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 月15日中午12時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體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計，靜靜地聽一段廣播講話。那是一個斷斷續續、語氣既堅定又無奈、比實際年齡要蒼老疲憊得多的聲音，那是他們的天皇的聲音。他宣布，接受盟國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將他這份用文言文發表的“休戰”書直白地翻譯出來也就是，日本無條件投降。

複雜的感情：仇日還是憎美

整個日本一片震驚，隨後是傷心屈辱、惶恐茫然。一個又一個有淚無聲或聲嘶力竭捶胸頓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進自己的肚腹，顢頇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邊，尤其是中國，卻鞭炮鑼鼓一片歡騰。戰爭結束了，而且是中國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晚清以來一百年民族失敗的恥辱史終於畫上了句號。這個自參與八國聯軍打下北京，就一直在龐然大物的中國面前兇惡、狂妄、刁蠻、殘暴地跳來跳去鬧騰個沒完的小個子國家，乖乖認輸了！縱觀二十世紀，如果說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驕傲和慶賀的話，那就是抗戰的勝利。中國人站起來了，雖然他後來又站起來了好幾次；中國摜掉了扣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雖然他註定還要在貧窮、動亂和飢餓中繼續熬過漫長的歲月；但畢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任人欺凌宰割，畢竟與美蘇英法一道躋身於“世界五強”。

也許不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能夠體會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負，民族的自卑和自賤，多少年以來，而且還將不知多少年地左右着我們的情緒、觀念、自我定位、心態和生態。在別的國家眼裡，中國人真是難以理解。一方面，對戰敗國抱着“以德報怨”的寬宏大量，將大批侵略軍優先用軍艦送返日本，只對極少數戰犯提出起訴，放棄巨額戰爭賠款；另一方面，又為對方老是以怨報德、忘恩負義而激忿，什麼參拜靖國神社、拒不公開認罪、篡改歷史教科書、釣魚臺島糾紛、極端右派分子的言論和表演、電腦軟件《提督的決斷》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舊恨。一方面，大量回憶和描寫抗日戰爭的出版物、影視作品，大屠殺紀念館，慰安婦的控訴，民間索賠，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慘痛的過去；另一方面，卻多少表現得有些“餛飩挑子一頭熱”地跟日本套近乎，發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複雜的，——對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聽到美國大兵強姦日本少女，心裡頭又象鄰村的二妞教洋鬼子糟蹋了一樣不好受；滿心信任和稱讚日本商品的同時，打心眼兒里嘲笑蔑視它們的製造者：“小日本做的！”

學者余英時曾用一個詞形容中國人對美國的民族感情，叫“羨憎交織”。其實，這個詞用來形容對日本人的態度更為確切。美國太遙遠了。美國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壞，總不至於讓中國人牽腸掛肚或是金瘡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輕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動不動就能讓你既驚且懼，既慕又嘆，既恨還愛。你說不清他們到底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是親戚還是宿敵，是謙卑還是驕狂，是聰明還是蠢笨，是刻板還是滑頭，是戰爭還是和平。

說起對美國的“羨憎交織”，其實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幾無敵手，最終敗在美國人手上。二次大戰後，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主導了對整個日本社會的結構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復戰爭創傷，成為“坐二望一”的世界經濟強國。美國是日本的最大的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師又是競爭對手，不由得它不對之“羨憎交織”。“日本可以說不”，就是這種情結的最好註解。

當電視裡面出現，西方七大工業國領袖濟濟一堂，規劃着世界的經濟版圖和秩序時，一個頭髮梳得油光發亮、個頭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們總不免要多打量他幾眼，——用所謂“羨憎交織”的目光。我們不會用這樣的眼光去看德國人、意大利人，更談不上英國人、法國人、加拿大人，當然也不會這樣去看美國人。歷史上美國對中國是有恩的，談不上有什麼過不去的“仇”。美國從來沒有侵占、分割過中國的領土，相反卻在抗戰中給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中國軍隊在韓戰和越戰中與美軍交過手，韓戰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而越戰卻是美國輸了。有人說，韓戰中中國志願軍的被俘人員數十萬，而美軍只有上萬，中方死傷數字也大大超過美方，怎麼好意思稱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雙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戰爭的結果。韓戰的結果是回到戰前的起點，參戰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線”為停火分界。連美國將軍也承認，板門店談判是美國第一次，在結束一場沒有打贏的戰爭的協議上簽字。

