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廂情願的“中日親善”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麼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志，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只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參與中國革命黨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匯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制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後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129 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參加。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幾位。據萱野記載，跟着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三百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壞里說都是些對中國深懷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縣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黨和軍方的操縱。

一方面對中國進行侵略、滲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強大以抵禦西方勢力；一方面歧視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無善意和誠意地拉攏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對派，一方面掩飾不住恩賜的傲慢及冷淡。這些看來矛盾的態度，反映了日本人慾罷不能的中國情結：你不行，而我行，由我來經營中國，肯定不是你這個樣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什麼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塗，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干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麼看，他們有危機感，緊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後來也以這種感覺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培訓緬甸、柬埔寨的共產黨叢林游擊隊。更早些，有兩三百年前清兵入關建立外族政權的鏡鑒。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於是中國再經歷一次改朝換代，等於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和贏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動地向日本提出以東北、蒙古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在有計劃地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同時，不斷地受到革命黨和軍閥的讓步、許諾、暗示的鼓舞，逐步發展和完善了吞併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面交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一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俱簽。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報。2 月5 日，中國政府剛剛與日本方面就簽約一事談判，討價還價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與日方秘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共十一條。這份盟約，與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竟有頗多相近似處。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要來得“前衛”。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鮮，再占台灣，再占滿州，再占華北、華東和華南。這些淪陷區，在大的戰事結束，社會回復到“穩定狀態”之後，雖然游擊隊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騷擾未曾停歇，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卻都抱持一種“看你怎麼折騰”的態度。台灣割讓了五十年，收復也超過五十年，現在老一代的台灣人，竟有許多對日據時代的生活充滿懷念。日本人講法制，不象後來的國民黨大搞白色恐怖。教師和警察，是日據時代最受尊敬的兩種平民職業。李登輝自稱“二十二歲以前還是日本人”，對日本訪客大套熱乎，如果沒有一點老台灣人的“民意基礎”，早該被轟下台了。

日本治台時期，開始實行較為科學的數字化管理，設立銀行，興修鐵路，不斷擴建基隆、高雄兩大港口，建立無線廣播電台，鋪設自來水及下水道，開發民用瓦斯（煤氣），開發製糖業（一度占台灣工業產值的六成），興建電廠，興修誇耀亞洲、集灌溉、排水、防澇於一體的嘉南大圳與桃園大圳，創立直接服務於產業研究的“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項都市計劃及各項法規，不但對台灣的交通、衛生、治安、經濟及生活品質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為光復後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制定了藍圖。有些軟體建設，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甚至走在“宗主國”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灣的工業產值已為農業產值１. ４倍，實現了工業化。（楊永良《日據時代的台灣建設》）我們可以說，日本建設台灣的“出發點”是不好的，手段態度也過於專橫、強制，結果卻替台灣完成了近代國家的基本條件。用一位作家的話說：日本為了讓台灣這隻雞生蛋，卻把原本瘦弱的雞給養肥了。（伊藤潔（劉明修）《謎之島。台灣》）

滿州是清朝的發祥地，本以漁獵游牧經濟為主，廣袤的處女地長期吸引着內地農民“闖關東”去開墾種植。日本投降時，東北已是重工業基地，份量約占中國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國數量最龐大和素質最好的產業工人隊伍，還有較為合理的經濟結構、生產布局。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時將無數工業設備拆卸、劫掠一空，但無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鐵路線，其密度在今天仍遠遠超出其他地區而居中國首位。大連更是中國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結構上還能看出日本人數十年規劃營造的痕跡。

海南島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蠻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領後，以為可以經營成第二個台灣，於是進行建設性開發，尤其是它控制較穩、將其當“自個兒地盤”經營的西線。日本人到村子裡檢查衛生，還給中國孩子糖吃（“滿州國”也一樣，日本人慣使這種“小恩小惠”）。東線因中國游擊隊活動頻繁，反倒處於“戰時狀態”，軍民（中日）關繫緊張惡劣。唯一的一條西線鐵路是日本人修的，還興建了一些礦廠設施。共產黨接手以後，海南島廢省，幾十年無甚建設，只對其資源作破壞性、掠奪性開發。好象那塊地方本不是咱們的，隨時都怕別人來爭，撈一把算一把，采了趕緊運走，到大陸去加工。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海南成為大特區後才徹底改變。

