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戰略是美國全球戰略和亞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在美國的對外戰略中，中國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國。將中國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與中國合作對付恐怖主義等共同威脅和解決地區問題，儘可能擴大美國商界在中國市場的份額，促使中國社會向美國希望的方向轉變，防止中國未來成為可能在歐亞大陸挑戰美國的對手，是美國當前對華戰略的五個基本出發點。

　　冷戰結束後美國對華戰略的演變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迄今為止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老布什政府時期對華戰略（1989年至1992年）

　　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可以說是最了解中國的美國總統之一，1974年至1975年曾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他是放棄了擔任美國駐英國或法國大使“這一令人垂涎的要職”的機會，而主動要求來北京出任這一職務的。老布什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他認識到“一個新的中國正在出現。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在未來的歲月中將是至關重要的。無論對美國的亞洲政策還是全球政策都是如此。”(《布什自傳》，郭爭平等譯，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6頁。)儘管他認為“去北京是一個挑戰，這是通向未知之地的旅程。”(同上。)鄧小平曾提到，他（老布什）在北京當聯絡處主任期間“騎自行車逛街”(錢其琛：《外交十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頁。)。1989年1月布什就任總統之初，基本繼承了里根總統聯合中國對付蘇聯的戰略,並想擴大與中國的戰略關係。1989年2月下旬他在日本參加裕仁天皇的葬禮後對中國進行了工作訪問，創造了美國總統上任後第二個月就訪華的紀錄。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後，布什總統發表聲明，對中國政府所採取的平定政治風波的行動大加指責，宣布對中國施加一系列制裁措施。

　　不過，制裁中國實際上並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和長遠利益。因為當時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中美兩國在抗衡蘇聯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國孤立中國，未必有利於其自身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布什總統幾次私下向中國傳遞口信，表明他重視中美關係，並解釋說對中國的制裁是在美國國會和社會壓力下採取的行動，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諒解(錢其琛：《外交十記》，第170頁。)。其後，布什總統又派遣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斯考克羅夫特作為總統特使於1989年7月1日至2日秘密訪華。鄧小平接見了他並進行了深入交談。通過中美兩國領導人的努力，防止了中美關係的進一步惡化，為兩國關係的恢復和發展打下了基礎。

　　布什政府對中國實施“接觸戰略”，堅持與中國保持接觸，表明美國已認識到從美國利益出發，與中國保持接觸的重要性和孤立中國的危害性。布什總統堅決抵制了美國國會等勢力要求取消對華最惠國待遇、孤立中國的主張。1989年12月9日，斯考克羅夫特作為總統特使再次訪華。這一次訪問是公開的，實際上打破了美國關於不與中國高級官員打交道的禁令。布什政府的對華“接觸戰略”有利於中美關係的穩定和恢復。但這一戰略帶有由冷戰時期向冷戰後過渡的明顯痕跡，具有兩重性。一方面，開始突出與中國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矛盾，以民主、人權問題為由對中國進行全面制裁，而且布什總統在競選連任期間宣布將授權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違反了中美《八一七公報》，表明美國在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後，認為不再需要利用中國抗衡蘇聯，在戰略上對中國的需求明顯降低。另一方面，美國仍不願完全失去中國的戰略合作，努力與中國保持接觸，後來還希望中國能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方面與美國進行合作。

