要通道是在圖們江長白山一線（難民過來後可就地依託朝鮮族同胞得到一些救助），公安部下撥專款在圖們市外高速公路口旁的山坡上修建了專用的朝鮮難民收容轉運站（歸吉林省邊防總隊代管但真正的領導在北京），粉紅色的圍牆有兩層半樓高，從外部看扣除辦公警衛用房最多容納七、八百人，但實際上經常是一千多人，由吉林省各地抓來的朝鮮難民都押送到這裡集中，體檢、治病、甄別、學習，更重要的是了解情報，在號里不能抽煙，飯吃得飽，據說質量還可以，畢竟是中國最大的國際收容所。

　　管教人員態度不錯，沒有打罵，把人提出來到審訊室點上煙聊吧，朝鮮男人普遍愛喝酒，不行再上白酒，什麼都說了。很多人表示希望到韓國去或去西方國家，也有更多的人堅定的表示要求留在中國，無論去那裡，幹什麼活都行，但沒有一個人願被遣返回去。他們許多人的哭訴和悲慘遭遇深深的感動了看守和審訊人員。

　　看守被麻疲了，終於爆發了一千多人的“炸獄”，他們把一個看守騙進號里捆起來當人質，與獄方談判三個多小時反對遣返，他們提出的條件（留在中國安置或去第三國）獄方無法答應，最後只好無情鎮壓了……。隨後自然是強制遣返。

　　這兩年據說不穿鐵絲了，但回去後的首要程序是要交代對中方說了什麼，在交代中免不了大刑伺候。在長期的逃亡與遣返的持久戰中，仍有上萬的人實現了勝利大逃亡，其真實數字將永遠是個迷。成為一個社會學的哥德巴赫猜想。

　　由於延邊地區和其它朝族自治縣實行了嚴格的連坐政策加大了打擊力度，這樣就把逃亡的“蓄水池”變成了“轉運站”。這個“轉運站”是被社會科學研究遺忘的“角落”，本來是可以出幾個博士生的，因為“轉運站”的水太深了，有當地人的地下組織，有韓國人的地下組織，有歐洲的人權組織背景，也有中央情報局的攪合，比當年抗日戰爭中的“51號兵站”，比“胡志明小道”複雜多了。

　　對此中央高層又氣又惱，一直拿不出系統而有效的良策（這個良策我們下崗職工可以拿）。朝鮮邊防軍是能花錢買通的，韓國有“陽光政策”的人道主義援助，“轉運站”地區實際上是遠早於“六國會談”的“六國會談”，或叫對朝和平演變的第二戰場。

　　韓國商人出資在那裡建了許多天主教堂，傳播“福音”……，韓商辦廠只收鮮族人，一箭雙鵰……。

　　朝方也不是吃素的，出錢收買了延邊安全局的大多半兒人，致使該局大換班。中方也收買了對方的一個安全局，致使變節分子全槍斃了。中朝關係太微妙了，忒複雜了。

　　曾經發生過多次朝鮮人越境搶劫，有一次竟把一個武警排長打翻後押回去，中方都忍了，國際社會不太了解中國的苦衷。

　　從朱鎔基到溫家寶都多次鄭重對國際社會表態：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曉得這個承諾包括不包括《中朝1961年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這又是一個出博士生的重大課題！

　　因為《條約》裡有一專門條款指出：一旦締約任何一方遭受任何一國或國家聯盟的武裝進攻，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它援助。《條約》的有效期是二十年，如一方要求修改或終止，須在期滿前半年內向對方提出，否則《條約》自動延長二十年。因此《條約》自動活過1981年，又自動過了2001年，它在2021年到期以前一直有效。

　　前蘇聯在1961年也與朝鮮簽了同樣的《條約》，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做了小的修改後繼承了條約。

　　如果金正日還信得過中俄與朝鮮簽訂的《條約》，肯定沒有今天的“朝核危機”。

　　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朝核危機”卻有四個來源：美國、俄國、日本和中國。金正日為什麼信不過中俄了？朝鮮建國時間比我們還長，早幾十年為什麼沒搞核武器？近幾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了核武，為什麼沒引發核武危機？朝鮮的核武是針對誰的？朝核與中國到底有什麼關係？中國不管不出頭行不行？看來小平同志不出頭的指示在朝核問題上無效了？中國的出頭是逼出來的？被誰逼的？說來話長，先把丹東的事說完。

