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似乎無需論證的觀點是：美國利用二戰確立了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這個觀點並非沒有道理：二戰中美國在歐亞兩個戰場上都成為主力，而且，即使在以蘇聯為主力的歐洲東部戰線，斯大林也許是一時客套，他稱如果沒有美國的大力援助，戰勝德國法西斯是不能想象的。至於太平洋戰場，美國獨力消滅了日本的海空軍，並殲滅了日本陸軍主力。戰後日本厚生省援護局統計的數字，日本軍人死於與美軍作戰的有1，587，814人；如果加上在中國戰場被美國空軍擊斃以及印緬戰場被中美聯軍擊斃，這個數字約為188.8萬人；分別占二戰中日本軍人陣亡總數239.2萬人的66.38%和78.9%。上述數字不包括非軍事人員。

　　儘管如此，二戰結束後美國並未獲得、也未曾企圖獲得世界霸權。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羅斯福提議、斯大林贊同的“四大警察”共同維護戰後世界和平的政策；另一個原因在於美國國內回歸孤立主義的勢頭上升。美國人民普遍認為勝利後美國應該管好自己的事情，照顧西半球的和平就已經足夠，對於歐洲以及世界其它地方，應該讓那裡的人民自己去打理。雖然有繼續推行理想主義的意見在爭辯，但左右不了美國的主流意識。

　　曾任蘇聯外交部長和蘇共政治局戰後安排委員會主席的李維諾夫認為：“冷戰的原因，是莫斯科教條主義地堅持認為共產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斯帕尼爾著、段若石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第97頁。）這指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的演講。他在演講中稱，馬列主義並沒有過時，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蘇聯人民必須對戰爭有所準備，發展基礎工業，削減消費品生產。和平是不會有的，國內的和平和國外的和平都不會有了。美國《時代》周刊稱之為“自對日作戰勝利以來一個高級政治家所發出過的最好戰的聲明。”1945年開始，斯大林違背雅爾塔、波茨坦兩次協議的約定，逐步地、謹慎地蠶食東歐，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拉科西稱之為：“薩米拉熏腸”戰術。即以蘇軍壓陣，把秘密警察交給共產黨人，以其來折磨和威脅非共人士，瓦解他們的鬥志，實現用蘇聯路線控制僕從國家。到1948年基本實現了目的。其間並非無懈可擊，但美國沒有理會邱吉爾等的大聲疾呼，甚至連簡單的外交抗議也沒有提出。美國沒有打算以軍事力量介入世界其它地方的紛爭。對日戰爭剛結束，美國就退出與英國的特別親密合作關係，撤銷了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組織。就連在德國的占領區，也各自為陣。1945年8月21日，杜魯門連看也沒看就簽署了利.克勞利草擬的命令，停止租借法案，鬧出軒然大波來。

　　斯大林的演講還引起了著名的“凱南意見書”以及邱吉爾的“鐵幕演說”，輿論普遍認為這些紛爭意味着“冷戰”開始。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947年3月發表了“杜魯門主義”：“在當前世界歷史關頭，幾乎每一個國家都面臨着兩種生活方式的抉擇”：“一種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數人的意志的基礎之上，其特點是自由體制，代議制政府，自由選舉，保證個人自由、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壓迫的自由。第二種生活方式以少數人把意志強加於多數人為基礎，依靠恐怖和壓迫、受控制的新聞和廣播、指定選舉和取消個人自由”。“美國的政策必須支持那些人民，他們正在抵抗武裝起來的少數人或是外來壓力企圖加於他們的奴役”，“必須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來規劃自己的命運。”他似乎滿足於東歐以外的歐洲國家的復興，讓西歐自己具備自我保護的責任。

　　在中國，美國也奉行完全不支持蔣介石獨裁政府的政策，極力撮合國共兩黨建立聯合政府，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馬歇爾使華。1945年12月15日，杜魯門總統為馬歇爾壯行而向世界宣布：除非美國的忠實盟友中國允許共產主義份子進入政府，否則美國將切斷援助；1946年7月29日，鑑於中國內戰爆發，美國正式實施對華軍火禁運；幾乎同時以拖延討論的方式使議會討論的《軍事使團法案》、《援華法案（俗稱“美國軍事援華法案”）》成為廢案。後來在麥卡錫主義猖獗時，包括羅斯福、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都受到指責或調查，稱他們“丟掉了中國”。