　　（二）克林頓政府時期對華戰略（1993年至2000年）

　　儘管克林頓在1992年競選總統期間曾攻擊老布什政府的對華“接觸戰略”，但他上台後經過半年的政策評估，仍決定對中國採取“接觸戰略”。不過，克林頓政府初期的“接觸戰略”與老布什政府的“接觸戰略”有所不同，它強調通過接觸和壓力迫使中國向美國希望的方向轉變，而不是主要尋求與中國保持戰略合作關係。這主要是由於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後，美國一部分人錯誤估計中國的形勢，認為中國也會步蘇東國家後塵。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粉碎了“中國崩潰論”。1995年中國對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進行了堅決鬥爭，並於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進行了兩次大規模導彈發射演習。這些行動極大地震動了美國，促使美國國內關於對華政策的大辯論進入高潮。“辯論的結果是，美兩黨主流派形成一個基本共識：中國的崛起和強大難以阻擋。‘孤立’和‘遏制’中國不是上策，而與中國保持‘接觸’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同上書，第309頁。)�ピ谶@種情況下，克林頓政府不得不調整對華戰略。1996年5月，克林頓總統在關於亞洲政策的講話中宣稱：“促使中國成為一個安全、穩定、開放和繁榮的國家，一個接受國際不擴散和貿易規則、在地區和全球安全倡議方面給予合作、越來越多地尊重自己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這直接關繫到美國的利益。”(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s speech on asian policy, may 23, 1996. http://www.whitehouse.gov )其後，克林頓政府由側重強調對華施壓的“接觸戰略”轉向接觸加防範、以接觸為主的“全面接觸戰略”。中美關係逐漸恢復和發展。1997年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和1998年克林頓總統訪問中國，確定了兩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方向。但1999年美國在科索沃戰爭中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卻使中美關係一度嚴重受挫。克林頓政府對華“接觸戰略”是其“參與和擴展”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克林頓政府官員對中國的定性是“非敵非友”，明確反對將中國視為冷戰後美國敵人的看法和觀點，並強調以中國為敵的危害性。時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說：“把中國視為敵人就會使中國成為敵人”(〔美國〕約瑟夫·奈：《與中國接觸是美國的最明智之舉》，載《國際先驅論壇報》1997年9月15日。)。

　　（三）小布什政府時期對華戰略（2001年至今）

　　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競選總統期間，將中國稱為“戰略競爭者”。他擔任總統後不久就發生了中美軍機相撞事件，中美關係落到低點。同時，隨着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綜合國力迅速發展，美國有一些人擔心將來中國強大了可能對美國的領導地位構成挑戰。布什政府中的某些“鷹派”甚至認為，中國將來肯定會對美國形成威脅，從現在開始就要對中國進行遏制。因此，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國對外政策的最優先考慮之一就是防止中國未來成為美國的對手。在2001年3月下旬與布什總統的談話中，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認為，亞太地區在21世紀最有可能成為美國的主戰場，因為在俄羅斯國力式微的情況下，“中國將取代俄國成為美國未來最主要的潛在敵人”(david a. shlapak,“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china�瞭aiwan bala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ume 23, no.3, june 2001, p.15.)。這促使布什政府在上台初期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2001年4月下旬，布什總統批准向台灣出售包括4艘“基德”級驅逐艦、8艘柴油動力潛艇和12架p-3c反潛巡邏機在內的一大批先進武器，並公開宣稱“美國將採取一切手段保衛台灣免遭中國大陸攻擊”(the washington post,�玜pril 30, 2001, p.1.)。

　　但另一方面，美國許多人，包括兩黨主流派和商界人士都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正待開發的潛在大市場，美中保持穩定與合作的關係將有利於美國在中國由潛在大市場向現實大市場的轉變過程中獲得巨大經濟利益，而且“中國目前正處於上升階段，從經濟的角度考慮這是好的：為了保持經濟活力，中國必須逐漸與世界經濟接軌。”(condoleezza rice,“for national interests: the reality of post�瞔old war”, foreign affairs, spring issue, february 2000.)同時，美國兩黨主流派認識到，美中兩國在保持地區穩定、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解決許多跨國界問題方面也有許多共同利益，需要進行合作。2001年7月,美國務卿鮑威爾訪華，放棄稱中國為“戰略競爭者”的說法，提出中美致力於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顯示出布什政府開始適度調整對華政策，中美關係出現逐漸改善勢頭。

　　九一一事件給中美關係添加了新的因素。中美之間在反恐問題上再一次有了共同的敵人和共同的戰略利益。這使布什政府加快了調整對華政策的步伐。2001年10月19日布什總統在上海與江澤民主席會談時表示，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而是美國的朋友。兩國領導人確定將“致力於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作為中美關係的新框架。美國政府還把中國看做反恐鬥爭中的夥伴。布什政府將反恐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要目標和對外政策的最優先事項，為此不得不尋求與中國、俄羅斯等國家的合作。布什總統將對華政策的重點轉到爭取與中國建立穩定與合作的關係方面，這有利於中美發展穩定的合作關係。