　　丹東是中國最大的邊境城市，在中國二萬多公里的陸上邊界旁為什麼丹東成為了最大的邊境城市？在清朝末年安東（原名）只是一個邊陲小鎮，是縣衙住所地。丹東行政級別最高時是在“滿洲國”時期，那時是省會。那時丹東的級別高於新義州，卻是表面的，都是亡國奴待遇可不一樣，日本人採用元朝統治辦法（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日本人是一等國民，朝鮮人是二等國民，中國人是三等國民，那時有些中國人很是羨慕朝鮮人，冬天時有些朝鮮人趕着馬車或爬犁從江面上過來打中國人的狗，主人看着不敢管，有日本人給他們撐着呢，沒地方講理去，還有一些欺負中國人的現象。

　　許多中國人恨朝鮮人，管他們叫二鬼子。當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挑撥分治政策造成的。但實事求是的說，丹東與東北的工業化是從日本人進來後開始的。甲午戰爭失敗《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人大舉進入東北，丹東成為日本侵華的橋頭堡。現在丹東鴨祿江上的兩座大橋都是當年日本人建的，一座被美國飛機炸掉一半，飛行員水平高喲，只炸掉朝方那一半，說來慚愧又有點汗顏，快100年了，剩下那座橋仍在吱吱嘎嘎的用。當年丹東的鐵路、公路、橋梁、碼頭、電網、江堤、煤礦和城市公用設施都是日本人修的，作為侵略中國的灘頭陣地日本人是下了工夫的。

　　對《馬關條約》由於利益角度不同各方評價嚴重對立，朝鮮半島雙方一致認為是不平等的喪權辱國條約，自此以後的50年朝鮮不但一步步亡了國而且一步步走向滅種。條約第一款規定：大清國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第二款：大清國把在朝鮮的一切權利和財產永遠讓與日本。甲午戰爭是為爭奪朝鮮打的，《馬關條約》的冠軍和亞軍條款是為爭奪朝鮮訂的。丁軍門汝昌、鄧世昌……等先烈是為爭奪朝鮮死的，他們死時不可能知道後來的《馬關條約》，後輩的國人歌頌他們，可又有誰從朝鮮的立場考慮過？朝鮮就像一隻任人宰割的羔羊或是一個頭上插着草標的賣花姑娘被一個舊主人（按條約）轉給了新主人。

　　風起於青萍之末，“朝核危機”的源頭或胚胎就是《馬關條約》！它引起的震盪後果和歷史影響太大太深遠了。不僅對中國自身的政治危機與歷史演變，而且對整個東北亞局勢的走向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2000年來中國士大夫心裡本沒有日本的位置，它本是我們同文同種的後生晚輩，恭親王、左宗棠、李鴻章那些人搞“洋務運動”也是學西方，小日本如今這麼騎在頭上拉屎拉尿，士大夫在心理上被徹底強姦了。這就是《馬關條約》比以前“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敗仗後所簽訂的所有賣國條約加在一起引起更大地震的心理原因。

　　在國內，此後（15年之內）“公車上書”、“台灣抗戰”、“小站練兵”、“戊戌變法”、“義和團”、“八國聯軍”、“同盟會”、孫中山多次起義、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保路運動”、“武昌起義”、直到滿清滅亡，歷史發展一環緊扣一環。

　　《馬關條約》在國際上加劇了日俄衝突，導致了“日俄戰爭”，加劇了日英德法俄之間的矛盾，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欲望加快了他們的行動。後來者美國也提出“門戶開放”，各種因素交叉影響。《馬關條約》以後西方列強在中國的“租界”才大量增加，只有美國從來沒有一個。

　　條約尚未生效，在北京康有為等1700多舉人鬧起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學潮，那時天安門前尚未有廣場，那時舉人們都比較斯文想不出“鬧絕食”這些花樣，他們遊行到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圍着不走請願，加上圍觀群眾達上萬人，急壞了順天府和九門提督，那時還沒有“工人民兵”，但“戒嚴部隊”反應很快，一路上也沒遭到暴徒阻擊，準時到達指定位置，可這些鬧事的人都是天子門生，能不能動粗，動到何種程度，最好請示一下。“八百里加急”報到大內，西太后正在做足底按摩，垂着帘子明確表態：要旗幟鮮明反對動亂；組織處理從寬，慈悲為懷吧。如果老佛爺一念之差讓神機營把康有為他們就地滅了，或派偵緝隊暗中幹掉，三年後的“戊戌變法”有沒有就很難說了。