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是世界文學作品中的名篇，飽受過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讀它時多會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寫普法戰爭給法國人帶來的失土之恨，——老師用法語給孩子們講最後一堂課，因為從明天開始，占領者當局不許學校課堂上再使用法語，強迫使用德語。從這點來說，中國的淪陷區算是幸運。日本占領者從未有過 “不許用中文授課”的規定，在教育方面，甚至還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寬容。以“求學”為目的的青年學生，允許其離開日占區去國民政府控制的大後方。以八年抗戰最先淪陷的北平為例，日本投降時，幾所著名大學的設備、圖書都有增長。抗戰前的1936年，中國高等學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戰結束時，中國高等學校為１４１所。高等學校的教師，從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學生從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誠：《現代物理學在中國率先發展的原因》，華夏文摘總四○四第期）許多新大學建於淪陷區，如上海的交通大學、上海醫學院、德國醫學院、雷士德工學院、上海商學院、上海音樂院等六所光復以後不為政府承認的“偽校”。照一些“愛國人士”觀點，淪陷區應該不辦一所學校，青少年沒地方讀書才有利於中國的復興。張春橋的“寧要……不要……”論，其實既不是他的獨創，也不是他的首創。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 “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面。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一些文章帶着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裡行間哪有這種市井屑小式的輕薄和鼓譟！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麼醜陋？因為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面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汲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於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裡搞得一塌糊塗，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殺。即使它干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學習過蘇聯，還打算過學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我也不願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學習英國，並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蘇聯，我們跟着它栽進了覆轍。學習美國，發現距離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學習日本，我們卻打敗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極善於學習的國家，學什麼象什麼。學中國就儘量做得象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為體”還是“為用”的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與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汗顏。

同是向西方學習，早在甲午戰爭那場“考試”中，中日雙方就交出了優劣懸殊的兩份答卷。日本海軍的人數和裝備皆不及中國，對同中國打仗並沒有多少信心。戰前北洋水師到日訪問，日人登艦參觀，見中國水兵懶懶散散，家屬也住在艦上，到處晾曬着衣物，詫異之餘心中竊喜：打這樣的軍隊不成問題！中國在向西方學習失敗後，從日本那裡學習到了“學習的方法”，才逐漸向現代型社會轉變。

接納日本加入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曾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裡領先世界各國，並非毫無根據。接納和融合外族的血緣、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個重要原因。秦統一中國，實現各國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漢代的強大。鮮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國實行漢化，為隨後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礎。清朝的入關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孫中山所期望的“聯合”，接受整個日本的加入，從民族性來講，其正面效果將顯而易見。

中國人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觀念強烈的族群，這樣才有歷代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中國”的傳統。宋代因遭外族壓迫、打擊，特別強調忠節觀念，但這一觀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 “忠君”而非“愛國”。在忠節義士們眼裡，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卻事二主。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幾位民族英雄，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當然，在一定的意義上，“忠君”也是“愛國”的表現之一，但二者畢竟是有本質區別的。岳飛鎮壓楊幺之亂，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說明他“忠君報國”，也就是忠於趙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並無忠於漢族、南人的“愛國情操”。他也不反對他的兄弟文天禎仕元，因為他兄弟沒做過宋朝的官，不會背上“貳臣”的罪名。抗清明將史可法死後，被清朝建祠祭祀，饗堂眉額大書“氣壯山河”，以弘揚其忠誠不貳的氣節。清王朝對史可法精神的認同，在於他的“節操”，不在後人賦予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乾隆時，曾指定史官作《貳臣傳》，將那些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的明朝降將叛官們盡列其中，也是為了警省後世為臣為民當忠誠不貳，絕非鼓勵所謂“民族大義”。清朝入關既久，當初重名節絕不致仕，乃至圖謀反清復明的前朝舊臣和名士鴻儒們，也默認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習慣於“勝者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誰會在乎勝者是“本地人”，還是“外來戶”呢？

日本軍隊侵略時犯下的種種罪行，會使中國人牢記這血海深仇，永遠不可能從感情上接納他們嗎？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的。中國人是最善於忘記仇恨，最寬宏大量的民族。戰犯可以不予追究，賠款可以一筆勾銷，釣魚臺島的紛爭可以留給聰明的後人去解決，只要這陣子能關係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這不還沒成為咱們中國人呢，要是他們成了中國人，過去的一切豈不都是“兄弟鬩牆”，一笑而泯恩仇？