　　但這種新的共同戰略利益沒有像在冷戰時期共同對付蘇聯時的戰略利益那麼重要。在冷戰時期，中美兩國為了合作對付蘇聯可以把它們之間的分歧暫時放在一邊，而現在布什政府一方面與中國在反恐、解決朝核問題等領域進行合作，另一方面又在人權、武器擴散等方面向中國施加壓力，而且美國保持“一超獨霸”的總體戰略目標沒有變，對華合作加壓力的兩手政策沒有變，防範中國的考慮也沒有變。

　　冷戰結束後美國對華戰略的特點

　　美國對華戰略可分為安全戰略、經濟戰略、人權戰略和對台灣問題的政策。

　　（一）安全戰略

　　美國對華安全戰略是美國全球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決定美國整個對華戰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是從全球戰略的角度來看待它與中國的安全關係的。在冷戰後期，美國為了聯合中國抗衡蘇聯，與中國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冷戰結束後，中美以對付蘇聯為基礎的安全合作關係不復存在，但兩國在反恐、解決地區安全問題和非傳統安全等方面逐漸形成了新的安全合作關係的基礎。但另一方面，美國也在防範中國將來成為它的對手，並為必要時干預台灣海峽可能爆發的武裝衝突做準備。

　　1.美國的反恐戰略與中國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反恐成為美國全球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最優先事項。為此，美國尋求中國的合作。基於雙向互利的原則，中美建立了中長期反恐怖主義交流與合作機制，設立了兩國反恐工作組，定期交流看法，共享反恐情報；雙方在阻止恐怖組織洗錢和轉移資金方面進行協調；兩國達成協議，同意雙方海關人員在中國港口對運往美國的集裝箱進行預檢；中方同意美方暫時在美駐華大使館設立聯邦調查局法律辦公室，處理反恐合作事務；在中方的要求下，美方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列入美國國務院恐怖組織名單；中國投票支持了聯合國安理會反恐的所有關鍵性決議。美國國務院反恐事務協調員泰勒大使認為：“美國和中國兩國高層領導人的大力支持已經促成牢固的、多層面的和不斷發展的夥伴關係。”(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但中美在對某些恐怖組織的認定以及反恐的範圍和做法上存在分歧。中國主張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包括反對主張東突厥斯坦獨立的恐怖組織。而美國卻對恐怖主義採用雙重標準，一方面堅決打擊威脅美國的恐怖主義，另一方面卻對那些威脅別國安全但不威脅美國的恐怖組織採取姑息態度，宣稱“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決不能成為鎮壓少數民族的一個藉口”(http://www.state.gov)。

　　2.美國的地區安全戰略與中國

　　美國在地區安全戰略上既有尋求與中國合作的一面，又有防範和制約中國的一面。在朝鮮核問題、印巴衝突、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問題上，美國與中國進行了對雙方和地區穩定都有利的合作。特別是在解決朝鮮核問題上，美國對中國在北京三方會談和六方會談中發揮的積極作用“表示讚賞”。但另一方面，美國借反恐戰爭之機支持日本派兵海外，加強與印度、越南的軍事關係，在軍事上進入中亞和南亞。根據美國國防部《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美軍將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包括在西太平洋增強航空母艦的實力及增加海軍兵力，部署載有巡航導彈的潛艇；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增加空軍可以緊急使用的設施，建立燃料供給和後方支援的據點；把海軍陸戰隊裝備的儲備從地中海移到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以西太平洋發生戰事為假想實施海軍陸戰隊演習等。

　　3.美國的反擴散戰略與中國

　　冷戰結束後，美國將防止和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布什政府進一步將反擴散，尤其是將防止恐怖分子掌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最優先事項之一。為此，美國一方面與中國合作，防止恐怖分子和“問題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另一方面，美國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中國加強對軍民兩用技術出口的控制。