　　遺臭萬年的袁世凱最早起家是在朝鮮，他在朝鮮打下了日後統治中國的第一步基礎，他是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任“志願軍”總司令吳長慶的隨員去的朝鮮，並很快嶄露頭角得到重用，他在朝鮮前後共呆了12年，比他短命的一生中干任何事都長得多，他當皇帝只有83天，他在朝鮮替國王編練過一支親軍，叫“鎮撫軍”，還娶了三個朝鮮姨太太，金氏、李氏和吳氏，（封為第二、三、四位），並結識了唐紹儀等人為日後的政治盟友，他在朝鮮的練兵經歷與回國後去小站練兵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朝鮮是後來“北洋軍”的搖籃或叫禍起清萍之末。《馬關條約》第一次在歷史上把朝鮮問題與台灣問題拴在了一起，並且一直影響到今天。前些年中朝關係一度惡化其根子就在台灣。這是後話，台灣問題反過來又影響了朝鮮。

　　《馬關條約》有一條是割讓遼東半島，其中就包括了丹東。如果這條不被俄、法、德三國阻止，按條約丹東人就成日本國民了。條約把中國人的命運和朝鮮人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了。和在台灣發生激烈反抗一樣，在朝鮮半島也發生激烈反抗，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即朝鮮人跨過鴨祿江和圖們江就是在《馬關條約》生效以後逐步發生的。

　　清政府心裡有愧默許了不斷增多的新移民。朝族發展到現在共有200多萬人了，《馬關條約》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增加了一個新成員，這是少數民族中最優秀的民族之一，也是20世紀裡與中國革命發生關係最密切發揮作用最大的少數民族之一。在當年黃埔軍校，朝鮮族是少數民族學員最多的。在以後的抗日戰爭中做出過重大貢獻和重大犧牲。著名的“八女投江”其中有五人是朝鮮族。毛澤東曾說過，“遼海燕薊，漢奸何多？”可看看人家朝鮮人有幾個朝奸？

　　拿延邊地區為例，據民政部門統計，抗日戰爭中的烈士共有3125人，其中漢族只有96人，而朝鮮族卻有3026人（該地區漢人並不少）。拿東北地區與朝鮮半島相比較，同樣是被日本吞併，在半島比在東北使日本人受到了更激烈更頑強更長期的反抗，而半島卻比東北小得多人口也少。這些是不爭的事實。

　　如今丹東人剛剛吃了幾年飽飯就有些看不起朝鮮人了，總讓人覺得有點小人得志的味道，我作為一個丹東人為這種現象感到丟臉。人家不是不能幹，是政策不對頭。

　　當人餓瘋了的時候，求生就是最大真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只是精英的倫理，而精英太少了。可是饑荒期太長了，人窮志短帶有普遍性，當拿不出錢買而又沒東西去換，就只有去騙，在朝鮮最困難的那幾年，丹東企業和個體戶被騙的致少有幾千萬的貨，據說全國被騙了十幾億重點在東北。

　　朝方心理很複雜，即有被逼無奈的客觀嚴峻形勢又有向中國索債的心理要求。他們認為是替中國人在三八線上阻擊美國人，是替中國的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就像當年楊家將為北宋保駕護航），我們這麼困難你們應該主動拿出來，還用的着來騙麼？騙你沒商量！往遠了說當年林彪同志的東北民主聯軍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金主席沒等林彪張口，知道林總臉皮薄自尊心強太傲（這個缺點後來要了他的命），就主動送過來十幾萬日軍裝備，那可是雪中送炭，國軍進攻南滿共軍借道我們朝鮮往北滿跑，為四野部隊開闢了“胡志明小道”，四野高幹夫人退到我們朝鮮來療養，特別是你們四野要進關，老毛逼的緊，林總急了，顧不上臉皮薄，派人來求援，金主席夠仗義二話不說下命令，全國被服廠加班加點趕製出十萬雙棉膠鞋送過去，四野部隊穿着我們的鞋進的關，這些事算過錢嗎？你們老提抗美援朝，那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事，是單為我們朝鮮嗎？借着所謂“援朝”你們率先實現了國防現代化（按那時代的標準），你們是用蘇聯的飛機、大炮、坦克才扛得住美國人的。你們向老百姓吹牛說打敗了美國人，可你們傷亡了40萬，而美國人死了多少？你們把全國吃奶的勁都使出來了，可美國人只用兩手指頭陪你們玩玩，希特勒不比你們厲害？日本人不厲害？都讓美國人給滅了。如果不是斯大林在歐洲牽制着，美軍主力全過來，那樣，10個彭德懷也要像毛岸英那樣回不去了。剛吃了幾年飽飯牛什麼逼？據說有不少人要說“不”，這是不懂歷史不看實際，是一種狂妄表現，還是先解決你們的三農和下崗問題奔小康吧。

