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台灣“大選”，從過程到結果，對於台灣民主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給老百姓的感覺就是：只要有權，法一定辦不到他，於是原先為了要規範權力的法律如今形同虛設，民主惡化為民粹。

　　這是什麼民主？在知識分子眼中，陳水扁是在民調一路落後的情況下，用盡各種手段來拉抬本身的民意支持率：先是出險招搞“公投”，發現不成之後，又進一步用“公投”捆綁“大選”，把兩者的時間硬扯在一起，這根本就是違法。更何況，陳水扁完全沒有按所謂“公投法”的相關規定，而是一意孤行地推行所謂“防禦性和平公投”，完全視法律如無物。最後，陳水扁又完全不顧台灣地區乃至台海的穩定，冒全球主要大國反對的風險，硬是推銷這個被連戰斥為違法的“公投”。就是在投票的流程上，陳水調節民搞了不少花樣，直到連美國人都看不下去了，出面干預，他才勉強收手。

　　當然，不只在法律上，在道德與正義上，陳水扁在這次選舉中的動作也備受台灣百姓質疑。他甚至不惜用煽動族群對立、製造謊言，來鞏固本身的票源。3月19日“中槍”後，在完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陳水扁的宣傳車就開始在台南一帶製造謠言，說“國親的連戰、宋楚瑜，聯合大陸來暗殺陳水扁”。這樣的做法，讓人覺得陳水扁只要是為了個人權位，可以不顧任何後果。這無論如何都不是民主的本意。

　　這次台灣選舉出現的最大危機在於，在台灣百姓中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人開始“自暴自棄”，他們認為“你為了要選個總統，什麼事都可以干，那我為什麼不可以？”如此一來，台灣未來的法治必然敗壞無疑，沒有了法治，何來民主可言？在真正實行民主的國家和地區，很多事情是不能開先例的，因為惡例一開，眾人平等，惡者自然就找到了合理的藉口，這樣社會必然將陷入動盪。台灣社會現在滸的口頭禪是“我已經當上了，你還能怎樣？”這一句本應是從流氓口裡說出來的話，現在居然出自當局領導人之口，細細推敲之後不難發現其背後深刻的社會含義。

　　要檢討台灣民主的發展進程，就要回顧自1949年以來台灣政治發展的各個階段。事實上，所有的問題都根植於蔣介石時期，萌芽於李登輝時期，而最後危機則出現在陳水扁時期。在蔣介石時期，他為了適應國際環境的變化假民主之名，但實際上是壓制台灣民主的萌芽。可能達到壓制後產生了一定的反彈，再加上移民社會背景的影響，台灣民主的草根性多少都帶有一種悲壯，或者是衝撞式的意味。

　　李登輝對於台灣民主查可謂傷害至深，他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要錢給錢，要官位給官位，還有什麼不聽話的？”而民主，豈是可以用錢和官位來交換的？為了本身權位的穩固，李登輝開始了一連串的惡質鬥爭；為了趕走俞國華，他用了李煥；為了驅逐李煥，他又用了郝柏村(註：俞國華、李煥和郝柏要村都曾是台灣“行政院長”)。但無論如何，這些只能算是官場惡鬥的權謀之計，並不太涉及民主進程的問題。

　　但接下來就不太對了。為迫使郝柏村下台，李登輝開始陰謀分化台灣族群。“外省人的院長，欺侮我們本省人的總統”，這是台灣民主發展惡質化的第一槍。這一槍是李登輝打的，於是台灣南部原本已漸漸癒合的省籍傷口，再度被粗暴地撕裂。接着，李登輝更把台灣民主進程惡質化為民粹，並且將之與分離主義路線相結合。“你們的總統過去十年來走的都是分離主義的路子”，這是一位美國白宮高官在20世紀90年代末對李登輝的總結。

　　但在這種情況下，至少有一件事李登輝還沒敢去碰，那就是選務的公正性。可能是因為當時他一手遮天，沒有操控選舉的必要，但無論如何至少在李當政的12年間，選舉過程的公平性本身，也就是“選舉中立”並沒有受到太大質疑。

　　這一點恰恰被李登輝的“台獨”傳人——陳水扁給打破了。在台灣這個“總統”挑選“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挑選“內政部長”，“內政部長”挑選“中選會”成員，“中選會”總攬“大選”的結構下，選務的中立性受到嚴重質疑。“大選”與“公投”兩者是不是一回事，能不能、該不該在同一天舉行，法律已有明文規定，但“中選會”就是不依法辦事，它完全成了一枚橡皮圖章，任由“行政院”到處去蓋。

　　“中選會”完全喪失超然立場到了令人心痛的地步。為了讓陳水扁“公投綁大選”的策略得以成功，甚至就連人民如何領取選票的路線，都受到“行政院”干預而一改再改。這個路線最後還是遭到美國的強力介入，才改為比較合理的設計。陳水扁當局的作為，只能令人髮指來形容。做得連選舉的公平性都受到質疑，這是李登輝都不敢幹的事。也難怪從美國白宮、國務院到島內泛藍支持者，都普遍懷疑這次選舉的公平性。

　　台灣現在不只是民主出了問題，就連民主機制之一的選舉過程的公平性都出了問題。台灣的民主，已經陷入一個全面退化的進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