　　4.中美在防治傳染病領域的合作

　　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等傳染病屬於非傳統安全威脅，也是嚴重的全球問題或跨國問題。近年來，中美開始了在防治傳染病領域的合作。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專家來華與中國衛生工作人員共同防治傳染病。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向中國提供1480萬美元，幫助中國更新衛生保健基礎設施。中美在防治傳染病領域的合作已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一個新的促進因素。

　　（二）經濟戰略

　　美國對華經濟戰略是美國對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對外經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冷戰時代，美國對外經濟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從屬於其國家安全戰略，是為實現其國家安全戰略服務的。例如，在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之前，美國長期對華進行經濟封鎖和禁運，正是這種情況的表現。冷戰結束後，經濟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大大上升。克林頓政府把經濟放在美國對外戰略顯著的位置，將經濟安全作為美國外交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經濟安全的首要目標，是保證讓美國企業進入不斷擴大的全球市場。克林頓政府確定了十大“新興市場”，並將中國列為首位，宣稱美國“必須把重點放在這些國家身上”(peter behr,“offering china a carrot on trade”,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9, 1994, p. c1.該文引美國負責國際貿易的商務部副部長傑弗里·加騰的話說，美國把中國、印尼、印度、韓國、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蘭和土耳其作為“十大新興市場”。)。在這一戰略指導下，克林頓政府頂住國會的壓力，將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鈎，並促使美國國會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轉變為“正常貿易關係”。經過中國長期不懈的努力，美國最終不得不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中美政治關係雖經歷了風風雨雨、跌宕起伏，但中美經貿關係卻一直向前發展。正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所說，兩國“經濟在很多方面是互補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2003年11月5日在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舉辦的美中關係研討會上的講話。http://www.whitehouse.gov)。2002年中美貿易額達到147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第四大貿易夥伴，是美國第六大且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

　　但另一方面，中美經貿關係也存在一些障礙，美國經常利用一些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其中包括中美貿易不平衡、美國製造商面臨的市場准入、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紡織品貿易、農產品貿易、傾銷與反傾銷等。而且，2003年下半年以來，由於2004年總統選舉拉開序幕，美國一些人將中美經貿問題變為美國國內政治問題。布什政府出於選舉需要和從中國獲得更多經濟利益，對中國濫用“反傾銷”手段。同時，美國對華長期實行技術轉讓限制和保留對華制裁措施，成為影響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

　　（三）人權戰略

　　和平演變中國是美國對華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美國對華人權戰略的核心。但在不同時期，根據美國的戰略優先排序，人權戰略在美國整體對華戰略中的地位和強調程度有所不同。在冷戰後期，為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中美兩國將地緣戰略和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並不突出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但1989年政治風波後，中美在人權和社會制度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上升。隨着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美國不再需要中國制約蘇聯，遂將過去對付蘇聯的人權戰略轉而用於對付中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國施加的壓力大大增加，將人權問題作為中美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九一一事件後，中美在反恐和地區安全方面的合作突出出來，兩國在人權方面的交鋒有所緩和。雙方關於人權的政府間對話恢復，但布什政府仍經常在這一問題上向中國施壓。

　　（四）對台政策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也是惟一有可能導致中美發生對抗或武裝衝突的問題。長期以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採取“不統不獨不戰不和”的方針，企圖將台灣作為制約中國的一張牌。現在布什政府對中國大陸和台灣推行“雙軌”政策，一方面與中國發展穩定和合作的關係，另一方面以繼續對台灣承擔義務為名加強與台灣的防務關係。這使中美在台灣問題上一直存在着鬥爭。

　　小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其兩岸政策明顯向台灣傾斜。布什本人宣稱，美國應“採取一切手段”保衛台灣。2001年4月，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布什政府宣布了自中美建交以來最大宗的對台軍售案。2002年1月，美國國防部在《核態勢評估報告》中甚至準備在台灣海峽發生武裝衝突時對大陸使用核武器。這些都向陳水扁等“台獨”分子發出錯誤信號，使他們存有依靠美國的武力干涉實現“台獨”的幻想。