　　這些觀點有失偏頗但也沒必要與朝方過多計較，小平同志說不搞爭論在這可以適用。大國風範應處處體現，但是丹東人說話的權利也不應剝奪，他們的主流觀點認為，救急不救窮，什麼事都不能沒完沒了，朝鮮有三個坦克師其中兩個是中國給的，空軍的多半是中國給的，丹東成了人民軍的總後勤部，武器裝備給了那零配件和彈藥就源源不斷送吧，遼河油田的輸油管通過去據說每年60萬噸給他們，中國90%的物資都是通過丹東過去的。鐵路員工說，列車過去後車皮就被扣下來無論平板還是悶罐車皮都要，他們在國內使，多次要都不給，有一次鐵道部急了下令，所有物資停運，這才全放回來。從丹東過去做生意的私企和個體戶，90%以上的人都有過被敲詐勒索的經歷。這兩年才好些。現在雙方的邊貿99%是這樣做，朝方的公司在丹東的銀行開有帳戶，由銀行開出信用證中方才發貨。朝方沒有私企，公司都是黨政軍和情報系統的。能到丹東出差是美差，能長住的更是背景深厚的人，他們到了丹東一樣泡歌廳、洗桑拿、找小姐，革命本色立馬改變，無論是那個系統的人。 啊，新義州

　　新義州人對中國人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江姐的那句老話：不知道。這是通行全國的外事紀律，除非是公務需要，否則是會惹禍上身的。你在街上走會明顯感覺到一種壓抑和沉燜，沒有幾個胖人，大都臉色發黑無光澤，沒有幾個衣着亮麗的人。大街上公園裡沒有幾個悠閒自得的人，遇到這樣的人十有八九是便衣。

　　新義州只有發電廠的煙筒還在冒煙，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停工了，即使是電廠也開工不足，有一半的機組壞的，尚在運轉的機組是攢起來的，輸電線嚴重老化，因此冬春季節嚴重缺電，市內的無軌電車停駛多年了，除了平壤全國都一樣沒有公交系統，沒有出租車，自行車都很少，大多數人買不起，能買起的一般是有外快或外援的人。

　　新義州是平安北道的首府，相當於省會，普遍的生活水平在全國排第三，第一是羅先經濟區（在咸鏡北道靠吉林邊鏡），第二是平壤，再後面是沿海城市南浦、元山、清津等，再後面是沿邊靠中國的城市。農村是平原稍比山區好一點。

　　除了軍隊缺糧是全國性的，無論城市或農村。缺衣也是全國性的，因為耕地不足和氣候原因不能種棉花，化纖廠因沒原料大都也停產了，所以缺衣。對千百萬普通人而言可以下個定義：饑寒交迫。不僅是新義州，全國都一樣，很少能看到笑臉。因為生活的擔子太沉重了！還有全國性缺房，包括平壤在內。缺房到什麼程度？自95年全國陷入經濟危機以來建築業基本全停了，特別是民用建築，跑遍全國看不到一個像樣的在建工地，零星的有用土坯建房，但沒有水泥。以上是衣食住行四個方面的基本情況。

　　朝鮮把社會主義的短缺經濟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也是最高階段了，再發展就全面崩潰了。到了朝鮮我才知道，亞諾什·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裡所談到的短缺現象並未到位，他用商店裡排隊的長短和排隊的多少來衡量短缺程度，其實到了最高階段是沒有任何隊可排了，除了外匯商店全國的商店基本上是空的，貨架子一排排全是空的。連油鹽醬醋都很短缺，沒有花生、黃豆、芝麻、葵花子，那裡來的食油？土地種糧食都不夠還談得上吃油？鹽呢？雖然兩面鄰海但缺鹽場，醬、醋的原料也是糧食，因此也沒有。有一次坐火車遇到一個華僑婦女從中國回來，帶了兩個大麻袋滿滿的裡面都是空瓶子，我問她做什麼用，她說很不好意思，這裡沒有賣的，引起了我的好奇仔細看看，都是舊的飲料瓶，一看就是垃圾堆里撿來的所以有點不好意思。這樣的事例很多人們早已習為平常了。

　　玻璃也奇缺，即使在平壤許多窗戶上也蒙着白塑料布成為一道風景線。

　　新義州的名子來源於義州，義州是個古城，《馬關條約》以後日本人加緊侵略朝鮮和中國，第一步要修通鐵路，至1910年9月把釜山一直到瀋陽的鐵路全線慣通，因而正對着丹東的江岸就發展起來，不遠處的義州卻衰落了。新的鐵路口岸因離義州不遠就起名叫新義州。

