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雲
近讀趙無眠先生的大作《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很受啟發。特別是關於汪精衛政
府的一節，趙先生提出汪精衛是愛國者的嶄新論點，讓人耳目一新。讀完趙先生的
文章感想很多，因此也想談一下自己對汪精衛政府的看法。
一、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認為日本偷襲珍珠港，向人口、資源、工業生產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國發
動戰爭，是一種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為。但這種觀點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後諸葛
亮”。要知道戰爭的勝利不僅僅取決於“物”的方面，還取決於更重要的“人”的
方面。如果戰爭總是“物”的方面占優勢的，人多、槍多、錢多的一方取勝的話，
人類的歷史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古今中外的戰爭歷史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
例比比皆是。這些戰例的成功都是依靠發揮“人”的優勢來彌補“物”不足。
赤壁之戰時，孫權以5萬兵力向曹操71萬大軍挑戰，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為？
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向清國、俄國宣戰時，日本的國力都遠遠遜於中國和俄
國，日本是依靠“人”的優勢取得了以弱勝強的勝利。二戰時日本的國力固然遠遠
遜於美國，但絕不是說日本就沒有戰勝美國的可能，只能說美國戰勝日本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日本發動對美偷襲，其實就是現在中國所謂的“超限戰”思想，弱者要
想戰勝強者，就不能遵守強者們制定的所謂“戰爭規範”。
二戰前世界上有兩大陣營：“英法美”和“德意日”。從人口、資源、工業生產能
力等“物”的方面來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國占絕對優勢。但戰爭就是一種
賭博，在“物”方面的劣勢者就象口袋裡沒有多少錢的賭徒，他們要想賭贏腰纏萬
貫的闊佬，只能採用“孤注一擲”的賭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輸。“德意日”孤注
一擲向“英法美”挑戰，也就抱着這種大嬴大輸的心裡。當然“德意日”的確有戰
勝“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將領們少犯一些錯誤，如果“英法美”的
將領們多犯一些錯誤，二次大戰的勝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勝利其
實不過是一種“險勝”。
在中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陣營正處於緊張的對峙中，
當時人們根本無法預測哪個陣營會取勝。蔣介石賭“英法美”取勝，堅持抗日戰
爭；汪精衛賭“德意日”取勝，主張對日講和。如果我們不以“勝者王侯敗者賊”
的歷史觀來評判汪精衛的話，當時汪精衛對日講和的行動並不是什麼賣國行為。如
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取勝的話，中國如果站在“英法美”陣營一邊，就不可避
免要作為戰敗國受到割地賠款的慘烈制裁，那時中國可能真要被併入日本的一個
省，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就要劃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與日本講和，中國就可以避免
成為戰敗國的割地賠款苛刻制裁，還可以讓中華文化苟延殘喘下去。這就是汪精衛
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轉變
汪精衛是1905年發起成立同盟會的元老，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衛
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孫中山逝世後接任國民黨主席。雖然被掌握軍
權的後起之秀蔣介石奪取了實權，但汪精衛在黨內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蔣介石之上。
汪精衛並不是一開始就主張對日講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介石的
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衛是主張抵抗的主戰派。當時的愛國學生把汪精衛當作愛國
領袖，1931年12月5日全國愛國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請當時正下野的汪精衛還政，
他們打出的標語是：“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
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即日收復東北失地的汪先
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衛在接見全國高校學生代表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
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衛進一步闡述他的對日方針說：
“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
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汪精衛在高呼抗戰的民意之
下，再次還政擔任行政院長。
汪精衛上台後公開發表講話，主張懲罰不抵抗而退卻的張學良，蔣介石等人卻不同
意懲罰張學良。汪精衛一怒之下提出辭職，但國民黨中委會不同意汪的辭職。由於
汪精衛不掌握軍隊，無法插手軍事方面的“抵抗”，此後汪只好專門負責“交涉”
的方面。汪精衛批評張學良的不抵抗退卻時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
陷，實不成話。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今日以後抵抗