中國歷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國歷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戰國時的秦國為例，幾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殺人。公元前331 年，敗魏，斬首八萬；前312年，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前307 年，破宜陽，斬首六萬；前301 年，敗楚於重丘，斬首二萬；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斬首三萬；前293 年，大敗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前280 年，攻趙，斬首二萬；前275 年，破韓軍，斬首四萬；前274 年，擊魏於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前260 年，大破趙軍於長平，坑卒四十五萬；前256 年，攻韓，斬首四萬；又攻趙，斬首九萬；前234 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據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一場統一中國的戰爭，到底斬掉了多少人頭，已不能精確計數。可以肯定的是，以當時中國人口不過上千萬，其殺人比例之高、之酷烈，遠遠超過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國的創業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說是蒙古人，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嚴格的意義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後才成為“中國人”。蒙古人的鐵蹄曾橫掃歐亞大陸，征服數十個國家，每破一城，絕大多數人民盡皆屠殺，所有財物盡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與俊美男女兒童供其利用與玩樂。許多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淪為廢墟，人煙斷絕。蒙古軍大舉侵略中國時，因起用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為宰相，對中國人採用攻心為上的懷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斂。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將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擬循例屠城，為耶律楚材力爭所免。但他們對別的國家，仍舊不改殘忍習性，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積屍遍野。蒙軍攻下花剌子模國舊都玉龍赤傑，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萬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殺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愛孫中箭身亡，城破，令將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雞犬不留。拔都率軍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殺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萬隻人耳。破波蘭與日耳曼聯軍，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達佩斯，辱婦女，焚教堂，劫財寶，逢人便殺。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將札喇台征高麗，所過城邑灰燼，俘男女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人無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討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壘數百個，包括不戰而降的城池四十餘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幾盡屠殺。大食國都報達開城投降，蒙軍屠城七天，將全城八十萬居民殺個精光。（據陳致平《中華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種族滅絕政策，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皆不能望其項背。然而成吉思汗卻以“偉大的民族英雄”載入中國史冊，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於內蒙古伊金霍洛旗阿騰席連真東南十五公里處，建築面積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輝煌如同宮殿。遠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舉行公祭盛會。為什麼沒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殘暴的子孫們當做戰犯？因為他贏了，成就了“功業”，勝為王而不是敗為寇。如果日本人贏了，也就沒有人把他們當做戰犯，他們的戰爭罪行也就會為“偉績”所掩蓋，他們的亡靈也就會被供奉在比“靖國神社”闊綽、輝煌和神氣得多的紀念堂中受後人祭祀，而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猥瑣於一隅，接受幾個行藏閃爍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大王朝，也是歷代最好的一個王朝。清朝征服整個中國的過程，同樣極為血腥。在與明朝爭奪遼東的時候，清軍就曾對遷安、永平兩地進行屠城，只將財物和少數婦女掠走享用。因破壞了皇太極對漢人的懷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為“國賊”遭到懲處，但皇太極本人拒絕對此事負責，而且後來也沒能制止此類屠殺。明將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屬，其餘官百餘人，兵三千餘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屬婦女兒童一千二百餘人沒為奴婢。明總兵祖大壽投降，清軍得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軍入關占領北京，攝政王多爾袞發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書”，其後就有著名的“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殺了多少人？當時的估計是八十萬（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有人不同意這個數目，估算是二、三十萬，這也夠慘的了。不光是殺，任何婦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輪姦，和三百年後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樣。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婦女被雙手釘在床板上輪姦。史家慨嘆：“‘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倖存者。”（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清軍陷崑山，在那裡抵抗了三天的義軍逃走了，於是對平民實行大屠殺，當天的死難者就達四萬。江陰抵抗清軍八十天，城破，七萬人死於屠殺。不光殺漢人，對其他民族也實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魯特人幾乎被殺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滅。

明清之際，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飯。滿人殺漢人，清軍中的漢人也殺漢人，不然殺不過來（滿人太少）。侵略者殺老百姓，農民軍也殺老百姓，張獻忠在四川就殺人一百萬。李自成在北京，開始殺明朝降官，殺到後來控制不住，燒殺搶掠行同強盜。老百姓有機會也殺人，清兵占領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機報復，成群結夥襲擊掉隊的大順士兵，將他們捉了燒死或砍頭，大約有兩千人被殺。明朝的官軍也殺百姓，動不動就“縱兵劫掠”，濫殺無辜。

“王道”：從屠殺到懷柔政策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是否發生過文明的、不殘暴的侵略戰爭。作為一種“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實例我卻沒聽說過。英國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它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規模販毒，麻痹和殘害整個民族的身心作為手段。法國是近代啟蒙運動的精神家園，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焚掠圓明園，曾遭到法國作家雨果的痛斥。蘇聯是中國的盟國，又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紅軍在東北干的壞事卻教人嘆為觀止，還拿它毫無辦法，——國共兩黨都要巴結它，以換取在東北的優勢。美國號稱現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當年在印度尼西亞“幫助”蘇哈托清除共黨勢力上台，殺了60萬顆人頭。後來據說因為“良心發現”，中央情報局曾承認有大約5 千人是自己親自下手。1973年美國對柬埔寨實行“飽和式轟炸”，使50萬平民喪生。越南戰爭中，美國軍隊的狂轟濫炸、施放毒氣和直接屠戮，殺死了300 萬越南人。

1900 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強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聯軍共兩萬兩千人，其中日本軍隊八千人，俄軍四千，英軍三千，美軍兩千。日軍不但人數最多，而且打頭陣。義和團興起，與德日兩國結怨最深。但日軍卻沒有像其他同夥那樣，在戰鬥結束後對占領地採取血腥報復行動。一位叫藍登的西方記者報導：“日本兵是聯軍中唯一對藝術品有欣賞能力的。雖然他們也當然像別人一樣的搶劫，但都做得安靜優雅。沒有亂摔東西，也沒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壞。他們搜集喜歡的東西，但不象搶劫的樣子。我曾看到一處有日本兵進去過的房子。裡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們像鑑賞家一樣加以撫摸，並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對於粗劣的美國、俄國、法國、英國更不必說德國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銅器、石器之外，幾乎沒有不打破的，實在難以比擬。”（梅龍。哈利斯、蘇西。哈利斯《日本皇軍興亡記》）