　　在滿洲國時期，聽丹東老一輩的人講，那時新義州的供應比丹東好，物價也比這邊便宜一點，日本人優待二等國民，兩邊的海關雖說都是日本人管着，但關稅不同。因此丹東人膽大的就偷着去新義州買東西，其實也是走私，那時叫“經濟犯”，被日本人抓住也沒好果子。那時新義州人看不起丹東人，此一時彼一時，風水輪流轉，可是轉動風水的卻不是江兩岸的人。現在新義州人很羨慕丹東人，無論從眼神還是接處中都能感覺到，這是必然的，人性是相通的。他們也需要自由，但是自由對於他們太稀少了。

　　中國人一入境需要扣下的物品有：望遠鏡、手機，不允許入境。朝鮮人你送他們什麼禮品都可以，就是不能送收音機，再高檔的也不敢要，那是犯法的。外部的廣播、電影、電視、書刊、報紙一律禁止百姓接觸，文化藝術娛樂生活非常貧乏。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戒心很大，你和一個中年人或青年人混熟了他可以告訴你很多事情，但如果有別的朝鮮人在場就不敢說了。接觸多了長了你會發現絕大多數朝鮮人對中國人是非常友好的，這種友好其內涵很豐富，即包含了想得到點兒小便宜，也有想了解外部世界的強烈願望，但更多的是其善良本質。而且在本質上他們非常自尊自愛，至於伸手要東西那確實是因為太窮出於無耐。

　　經驗會告訴人，與中國人接觸不會吃虧，那怕是一支香煙也很好，他們的煙太難抽，煙葉太次沒有香料嗆嗓子。當然，有公務接觸的人不會只得到一支。有一個關於煙的故事，某中方一個大公司為開展業務公關，送一箱“雲煙”給朝方的副總理級以上的一個大人物，托列車員給帶過去，在新義州車站被海關人員“卡”下了三條，車到平壤後該公司辦事處的人來接發現少了，可能是當初有承諾而現在少了不說紙箱也撕壞了，一怒之下告了狀，上面馬上查下來海關的人傻眼了，低三下四求這列車員不要砸他們的飯碗（這可是肥差）並且不讓發車，這列車員無耐只好寫了證明說他們沒拿。以後這列車員再帶什麼都不管了。

　　新義州車站是朝鮮面對長期國際制載與封鎖狀態下最穩定的最大的戰略咽喉，這個大通道太重要，因此在管理體制方面與中國不同，中方是邊方海關商檢各有歸口，朝方是統一歸國家保衛總局，他們的權力和來頭還小麼？

　　你不出車站就能看到站內外永久性的標語牆，其中主要口號是：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永遠和我們在一起！偉大的指導者金正日將軍是人類21世紀的太陽！這樣的宣傳標語和塑像畫像遍布全國城鄉（包括所有的行政村）使你無處感覺不到這兩個巨人的偉大存在，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中國早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紅海洋”，據老人講20年前並不這樣，“文革”時朝鮮是反對這一套的，那時在鴨祿江邊架着大喇叭沖中國廣播，內容有這一項。

　　在車站內外你很容易把中國人與朝鮮人分別開，無論有幾百或幾千，誤差率不會超過5%，這從衣着、胖瘦、臉色與精神狀態很明顯區別開。其實更重要的差別是內在的，20多年改革開放與封閉停滯（基本上）對於歷史長河只是一瞬間，可對於一個人而言卻是三分之一的寶貴人生，對一個社會卻要影響幾代人的命運（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功績之偉大，站在朝鮮土地上能更深切的感覺到，在此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特別是在這個新技術革命與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浪潮翻滾的大變革時代，中國抓住了這次機遇，而朝鮮放棄了這次機遇，造成了人內在的差距非常巨大，作為一個遊客感覺不到，你接觸不了社會，你只接觸旅遊點，但是作為商人你就感到很難，差距太大，因為雙方對話的“語言”不一樣，這“語言”包括意識形態價值觀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專業知識層次差距過大，例如雙方談建材生意，你得先講課，國際上建材新科技，中國內建材品種與用途等等，很累的。例如談投資項目，比如說投資煤礦，他們對先進設備沒聽說過自然不敢接受你的報價，那就扯皮去吧，也很累人。有時你會覺得彷佛回到了中世紀。