　　另一方面，布什政府也希望與中國保持穩定的關係。2001年6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訪問北京，兩國關係在經歷撞機事件的最低點後開始改善。九一一事件後，中美關係改善的步伐加快。2002年2月，美國總統布什訪問中國。他與江澤民主席會談時表示，美國將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布什訪華的積極成果有助於促進中美關係的穩定與雙方的合作，有助於鞏固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國際上普遍承認一個中國的基本框架，有利於海峽兩岸關係的穩定和發展。

　　但此時布什政府對台政策與克林頓政府對台政策相比，已出現一些微妙的倒退，“一個中國”政策趨向“空心化”。布什政府對台政策的三要素是“和平解決、不挑釁、台灣關係法”。正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2002年2月21日在記者招待會上所說的，“美國希望兩岸問題和平解決，雙方都不應該挑釁，而美國將履行《台灣關係法》所賦予的義務。”(http://www.whitehouse.gov)很明顯，布什政府對台政策的重點不是“一個中國”，而是強調“和平解決”和“不挑釁”，並強調《台灣關係法》。布什政府對台政策向有利於台灣方面傾斜，實際上鼓勵了陳水扁和“台獨”勢力繼續推行“漸進式台獨”。

　　2002年4月以來，布什政府逐漸認識到陳水扁對美台關係過分自信及其可能帶來的危險性，微調了過於向台灣傾斜的兩岸政策。美國在台協會理事會前主席白樂崎就公開告誡台灣慎防對台美關係過分自信，而應合理“拿捏分寸”(白樂崎：《對美關係台灣慎防過分自信》，載台灣《自由時報》2002年5月12日。)。因為如果海峽兩岸爆發戰爭，將使美國處於十分尷尬和棘手的境地。而且，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改變了將防範中國作為其亞太戰略中最優先事項的做法，而將反恐作為對外戰略中的頭等大事，因此需要中國的合作和保持一個穩定的中美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布什政府開始對其兩岸政策進行微調，“從偏鋒走向中間”(《沃爾福威茨：美“反對”台獨》，載〔美國〕《世界日報》2002年5月23日。)。2002年5月15日，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在新加坡公開表示：“美國無意也不想讓台灣自大陸分離”(同上。)。同月29日，沃爾福威茨在被問及這句話的意思時說：“我認為那是另一種反對台灣獨立的方式”(華盛頓中國論壇社社長陳有為：《布什政府對華政策往回擺動》，載〔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年6月20日。)。他還表示，布什總統已經非常清楚表明美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也就是說，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但我們也同時強烈反對任何以武力解決（台灣）這項議題的企圖。”(同上。)布什政府官員認為，其兩岸政策實際上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國，兩個原則”，既反對台灣獨立，又明確反對大陸對台使用武力(同上。)。這實際上是由過去的“戰略性模糊”政策轉為“戰略清晰、戰術模糊”政策。

　　2002年8月3日，陳水扁公然鼓吹“一邊一國”論，企圖試探祖國大陸和美國政策的底線。由於陳水扁事先未與美國商量，就貿然拋出“一邊一國”論，使得布什政府非常惱火。而且，布什政府當時將反恐作為全球戰略的最優先事項，正在準備軍事進攻伊拉克，因此對陳水扁此舉可能打亂其戰略部署的不滿溢於言表。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雖然在台灣島內得分，但在美台關係上失分。陳水扁與布什政府的“蜜月期”就此結束。

　　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後，布什政府將其兩岸政策又稍向中間微調了一點，表示“台灣前途要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克林頓政府在任期末期曾提出“台灣前途要由台灣人民決定”。布什政府的新提法比克林頓政府的提法有所進步，實際上也是對陳水扁鼓吹“公投”並企圖以此實現“台獨”的回應。