日本軍隊相對的文明，緣於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認同。是否還有“同種”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現出特別的殘暴，是發動大舉侵華戰爭後，以南京大屠殺為標誌開始的。其暴行引起舉世震驚與公憤。為振興軍紀，“壓制犯罪和不正當行為”，日本陸軍省於1940年9 月頒布了《改進軍紀計劃》的小冊子，詳細列舉“中國事變中罪行和不當行為的特質”，要求每一軍官“應時時記憶在心”。雖然我們不能期待發動侵略的戰犯們，會對其軍人“不當行為的特質”作出恰當的判斷，但這本小冊子至少顯示了日本軍事當局承認了一部分罪惡，並試圖有所改過。七七事變爆發後的兩年間，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軍事審判，其中420 人犯搶劫或搶劫加強姦致死，312 人犯強姦或強姦致死。這是日本方面的記錄，實際罪犯的數字當然遠不止於此。單是南京大屠殺的集體犯罪中，人數就得以萬計。攻占南京的第六師團長谷壽夫，一次斬殺300 名中國人的田中軍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競賽”聞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兩少尉，十年後才在南京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

我們一般所說的淪陷區，是指被侵略者勢力控制的地區。就日軍而言，控制區又分為“治安區”與“准治安區”兩種。“治安區”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面組織的偽政權，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良民”大體上能夠接受日偽的統治：“准治安區”則日偽勢力較為薄弱，時有游擊隊、民兵、敵後武工隊、抗日救國軍之類小股抵抗力量進行騷擾。在“治安區”內，日本士兵較能遵守軍紀的約束，一般發生殺人、搶劫和強姦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懲處。而“准治安區”則軍紀不保，犯罪行為常與 “軍事行動”一同發生。

從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南京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為，一是為了對頑強抵抗的報復，二是為了震嚇對手，摧毀對手的士氣與尊嚴，三是樹立征服者主宰蒼生命運的威勢，四是藉此激發原始的血氣之勇。但要想最終達到征服占領地的目的，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有時效果更適得其反。因此他們也得在“治安區” 內推行懷柔政策，宣揚“同文同種”，宣揚“共存共榮”，宣揚“討蔣愛民”，也就是實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將之一概地稱為“欺騙”，要知道這種政策對於飽經戰亂、貧困，深受過本國官府、軍閥、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實在太具實際意義。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間有桿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強姦、輪暴是比殺頭更難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寫抗戰的書籍中，似乎日本侵略軍只強姦中國婦女，而較為優待第三國尤其是西方人士。這樣更足以證明，日本人只不拿咱們中國人當人。事實並非如此。較為優待的是沒有與日本交戰的國家的公民，而不是什麼“西方人士”。一旦開戰，凡敵對國家，都沒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後，一批英國女醫護人員落入日軍之手，被關到地下室摧殘了一個多月。其中一位女醫生戰後回憶，這段日子她們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個日本人強姦，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強姦。另據一位目擊者、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在東京國際法庭的證詞，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陣地的170 名英軍及傷員被俘後全部殺害，七名女護士（四中三英）均遭姦殺。其中一名英籍女護士甚至被綁在屍體上輪姦。荷蘭婦女也曾遭到類似的暴行。在對待戰俘和戰敗國方面，倒是東西方“平等相待”的。電影《桂河大橋》，真實反映英軍俘虜被迫當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馬尼拉淪陷，美菲俘虜及難民共八萬人在轉移至收容所途中，約有一萬七千人被日軍虐待致死，其中美軍士兵1200名。西方人稱之為“死亡之旅”。 1944年12月，“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萬島一次燒死150 名美軍戰俘。

為了通過 “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獸慾，日本軍部特意建立“慰安婦”制度。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韓國婦女，還有一部分台灣和中國婦女，甚至西方婦女，但日本婦女也不在少數；有許多是被迫的，被強拉的難民，甚至是女戰俘，但也有“為聖戰而貢獻青春”的妓女。“慰安婦”們以自身遭受摧殘為代價，多少緩解了淪陷區廣大婦女的遭受蹂躪的壓力。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時任日第11軍團長的岡村寧次中將，曾對軍中不能杜絕強姦罪行十分氣惱，下令憲兵分隊長重藤憲文中佐親自坐鎮，加強安撫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軍法會議處理。當他聽到法務部長、憲兵隊長為罪犯辯解，認為不能構成犯罪時，岡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說！我知道，強姦罪要親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槍面前，誰敢親自控告？沒有反抗？三個輪姦，怎麼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適於戰區現狀嗎？我們出兵不是號稱‘聖戰’嗎？這是個‘聖戰’的樣子嗎？”（陳道闊《長河落日。武漢會戰紀實》）