難以獨立打贏的一場戰爭

如果不是以結果，而以雙方被俘、死傷的數字作為衡量戰爭勝負的依據，豈不是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沒有勝利，中國應該算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這顯然是荒謬的。中國抗戰中死傷的巨大數字，無法做具體統計，一般認為當數以千萬計，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直接死於戰場的軍人，達132 萬4 千多人。中國軍隊被俘或投降的數字也很大，僅被改編為偽軍的就有幾十萬人。經濟損失更極為驚人，三千萬人喪失家園，戰前戰後物價相差一千八百倍（重慶 2613倍，昆明6894倍）。為戰爭花費的巨額款項，已經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的納稅能力。

誰都知道，中國是慘勝。中國只是理論上和道義上，贏了這場戰爭。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中國僅為盟國陣營中的一員，耗時最久，代價最大，傷亡也最慘重。如果沒有盟國的參戰，中國要贏得這場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無妨這樣講，如果不是日本主動攻擊同盟國而引發太平洋戰爭的話，中國連這樣的慘勝都會覺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戰，形容為一個羽量級對重量級的拳擊大戰。這位羽量級拳手，被那個重量級的傢伙連續打擊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後，極度痛楚、疲憊地倒在繩欄上，忽然裁判一聲口哨，將他的一隻胳膊高高地舉起，宣布是他“贏了”！情況就是這樣。

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軍企圖令駐沁縣日軍放下武器，遭到拒絕，於是發生惡戰。日軍僅一個大隊（營級建制）守城，而八路軍出動一萬餘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價仍未能拿下該城。沁縣日軍擊退了八路軍，轉眼將地盤、武器交給了閻錫山的國軍，八路軍卻又輕而易舉地從國軍手裡奪了過來。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晚年嘗撰寫回憶錄，承認八路軍是他在中國作戰時遇到的最有戰鬥力一支軍隊。後來的國共內戰也證明，由八路軍為主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夠勢如破竹地擊敗數百萬裝備優良的國軍。但即便是這支軍隊，在日落西山的日軍面前也如此不經打。

1945 年4 月至6 月間的湘西會戰，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後一次大的戰役。中方投入十九個師，日方投入三個師團、一個旅團和一個聯隊（團級建制）。按史家的評說，這次戰役以日方的失敗告終，所謂“湘西大捷”。雙方的傷亡數字是，日方死1500人，傷5000人；而中方傷亡13713 人，為日方的兩倍。中方還特別提到，俘虜日軍軍官17人，士兵230 人，為七七事變以來俘虜人數最多的一次。日軍以“強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掙扎”，仍有這樣戰績，八年抗戰打的是怎樣一種窩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個謎語：“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據說猜出來好幾個謎底。一為“屈原”，屈服於美國投擲的原子彈；二為“蘇武”，蘇聯動武，向日本宣戰；三為 “共工”，即共產黨指揮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功。是不是還有一個“蔣干”，蔣介石幹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憶錄》中，對於日本最高決策層下決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歷程，做了較為細緻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還是屈服於美國。更直接地說，還是怕原子彈。原子彈的威力，使得以凶頑著稱的數百萬皇軍喪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給整個日本帶來一片焦土，甚至種族滅絕。毛澤東說，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實上，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國軍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是日本最終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戰敗不等於投降，投降則是承認戰敗。如果沒有美國參戰，或者說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和使用原子彈，日本絕不可能那樣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樣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說七十年日本皇軍一直有視投降、被俘為絕大恥辱的傳統，即連日本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對外投降的記錄。縱使日軍在各戰場失利，向本土節節敗退，其作戰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國估計，在日本本土作戰，盟軍可能還要付出上百萬人的犧牲才能取勝。從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彈的爆炸也給了他決定終戰的最有力的藉口。因為軍部領袖們一時方寸大亂，提不出任何對付該武器的良策，當然更無力再阻止天皇作出決斷。