　　新義州市內只有一家涉外賓館，設備差的不如中國高速公路上的許多服務區或西部貧困地區縣招待所，手紙是國內七十年代一毛一卷的灰色草紙，常停電停水，沒有茶葉和洗梳用品，連開水都不能滿足，但收費高得嚇人，一間雙人間一天要你人民幣五、六百元，和搶錢差不太多。飯菜也貴得驚人。你不住還不行別無分店，你去睡馬路？那可犯法，（就連要飯都犯法。在朝鮮只有羅津· 先鋒經濟區內要飯不犯法，要錢都可以，在集貿市場裡一群群少年圍着你要錢。到了朝鮮我才知道乞討也是一種自由權。但有時拉你衣服不讓你走有點煩人。）再說你也出不去，別說夜裡連白天你也出不去，院子裡明的暗的都有便衣，如沒有朝方陪同人員不允許單獨上街，這條紀律在你過江後接待單位已交代過了，你再明知故犯還好意思麼。為什麼不讓單獨上街，開始不太明白，你有沒有人陪街上不都一樣麼？到處是標語，沒有新建築，房子都是八十年代或以前建的，顯得很舊，但街道很乾淨。一般對新去的人監管嚴一些，去得多了看你也沒什麼其他目的，以後會鬆些。就因為太嚴太沒自由許多丹東商人不願過來，連遊客也沒幾個回頭客，去朝鮮的中國遊客絕大多數人為滿足一種好奇心，去了一看神秘感就消失了，又沒有購物，沒有交流還去幹嗎，但中國人太多，你去過了他沒去過，因此赴朝旅遊仍然川流不息，人員逐年增加，成為一項重要的財源，對困難的經濟有很大幫助。去的人多了在管理上必然松遲，另方面朝方也在努力改善管理辦法。只是太緩慢。

　　後來我看到了他們不願讓你看的東西，在沿街樓房背後是一大片一大片低矮破舊的貧民窟，人很多，有的聚在一起不知在聊什麼，有的在做交易不知是走私還是自由市場，兒童在胡同里做遊戲，那裡環境比大街上髒多了，沿着胡同慢慢走往窗戶里看，普遍家裡沒什麼東西。這才是社會生活的主體，街面上的樓房只是供人參觀的櫥窗，用來遮擋內里的貧窮與落後，樓與樓之間砌上牆漆成白色只留下供人出入的小口子。既使是樓房也不見得好多少，沒有電梯（即使原來有也早壞了沒錢修）沒有暖氣（多數沒有），最難熬的是寒冷的冬季，死人最多的那幾年，也是冬季死的多。

　　中央宣傳部不否認這種現實，提出“苦難的行軍”，只是行軍路程過長有點遙遙無期，並把“苦難”的原因歸罪於“美帝國主義”封鎖和友邦支援不力。

　　其實這說法有些片面，國際社會的支援是無私和大量的，出於人道主義和普世性人權價值觀，美國並未阻止這種援助反而作了努力，這樣大約每年有150萬噸左右的糧食進入朝鮮，其中有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和日本、韓國的。如果美國堅決制裁,那這150萬噸糧食很可能就沒有了，其後果不堪設想，真不知道要再餓死多少萬人。

　　另一方面友邦如果像當年抗美援朝那樣一半的力度支援朝鮮，也不會有“苦難的行軍”。中國的援助是每年一至十萬噸，這是中央的，地方不定量也有一點。但是缺口仍很大，只好八仙過海了。譬如說向國外賣武器、賣毒品、賣假鈔。

　　客觀的說，中國是有點小家子氣，眼看着成千上萬的在餓死人，又不是沒有能力幫，又有長期“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與兩千年友好鄰邦的傳統歷史，為什麼不雪中多送一點兒炭呢，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麼，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沒辦法呀，這裡面的恩怨很深。

　　新義州的歷史會永遠記住一個人，一個原本無名鼠輩的草民，他在中國可以灰飛煙滅，但他留得英名在朝鮮。他出身貧寒卻靠自身奮鬥掙到大錢，本可吃喝玩樂驕奢淫逸渡此一生，但他為了苦難的朝鮮人民，卻需要把牢底坐穿，他叫——楊斌。

　　我不認識他也不可能拿他一分錢，我只是同情他並為歷史的無情感到遺憾，為某些“萬戶侯”感到悲哀，中國還會出司馬遷的，會最終對這段公案有個了結。因為楊斌事件是第二次“朝核危機”的導火索之一。

　　朝鮮為了儘快結束“苦難的行軍”，經過反覆權衡利弊得失和痛苦的思索，並出於對老大哥的信任（蘇聯垮了以後原來的“老二”晉升為“老大”），作出了一項重大國策並向全世界宣布：成立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聘請一部分外國人擔任行政官員、法官和議員。

　　這個決定對於朝鮮半島的和平與未來的統一，對於東北亞的和平與國際合作，對於世界和平都將發生重大作用與影響。金正日在朝方高層對那些叔叔輩的元老們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是衝破很大阻力的，這些元老擁戴他接班上台是有功的，只是原本就沒什麼文化，人又都老了思想僵化，你把他們都打成反黨集團？本來是認識問題麼，只能慢慢做工作，金正日不容易呀!