就是這個後來晉升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在其晚年的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節以《貫徹愛民方針》為題，記載了1940年2 月召開的一次師團長、參謀長會議，他的參謀長講的一段話：

“縱然基於戰鬥上的需要，將房屋焚毀後，不論如何進行宣撫工作，亦毫無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奪強姦，而進行宣撫工作的地方，當敵人發動攻勢作戰時，當地居民，亦均繼續表示好感，而協助搬運物資；但前者的場合，敵人來襲時，居民通敵，於我不利，到現在始痛感需遵守軍司令官的愛民方針。”

當地居民表示好感，協助軍隊搬運物資，這頗有點像共產黨描繪的“軍愛民，民擁軍”的景象。這是神話嗎？是侵略者一廂情願的幻想嗎？——不是。1942年至1943 年春，日軍進攻河南，當地民眾主動為日軍帶路，甚至幫助日軍繳中國軍隊的槍。僅此一役，就有五萬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眾繳了械。（劉震雲《溫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主題歌）中唱道：“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兩軍對壘，當中國軍隊在民眾飢餓難捱，掙扎在生死線時，仍只顧橫徵暴斂，毫不體恤；而日本軍隊趁機收買人心，發放軍糧救濟百姓。中國駐軍把城周十數里地的農作物放馬蹂躪，士兵進村強索一切供應，稍有不遂，武力隨之，更濫征民間車馬人力，弄得怨聲載道，家破人亡；毗鄰的日軍則用現金僱工人築路，不但不侵擾百姓，還施以小恩小惠。在這種情況下，“秤砣”於是向侵略者那邊傾斜，什麼“民族大義”，“愛國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在“秤桿”上壓不起足夠的分量。

對老百姓而言都是“官軍”

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對於老百姓來講都是“官軍”。如果你殺人放火強姦搶劫，不顧百姓死活，你就是強盜、土匪；如果你尊重民眾，友好相待，你就是仁義之師。我們可以指責這條簡單的法則近乎“淺薄和愚昧”，卻又沒有任何其他一條“深刻和智慧”的法則比它更接近歷史的事實。有人認為：在絕對正確的愛國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本主義。孟子曰：“民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贊成這個觀點。進一步說，我認為國家利益應該高於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應該高於國家利益。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適，也曾寫過一首詩《你莫忘記》，借一位老人之口表達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

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

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誰把你的老子打成了這個樣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哎喲！──火就要燒到這裡了，──

你跑罷！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來！──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只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

都可以，──

人總該不至──如此！──

胡適的這首詩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上，大約為1918年。“我們國家的大兵”指的是軍閥部隊，而亡國的假想敵則是哥薩克、普魯士。不過不論放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意思都是一樣的。抗日戰爭無疑是神聖和偉大的，但沒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國別和民族、任何軍隊有理由殘害百姓，不顧及人民的利益。

中國軍隊帶來的水深火熱

看幾個例子：

1938年6 月9 日，為了阻擋中原日軍西進，國軍在河南鄭州東北郊花園口炸決黃河大堤放水。洪峰突發，奪路東去，其咆哮洶湧之狀據說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黃河決口。豫、皖、蘇三省44縣市受災面積一萬三千平方公里，受災人口一千二百五十餘萬，三百九十多萬人流離失所，九十萬人死於非命，財產損失不計其數。人民付出慘重的代價，“戰果”又如何呢？日軍土肥原的第14師團一部分被困於中牟，經工兵接應耗費三天結集到開封；中島的第16師團一兩萬人陷在黃泛區，經航空兵團空投物資救援，終於度過難關。——如此而已。黃河畢竟沒有像大合唱中歌頌的那樣，“發出憤怒的吼聲淹沒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八分之一，只能淹沒那些沒有航空部隊和工兵部隊救助的中國老百姓。一個歪點子，死掉九十萬人，這個數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三倍。

1938 年11月12日凌晨兩點，湖南省政府得到日軍已迫近的報告（事後才知道是假情報），為實行“焦土抗戰”的既定方針，下令自焚長沙。由省警備團出動執行焚城任務，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藥包、手榴彈用以炸開封鎖的大門。事先沒有得到任何警報、正在睡夢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許多居民被活活燒死，烤死，嗆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醬，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悶死。這場大火不停不歇地燒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歷史文化名城被焚毀成一片碎瓦頹垣。後來統計，確認死於大火的人數約兩萬，其他不能確認的外地難民、傷兵則難以計數。文物損失無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圖書珍本、名貴字畫化為灰燼，僅一家金號就有440 顆漢代印章融為銅餅、鐵錠。絕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築被毀。長沙素以中國最大米市之一著稱，一次被燒掉大米、稻穀200 萬擔。列為“四大名繡”之一的湘繡業，因幾輩人存積的優秀畫稿和版本毀於一旦，從此在中國的刺繡界黯然失色。我們斥責日本鬼子大掃蕩實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燒光。日本軍隊燒村莊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長沙大火？