二戰完全可能有另一種結局

晚年旅居美國的李宗仁，在檢討八年抗戰中中日雙方的優劣成敗時這樣認為：

“……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迴，占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占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占領凇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既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只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遊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面貌，恐將完全兩樣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

李宗仁在抗戰中擔任第五戰區司令官，指揮過台兒莊戰役，為著名抗日將領，戰後被選為國民政府副總統，並在蔣介石下野後任代總統。他對於日本侵華戰略的分析，應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他說得再明了不過：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國，就應傾全國之力，一舉摧毀中國的抵抗力，而不是幾個師團幾個師團地逐次增兵，一點一點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只有屈服一條路可走。也就是說，日本戰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及氣魄雄偉的大戰略家。否則，中國實難取勝。

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的失敗，是戰略的失敗，亦即它並沒有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但就戰爭本身而言，它實在是相當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稱讚昔日戰場上他的對手： “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書）所有與日軍交過手的盟國軍隊，對此也有極為深刻的印象。認為這是一支卓越、頑強乃至偉大的軍隊。德國戰敗後，西方各國尚允許它重建武裝部隊。而日本，被占領軍下令解散皇軍，永遠不得再建軍隊。因為它太厲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戰略，或者不管以什麼戰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國，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在日本投降半個多世紀以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似乎有點“假設歷史”的可笑。而事實上，在抗戰之前和抗戰之中，這種假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正是這一假設，成為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的動力。日本侵略軍所到之處，犯下的種種罪行，令人髮指，更加深了中國人的仇恨和危機感。“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抗戰打贏了，我們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輸了，我們就成了人家的奴隸，就成了亡國奴。不做亡國奴，是任何國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義和最強大的一面旗幟。

正是時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過了那場民族危亡的災難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平心靜氣地坐下來，重新思考和推演歷史，——相當於圍棋的“復盤”。

軸心國與盟國不是單憑正義來劃分的

首先，我們看看被征服的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這兩個國家都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長期遭到異國軍隊的占領，成了亡國奴。國土被分割，巨額的戰爭賠款，工業設施被摧毀、劫掠殆盡，重要城市大都化為廢墟。但它們都是戰後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工業國家，而今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儘管它們仍被排斥在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之外，一直未能進入“五強”，其實力足以排進前三名卻是世所公認的。這兩個國家自然資源並不豐富，尤其日本，國土狹小，人口密集，幾乎毫無資源可言。而日本的鋼鐵年出口量，長期超過除美國外七個工業強國的總和。日本還是聯合國的第二經濟支助國，通俗點說，就是聯合國的二老板。而且錢還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闆美國那樣總是拖欠大量款項，搞得不痛快。

日、德兩國戰後的傑出表現，說明和平發展比發動戰爭爭取“生存空間”有效得多。也說明承認戰敗、被征服、甚至被占領不一定是件壞事。你可以說，幸虧這是盟國勝利了。如果是軸心國勝利了，情況不會有這麼好。盟國代表“民主陣營”，而軸心國代表“法西斯陣營”，一個是正義一個是非正義，一個是侵略一個是反侵略，意義是不一樣的。

固然如此，卻又是相對的。蘇聯談得上什麼民主？它的專制獨裁，較納粹德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於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數，要遠遠超過死於納粹種族屠殺的猶太人。如果以種族決定人的存亡是人類不可饒恕的罪行，那麼以意識形態和經濟狀態決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裡呢？美國是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大本營，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記錄，並不比德國遜色。對外而言，蘇聯侵略、占領和吞併的國家還少嗎？波蘭亡國，是德蘇兩個惡鄰合夥炮製的“傑作”。外蒙獨立，是蘇聯出於“戰略目的”威逼利誘中國政府就範的結果。盟軍陣營中的英國和法國，都屬於老牌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國為業，所占領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豈是戰時德意日三國可比。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主要原因都是“發展空間太小”，要與已將世界瓜分完畢的英法等國搶地盤。日本除了 “生存空間太小”要搶地盤，還有一個動聽的口號：把亞洲人從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如果沒有英法等西方國家侵略在先，何來“解放亞洲”之說？二戰結束後，原來的盟國之間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又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冷戰。由“正義的、反侵略的民主陣營”發動的戰爭，絲毫不見得要“溫良”多少。韓戰、越戰就是明證。小小一個越南，美軍投擲的炸彈就超過整個二戰的總和。1968年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出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一下開進六十萬軍隊，五萬九百輛坦克，八百架飛機，兩千門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進攻法國，僅用了兩千五百輛坦克。

