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亞洲觀及對亞政策是伴隨時代變遷、日本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而演變的，但日本與強者為伍、以利益為本的傳統則似乎沒有多大改變。這些都對日本的國際行為產生着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

　　殖民時代日本要“脫亞入歐”

　　公元4世紀日本初步形成統一的大和國，朝鮮和中國是最早交往的國家。聖德太子(574～622)在位期間，日本依據中國的儒學倫理制定了《十七條憲法》。該憲法第一條便提到“以和為貴”。日本還據此自我命名為“大和民族”,但這主要是規定了國內“上和下睦”、“君臣有禮”的君臣關係，並非對亞洲鄰國而言。10世紀中葉以後，日本武士封建領主階級逐漸形成。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作為日本武士階級的道德行為規範，推崇忠義、武勇的武士道成為日本封建時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隨着時代變遷和東亞國際力量對比的消長，它又演變為“效忠天皇”、“忠君愛國”的軍國主義精神支柱，並反作用於日本同亞洲鄰國的關係。

　　在殖民主義時代，亞洲成為西方列強爭霸的對象，日本幕府也被迫簽訂了一些不平等條約。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採取了與強者為伍、遠交近攻、“失之歐洲、取之亞洲”的方法，在富國強兵過程中形成入侵朝、中，進而稱霸亞洲的所謂“大陸政策”。當時，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是福澤諭吉(1835年—1901年)提出的“脫亞入歐論”。

　　福澤是近代日本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對日本近代的發展作出貢獻，但其弱肉強食的“脫亞論”則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福澤宣揚日本的國民精神已“移向西洋的文明”，對日本來說，“唇齒相依、鄰國相助”之理已無意義，國際關係就是“禽獸相鬥相食”。日本只能加入“食者”行列，與“文明國”共覓“良餌”，成為“亞洲東陲一新的西洋國”、“支配東亞的大英帝國”。《脫亞論》出籠後l0年，日本便挑起甲午戰爭。“脫亞論”的實質是“貶亞論”、“侵亞論”。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還有人著書，把亞洲比喻成“垃圾”，而日本則是“垃圾”堆旁的“大廈”。至今，在相當一部分日本人的潛意識中，崇尚歐美而鄙視亞洲的心態依然存在。

　　1936年廣田弘毅內閣把“向南方海洋發展”定為國策，在大舉侵華的同時，與德、意結盟，企圖獨吞法荷英等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1940年，外相松岡洋右首次提出“大東亞共榮圈”口號。他狂稱：“日本統治西太平洋是實現其國家理想所絕對需要的。”結果導致日美之間爆發太平洋戰爭。日本為動員國民參戰，打出所謂“解放亞洲”的“大東亞聖戰”口號，對當地人和日本人都有極大的欺騙性。至今，美化“大東亞戰爭”的錯誤歷史觀在日本仍有市場，靖國神社仍被作為祭奠戰爭“英靈”的殿堂。一些右翼網站還專門利用漫畫等形式向少年兒童灌輸這些觀念。

　　不過與此同時，日本近代史上也出現過反傳統的“另類”亞洲觀。比如日本自由民權活動家中江兆民（1847年—1901）在1887年便提出：“無論世界何國都要與之和好”；對亞洲鄰國，“我們最好與之結為兄弟鄰邦，緩急相救……妄圖大動干戈，輕率以鄰為敵，使無辜民眾死於槍彈之下，那是下策”。這是對“脫亞論”的有力批判，並被歷史發展證明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日本政府的壓制。

　　與中江兆民的思想一脈相承，石橋湛山（1884年—1973年）也反映了日本主持和平正義的聲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就主張實行“小日本主義”，堅持日本應將領土限定在固有的主要四島及周圍諸小島，反對侵略亞洲及建立殖民統治，力主協助中國發展經濟。二戰後，曾任日本首相的他更加積極促進恢復和發展中日關係。1959年石橋訪華並與周總理發表會談公報，重申日本的有識之士從未容忍敵視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的思想和行為。1961年他提出“日中美蘇和平同盟”設想，主張形成四國相互安全條約。這在冷戰時期看來雖不免有些理想化，但其超越冷戰的思維和爭取共同安全的理念則具有歷史的前瞻性。