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寫過抗戰時延安的“大生產運動”，一曲《南泥灣》，更是唱得家喻戶曉。然而，大生產除了開荒地種糧食、蔬菜、棉花，還種過什麼呢？還種過大量的鴉片！國民政府不給共產黨撥款，延安要從經濟上支撐遠遠超編的八路軍、新四軍，實感困難。糧棉蔬菜只能解決部分衣食自給問題，於是獲利較大的鴉片則受到青睞。有作家為了撰寫中共領袖的傳記，採訪當地的百姓和當年的戰士，據他們回憶，每有外國記者來參觀，就發動戰士們連夜把鴉片挖出來用土蓋上，記者走了再翻過來種上。可見共產黨也知道，種鴉片不是件光彩的事。為什麼還要種呢，因為要錢來“打日本”。至於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敘述國軍抗戰的書中，有一段這樣的紀實：“總指揮部和縱隊，支隊司令部，以攤牌民間婦女作雜活為名，選派年輕有姿色的婦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揮部和司令部去縫軍衣、做布鞋、洗衣、做飯，婦女們請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歸，均遭拒絕，要求一律在軍營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輪換一次。凡去當差的婦女，大多遭到強姦，先後被姦污者達幾百人。有的回家悲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輪姦致殘，甚至含恨自殺。廣大百姓對其暴行恨之入骨。”（純子、蔡農、老加《一江血水向東流——中日武漢大會戰實錄》）這是誰的隊伍？是日本軍隊嗎？不，是中國的政府軍。由蔣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邊區游擊總指揮部”，是抗日的隊伍。他們派夫派款，強拉壯丁，販運私貨發國難財，倒也罷了；最可惡的是強姦民女。日本侵略軍最令人仇恨和噁心的戰爭罪行，也是強姦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會秩序建立之後總還不至於敢公開這樣干，要不也不會組織專門的慰安婦了。而國軍卻是代表政府的，本身應該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證，這樣的罪行只能說是執法犯法，比日寇有過之而無不及。1943年，爆發隨北十萬民變，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派出三個師進行鎮壓。

內鬥的慘烈甚於外斗

1944年 12月24日夜，重慶歌樂山軍統局為中美合作所全體美方人員舉辦晚會慶祝聖誕節，結果台上唱戲，台下秩序大亂。中統局長戴笠特意約了幾十個女人陪美軍官兵跳舞，有些被當眾強姦。這種事發生在戰時國都重慶，由“政府機構”出面組織慰問援華友軍，次日便有密報呈送蔣介石侍從室，也只好不了了之。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犯下的強姦罪更是超過關東軍十幾年所為。而且還不許聲張，一些對蘇聯紅軍的暴行表示過不滿的中共幹部，解放後長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園口決堤，長沙大火，延安種鴉片，本國和盟國軍隊強姦婦女，都是一個問題：為了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可以不擇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惡劣。如果這種道理站得住腳，那麼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諒了：他們是為了“拯救”腐敗墮落的中國，為了實現一統大中國（或“大東亞共榮圈”）而進行的 “聖戰”。

有人會說，寧可死在自己人手裡，也不願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寧可被黃河淹死，“人或為魚鱉”，也不給鬼子劈死；寧可自己一把火先燒光，也不留給鬼子去燒；寧可吸共產黨種的鴉片，也不吸日本人販來的鴉片；寧可給國軍、美軍、蘇軍強姦，也不給日本鬼子強姦，……這話或許有他的道理。不過，這叫什麼道理？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記載，抗日戰爭期間，他在河南聽到過這樣的民謠：“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湯軍”是湯恩伯的部隊，蔣介石的嫡系。抗戰勝利後，淪陷區的百姓也有民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看來，在這個問題上，同時或前後深受過侵略者和“自己人”災害的平民百姓，是不會同意一些人的高論的。魯迅也早就表示過，死在自己人手裡是最悲哀的。這是因為，“自己人”最防不勝防；這種死最無價值；內鬥往往比外斗更為殘酷和激烈。後來發生的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都證明了這一點。

內鬥超過外斗，並不是中國人的專利。美國的南北戰爭，就超過它的獨立戰爭。五十年代韓戰的激烈，遠非抗擊日本入侵時可比。從生物學的角度，同類物種之間的爭鬥，也超過不同物種之間生存鬥爭。不同的物種，所需要的資源是不一樣的。牛、羊、鹿在獅子、豺狼襲來的時候，只顧各自逃命而不會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樣，“團結起來用利角去抗爭”，卻在爭奪配偶的決鬥中不惜折腿斷角牴死相拼。人類社會比生物界要複雜得多，有些簡單的道理卻是相通的。嚴格地說，決堤、放火還不是內鬥，只是“誤傷”。皖南事變才是典型的內鬥，國軍一次圍殲新四軍八千餘人。而在此數月之前，新四軍僅一“黃橋決戰”，就殲滅國民黨第八十九軍一萬一千餘人，成為共軍戰史上一次輝煌的戰例。可惜黃橋、皖南雖在抗戰期間，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國人。