二戰將結束時，盟國陣營的英蘇就劃分歐洲勢力範圍談判，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就是主要戰勝國私下交易的成果。蘇聯軍隊反擊德軍，攻克柏林，實施殘酷的報復，其中也包括殺俘和強姦。德軍殺害卓婭的那個團，整個都被蘇軍殺掉了。柏林大博物館收藏的藝術品，也被盡情地運往蘇聯，半個世紀以後仍宣布永不歸還。美軍占領日本，燒、殺、搶的事件倒至為罕見，唯強姦案多到不勝枚舉，據說多時每天達上千起。這還是無條件投降帶來的優待。日本人似乎沒有中國人那種“寧死不受辱”的羞恥心，或者說，沒有機會給他們表現這種羞恥心。為了保護廣大的一般的婦女，日本政府竟組織“慰安婦”，號召有“獻身精神”、“愛國”的女人們去當軍妓。戰犯東條英機這樣寬解他的前部屬、同事：他也有幾個女兒，“她們肯定是被迫這麼做的，如果沒有黑市和這種賺錢方式，誰能夠在我們的國家生存下來呢？”德日兩國遭到的戰爭報復也許不值得同情，看看他們的戰爭罪行，我們還會認為這種報應實在來的太晚也太輕了。我只是想說，幻想那一方會出現所謂“仁義之師”，是簡單、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國這樣主動放棄戰爭賠款、禮送百萬侵華日軍出境、放棄起訴和關押大批日本戰犯，並不合乎現代國際環境的“潮流”。

最大的運氣：中國加入盟國

日本並非一開始就同德、意聯合，直到1940年9 月才正式結成三國軸心。而日本高層對此也有不同意見，昭和天皇就屢次表示反對。美國成為盟國的主要成員，也猶豫和觀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與親德的法國貝當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自身遭到重創和奇恥大辱，才下決心向日本宣戰。蘇聯也不是納粹德國擴張的天敵，1939年它還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合謀瓜分波蘭。直到1941年6 月遭到德軍閃電式入侵，才慌慌張張開始衛國戰爭。中國加入盟國陣營，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國的後面向德、意兩國宣戰。這之前，中國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日本。如果還要算一個敵人，那就是蘇聯，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蔣介石曾設想“聯德抗日”，國民政府十餘年間聘用大量德國軍事顧問，多時至百餘人，由德前國防部長薩克脫任顧問團團長。德國長期向中國提供軍火，為中國訓練了數十個師，組建了第一個機械化部隊。中國和意大利的關係也相當不錯，德意兩國都幫助中國建立空軍。意大利和德國還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將駐華使節升格為大使的兩個國家，分別為1934年9 月（墨索里尼政府）和1935年5 月（希特勒政府）。歐戰爆發後，蔣介石遣使企圖聯合英、美、法，遭到拒絕，一氣之下竟又轉向德國。1940年11月，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約見中國大使陳介，希望中國能與日本議和，並加入軸心國。直至蘇德戰爭爆發，德國希望日本攻蘇，承認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才宣布與德斷交。

