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半年的短短3個多月時間裡，北京先後迎來了4位歐盟的高級別領導：先是歐盟貿易委員拉米；然後是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索拉納；本月初，歐盟委員會科研委員菲利普·比斯坎也來到了中國；今天(13日)，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也加入了訪問中國的行列。
　　
　　沒有“美國式”的張揚，也沒有“日本式”的頑固，歐盟正在“安靜”而穩定地發展歐中關係。除了每年一度的中歐領導人會議外，中歐高層頻繁的互訪，意味着雙邊關係正在走向成熟和緊密。

　　就在5年前，“歐盟”給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可能還是“幾個發達的歐洲國家組成的一個國際組織”；短短幾年之後，無論是“歐盟委員會”、“歐盟理事會”，還是“索拉納”、“普羅迪”，許多中國人已經對這些政治名詞耳熟能詳了。在不知不覺中，中歐經貿關係間的熱度已經傳遞到中歐政治關係，中歐關係已經躍上了“戰略夥伴”的層面。正如普羅迪行前所說的：“目前是中歐關係史上最好的時期。”

　　中歐“戰略夥伴關係”的迅速提升，固然是因為中歐經貿關係突飛猛進、民間需求增加以及雙方政治家的推動，但中國和歐盟各自的發展和國際背景的改變，卻是推進中歐關係的最根本動因。

　　首先，歐盟已經不僅僅是國際舞台上一個“經濟巨頭”。隨着實力的增長和一體化的深入，歐盟對國際政治和安全事務的興趣明顯增大。“外交”原是一個國家神聖不可侵犯的主權，但在一體化進程中，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在外交上的協調力度加大。1999年歐盟設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這一職位後，歐盟“用一個聲音說話”的目標正在加快落實。如果《歐盟憲法》今年獲得通過，歐盟還可能設立“外交部長”一職，“歐盟統一的外交政策”屆時將更加現實。

　　受其影響，歐盟發展與中國的政治關係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98年歐盟通過的對華政策文件《與中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中，明確指出歐盟將“提升並擴大與中國的政治對話”。2003年10月歐盟通過的名為“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歐中關係中的共同利益和挑戰”的戰略文件，更是把中歐關係提升到了戰略的層次。

　　其次，歐盟積極發展“獨立的外交和防務”，改變了過去在國際事務中“看美國臉色行事”的狀況。近年來，尤其是伊拉克戰爭後，歐盟與美國在國際問題處理原則上的分歧日漸明顯。1999年歐盟首腦會議決定成立“快速反應部隊”後，歐盟奉行“獨立”外交政策的底氣變得更足了。

　　在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問題上，美歐態度的截然不同，最能體現出歐盟擺脫美國控制的堅定決心。美國堅持認為，中國自1989年以來，“民主”和“人權”狀況沒有改善，因此不斷向歐盟施壓，力圖使歐盟的“解除禁令”努力失敗。但歐盟在對中國“民主”和“人權”的評價上公開與美國唱反調，索拉納、普羅迪和彭定康都表示，近15年來，中國在“民主”和“人權”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是討論‘解禁’問題的時候了”。雖然最終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還要經過複雜的程序，而且也存在不小的阻力，但歐盟坦承事實、頂住美國壓力的勇氣，有力地證明了歐盟“獨立”外交和防務的決斷力。

　　第三，歐盟對世界格局的判斷和處理國際問題的方式，與中國非常相似。50多年的歐洲一體化過程，是成員國之間合作、談判、妥協的過程，歐盟政策的形成，也是經過所有成員國的討論、協調最終形成決議。合作和對話解決問題已經形成了“歐盟特色”。歐盟把這一“特色”適用於國際事務，就是奉行“多邊主義”，強調政治對話和多邊合作解決爭端，遵守共同的“遊戲規則”。

　　強調“多邊主義”的“歐盟特色”，與強調“先發制人”、“單邊主義”的“美國特色”形成鮮明對比。“道不同不相與謀”，這正是歐美分歧有擴大化趨勢、而歐中關係迅速接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現在的“反恐鬥爭”是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歐盟與中國都認為“反恐”不是戰爭，反恐要加強國際合作，要標本兼治，同時還要避免人民受到傷害；美國則認為“反恐”是場戰爭，哪裡發現“恐怖蹤跡”，美軍就打向哪裡。

　　第四，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貫徹，也為中歐關係提供了深化的“土壤”。近一年來，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在外交上正逐漸改變“被動反應式”，轉向“積極參與”，主動尋求多邊合作。去年10月，中國政府首次發表了《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這正是“外交主動性”的表現。索拉納多次表示，中國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歐盟歡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與中國實力相稱”的作用。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將有利於我們(中歐)開展更加高效的合作，建立更為廣泛的國際共識，共同應對國際上新的問題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