　　戰後日本面臨“西方”與“亞洲”雙重認同的困惑

　　二戰結束後，日本和平主義思潮壓倒軍國主義思潮，但傳統的亞洲觀並未銷聲匿跡。日本在地區認同問題上經常陷入一種雙重認同的困惑，日本政府在政治上標榜自己是“西方一員”，在地理上則強調本國是“亞洲一員”，在安全上依靠日美同盟，採取“遠交近防”的態勢。

　　冷戰時期，日本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以較低的軍備水準，埋頭發展經濟。日本以日美關係為外交基軸，堅持“西方一員”的自我定位，實際上沒有獨立的亞洲外交可言。這條路線是吉田茂首相(1878年—1967年)的發明。他當時推行親美反共政策，迫於美國壓力，與台灣當局“建交”，同時也從戰略上考慮利用中蘇矛盾，為日後發展同中國的關係留下餘地。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對日本造成巨大衝擊。日本外務省認為：美蘇兩極抗衡已轉向美中蘇三國間競爭與共存，為適應形勢變化，同年9月田中角榮內閣決定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從此，日本外交幅度拓寬，開始嘗試以日美關係為基軸開展全方位多邊均衡外交。

　　1976年東盟成立，引起日本高度重視。同年12月福田赳夫組閣後，在強化日美關係的同時，大力推進同東盟的關係。為此，日本對東盟國家提供大量日元貸款等政府開發援助。當時中國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關係尚未恢復，日本把東南亞視為戰後亞洲外交的傳統後院，強調對華提供經濟援助不得犧牲同東盟的傳統合作關係。

　　20世紀80年代，隨着美國日益重視亞太地區，日本開始把亞洲與北美、澳新作為一個整體———環太平洋來考慮，以擴大經濟外交活動空間和迴旋餘地。竹下登執政不久便出訪東盟，提出“亞洲故鄉論”，稱亞洲為日本的故鄉。日本還通過設立“東盟日本開發中心”、推進資金回流計劃、日本與東盟綜合交流計劃等，積極發展同東盟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關係，為建立“東亞經濟圈”奠定基礎

冷戰後日本從“攜美入亞”到構築“東亞共同體”

　　冷戰結束後，日本開始以“自由民主主義國家一員”取代“西方一員”的提法；以“亞太一國”取代“亞洲一員”的概念，試圖以此擺脫雙重認同的困境，處理本國同美亞之間的關係。然而，實際上日本外交的重心仍在日美關係，加強同亞洲的關係不能不看美國的臉色。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提出建立“東亞經濟集團”（EAEG）構想，倡導東盟、中、日、韓等國家形成可以同歐美抗衡的亞洲經濟合作體。因該構想將美國和澳、新排除在外，日本始終持消極態度。相比之下，日本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及安全對話則持積極態度。日本在參與亞太經合組織（APEC）和東盟地區論壇（ARF）活動的同時堅持日美同盟，從一定意義上講，堪稱是一種“攜美入亞”的政策。

　　21世紀初，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同時深入發展。歐盟在謀求擴大。美國擬於2005年底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日本的亞洲觀及對亞政策面臨新的戰略抉擇。在同亞洲國家建立更緊密關係方面，日本一方面受到美國因素和本國農業因素的制約，另一方面又面對中國同東盟關係不斷增強的現實，必須重新調整政策。

　　在發展同亞洲國家關係時，日本最顧忌的是美國。2002年小泉訪朝後遭到美國牽制，不得不重新對朝採取強硬立場。日本同中國、東盟加強地區合作也要防止影響日美同盟關係。進入21世紀，在同東盟合作的進程中，中國超過日本成為“領跑人”。日本不免大為震驚，不得不加快對東盟外交的節奏。2003年12月，日本緊隨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在東京首次主辦了日本同東盟10國的首腦會議。雙方發表《東京宣言》和《東盟———日本行動計劃》，日本宣布與東盟建立“富有動力和持久的夥伴關係”，謀求建立“東亞共同體”。