二次大戰是世界性戰爭，國與國之間的聯合與反目，並不以政治理念、社會體制、意識形態來劃分，而是取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有時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國與日本都是君主立憲制國家，意大利與蘇聯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國家，它們卻分屬兩個敵對的陣營。在盟國陣營中，英、法、蘇俄與中國均結有世仇。法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印度支那；英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緬甸，占據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國在中國抗戰吃緊的關頭，將中國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下令封閉三個月之久。法國有盟國陣營的戴高樂政府和軸心國陣營的維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後者，不願放棄在中國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國與維希政府建有外交關係， 1943年8 月才斷交。沙俄前後侵占了中國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蘇俄又控制併力圖分離外蒙。日本曾與美蘇分別簽訂《美日諒解法案》、《日蘇中立條約》，日美蘇三國都不惜以出賣和損害中國的領土完整換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蘇聯合聲明：

“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 月13日於莫斯科）

日蘇瓜分中國的計劃，使中國陷於兩難。聯日抗俄，則失滿州；聯俄抗日，則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張前者，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張後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塊是好？日蔣之間一直醞釀謀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說，中國到底是加入軸心國，還是加入盟國，一是押寶，二是契機。歸根結蒂，中國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而美國加入盟國陣營，所以中國也就跟着加入盟國。

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各國的利益所在。利益永遠是在道義之上的。當然相對而言，美國還算是比較“講道義”的，它沒有英、法、俄那樣沉重的歷史包袱，戰火也沒有燃燒到它自己的國土上。對於中國的抗戰來說，珍珠港事件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消息傳到重慶的當天，整個山城一片歡騰，工廠、學校、機關、單位都上街搶購報紙，相互祝賀。而日本的首都東京，此刻也陷入偷襲成功的狂喜之中，民眾湧上街頭，歡慶勝利。兩個敵對交戰國的都城，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件戰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觀。

侵略戰爭的另一面

侵略戰爭的性質是不義的，然而侵略的結果卻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納粹德國發動歐戰，是不義中的不義，但它動搖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統治，導致戰後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的獨立。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極為不義，卻使印尼得以脫離荷蘭，緬甸、馬來西亞得以脫離英國，法國無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戰後東京大審判，印度許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對以戰犯罪名懲罰侵日軍將領，認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有利於亞洲的解放。出席遠東法庭的印度法官帕爾，在最後的審判時寫下自己的保留意見，25名被告都應該無罪釋放。日本侵華，是想獨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國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強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戰，重挫俄國霸占東北的企圖。如果當時是俄國贏了，我們想想對中國可有半點好處？東北一直到斯大林時代都被認為“原本就是俄國的”，許多沙俄軍官家庭甚至把旅順當做他們的“家鄉”。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後，日本將北平、上海、廣州等各地的外國租界及治外法權一應廢除。此舉你可以說是“假惺惺的欺騙”，事實卻是迫使各國先後向南京或重慶表示承認，從而結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國中之國”的奇觀。李小龍在電影中怒砸租界公園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還捎帶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頓。殊不知為中國人徹底端掉這塊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說抗戰勝利，租界自然會還給中國。此話是沒有根據的。帝國主義勢力就象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自由法國的領袖戴高樂，就想賴掉維希政府放棄租界的承諾，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裡廢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願地拖到1946年2 月才勉強接受這一既成事實。英國在戰後並沒有把香港“自然地”還給中國，而是死皮賴臉地又占了半個多世紀。蘇聯眼見日本將要落敗，趕緊策劃外蒙完全獨立，更證明“自然歸還論”之荒謬。倒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提議，勝利後將法屬印度支那交還中國，這是個順水人情，不損失美國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卻為蔣介石拒絕。

歷史上，中國有過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經歷。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來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來民族的後裔所建立。其他還有許許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圖之龐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眾多，沒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華文明領先世界的優勢，應該是中國對外征服為主。事實並不如此。由中國發動的領土擴張，從來都費力不討好，勞民傷財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規模侵占和征服的結果，都擴展了中國的版圖，同時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被侵略的規模越大，征服得越徹底，中國的擴展就越迅速，越遼闊。這麼說太不好聽了，卻是事實。（參見《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建立過像英國那樣龐大的跨越五洲、環繞全球的殖民帝國。按說它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侵略者，它發動的鴉片戰爭把中國帶進了漫長的冤孽般的恥辱歷程。但一百五十年後，它還給我們一個現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創辦郵局、建發電廠印刷廠、成立警察局、開設銀行，甚至試種茶葉，雖說是為了脫離中國做準備，畢竟給封閉落後的雪域打開了一扇窗口，帶來了新的氣象。印度被英國統治百年，到1947年獨立時，已有鐵路五萬餘公里，超過面積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40年後才追上。英國人給許多國家地區帶來了工業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這些鴉片販子打交道的時候才受到的啟蒙。