　　美國的軍隊從1945年的1210萬人，到朝鮮戰爭爆發的1950年6月，減到不足160萬人，約減少87%；1950年預算軍費開支計劃也減少到1945年的1/8，約110億美元。而且，重要的有訓練的人員基本復員，整個美國軍隊處於難以緊急動員的狀態，究竟維持一個什麼樣的軍事力量，美國高層陷入爭吵之中。時任國防部長的詹姆斯.福雷斯特爾在日記中寫道：“在三軍之間關於軍事組織的癱瘓性爭吵獲得解決以前，要制定一項長期的軍事計劃或政策，要正確地決定所要保持的軍事機器的體制或結構，或者要首尾一致地、深謀遠慮地應付這個機器當其存在時就應當解決的根本性的政治軍事問題，都是不可能的。”對美國軍事狀況的疲軟極度不滿的福雷斯特爾反對杜魯門把國防開支限制在150億美元以下，但無用。他終於因為憂思強烈患上“精神衰竭症”，於5月22日自殺在醫院。新任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按照杜魯門的意旨取消了新航母《美國號》的建造計劃，導致海軍部長辭職；接着他又削減軍事預算14億美元，對此極度憤慨的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說杜魯門“無意間以一個精神病人取代了另一個精神病人。”杜魯門的解釋是：“我們必須尊重我們的對手。我們必須懂得，在很長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他們將繼續相信他們所做的事情；而在很長很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們都將居住在這個巨大宇宙空間中的旋轉着的星球上。”美國的反對意見充分表達於《生活》雜誌上，它評論道：美國正以一支64萬人的作戰部隊對付蘇聯的260萬人，一個美國師要對付30個俄國師；美國一年生產1200架飛機，蘇聯生產7000架；在美國唯一占優的海軍方面，蘇聯潛艇是美國的3倍；美國國民收入的3%用於軍費，蘇聯則用25%。

　　約翰遜的精神面臨崩潰是確鑿無疑的，他需要面臨兩個方面的壓力。一方面是總統方面來的限制國防開支、避免一切軍事衝突的意見；另一方面要面對國內強硬派的指責，不用說別人，僅杜魯門本人在1949年一年內就接獲1925項書面或口頭的威脅。麥卡錫主義就是在這個特殊年代產生的。當蘇聯爆炸了原子彈，美國高層討論是否發展氫彈並發生劇烈爭論的時候，約翰遜終於歇斯底里發作，最終失去國防部長的職務。一連兩屆國防部長精神崩潰，還有一位自殺，可見美國高層當時的矛盾狀況。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協議在華盛頓簽字。這是美國憲法簽署以來美國參加的第一個和平時期軍事同盟，但它是一個防務同盟，10個簽字國承諾：對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的進攻都將視為對所有條約國的進攻。歐洲盟國擔心蘇聯擴張，這種擔心是有歷史依據的：斯大林與希特勒瓜分了波蘭；隨後發動對芬蘭的戰爭，搶掠了大片芬蘭領土；接下去吞併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二戰中又侵奪了東歐的土地；在中國取得沙皇奪取的基地與租界，並且正是西方國家接連放棄中國租界的時候。戰後蘇聯一度對土耳其提出領土要求，企圖控制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然後干涉伊朗內政，甚至還要控制利比亞。

　　歐洲要求美國軍事介入歐洲，美國卻以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甚至駐在德國的占領軍也只打算完成占領期限就撤退。對日本的占領也採取同樣的做法，而在南韓的美軍已經撤退完畢。到1950年初，美國僅在菲律賓有軍事基地，但沒有保證一定使用；在英國有一個軍用機場；在沙特擁有飛機過境權及一些設施。除此之外美國在世界其它地方並沒有軍事存在。

　　面對斯大林連續不斷的、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美國的基本反應是退讓。它奉送了東歐；認可了德國的分裂；促使西歐自己聯合起來保衛自己。直至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魯門總統與艾奇遜國務卿分別發表談話，正式宣布放棄對台灣、韓國的保衛責任和任何軍事方面的援助。艾奇遜甚至說：“至於太平洋其它地區的安全，我們必須認清，沒有人能保證這些地區不受軍事攻擊。但我們也必須同時認清，在實際關係的範圍內，這種保證簡直是不合常理或沒有必要的。如果發生這種攻擊――人們很難說出這種武裝攻擊可能來自何方――首先就必須依靠受攻擊的人民起來抵抗，然後再依靠整個文明世界根據聯合國憲章所承擔的義務。對於任何決心抵抗外來侵略、維護本身獨立的人民說來，這個憲章迄今沒有證明是一紙不可依靠的空文。”依賴聯合國來解決軍事侵略問題顯然成為杜魯門政府的決策。7日，杜魯門公布了1950年的國防預算：135億美元。

