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對台獨，當然不止僅出於情感。但少年時代的痛苦回憶，確是我極端憎惡台獨的 一個深層情感原因。

我原籍四川。五歲隨父的工作調動而不斷“移民”：上海、武漢。12歲來到廣東。少年的我立即深深感到廣東人是那樣的排外，對“外省人”抱有一種畸形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敵視。

那時的廣東省從上到下的幾乎各級統治機構，都是“外來政權”，統治者們當然都是“外省人”，（趙紫陽就是河南“南下幹部”的某地委書記）。甚至非政權的大企業大事業單位的“統治者”，也是外省人。廣東人也許不敢當面反抗他們的統治者，便成群結夥的把詈罵天天加到那些無辜“外省人”的子女的身上。

於是上學、放學，課餘活動，走在街上，我和我的“外省”同學們耳邊就要不斷的忍受“佬松”、“佬頭含插”，“食枉廣東米”等侮辱甚至下流的嘲罵和不能不引起打架的惡作劇。打完了，被拉開了，就一定能聽到一群群人歌謠般的詛咒“佬松佬松，唔食芫蓿蔥，生在湖南死在廣東！”...和他們爭吵起來，他們的意思總是，“廣東是廣東人的地方，北方佬應該返北方不應來廣東。”

這個少年的痛對我的影響極深。從那時起，我就對廣東的排外“粵獨主義”者，發生一種特別的憎恨。我一生都堅決地認為，中國的任何一片土地都是全體中國人的，就像我四川不僅是四川人的一樣，抗戰一起，全國人民都來到了四川集聚民族力量，廣東也決不是廣東人的。我偏要住廣東，偏要吃廣東米！

廣東的這種“粵獨主義”排外，被文化大革命打亂。文革只講派性，講造反或保黨不分本省、外省。政治上雖然分裂了人民，“族群”卻倒融合了。文革後改革開放，廣東人（香港人）地位急遽上升，廣東話吃香一度大量融進了普通話，“粵獨主義”排外在廣東作為勢力才完全消聲匿跡了。

我在廣東生活奮鬥幾十年，早與廣東血肉相聯，歸化了廣東，認同了廣東，但回憶起少年時代給過我痛苦的排外的廣東人，總還會勾起深深的憤慨。

要承認，在國內時，我對台獨民進黨並不十分了解。徐水良文章《反對台獨》有一段話，可以反映我們國內相當一部分人的真實情況：

“出國以前，我曾經對他們（台獨）有相當多的同情，認為他們是因為受專制迫害的結果。目前國內的朋友大約也是這樣。但這些年的接觸，聽到他們的宣傳和講的理論多了，卻是對他們，尤其是那些頑固的台獨信仰主義者，越來越反感。他們那種不講事實，不講道理，只顧自己非理性的信仰，及由此捏造出來的歪理，實在讓人無法接受。”

來美在哈佛圖書館，才看了不少民進黨台獨媚日，仇華，罵“????”的文宣，開始引起了我的反感。發現台獨動員台灣民眾的主要精神不是反專制，而是狹隘排外主義的地域民粹。我太耳熟了。他們就像當年罵“北方佬”的廣東人一樣，惡罵“中國人”，而且更加兇惡狹隘百倍。一開始，我以為這不過是可以糾偏的認識和宣傳偏頗，才有了與民進黨與洪哲勝的《討論書》，苦口婆心勸解他們，應該只以中共為敵，以中共的專制為敵，不要以中國和中國人為敵。但卻全是徒勞，“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因為他們明白，僅以中共為敵，以中共的專制為敵，台獨的理由是不能長久的；只有以中國為敵，以中國人為敵，台獨的“理由”才能長久。

深刻剖析台獨，當然首先需要理性。但在情感上我承認我不能接受，不能忍受台獨對中國的辱罵。也許是我的情感脆弱。我實在佩服那些頂着中國民運的光環，卻可以臉不紅心不跳地去支持辱罵仇恨中國的台獨的那些人們的情感的堅定。據說他們只認“民主”。辱罵和仇恨中國，是民主。那麼，捍衛中國在台灣的存在，是不是民主？要知道，那些在台北廣場上含淚高唱着“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的代表了中國從日本手裡接收了台灣的“外來政權殘餘”，在台灣存在一天，就意味中國對台灣主權存在一天。這個全中國十三億人民的民主，你是中國人，為什麼不認？請摸摸你的良心！

2004年4月9日於美西海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