勝負乃國家之常事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既然侵略戰爭有這麼多“好處”，我們就應該肯定它，當外敵入侵時，不但無須抵抗，還要打起旗子歡迎它呢？

不是這樣。外敵入侵，當然要奮起反抗。無論侵略的結果有多好，其過程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對，抵抗。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無庸置疑的道理。但我們在觀照和思考歷史的時候，不能簡單化。以八國聯軍的入侵為例，義和團保衛家園是對的，而它以愚昧瘋狂的行為挑起事端，又確實無法為國際公認的法則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國聯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過談判？當時的情況是，拳亂四起，朝廷都無法控制，外交使團連生命財產安全都不能保證，找誰去談，誰說了算？何況還有中國將領僧格林沁撕毀兩國停戰協議，偷襲外國軍隊的前車之鑑。人家認定你是個不講道理不講信義，狂妄自大頑固守舊的政府，跟你講好的沒用，就象今天的人們去看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塞因一樣。總之，這是一場悲劇，而中國是這一悲劇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個民族不善於從中接受教訓，那麼肯定地，悲劇還將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來說，一定要抵抗這是對的。不過要做好兩手準備，即有可能贏，也有可能輸。中國人都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麼也是國家常事。打贏了好說，打輸了怎麼辦？尤其是徹底輸了，亡了國，被征服，怎麼辦？在大敵當前之際，這樣的討論或許太“低調”，太影響士氣；但在遠離硝煙的和平年代，在仔細觀照歷史的時候，這個話題就不僅不是多餘，而且還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結果會怎麼樣？

根據歷史的經驗，可以推斷，結果顯然是：日本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還要加上朝鮮這個自古跟中國關係密切，而並未擁有全部主權的屬國。中國的疆域將第一次越過日本海，囊括忽必烈當年兩次都未曾征服的東瀛島國。

有人說，歷史不會如此簡單地複寫。問題在於，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簡單地複寫歷史。日本侵華的決策者們，一直悉心研究中國被外族征服的歷史，從中總結經驗教訓，有計劃有步驟地採取行動。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它所進攻的主要目標就是中國。日本入侵時宣揚“日中一體”、“同文同種”，固然是為了掩飾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對其目的作了恰當的註解。那就是，實現十六世紀統一日本的領主豐臣秀吉的夢想，“打到北京去當皇帝”，入主中原，成為中國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國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從哪裡來的？當然不會是從海里來的，也不是島上固有的。最有根據的推測，是從中國東渡而來。民族學家們認為，大和民族由來自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島的馬來人、中南半島的印支人、長江下游的吳越人，及漢人和朝鮮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說，“中國人”是組成日本民族的主體。1996年開始，中國及日本的一些學者們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調查團”，對中國江蘇省發掘出來的春秋至西漢時代（即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縣繩紋至彌生時代的人骨，進行了三年的對比研究。經過DNA 檢驗分析，兩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證明兩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說，日本人的祖先為中國人。中日兩國，不但同種，而且同宗。（日本《產經新聞》 1999年3 月19日報道）