　　2003年9月，陳水扁宣稱2006年要催生台灣新“憲法”，後來又稱新“憲法”版本須經“公投”決定。對此，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10月在布什總統赴曼谷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前表示，美國對台政策非常清楚，就是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任何人不要單方面改變現狀(http://www.whitehouse.gov)。白宮官員還在胡錦濤主席和布什總統在曼谷會晤後的新聞公報中，明確把美國“不支持台獨”的立場進一步表述為“不支持台灣走向獨立”(ibid.)。這表明美國對“台獨進程”也感到擔心並進行干預。2003年10月，布什總統在曼谷會見胡錦濤主席時，再次重申了“一個中國”和反對“台獨”的立場(《人民日報》2003年10月20日。)。2002年10月在文萊和2003年10月在曼谷布什稱陳水扁是“麻煩製造者”，說明他“已看透了陳水扁”(《環球時報》2003年10月29日。)。

　　2003年12月，台灣“立法院”通過“公投法”後，陳水扁宣布2004年3月舉行“防衛性公投”。布什總統在會見訪問華盛頓的溫家寶總理時表示，反對台灣當局任何改變台灣地位的言行。同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莫健訪台向陳水扁轉交了布什的私人信件，布什在信中要求陳水扁不要就台灣的主權問題舉行公投。

　　但是，美國利用台灣防範和牽制中國的一手仍在繼續。布什政府從“雙軌”政策出發，要求台灣加強防務，繼續發展與台灣的軍事合作。美國現在重點加強美台聯合偵察系統以及美台聯合作戰時的協同能力，將重新構建雙方c3i（指揮、控制、通信和情報）系統相互聯繫所需的“密碼”系統。美國還大力落實批准向台灣出售的“基德”級驅逐艦、柴油動力潛艇和p-3c反潛巡邏機等，並向台灣推銷“愛國者-3”型反導彈系統。

　　美國反華親台派中的極少數人企圖以“民主”牌來否定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提升美台實質關係。有的國會議員正在為美台締結自由貿易協定一事積極活動，國會還為此事舉行了聽證會。他們和台當局都企圖以締結美台自由貿易協定來抵銷和削弱大陸對台灣的經濟和政治影響，並以美台經濟合作來促進美台政治關係。這些都會給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帶來消極影響。

　　美國對華戰略的內在矛盾與制約因素

　　美國對華戰略存在嚴重的內在矛盾，這實際上也成為制約這一戰略的因素。

　　（一）戰略目標與戰略心態的矛盾

　　美國的對華戰略目標既有很大的連續性，在不同時期又有一些重要變化。1899年，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在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時宣稱，美國政府政策的目標是尋求“使中國獲得永久安全與和平，保持中國的領土與行政完整，保護各友邦受條約與國際法所保障的一切權利，並維護各國在中國平等公正貿易之原則。”(轉引自李長久、施魯佳主編：《中美關係二百年》，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頁。)這裡的要點有兩個，一個是希望看到一個和平與穩定的中國，二是要在中國獲得儘可能大的市場，兩者是相互關聯的，其中第一個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第二個目標服務的。此外，當時美國在華的傳教士以真誠和傲慢相混合的態度，企圖把美國文明和價值觀傳播於中國。這兩個要點構成了美國對華戰略的三個基本目標。冷戰結束後，特別是九一一事件以來，隨着中國的發展和在國際上作用的增強，美國又企圖將中國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並與中國合作反恐及解決一些地區安全問題。

　　1995年10月，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表示，一個強大、穩定、繁榮、開放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朱夢魁等：《江主席與克林頓總統正式會晤》，載《人民日報》1995年10月26日。)。2002年4月，布什總統在清華大學演講時說：“中國正在走一條上升之路，美國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興起”。(http://www.whitehouse.gov)九一一事件後，布什政府又強調美國將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進行合作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說：“我們歡迎中國的興起。我們不會感到受威脅。我們鼓勵中國的興起。”(美國國務卿鮑威爾2003年11月5日在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舉辦的美中關係研討會上的講話。http://www.whitehouse.gov)