　　這兩個有關東亞的聲明，明顯地是對毛在莫斯科訪問的一種表示，美國不希望中國倒向蘇聯一邊。它們一公布就引起強烈反應：莫斯科與蒙古抗議美國的污衊；毛澤東也挖苦了美國一通；美國國內更是沸反盈天，指責之聲不絕於耳。而且杜魯門政府顯然沒有達到目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還是於2月14日簽字。選定西方的“情人節”結盟，多少給美國人一點酸溜溜的感覺。於是，3月15日艾奇遜在舊金山共和俱樂部又發表聲明：
“（中國人民）應該了解，不管在他們自己國內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他們受新統治者的驅使而在他們的邊界以外進行侵略或顛覆活動，那麼，他們只能給自己和在亞洲和亞洲以外的朋友帶來嚴重困難。這種冒險行為不僅違反中國人民的每一項傳統和利益；而且也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憲章旨在維護的和平。我這樣說是為了在美國的態度上不致產生誤解，是為了杜絕對這種態度進行歪曲的機會，同時也是為了使全中國人民知道，如果進行這種冒險的話，誰將擔負全部責任。”美國在此宣布了它承擔了保衛亞洲非共產黨國家的被動而且抽象的義務，側重於警告中國軍隊不要越過邊界，即使發生這樣的事情，主動與責任仍在本地政府。至於美國，艾奇遜並沒有承諾它會作出軍事干預的義務。這與它在歐洲承擔的義務相仿佛，都是一種防衛性的義務，或者甚至只是某種簡單的威懾或恫嚇。美國國內嘩聲四起，反對派攻擊杜魯門政府軟弱無比。

　　1950年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對世界形勢，主要是蘇聯侵略的可能性進行評估，得出了與美國政府相反並且非常急迫的結論。這就是著名的NSC－68號文件，這份文件抨擊了美國目前的軍備貧弱狀態，認為在1954年蘇聯的核力量就足以抗衡美國，美國的優勢已經處於嚴重危險之中，根本不足以應付蘇聯方面發動的任何戰爭。報告要求美國必須立即大規模增加國防經費，以滿足美國軍事力量改變現狀的需要。4月7日這份報告提交杜魯門，25日安全委員會與他進行討論，提出400-50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計劃。當中國的文人們頗具雄辯姿態地把這個文件作為美國侵略野心證明的時候，他們隱瞞了一個結論性的歷史真實：杜魯門拒絕做出決定，然後把報告鎖進了抽屜。

　　朝鮮戰爭的爆發，使美國決策層擺脫了猶豫不決的痛苦狀態。杜魯門立即做出決定，美國連同聯合國一起，迅速地介入朝鮮戰爭，他們認定這是蘇聯發動的進攻試探。戰爭的進程我們無需討論，1951年4月19日開始的對麥克阿瑟的聽證會，其實是美國國內對於美國在世界上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進行的辯論。這場辯論實際上一直持續到朝鮮停戰協議簽字才不了了之。這場辯論至少得到一個共識：朝鮮戰爭以前美國的軍事準備政策是錯誤的，美國必須維持一個具有結實基礎的軍事編制。美國的軍事開支從1950年的130億美元增加到1951年的224.4億；1952年459.63億；1953年518.3億，並且連續保持在這個水平上直至60年代。到90年代，這個開支超過3000億美元，並保持在這個水平上。