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當時汪精衛本指望中國軍隊的積極抵抗，會引起英美法等列強的出面干涉，譴責日
本違反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為。然而英美法
只是口頭上譴責了一下日本，並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這也變相地鼓勵了
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使日本更加無所顧忌地侵略中國。此後汪精衛開始對英美
法等民主國家失望，同時中國軍隊在“九一八”後的怯戰表現，也讓汪精衛深深失
望，使汪精衛的對日方針從“主戰”一百八十度轉變為“主和”。
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被刺受傷後，暫時離開政壇出國療養。1936年12月12日西
安事變發生後，汪精衛應國民黨中央之邀緊急歸國。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
日軍全面入侵中國。英美法等國不但沒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為，甚至還拒絕向中國
提供武器。由於中國是窮國，沒有現錢買武器，只能通過借款的方式買武器。當時
只有德、意和蘇聯肯向中國提供借款，賣給中國武器。
1938年汪精衛在對某軍事院校的師生演講時說：“外交的問題，看起來很複雜，
說起來又很簡單。有人懷疑我們和德、意的關係，對於這種懷疑，值得去解釋，也
不值得去解釋。我的說明只有一點：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已足夠我們
對付了，我們不必再惹第二個。如果墨索里尼願意幫助我們建立空軍，希特勒肯賣
軍火給我們，我們為什麼不能和德、意做朋友？”。“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
妨把秘密向大家公開一下，各位不要以為有錢就可以向民主國家買到軍火。上次國
聯開會之後，我們拍電報派郭泰祺、顧維鈞、王正廷三人向歐美各國接洽，結果並
沒有得到收穫。有人告訴我們的外交官，說他們現在沒有軍火出售，等到三年以
後，他們自己準備齊全了，再讓一些給我們。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嗎？羅斯福更是
滑稽，他說他可以賣軍火給我們，但是要現錢。我們的大使說：中國是個窮國呀，
哪有金子呢？羅斯福說：沒有金子，拿白銀來好了。咳！白銀不是錢嗎？”
抗戰爆發後英美法對中國的冷漠態度，以及中國軍隊的屢戰屢敗，使汪精衛產生了
只有對日妥協才能救中國的思想。在1938年，中國的抗戰根本看不到勝利的影子。
當時誰能預料到1940年美國會經濟制裁日本？誰能預料1941年美國會向日本宣戰？
誰能預料1945年日本會戰敗投降？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今後不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蔣
介石則宣布抗戰到底。此後汪精衛屢屢試圖說服蔣介石與日本講和，連續給蔣介石
寫了十幾封信，力主對日講和。其實蔣介石也並非絕對不願意和日本講和，只是客
觀形勢不允許他唱講和的低調。蔣介石在舉國上下高唱抗戰到底的愛國風雲中，不
得不附和民意，而且還要把愛國的調子比別人唱得更高。汪精衛認為蔣介石高唱抗
日和他以往的所為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願走的道路。
周佛海後來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戰是倒蔣的
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
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着蔣先生鑽牛角尖。
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在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
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1938年6月武漢廣州陷落後，國民政府退守重慶。汪精衛開始公開批評抗日派，他
說抗日派是“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汪精衛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
實地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地
承認打敗仗，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
來”。當愛國華僑陳嘉庚提出：“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的提案時，汪精衛爭
辯說：“總理（孫中山）常說和平救國。如果談和就是漢奸國賊，那麼總理也是漢
奸國賊了”。汪精衛說：“抗戰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
給了共產黨游擊隊。抗戰只有一條路：亡國。此外還有一條“和”的道路，我們應
該拿出抗戰的決心和勇氣來講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為
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台，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
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對華聲明後，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
取和日本實現停戰。汪說：“我們應迅速連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
“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
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況下，汪精衛決定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
汪精衛乘蔣介石去陝西參加軍事會議不在重慶的時機，12月18日以外出演講為