為了防止共產黨勢力控制東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竟以出賣外蒙作為爭取蘇聯承諾的代價，也可算作內鬥的一種“謀略”，儘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抗日戰爭的結果是收回了東北和台灣，卻放棄了面積超過兩倍於東北和台灣的外蒙。外蒙獨立的意義還不止於領土的喪失，它動搖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動搖了“五族共和”的國本，為中國的進一步可能的分裂撞開了一條隱約的、難以彌合的罅隙。

小國比大國容易被征服

有人認為，大中華思想是不對的；有的西方學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統一中國，今日中國就會像歐洲那樣好。我以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對於一個國家而言，還是大一點好。歐洲在世界上占據領先地位，也不過四五百年時間，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結論。國與國之間一旦發生戰爭，小國缺乏戰略縱深和自然資源，就很明顯的要吃虧。日本最終就敗在這裡。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肥。”中國在抗戰中什麼都不如人家，唯領土遼闊，可以一退再退。所謂“以空間換取時間”（蔣介石），其實就是倉皇逃跑、迴避；所謂打一場曠時日久的“持久戰”（毛澤東），其實就是各據一方，靜待其變。在西方人看來不可思議的“逃避戰略”，最終竟然奏效。拿破倫、希特勒橫掃歐洲各國如入無人之境，卻都在無邊無際的俄羅斯的土地上鎩羽而歸。以日本軍隊的善戰，對付美國也只能採取偷襲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對攻擊和占領遼闊的美國本土不存絲毫妄想，一當太平洋戰爭失利，它自己那狹小的國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擊的靶子。這時候它才知道，當初輕視身邊這個“不堪一擊”的龐然大物，提出“三個月亡華”的計劃，以至於未能傾全國之軍力先行征服中國，是多麼的輕率、愚蠢。

中國歷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氣候者，多是國家處於分裂狀態，亦即“大國變成小國”之時。周室威權衰落，再也不能號令諸侯統一發兵征戰，遂有秦國的各個擊破。東漢末年分裂成三國，雖短暫統一於晉，但諸王割據，使國家化整為零，遂在“八王之亂”後外族相繼湧入中原，史稱“五胡亂華”。唐末國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遼朝；而後女真人建立金朝，趁遼宋對峙，滅遼與北宋，占據中原；再後蒙古人入侵，滅掉各占中國半壁江山的金與南宋。西晉和北宋畢竟是“大國”，所以北方強敵入侵時尚能退守江東、江南，建立東晉、南宋，各延續了一百多年的命脈，不至於被趕入絕境。當北方強敵再度入侵，已經成了“小國”的南方王朝再無地方可退，只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國的“統一”時代，但其末年國家為朱氏朝廷、李自成、張獻忠三大政治勢力所控制，形成實際上的國土分裂局面，清軍趁勢入關。分裂狀態，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夠同仇敵愾地共同抵禦外敵，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實際統轄的國土狹小，沒有迴旋餘地，容易被占領和征服。

國家的領土遼闊，對於現代科技和經濟，也有極大好處。以航天工業為例，歐洲和日本皆遠不及美俄中三國，其土地面積的狹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經緯度上建立地面站，只有大國才能辦得到。歐洲是近代工業革命、近代科學、資本主義經濟、現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發源地，終因其“春秋戰國”式的版圖格局，在本世紀由盛而衰，輸給了只有兩百年歷史的美國。這和一堆小公司，競爭不過一個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歐各國力圖打破促狹國境的限制，實現經濟上的統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既是明智之舉，又是不得已而為之。歐洲的衰落還有兩個原因。一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都源於“生存空間”也就是國土面積太狹窄，而戰亂一開，小國的戰爭創傷更難以平復。二是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這兩條實際上也都牽涉到國家領土（及屬土）的大小問題。

日本“加入中國”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國，不論它是以什麼方式，想再退出中國，就不那麼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國，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全體“中國人民”堅決不能同意。除非出現象孫中山、蔣介石那樣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劃出日本為代價，換取別國的經濟支持。中國“不是菜園子”，你想進的時候就進，想出的時候就出，沒那麼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個慣用伎倆，將侵略中國說成是“進出中國”，這是因為他們都沒學好歷史，不懂得中國進來容易出來難。成吉思汗橫掃歐亞大陸，滅國四十餘個，也包括中國，而蒙古後來成了“中國的蒙古族”，沒有成為別的什麼國家的蒙古。清兵入關，也使滿族成為“中國的滿族”。中國人習慣將入侵者說成是“外族”。什麼叫外族？說直白了就是外國民族。不然，怎麼不以“外族”去稱呼今天中國的少數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瑤族、壯族、土家族，……怎麼就從來沒當過“外族”？

