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的新起點

● 薛涌（紐黑文）

　　如果不出意外，中國政府又能抓住機會，中美關係可能在2002年獲得1989年以來最大的改善。原因如下：第一，今年中國領導層更替，美國從實際利益考慮，願意向新一代領導人示好，希望走向未定的新政府能執行對美國有利的政策；第二，從炸大使館到撞機事件，中國對美國一直採取忍讓的彈性外交，“中國威脅論”雖然一再被媒體炒作，但面對中國政府理性、低調的的外交路線，這一論調難服人心，特別是在九一一之後，“中國威脅論”已開始喪失動員力；第三，中國經濟近年持續增長，在危機四伏的世界經濟中算是個“優等生”，你不可能給中國政府打太低的分，因此，經過幾年對中國的“妖魔化”，媒體在這方面也會患上疲勞症。其實，新的一年沒過幾天，媒體就有變化。

　　1月3日的《華爾街日報》的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介紹胡錦濤及中國第四代領導人的長文。這篇文章除了稍稍提及胡錦濤鎮壓西藏騷亂的事情外，通篇是非常讚許的口氣，對華文媒體津津樂道的胡錦濤與曾慶紅的權力之爭完全繞開不提，反而報道了一些為華文媒體很少觸及的新領導人的政績。結論是：這一代領導人將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的變化。這一變化即使不是民主，至少也是一個更有透明度、更對公眾負責、更為職業化的政府。

　　最近，美國著名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布什訪華前在《紐約時報》連續發表三篇文章，其中就中美關係發表了許多傲慢、無知的議論。但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明確指出：江澤民是“親美”的，我們應給他機會；中國也變得更開放、更寬容、更重要；布什這次訪華，應該不失時機地顯示出他改善美中關係的誠意。

稱讚中國的姿態

　　《華爾街日報》在錢其琛的對台政策的講話之後，發表社論讚揚中國的姿態，《華盛頓郵報》又突然曝出中國永遠不願與美國為敵的新聞，似乎中美的蜜月又要開始了。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華爾街日報》介紹的在胡錦濤的領導和影響下中央黨校的變化。過去一直以灌輸馬列主義教條的黨校，如今越來越像美國那些能夠給管理階層開設碩士課程的研究院，所用的教材，包括美國校園裡通用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甚至哈佛教授薩克斯關於解構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休克療法”的理論。黨校的比較政治的課程，開始討論權力制衡等西方民主的理論。教學方法也越來越注重哈佛的商業管理碩士課程中所採用的案例研究。更重要的是，一些外國教授開始進入黨校。黨校與哈佛大學和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合作設置了有關冷戰與世貿的聯合課程。英國議會的議員被請來講授工黨如何成為政治的主流，法蘭西電力(Electricite de France)的總裁應邀介紹法國的國營能源動力企業如何與私有企業競爭。曾在黨校講過課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指出：在那裡有着許多公開的討論和辯論。另一位黨校教授也認為：這個共產黨的幹部學校，越來越像一個培養職業公職人員的學院。

　　美國有着相對自由、多元的媒體。報紙不代表政府。但是，民間一直有這樣一種說法：《紐約時報》是那些自認為應該統治美國的人看的報紙，《華爾街日報》是實際統治美國的人看的報紙。事實上，《華爾街日報》在重大問題上，從來是和布什政府“保持一致”，頗有些“黨報”的味道。在近年來美國媒體眾口一辭地“妖魔化”中國的背景下，這家保守派大報對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高度肯定，對中美關係不能不說是個好兆頭。

　　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傳統中，未接班的人被西方媒體曝光是很危險的。人們還記得在80年代，香港媒體熱衷於提前曝光重要的政府任命，結果常常一經曝光，既定的任命就告吹。當權者似乎有特別要維護權力的不可測性。隨着新一代領導人的接班，這一傳統應該終結了。權力的交接變得越可以預測、越透明，政治體制才越健康、越穩定。因此，中國的領導人應該學會在一種公開的政治程序中，重新與媒體建立關係。

陷入兩個誤區

　　在對付美國媒體方面，中國領導人一直陷入兩個誤區，不能自拔。第一：總是把中美外交看成是政府間的交易，認為美國的媒體總是跟着美國政府，忽視了媒體在塑造公共政策上的能力。不錯，美國的媒體在外交上確實和政府非常“保持一致”，但這種一致性，不能用在沒有新聞自由的條件下“政府下令媒體服從”中國式邏輯來解釋。美國是個民主社會，政府是民選的。每個總統在上台前，他所要推行的政策都經過媒體上充分的公開辯論，一般和民意最“一致”的總統最後上台。也就是說，是“一致”創造了權力，而不是權力創造了“一致”。因此，媒體對塑造輿論和民意的走向至關重要。媒體對中國的態度，從長期來看比政府間的幾筆具體交易更重要。

　　第二，由於自己不相信新聞自由，中國政府總覺得美國媒體無例外地“別有用心”，從來不會公正，於是放棄了這一戰場。而一些自由派人士則天真地認為自由必然帶來公正。其實，美國媒體自由卻不公正。但自由的好處是你可以通過努力使媒體變得公正些。在筆者看來，美國媒體的遊戲規則可以用“法庭文化”來概括。在美國的法庭上，原告的律師只從原告的利益說話，被告的律師只從被告的利益說話，大家不會試圖站在對方的角度看問題，只是把自己的理由講得越充分越好。經過這種辯論和對抗，法官和陪審團對雙方的角度和立場都有了解後，得出自己的結論。在某種意義上，媒體也是如此，大家各為自己代表的利益說話，並不“客觀”。

　　只是美國有許多利益集團，誰都有自己的代言人。這些代言人們在媒體上各顯神通，互相攻擊，於是公眾會對來自不同角度的看法有所了解，因而能得出比較平衡的判斷。

　　美國媒體對國內的報道一般比較公正，也正是由於它能表達不同聲音的緣故。但如果中國在美國媒體中沒什麼代言人為自己講話，對中國的報道就成了缺席審判了。

　　這也是美國媒體的國際報道常常不公的原因所在。許多國家不像美國國內的利益集團那樣深通此道。所以，別總怪人家不公，自己先請“律師”！

　　新政府上台後，應聘請一些美國政界要人充當自己的顧問。這樣一來向美國作出友好姿態，表示中國顧及美國利益，願意接受美國的建議；二來這些人能夠告訴中國領導人在美國媒體上如何用美國人容易接受的語言表達中國的利益和立場。如果今年無撞機之類的事故，新領導層又能採用靈活戰略主動出擊，影響美國輿論，中美關係應可能有較大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