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
汪精衛離開時給蔣介石留下了長文的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
同，但目的都是為了救國。汪精衛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
愛國氣氛下，走高唱抗戰的道路當然比較容易，而走與日本講和的道路就比較艱
難。所以汪精衛對蔣介石說：你去領導容易的抗戰吧，我來承擔艱難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為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是因為貪生怕死，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汪精衛本來
已和蔣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後方重慶。如果汪精衛和蔣介石一起高唱抗戰的
話，絕不會有任何生命危險。相反汪精衛要逃出重慶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
的危險。汪精衛逃到河內後，被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打死了他的秘書。如果不是汪精
衛的秘書主動要求和汪對調房間的話，汪精衛早就喪命河內了。所以汪精衛的“和
平工作”，是冒着生命危險的賭博，絕非一般貪生怕死之徒敢為的。
三、汪精衛政府的客觀作用
汪精衛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維新政府，使中國在國際處於非常絕妙的位置。一半
中國人參加英美法陣營，另一半中國人參加德意日陣營。如果英美法取勝，蔣介石
代表中國作為戰勝國，接受汪精衛政權；如果德意日取勝，汪精衛代表中國作為戰
勝國，接受蔣介石政權。中國是二戰中唯一的無論如何都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
家，這使中國避免了萬一戰敗而陷於割地賠款、甚至被分割亡國的絕境。大概也只
有中國人才能想出這種絕頂聰明的生存之道，讓洋人們嘆服。
汪精衛的維新政府除了使中國成為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外，還從側面拯救了
蔣介石和共產黨。因為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和平條約，滿足了日本人所要
求的停戰條件，才使日本沒有繼續向蔣介石發動進攻。如果沒有汪精衛代表中國和
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日軍不可能找到一個有面子的停戰理由，必須繼續進攻直到消
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後再沒有對退居重慶的蔣介石政府發動大規模
進攻，就是因為汪精衛已經代表中國與日本講和。
有人說1939年後日本沒有發動大規模對華軍事行動，是因為日本的戰線太長，兵
力不足。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後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幾百萬兵力全線出擊，
大舉進攻東南亞。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華戰爭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
過七、八十萬。只要日本再投入200萬軍隊，打下重慶延安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正因為汪精衛代表中國與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關係，日本才沒有繼續進攻重
慶。蔣介石和共產黨能在8年抗戰中生存下來，靠的並不是國共兩黨軍隊的頑強
抵抗，而是靠汪精衛的“賣國”解圍。
另外汪精衛政府除了“雙保險救國”方面的意義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
為。戰後國民政府號召敵占區老百姓“憶苦思甜”，揭發汪精衛政府為虎作倀，迫
害人民的罪行，但實在沒有找到什麼值得搬上桌面的東西。相反敵占區人民在汪精
衛政權下的生活還過的去，基本生活物質供應穩定，市場物價平穩，沒有聽說老百
姓吃不上飯，大量餓死人的事件發生。而蔣介石“還都”以後，倒是通貨膨脹物價
飛漲，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衛時代還下降了一塊。後來共產黨在文革時搞“憶苦思
甜”的訴苦大會，也很少聽說有人控訴日偽時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衛統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證，沒有出現發行
糧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沒有“知青”市民下放農村的拆散家庭，比共產黨政府的
政績還要好一些。沒有汪精衛政府和日本人爭物資，保證敵占區人民的吃飯穿衣，
敵占區人民怎麼可能捱過八年的漫長歲月？假如當時沒有汪精衛等人和日本人合
作，日本兵把敵占區的物資全部搶光燒光，敵占區老百姓即使逃過日本兵的子彈，
也逃不過餓死凍死的命運。汪精衛政府與日本人爭物資，至少拯救了上千萬中國老
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從來沒有人主動要求當別人的奴隸，也沒有人會主
動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為奴隸，成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於迫不
得已。如果認為汪精衛是自願主動地、心甘情願地當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將是
對普遍人性的錯誤理解。
客觀地講，汪精衛成為漢奸是他把賭注壓錯了地方。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勝利的
話，汪精衛就會把蔣介石作為美國走狗漢奸推上審判台，我們今天也要認真學習
《汪主席文選》了。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客觀地評判歷史人物，一定要本着
一個最基本原則：“不以成敗論英雄”。
2000年5月2日寫於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