前文說到的李小龍是美籍華人，因好萊塢歧視亞裔形象，轉向香港發展，終於“威震”國際電影界，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當然中國人更是把他當做充滿愛國精神的現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國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龍的傳記片《龍》，有一場戲頗是耐人尋味：李小龍與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電影，片中一個面容醜陋、動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國觀眾（包括他妻子）一陣陣的鬨笑，唯李小龍的表情越來越沉，終於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裡，日本人和中國人是一樣的，奚落一個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國人，中國人看了可能會比日本人看了還生氣。李小龍自己的電影裡表現出的中華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國人一解讀，變成了反省“種族歧視”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說一部電影。以愛國著稱的影片《火燒圓明園》中，蒙古將領僧格林沁率領騎兵一次次沖向英法聯軍的槍炮陣，硝煙瀰漫，浴血奮戰。他們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保衛家園，大凡中國觀眾都會被這一場景激動得熱血沸騰。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聯軍兇狠百倍的侵略者，鐵蹄橫掃整個中國，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嘆零丁”。更不用說，代表中國共御外侮的滿清政府，兩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者占據香港，一百年後，它卻同中國人一道抗擊日本侵略軍。歷史的複雜性，使一切簡單化的思維與論斷蒼白無力。

比較中國歷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與中國的文化最為接近。從文化脈絡上說，它應該最容易融入中華民族。日本文字是漢字，字意基本同於中文原意，用不着象秦國統一中國後還得動一次“書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長久為農耕民族，不象以游牧或漁獵為主的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滿州人，無須對生活習俗作較大改變即能完成漢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襲中國，就連宗教、服飾、習俗及民族特性、價值倫理也都受中國影響甚久甚巨，超過任何一個“加入”中國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維吾爾人，乃至壯、苗、彝、瑤、傣……人，更像“中國人”，——更像占中國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漢人。近年美國攝製的中國歷史題材動畫片《木蘭》，很多人指責其服飾不象中國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輕視中國文化的表現。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裝，正是一千多年前從中國引進的，故和服又稱“唐服”。倒是中國本土的民族服裝一千餘年來多次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清朝入關，漢人被強迫改成滿裝，後來旗袍、長衫、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國的“民族服裝”。

比中國人還像中國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領的“滿州國”來看，日本僑民的確是在迅速地中國化。所謂和、滿（漢）、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論實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種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張。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滿漢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東北才十幾年，到它投降之際，日本僑民絕大多數都會說中國話，適應了大陸生活，除了還保留一些民族服飾及飲食習慣外，與一般中國人已無二致。平民之間的民族矛盾也遠不及元、清初年那樣激烈，中日聯姻比比皆是，日本戰敗後，許多日僑寧可選擇繼續留在中國而不願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遺孤被中國家庭收養，都說明這一點。

歷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國，自身則為中國的文化所征服。這就是所謂“漢化”。中國文化的優劣與否，是另外的論題；它所表現出來的強大的同化力，卻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當然也包括融合外來文化，有時甚至是大量融合外來文化，大量接納外族的血統。與其說是單向的同化力，毋寧說是一種巨大的包容力。這種力量在中國本土尤為厲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華洋雜處的香港、澳門，是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較量、交流最為激烈的地方，中國內地通過這兩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東西！遍布國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國城、唐人街，又將多少中國的東西一點一點地滲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種足以抵抗外來文化的文化是強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種能迅速接受外來文化的文化是充滿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國屬於哪一種呢？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景仰，幾乎不加掩飾。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殺人、強姦、搶掠，干盡了壞事，唯獨對中國的文化不故意破壞和毀滅，有的還悉心保護。電影《霸王別姬》裡，有一位酷愛京劇的日本軍官青木，沒有人會懷疑這個角色的真實性（據說其原型為高級文化軍官長谷川）。日本占領軍尊重梅蘭芳、齊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請他們出來做官，不願合作的也不加傷害。淪陷區的文學創作十分活躍，出現了張愛玲這樣優秀的作家。有的小說寫到主人公出走參加抗日游擊隊，也居然能夠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較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興文字獄，乃至（咱們“自己的”）國共兩黨政權的暗殺和迫害作家、反右及文化大革命，顯然“開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對中國文化的熟知為自豪，在數不清的電影、文學作品中，許多日本軍官滿嘴中國話，自詡為“中國通”，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紅燈記》裡的日憲兵隊隊長鳩山，原是一個日本醫師，並不專門研究中國學，卻精通中國的語言與人情世故，搞一份密電碼懂得要先“設宴交朋友”。可以想見，一旦日本徵服中國成功，這些侵略者會比中國人還要中國人。至少，普通話就說得要比絕大多數的南方人要溜。你讓蔣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滿口鄉音的那麼多國共兩黨的領袖與鳩山們站在一起，讓初學漢語的西方人從口音去分辨，誰是中國人誰是外國人，他們准得弄錯。