　　但是在朝鮮人民滿懷希望的期盼時，卻有人在他們背後捅了一刀，一個朝鮮剛剛任命的地方官，一個部長級的幹部，在平壤人民大會堂剛剛舉行完就職典禮，沒幾天就被遼寧省的倆警察抓走了。全朝鮮都驚呆了，中國啊你怎麼了？你瘋了麼？這不是神經有毛病嗎？這也太欺負人了，這是典型的大國沙文主義！是東亞霸權的大暴露。如果是美國任命的人你們敢抓麼？你們定為罪犯而被美國要走的人還少麼？連日本要的人你們不也給了嗎。

　　楊斌事件在朝鮮引起了巨大震動，極大的傷害了2000多萬朝鮮人民的感情，他們對中國政府產生極大失望和怨恨。因為當楊斌走出平壤大會堂那時起，他個人的命運就與朝鮮民族尊嚴、與國家內政和歷史走向、與東北亞的國際風雲變幻緊緊聯繫在一起。老大哥粗暴地干涉了朝鮮內政，踐踏了常掛在嘴邊的周恩來最先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還是能看見能感覺到的顯性東西，至於看不見的隱性東西是人心，首先是朝鮮的人心，往後人家還敢相信你麼，說翻臉就翻臉，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沒有給一丁點兒面子。

　　在三十年內（1950至1980）你把周圍陸上鄰國差不多打遍了（蘇聯、印度、越南、緬甸、南朝鮮），沒打的也給人家內政插過手搗過亂（老撾、泰國、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改革開放以後在總設計師的主持下，經過漫長的艱苦努力才把形象改正一些，但人家還在看。這時你再玩粗野這一套，不是殺雞嚇猴嗎，以前的努力就白費了。

　　抓楊斌是為了取悅於美國人？朝方不能不往這裡想，可美國沒讓你抓呀？是為配合美國對朝的制裁封鎖？也不太像。只有最後一種可能，在於特區的“行政”二字，因為怕“行政”取代“專政”而不得不捅小兄弟一刀。可是中國周邊二萬多公里差不多都“行政”了，連自己的香港、台灣也都“行政”了，“三個代表”以後也向“行政”跨出了一大步。為什麼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個說法其實也不通。

　　心裡這麼想，嘴上可不能這麼說，楊斌剛一被抓，朝鮮的中央特使馬上飛到北京來要人或者要個說法。“救場如救火”，唱戲的都知道，新義州的戲剛剛開場，可是主角呢？沒了。被扣在瀋陽了，因此馬上飛來要人“救場”。人自然不可能給，說法到是給了一個，楊斌是經濟問題，是刑事犯罪，與他當不當“特首”沒關係。用這一套假話糊弄人，人家當然不太相信，可多少有點將信將疑，為一個楊斌犯得着這麼騙人嗎，再看看再考慮再查查。這時中南海的一個大人物下令，國務院出了紅頭文件，禁止國企向新義州投資，這一下真相大白了。謎底原來在這裡。

　　抓了楊斌表示“絲綢之路”堵死了，朝鮮求生存求發展的路在何方？心靈上的打擊太沉重，仿佛傷口在流血，又像被人推到了懸崖邊。雪壓冬雲白絮飛，高天滾滾寒流急，情急之下只能學“王成”拉響爆破筒，再次起動核實驗。狹路相逢勇者勝，置之於死地而後生。因此在中美兩國的夾擊下，東方紅，太陽升，朝鮮搞了原子能，“朝核危機”爆發了。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金正日還是有水平的。其實他還有別的選擇，可以倒向台灣。但他沒這樣做，可見其氣量並不狹窄。別以為他不敢或不能這樣做，兔子急了還咬人呢，何況金正日並不是一隻小兔子。他並不是率領着“無賴國家”主動咬人而是被逼無耐鋌而走險。在美國長期的高壓下他服軟了麼，這個民族屈服了麼？沒有，他們依然高昂着頭！他們牢牢記住日本昨天強加在他們頭上50年的侵略史亡國史（這個死扣至今連韓國都沒解開），沒閒功夫到處與人叫勁。他們內心並不想與美國為敵，也沒有這個力量，這個基本點很清楚。