　　但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的一些保守派在心態上仍停留在冷戰時期的“零和”遊戲模式，他們擔心中國將來強大了會成為美國的威脅。例如，美國亞太安全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丹尼·羅伊宣稱：“中國在提高自身強國地位的同時正悄悄破壞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並為將來可能發動的一場挑戰奠定基礎。”(daniel roy,“china's response to u.s. dominating position”, survival, autumn, 2003,p.28.)這種心態與美國政府所宣稱的對華戰略目標是矛盾的，不利於中美之間發展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

　　（二）戰略框架與政策選擇的矛盾

　　在克林頓政府時期，中美以建立兩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作為雙方關係的戰略框架。布什政府放棄了這一框架，代之以“致力於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作為中美關係的新框架。這一新框架需要不斷充實豐滿並發展成為中美長期戰略穩定與合作機制。同時，雙方必須開始為發展中美關係奠定一個新的、更牢固的基礎。

　　但是，美國對華戰略中的兩手政策對中美建設性合作框架的充實和發展產生阻礙作用。例如，美國在與中國合作反恐、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同時，仍在對中國進行防範和制約，甚至準備在必要時對中國進行遏制。因此，美國政府對發展中美長期戰略穩定與合作機制並不持積極態度。中美之間原來存在的一些問題，如經貿問題、人權問題、武器擴散問題等都還存在，只不過重要程度有時有所下降，布什政府仍經常利用這些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

　　（三）美國對台政策的內在矛盾

　　美國雖然宣稱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但實際上長期以來對台海兩岸推行“雙軌”政策，這一政策存在着深刻的內在矛盾。一方面，美國希望中美關係穩定及海峽兩岸保持和平，因為如果兩岸爆發戰爭，美國將陷入是否進行軍事干預以及如何干預的兩難境地。如果美國不干預，它在亞太地區的信譽度將大大下降。如果美國進行干預，它又不能確定會遭受多大傷亡。美國認為，台灣只是美國的重要利益所在，而不是美國的關鍵利益所在，“美國不會給台灣一張空白支票，讓台灣隨意用美國青年的鮮血填寫”(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傅利民1995年4月1日在美國大西洋理事會主辦的研討會上的發言。)。

　　但另一方面，美國將台灣作為制約中國的一張牌。現在美國有一些人企圖在台灣海峽兩岸搞平衡，甚至搞“蹺蹺板”手法，即先向一方傾斜，然後再向另一方傾斜，如此反覆，使兩岸相互制約，以便從中漁利。美國某些強硬派人士甚至打着支持民主的幌子支持台灣分裂勢力。近年來，美國加強美台軍事關係，提升台灣軍事能力，向台灣出售大量先進的武器裝備，使美台已實際上成為“準軍事同盟”。為了促使台灣購買美國的昂貴武器，美國國防部甚至有意誇大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脅”。這些所作所為是違反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是向“台獨”分子發出錯誤信號，促使他們採用“切香腸”的方法企圖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增加了在台灣海峽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而爆發戰爭卻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也不符合美國對台政策的目標。

　　（四）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的矛盾

　　美國一向標榜“自由貿易”，並以此為理由要求其他國家對美國開放市場。

　　小布什當選總統後，曾將努力實現一個沒有貿易壁壘的世界作為其政府外交政策遵循的六條準則之一。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美國一直要求中國切實履行開放市場的承諾。實際上，近年來，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美國對華出口大幅增長，而且還在發展。2001年，美國整體出口下降了2.5%，而對華出口卻增長了18.5%；2002年，美國整體出口下降了4.9%，對華出口增長了15%；2003年1至9月，美國整體出口增長了2%，對華出口則增長了18.52%。

　　但是，隨着近年來美國外貿逆差的增加和失業率的居高不下，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上升。2004年美國大選的臨近，又使中美貿易問題成為美國國內政治問題之一。一些人指責中國的出口造成美國失業率增加，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

　　2003年11月，布什政府宣布對中國三種紡織品的出口設限，並對中國彩電出口進行反傾銷調查。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最終也有損於美國自己的利益。

　　中美在經貿領域相互依存、互利共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中美兩國經貿合作正面臨一個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雙方應該以發展、平等、互利的精神，通過擴大經貿和平等協商來化解分歧，發展中美公平貿易和經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