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鉅，視漢學為“上國之學”，以為論政治國的根本。明治維新以後，固然引進了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但加固皇權，群士號召“尊王攘夷”、 “神州不滅”卻更加中國化。甲午戰爭前，日本比較嚴肅的文學作品大都用漢文出版，這是為了向讀者保證，該書不是寫給無知識的婦女或兒童看的。

日本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巨大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都是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響。中日兩國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向的，是積極主動而不是被動的。這當然不是指中國人從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中，模仿了幾句“大大的”、“統統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類洋涇浜鬼子話。絕非那樣簡單可笑。中國的語言文字，政治軍事，改革革命，科學教育，……乃至風俗禮儀，無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上超過日本。

早在 1915年，一位署名“將來小律師”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中說，自戊戌變法以後，日文行於中土，列舉流行的新名詞五十九個。有少數除了歷史題材的作品中還能見到，如支那、哀啼每吞書（哀地美敦書）之類，現在已不大使用。但絕大部分我們至今還廣泛的使用着，並且早已成為現代漢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試想，如果我們象“抵制日貨”那樣，拒絕使用這些日本詞語，中文將會是一種什麼樣子？——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師、代價、讓渡、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各各、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

這還是民國初年的粗略統計，實際遠不止59個。如果現在再來做這項工作，結果會更令我們驚嘆。如：幹部、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什麼什麼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簡直俯拾皆是。“經濟學”、“哲學”和“社會學”，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和“群學”，——聽起來這倒是象“日文”，但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這些“日”常用語，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詞，日本人將之賦予新意使用，遂成規範。而中國拿來，也易如反掌。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初始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日本報紙給他看，雲“支那革命黨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還有“經濟”一詞，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誰還用“經濟”來“治理國家”呢？早就專門用“政治”了！

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與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詞彙是一種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隨着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衝擊和革新。當然並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來說，它以“排日”為藉口，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從而”“發起”“野蠻”“侵略”，終成為“世界”“公敵”（引號內為日本詞定）。

當年大量新名詞湧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雲不要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游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原文發表於1924年）

東渡扶桑：學生變成老師

辜鴻鳴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鑑”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文化”的依據之一。這確是歷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鳴的話並非一無道理。唐代以後，漢民族由極盛轉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者承襲中國的典章制度，並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髮式都被迫改制，那裡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強烈的自尊與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於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爭，而失去漢時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前面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後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於日本，並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這沒什麼根據。“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價格論，當然櫝不如珠；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勝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體表現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侈談什麼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築幾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築”，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臘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信，漢唐那種氣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後的房子裡和諧地安居至今。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後，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好的裝備，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確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麼“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趕緊派人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了，割地賠款之後，又趕緊派人去學；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這邊又看得“羨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裡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熱的信任和偏好，……這還不勢利嗎？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羨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反過來你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

從 1896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學習，僅1906年就有大約8 ，600 人。這樣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創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

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十五年間，共有956 本日文書譯成漢文；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只有16本；民國成立後十五年間，日譯漢的書有1 ，759 本。日文以漢字構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於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面說到的大量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於中國文體的演變，發揮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於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郁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里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與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日本對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有着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歷，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1898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詔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歷，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麼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制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只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於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打死，大快人心。其實伊藤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象歷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採取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併朝鮮之議。1909年他被迫辭職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併，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鮮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不但變法源於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製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鬍子。他回憶道：“中日戰爭後，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後他終身都是這麼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後成為“兩朝國服”即 “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Nakayama（那卡雅馬），不料竟以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甲午戰爭中大敗清軍北洋艦隊，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吞併朝鮮和台灣的日本不必“驅除”，反而還得聯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劃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起義軍，並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幾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劃後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孫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務省秘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秘密。

從日本方面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迴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拼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