　　當我們的宣傳鋪天蓋地地歡慶勝利的時候，美國佬正忍氣吞聲地品嘗“失敗”的苦果，這個苦果就是把與蘇聯僕從國的屈辱戰爭凍結在“三八線”上，騰出手來準備應付世界性戰爭的軍事力量。艾森豪威爾政府改變了杜魯門政府的政策，杜勒斯以“大規模報復”計劃對付一切由蘇聯挑起的戰爭行動。雖然朝鮮已經停戰，但美國政府宣布因此而把軍事編制恢復到朝鮮戰爭以前的水平是極不安全的。美國着力於建設遠程核打擊能力，從此確立了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195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半年度報告說：“1950年6月，當共產党進攻大韓民國的時候，美國人民決定重建他們的軍事力量。兩年以後，美國有了三百六十三萬六千名男女武裝人員――在此期間大約增加了二百二十萬名”；“我們重整軍備計劃的基本目標，是在朝鮮戰爭開始時宣布的。這些目標今天仍維持不變。簡單地說，這些目標就是，提供合理的防禦力量，作為對抗戰爭的一種威懾；在這種戰爭一旦爆發時，提供保護，防止災難；建立一種動員的基礎，以便在需要的情況下能迅速擴充。”這個報告還具體介紹了霸權的實力基礎：“在人力目標方面，我們已經達到了原定在1952年財政年度結束時達到的目標，在兩年的時間內把武裝部隊的人力增加兩倍半，並且顯著提高了戰鬥部隊的作戰能力。陸軍已經從10個師和11個團作戰單位――全部低於平時名額而且沒有作戰支援單位――增加到20個師和18個團作戰單位，其中大部分都具有作戰能力。陸軍的軍事人員從大約60萬人增加到大約160萬人。海軍人員從少於40萬人增加到大約80萬人，而軍艦則從200艘增加到400艘。巨型航空母艦的數目增加了一倍，從而使海軍航空隊增加了7個航空母艦分隊。海軍陸戰隊從75000人增加到23萬多人，組成3個師和3個飛行聯隊。空軍從48個大隊增加到95個聯隊，並正朝着143個聯隊的目標擴充，而空軍官兵的名額則已從兩年前的4萬多人增加到1952年6月30日的98000人。”這場戰爭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從政治軍事同盟變成了真正的軍事機構，艾森豪威爾成為它的第一位總司令。還在朝鮮戰爭進行中，1952年2月的里斯本會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決定：1952年底前發展50個師的兵力準備，1953年增加至70個師，1954年發展為97個師。並且確定，倘若這些地面部隊仍不足以遏制蘇聯的進攻，美國為首的戰略空軍將直接實施縱深打擊，包括有限核打擊。其目標遠及蘇聯腹地直至烏拉爾。它的標準軍事機構性質從1950年一直延續到今天，並且在四十多年後拔除了歐洲最後一個共產主義據點――南斯拉夫。

　　到1955年，美國在世界26個國家設立了450處軍事基地；因為朝鮮戰爭，除拉丁美洲之外有二十個國家與美國簽訂了政治軍事同盟條約，甚至連鐵托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也在1951年與美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援助協定》和《軍事援助協定》，使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得以確立；改變了對德國、日本的政策，把原來的遏制政策變成扶持政策，使之武裝合法化並納入美國的軍事勢力範疇。1949年美國對其盟國的援助總額58.59億美元，其中軍事援助為2.1億美元；到1953年，援助增加至63億美元，其中軍事援助為42.51億美元。比例由3.58%上升到67.48%。

　　這一系列措施使蘇聯新領導人改變了斯大林原定的政策。1954年2月，馬林科夫首先指出：與美國開戰的結果不僅是“消滅資本主義”，同時也將消滅人類文明；1956年2月29日莫洛托夫正式向政治局提出絕密報告，嚴厲抨擊米高揚認為朝鮮戰爭已經使美國喪失優勢，只要利用民族主義情緒鼓動亞非國家，蘇聯陣營就可以壓倒美國贏得優勢了。

　　莫洛托夫指出：“我們不久就會中美國人的計。我們現在堅持這些浮誇的觀點和策略，其實我們越奉行這些觀點和策略，就越加強了那些我們對之沒有實際控制權的非共產黨政府。”“我們已經上當了。美國人就要帶着金錢、技術人員和傳教士來到這些苦難的地區；而那裡的人民將歡迎他們回去。”莫斯科統一了認識，他們發現：中國的經驗是靠國內戰爭加上外來戰爭才使國民黨垮台的，斯大林曾經企圖以中國的經驗使那些非共產黨國家奪取政權已經行不通。蘇聯必須以迅速發展自己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對窮國採取支持和援助方式才可能壯大社會主義陣營並得以與美國陣營抗衡。

　　這實際上斷絕了中國成為世界革命領袖的希望。1957年11月，毛澤東親自訪問蘇聯，終於明白了這一點。他在各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上頗為辛酸地說：“我們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本。我們經驗少。我們有革命的經驗，沒有建設的經驗。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沒有拋上去。這樣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以他的個性，正如他1948年迫切希望訪蘇時告訴葉子龍的：“太陽出來了。我要與斯大林同志談談東方日出的問題。”為了這個“東方日出問題”，毛澤東下定決心超過蘇聯。於是，大躍進、搞一點原子彈、同蘇聯翻臉。

　　在冷戰持續期間，蘇聯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促使美國快速發展，除此之外再無任何作用。1991年聖誕節，蘇聯正式解體，美國從此失去了這個強勁對手。當時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鮑威爾將軍說：“我已經失去了殺敵的力量，因為我已經沒有了敵人。”1996年底，克林頓贏得第二次大選後宣布：“今天，地球上2/3的國家和一半以上的人民處在由本國人民選出的政府的治理之下，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美國有今天，朝鮮戰爭是轉折點。曾經擔任過兩天代理國務卿的美國資深外交官查爾斯.波倫總結道：“正是朝鮮戰爭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把美國變成一個世界範圍的軍事――政治大國。”應該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