“加入中國”有哪幾種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國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國一道被第三國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領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國領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國而最終完成合併（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歷史上與中國關係密切，視中國為“上國”、“天朝”，漢代即派使臣到中國朝貢，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漢光武帝賜“倭奴國王”的印綬，有點“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於中國的關係悠久得多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脫亞入歐，這個慣於點頭哈腰的小“附庸”，忽然變成了小霸王，中國反倒成了破落的“窮措大”。這種情況下，“西藏模式”顯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間還隔着個高麗，也長期是中國的附庸，如果它都沒能以這種方式併入中國，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日本從來沒有對外戰敗過。它遭受過的最大的侵略戰爭，是在中國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發兵大舉征日，結果一無所獲。當時中國南宋尚存，蒙古人挾同高麗參戰。六年後，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國善水戰的優勢，再度攻日，還預先設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敗而歸，不及逃走的十幾萬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殺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英勇善戰，尚且在日本敗得如此之慘，看來“清初蒙古模式”也難奏效。

中國從來都把打外國（族）說成是“征伐”、“平定”、“討逐”，把外國（族）打中國說成是“入侵”、“侵擾”、“犯邊”。自古中國“征伐”外國的戰果甚少佳績，往往不及外國“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擾”中國好幾個朝代，才被中國“平定”，平定後還老大一陣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還麻煩，是一個耗時耗力、勞民傷財的跨世紀工程，代價太大，在現代社會似乎更加得不償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終結果是中國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戰爭直至清朝覆亡之際，是日本重演清朝入關的最有利的時機。中日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實力極為懸殊；中國還有象孫中山這樣鼓吹“中日一體”、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黨人作為內應，條件比明末清初時還要好，至少不會更差。但是它錯過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國才重新開打。這時中國已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初步建立了現代國家體制，及現代裝備的軍隊。難是難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後制定的戰略方針打，征服中國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錯過了，進退失據，只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製造“靖康之恥”，到1234年初亡於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遼國五京的時間，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1937年攻占中華民國首都，製造南京大屠殺，到1945年向同盟國投降，只有八年；即使算上發動“滿州事變”占領東北的時間，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張邦昌、劉豫偽政權；後乾脆自己來干，成了代表“中國”的兩個“合法”政府之一。日本也扶持建立了偽滿州國和汪精衛政府，但來不及“自己干”，來不及“合法” 就投降了。這樣短的時間，使它終於沒有能夠融入中國，被“漢化”成“中華民族”的一員；也使得中國人始終無法消弭“外國入侵”的心頭之恨。

如果時間足夠長，——到底要多長？不好說，反正十年、八年是絕對不夠的。無論如何，日本總歸是照着金朝的樣子“野”了這麼一把，這筆賬咱們得記着，說不定將來有那麼一天，它還會以某種方式加入中國。清朝的建立者滿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後裔，而滿清初建時的國名就叫“後金”。滿清實現了他們的先人的夢想：占領和統治整個中國，而最終也被整個中國所吞沒。如果是這樣一個結果，我以為即使日本贏得戰爭的勝利，對中國而言未見得就一定是壞事。可以推斷，中國征服和統一日本，與日本徵服和統一中國，最終結果是完全一樣的。那就是：只有一個中國。一個日本這樣的國家，和一個中國這樣的國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懼；而一個日本那樣發達的中國，或一個中國那樣龐大的日本，卻足以使所有的國家不敢小覷。

有人會說，這是善良的中國人的一廂情願。不對。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的“一廂情願”。雖然一百年來，中國一直在試圖以各種方式、走各種道路努力成為象日本那樣發達的中國都未獲成功，但還是要比日本成為象中國那樣龐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們關起門來反覆折騰就行了，走多少彎路、摸多少石頭、交多少“學費”、耗多少資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裡的事”，與別人無礙。只要世界有足夠的耐心等待我們“迎頭趕上”，只要我們能無數的打擊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國的世紀”那一天。而日本，只有發動戰爭一條路可走，並且還沒打贏。畢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時間的感覺卻是“無限”的。何況，必要時咱們還可以“空間換時間”，拖垮拖死一切競爭對手與來犯之敵。

設想日本打贏了中國，當然不能排除“細節”的考慮。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之下，西方各國出於自身在遠東的利益，能否坐視中國為日本所吞併？日本得了中國這片土地，能否暫抑瘋狂擴張、進而稱霸世界的慾火？是馬上四處出擊，驅使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為其征戰他國，還是為穩固這塊遼闊的新殖民地，先停下來進行建設、發展和同化，而後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歷代外來王朝那樣，終於為他們所仰慕的漢文化薰陶，一改兇悍頑強的民族風格，變得跟漢民族一樣儒雅柔弱，不再存稱霸之心？

任何一個 “不壞”的結果，都不能說明過程的必要與合理。人類發明了戰爭，發明了自相殘殺的武器，發明了以一種文明摧毀另一種文明，或者一種較高（較低）的文明徵服另一種較低（較高）的文明，甚至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都有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為戰爭和武器所毀滅，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認，戰爭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往往起到的促進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說，就是所謂“進步作用”。但戰爭終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過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現代國際社會設計出那麼多的“人道”的戰爭公約，也還是設計不出一種“人道的戰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