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軍事對抗的規律

　　自明末清初以來，考察約400年台灣分合離歸的歷史，不難發現某些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如果透過瀰漫在台灣問題表層的種種現代迷障，就可發見這種歷史規律仍然是支配台海局勢深層因素。

　　古今台灣割據者的行為有着驚人的相似。作為第一代被迫退出大陸的割據者，鄭成功和蔣介石對大陸都懷有深深的眷戀，渴望重返大陸。鄭成功於166 年親率大軍由吳淞口溯長江而上，直逼南京。蔣介石於1963年叫囂“反攻大陸”。到了第二代人，無論鄭經還是蔣經國都開始經營台灣，重返大陸的願望開始消失。延續到第三代割據者，便開始要求從大陸分離出來，獨立成一國，鄭克塽要求不剃髮，照朝鮮例，李登輝拋出“兩國論”。

　　從軍事層面考察，鄭成功率軍收復台灣時，荷蘭人困守熱蘭遮城長達9個月，鄭成功取勝的關鍵在於對台灣海峽制海權的絕對控制，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出一支12艘軍艦組成的增援艦隊，從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兼程趕往台灣，在台灣海峽同鄭成功的水師展開激戰，結果荷蘭艦隊被擊沉數艘，其餘逃回出發地。從而造成困守島上的荷蘭人要麼坐而待斃，要麼投降的命運。

　　1683年，康熙帝為統一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施琅率領清水師同劉國軒指揮的台灣水師在澎湖海面展開決戰，鄭氏水師全軍覆沒。很快地，鄭克塽遣使攜帶降表至施琅軍營中，清軍兵不刃血拿下台灣島。

　　除了歷史上這兩場直接攻台的戰役外，還有兩個從大戰略層面涉及海權與台灣歸屬關係的例子：由於甲午戰爭中清朝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徹底喪失了西太平上任何性質的制海權，日本則完全掌握了制海權，導致台灣被日本割去的結果。而二戰後台灣回歸中國，是因為日本軍事上徹底戰敗，而日本在二戰中走向失敗的轉折點是中途島海戰的慘敗，由此導致制海權的迅速喪失。

　　從上述發生在300多年期間的四場戰爭中，筆者在4年前總結出如下幾條帶有歷史規律性的結論：

　　一、台灣的政治歸屬取決於台海制海權歸屬的澄清。在制海權歸屬問題得不到澄清之前，台灣的政治歸屬亦無法得到澄清。

　　二、制海權歸屬的澄清，除了軍事途徑之外，歷史沒有提供第二條途徑。

　　二、歷史“長時段”要素對軍事行動的制約

　　台灣割據者驚人一致的行為、以及歷史上圍繞台灣歸屬的軍事對抗規律似乎完全驗證了法國年鑑學派的觀點，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認為：對歷史發展起決定作用的是根植於地理結構的“長時段”因素，“長時段”因素同時起着支撐和阻礙作用，作為阻礙，它對人類社會的限制是人類及其經驗無法逾越的。的確如此，幾百年來，割據台灣和台海軍事對抗的規律構成“同土地相互密切聯繫的幾乎不動的歷史……是人同自然界……頑強得仿佛不受時間侵犯的不斷重複的對話的歷史。” 而造成這種“不斷重複的對話”的地理結構僅僅是存在着一條海峽！

　　這條海峽規定這個地區的軍事行動關鍵是控制海上交通線，大陸一方若是取得海上航行的自由，就可以在島上任意一點登陸，將壓倒性的軍事優勢源源不斷送到島上去。一旦形成這種形勢，則可不戰而勝，不用在台灣本土實施決戰便可拿下。鄭成功、康熙的“以戰逼和”都具有上述的特點，若形不成上述形勢，則達不到“以戰逼和”。戰爭將呈現膠粘、消耗狀態。大陸一方若不能控制海上交通線，則只能望洋興嘆，再大的軍事優勢也無從發揮。割據者控制了海上交通線，不僅軍事安全有了保證，還可以在政治上經常隔岸扮“鬼臉”，任憑你嬉笑怒罵或捶胸頓足。

　　布羅代爾的“長時段”除了“地理結構”外，還包括人類在“地理結構”作用下的“心理結構”。台灣問題上至少反映出兩種心理結構，割據者的精神狀態和介入者的精神狀態，二者都屬於古老的精神狀態。在恐懼、求生、復仇、隔代遺忘等人性因素同地理環境（海峽）的互動中，產生了台灣割據者逃生、反攻大陸、經營本土和滋生獨立的行為模式。由恐懼、追求絕對安全的人性因素同地理環境的相互作用，產生了美國介入台灣的國家行為。由此可以看清，割據者和介入者的行為解釋所依據的並不是當代的事件，而在於歷史深處的“心理結構”。

　　這樣的解釋並非不注重當代事件對台海局勢的影響，而是力求立體地把握台海局勢。當代的事件往往是歷史的表象，歷史的“長時段”要素正是通過這些表象顯示了自己的絕對存在和決定性的作用。

　　三、軍事對抗的歷史規律還在起作用嗎？

　　回答是毫無疑問！不獨、不統、不戰、不和的現狀證明了歷史上台海軍事對抗的規律仍然強有力地支配着目前的台海局勢。

　　為什麼決出海上勝負是必要的手段？因為海戰的意義並不在於勝利或者失敗，並不僅僅停留在勝負的層面上，社會衝突理論認為：衝突有助於打破僵局，有助於雙方對自己和對方真實情況的了解，以便將自己的姿態調整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並且作出合乎現實邏輯的選擇。比如像荷蘭人和鄭克塽那樣。

　　如果今天的台海對抗仍和古代那樣，僅僅是兩方對抗，不存在第三者介入的話，相信過程和結局同古代大同小異。但由於美國作為外部勢力的強有力干預，使得問題變得複雜化起來。美國雖然強調大陸動武它要干預，變過去的戰略模糊為戰略清晰，但是，其軍事干預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即美國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進行何種程度的軍事干預充滿了不確定性，不僅大陸不清楚、台灣不清楚，可以說連美國人自己也不清楚。因此，從理論上講，美國軍事干預程度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台灣海峽的制海權歸屬無法得到澄清。根據歷史的規律，台灣的政治歸屬也就無法確認，因而也就呈現出不戰、不和、不獨、不統的局面。這樣的局面本身也就證明了以往台海對抗的軍事規律今天仍然在起作用。

　　四，能否超越規律？

　　如果說當今台海軍事對抗同古代有什麼變化的話，也就是水面艦隻的交戰換成了飛機交鋒，導彈對抗以及潛水艇攻擊與反潛水艇戰。制海權必須通過制空、制導、制潛來達成。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軍事技術飛速發展所致。所謂制海權的定義就是：能夠使一方在海上自由航行而另一方不能自由航行。在陸戰中，奪取戰區上方的制空權也就奪得了制陸權，但奪取台灣海峽上空的制空權並不等於奪得了制海權，還要同時制約住對方的潛水艇、地對空導彈、反艦導彈才能真正算得上掌握了制海權。當代軍事技術已經將制海權的爭奪變得複雜化，傳統的艦對艦對抗演變成空、地、海上、水下的全方位對抗，但萬變不離其中，奪得制海權的一方便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所以自古以來的台海作戰原則、基本作戰規律並無變化，只是作戰形式更加複雜了，也就是說今天的台海作戰仍然受到歷史“長時段”因素的制約。

　　通過揭示古今割據者行為、台灣歸屬的前提、軍事對抗規律和作戰原則驚人相似，以及隱蔽在這些現象深處的歷史“長時段”要素，恐怕也就理解了台灣問題解決的艱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