　　當然，日本不會因此而削弱同美國的關係。在伊拉克戰爭和朝核問題上，日本政府都積極配合美國。特別是在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問題上，日本突破憲法制約，戰後首次作為美國的盟國向仍可能發生戰鬥的別國領土派兵，不僅標誌着日本戰後防衛政策發生重大變化，還可能對未來日美關係的性質和日本國家走向產生重要影響。這不能不引起亞洲鄰國的擔憂。

　　中國與日本在分別加強同東盟合作的同時保持良好穩定的中日關係，是未來“東亞共同體”形成和健康成長的關鍵。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形成“東亞共同體”的基本前提條件。但日本錯誤的歷史觀及傳統的亞洲觀依然存在，容易引起亞洲鄰國人民的反感，並阻礙日本在亞洲發揮更大作用。這是日本今後必須認真考慮的和妥善處理的。（作者是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

　　美國戰略重點究竟在哪美國的戰略重點是否從歐洲向亞太轉移，在國內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許多論者堅持美國的戰略重點仍然在歐洲，沒有向亞洲轉移。

　　最近日本媒體紛紛報道，美國政府正準備把現在位於美國西海岸華盛頓路易斯堡的陸軍第一軍司令部轉移到日本神奈川縣的座間營地，並就此徵詢日本政府的意向。

　　美第一軍的主要任務是應付在亞太地區發生的不測事件和衝突。據美國方面傳出的信息，一旦第一軍司令部前移日本，駐日美軍司令部和駐韓美軍司令部都可能取消，駐韓步兵第一師也可能合併到第一軍。顯然，這是美國海外兵力的一次重大調整。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軍這種調整是違背美日安全條約的。美日安全條約規定，日本向美國提供軍事基地，“目的是共同保衛日本領土，維護遠東的和平與安全”。第一軍的司令部前移卻另有目的。日美關係人士指出，美國之所以要提出把第一軍司令部轉移到日本的構想，除了要防備朝鮮半島發生戰事以外，還有針對中國強化霸權，以及發揮美國軍隊中地位下降的陸軍作用的目的。

　　可以說，美軍第一軍司令部的前移，是美國整個國防轉型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突出地表現為向亞太地區強化軍事存在，以對付它所認為的威脅。

　　另據報道，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道格拉斯·費思最近訪問亞洲，強調了美國要在亞洲擁有更大能力的需要。此外，美國還需要在亞太地區建立雷達基地，用於建設導彈防禦計劃所需要的衛星跟蹤設施。同時，美國還謀求與東亞的一些國家加強軍事聯合演習和情報合作。對此，新加坡《海峽時報》的文章評論為，美國正在將地緣戰略重點轉向亞洲。

　　如果從美國的國防戰略，和所強調國防轉型的國家安全戰略來看，美軍的這些調整並不出乎意外。按照美國的國防戰略所劃定的四大戰略重點地區：歐洲、東北亞、從日本海到東南亞再到孟加拉灣的東亞沿海帶、中東和西南亞，其中的兩個關鍵地區就在亞太地區。美國國防部在2001年的《四年防務評估》中，強調了從中東到東北亞，有一個廣闊的弧型不穩定區域，既有正在崛起的，也有走向衰敗的地區大國，並強調這一地區存在着出現一個擁有豐富資源的軍事對手的可能性。其指向是很清楚的。在2002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其中心議題雖然是反恐，但並不只限於反恐。文件中美國強調了俄羅斯不再是戰略上的對手，但沒有對中國做出如此評價。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意圖已逐漸清晰。它要確保台灣的分離性，要把美台軍事關係提升到與其他盟國接近的程度。這已不只是對台灣問題的干涉了，已把處理台灣問題納入到美國對亞太戰略的調整中。

　　不管是否同意美國的戰略重點是否轉向亞太，不管是否同意中國可以和平地崛起，面對美國這樣的戰略動向，我們應該提高警覺，早做準備。如果失去了戰略上的警覺性，對國家安全和民族存亡是非常危險的。（作者是上海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