　　起動核武？這原子彈是好玩的嗎？這東西可不是鐵道游擊隊員懷裡的土琵琶，這是魚死網破的最後拼殺。

　　這一手可把老大哥惹急了，本來是又氣又惱但還得強忍着，不敢再玩抓楊斌那一套了。楊斌在號里瞧着沒事偷着樂，他也只敢偷着樂，可明着樂的大有人在，認為“楊斌事件”是中朝之間“狗咬狗”的大有人在。

　　可是當事態很快演變成朝鮮“彈起我心愛的冬布拉”時，第四代領導集體（剛上台）猛然清醒了，立即放棄小平同志“不出頭”的聖訓，“該出手啊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這個九州就是“六方會談”，連（換屆前）剛剛出台制裁朝鮮的中央文件（即不許國企向朝鮮投資）也顧不上前任留下的“按既定方針辦”了。

　　中方能不急嗎，原子彈這種“馬頭琴悠揚的歌聲”日本人當年在廣島和長崎聽過，真是太可怕了。日本為此與美國結下了死扣永遠解不開，不像被霸占了領土退出來扣就解開了（像中英之間、中葡之間、法越之間許許多多事例那樣）。對此美國能不明白？美軍仍在日本駐紮不僅是看着中俄，也在壓着日本，沒有美軍壓着，日本復活軍國主義是中國能擋得住的嗎？對朝核日本反應很快，立即提出強烈抗議，防衛廳長官叫囂說，原子彈我們一夜之間就能造出來！這不是吹牛。其實防衛長官的後半句話沒說出來：“是美國人不讓我們造”。日本是在借題發揮，沒有朝核日本就不想造原子彈了？借朝核日本朝野大做文章，並已得了分，而且這一分里有中國幫忙的成份。日本也不是單向朝鮮示威，這裡面意思很豐富。

　　行政特區辦在新義州朝方並沒有害老大哥的意思，是老大哥多心了，以為朝方要以鄰為壑。為什麼多心？很複雜，因素太多。當時中方正為香港的事鬧心，根子就在“行政”上，北邊家門口上你“再來一朵玫瑰花”，儘管這花很小可也帶着刺兒呢，你不拿都不行，拿着就刺你的手，為什麼？這又扯出中朝特殊邊界線來。

　　1964年中朝順利解決了邊界線，按其中規定，鴨祿江中74個小島有72個歸了朝方，人家可沒爭是中方主動讓的，水域為公共部分雙方共用，意思是說船不靠岸人不上岸即可。那時想得簡單，誰知後來因多年溫室效應江水少了許多，有些小島與岸邊連在一起為邊防管理帶來新問題，為走私也提供更多方便。

　　在這種逐漸變得模糊的邊界上搞一個“行政”，他們這不是要輸出“行政”嗎？無法不對“行政”問題保持高度警惕，為此鬧得“風波”至今尚未平息。我給你送玉米、送炮彈、送油料……反過來你給我送一場“行政”“風波”？

　　雖然沒有直接送，但是“行政”必然導致“風波”卻是思維定式，因而談虎變色。真是神經過敏!天下本無事，杞人憂天傾。新義州那地方能搞出“行政”來嗎？香港“行政”是英國人150年的基礎，韓國“行政”也才十幾年的光景，那還是在美國多年的扶持下先經過長期的軍人統治。怕政治行政“風波”的結果是引發了更大的外交安全“風波”——朝核危機！

　　從朝方的角度看，難處很大，如果中國不改革開放大家捆在一起“窮過渡”，再堅持個幾十年沒大問題，可是中國政策體制一變對朝的影響太大而且愈來愈大，形成三八線與朝中邊界雙向的壓力夾擊。兩權其害擇其輕，朝方權衡利弊只能倒向中國。

　　因目前與中方的差距很大並且仍在拉大，只有用更開放、更優惠的政策才有可能趕上去，怎樣才是更開放、更優惠？只有香港那樣的“一國兩制”模式，又是你們自己發明的，我跟着學還不行嗎。可放那裡呢，開城一條線都不行，那是找死，只有向西，對，新義州最合適，那裡交通方便，特別是日偽時期就在鴨祿江口的大雞島旁設計過深水大港。現在因地利搞成自由港，待從頭收拾舊河山，這也是學習老大哥沿海開放的好經驗。事情就這麼簡單，另一層意思是昭告天下，我要從良，要從長期的孤立狀態下擺脫出來。別的（譬如說對中國內政和資金走向的影響）沒想那麼多。金正日本來是想在伊拉克戰爭之前就扮演卡扎菲現在的角色，沒想到被老大哥在腳下使了絆子。只好腦筋急轉彎，改為扮演一個超級潑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