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提示：在台灣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關係中，有一頁不為人知的“軍援外交”史。據台灣媒體報道，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那個經濟尚未起飛、台海戰雲密布、美蘇對抗的冷戰時代，台灣的軍情人員已“縱橫四海”，大搞“軍援外交”。雖時隔數十年，但其中的一些內幕依然令人震驚。在台灣“軍援外交”中，比較重要的計劃是：準備登陸印度尼西亞的“南海作戰計劃”；約旦和沙特阿拉伯擬雇台灣飛行員當傭兵的“天祥計劃”；援贈衝鋒鎗給馬來西亞的“明駝計劃”；軍援柬埔寨山炮和胎死腹中的“軍援埃塞俄比亞”案等。

　　40多年前，印度尼西亞差點左右了台灣和國民黨政府的命運。把印尼與台灣串連在一起的，是台灣在印尼內戰期間，配合美國中央情報局秘密軍援印尼革命軍進行的“代理人戰爭”。當時國民黨軍事當局還以“南海作戰”為代號，計劃以4個海軍陸戰隊加強營登陸印尼援助革命軍，不過因未能得到美國支持和“八二三”炮戰爆發，而未付諸實現，否則將是國民黨潰敗台灣後最大規模的海外用兵行動。

蔣介石當年向美方承諾登陸印尼

　　歷史背景

　　1957年3月，印尼因總統蘇加諾採取“親俄容共”政策，與反共的親西方回教領袖決裂，部分外島駐軍將領和地方士紳紛紛擁兵割據，宣布不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揮。1958年2月，蘇門答臘駐軍宣布成立“革命政府”，並立刻獲得部分北部駐軍響應，不過因各外島駐軍缺乏準備與聯繫，經政府軍攻擊，即告敗退。至5月時，革命軍雖成立“革命政權”，但是印尼政府軍卻攻占其外圍據點，對革命軍形成海空包圍的態勢，使得革命軍情勢更不樂觀。因此，蔣介石在1958年5月24日軍事會談中，指示“參謀本部”研擬計劃，援助印尼革命軍。並提示計劃原則為動用海空軍，並以海軍陸戰隊登陸印尼，最後目標為位於爪哇島的印尼首都雅加達。

　　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台北站請台灣協助支援空中運補活動，後來台“國防部”情報局也參加運補計劃，利用原本空投“支援”大陸西南“地下游擊隊”和滇緬邊區孤軍的空軍3831特種部隊、民航空運公司(CAT)和復興航空公司的運輸機，以菲律賓最南部的島嶼作為中繼站，空運包括輕重機槍、步槍、迫擊炮、山炮和彈藥等共7個營的步兵武器給印尼革命軍，並準備再運交3個營的裝備及2艘日式炮艇、1架B—26轟炸機、2架PB4Y解放者海上巡邏機、數架T—6螺旋槳教練機和1具日式雷達，同時也將選派雷達通信人員以志願人員或退役軍人身份前往參戰。

　　針對蔣介石的指示，台灣“參謀本部”立即指派各有關人員組成“南海研究小組”，研究如何以軍用物資和軍事行動支援印尼革命軍，使其能繼續作戰。軍事物資援助方面，由於當時美台雙方簽有共同防禦條約，而且台灣軍隊大多使用美援武器，未獲美方同意不能他用，加上考慮到不能影響台灣戰力，因此，援助印尼革命軍的槍炮有一大部分是過去接收日軍的舊武器。

　　登陸作戰

　　當時“參謀本部”研究的登陸目標有兩處，一為蘇拉威西島，另一為爪哇或蘇門答臘。不過登陸爪哇或蘇門答臘，約需一個師到一個軍的兵力，如果沒有美方支援，台灣海空軍均無能力掩護登陸部隊，加上印尼革命軍在爪哇和蘇門答臘已無較大部隊，登陸部隊缺乏內應難有進展，且台灣距爪哇達2130餘海里，後勤支援極度困難。因此“參謀本部”建議，登陸蘇拉威西島較為可行，也針對登陸蘇拉威西島進行情報判斷和作戰研究。

　　當時“參謀本部”研判，如果台灣派遣志願軍支援印尼革命軍，印尼政府軍可能以其在北蘇拉威西附近的現有兵力阻止台軍登陸，也可能抽調其他地區的陸軍部隊增援蘇拉威西方面作戰，同時印尼政府軍的海空軍也會在海上襲擊台登陸船團。

　　在登陸初期，印尼政府軍可用於北蘇拉威西和摩洛泰島的兵力有陸軍5營，海軍艦艇1萬噸，陸戰隊1營，空軍每天可出動戰鬥機23架次，轟炸機10架次，並可一次使用傘兵200人，不過印尼政府軍可利用的有力增援部隊都在670海里外。

　　不過，上述印尼政府軍在北蘇拉威西地區現有兵力暫不足以阻止台軍登陸，而且其他地區的印尼政府軍因距北蘇拉威西甚遠，且海軍能力有限，將不能作即時有效的增援。但是“參謀本部”也強調，雖然印尼政府軍海空兵力有限，台灣船團如無充分空軍掩護，將受重大損失。

　　登陸作戰所需部隊，除了1個陸戰隊加強團(4個營)外，護航和運輸登陸部隊的海軍船團也相當龐大，包含驅逐艦、登陸艦和其他補助艦艇共49艘。另外，還準備將12架AT—6螺旋槳攻擊機裝船運往印尼，擔任陸上偵察和空中支援任務。

　　登陸任務完成後，即登陸北蘇拉威西及攻占摩洛泰島後，兩棲特遣部隊除以部分艦艇編組特遣支隊，歸南海作戰特遣部隊指揮官指揮，負責目標地區警戒掩護及運補等任務外，其餘解除任務編組返航。兩棲地面部隊於兩棲特遣部隊解除同時，改為南海派遣部隊，其指揮官負責該地區各部隊之指揮及管制，並協調印尼革命軍支援陸上作戰。

　　在目標地區發展方面，南海派遣部隊指揮官應協調印尼革命軍尤其將桑吉、摩洛泰和萬鴉老等地發展為三軍基地，以供後續使用。情況可能時，應以部分海空軍進駐摩洛泰及桑吉地區，另派遣必要勤務部隊參加該地區的相關作業。

　　整個登陸作戰研究洋洋灑灑，圖文並茂寫了數十頁，但是“參謀本部”在結論中明白指出，因空軍受限於航行半徑和基地的限制，難以對兩棲特遣部隊進行空中支援，因此如果沒有美國海空軍掩護，在印尼政府軍獨占空優的情況下，船團將遭受危害，不易實施較大規模的兩棲登陸。

　當時台灣“參謀本部”甚至還對南沙群島的太平島是否能發展為海空臨時基地， 以支援印尼革命軍進行研究，這也可能是台灣軍方最早針對太平島的軍事用途所作的研究。

　　經台灣空軍派人前往勘察，太平島可修築一條長1100米、寬70米的陸上跑道，而且施工容易，只要1個排的工兵及推土、攪拌、滾壓等機具和水泥等材料，約2個月可完工。啟用前，需進駐1個航管分隊、勤務分隊及油料等，至於營舍與水源則無缺。

　　當時支援印尼革命軍的空軍飛機以B—26和PB4Y為主，不過這兩種飛機裝載炸彈起飛，最少需要1370米的跑道，而太平島僅能修築長1100米的跑道，故不能載彈起飛，僅可供B—26、PB4Y和C—46、C—47運輸機緊急着陸與中途加油之用。且建築跑道預算、工程人員、材料等都尚待籌劃，加上裝運等時間，至少需5個月才能完工。至於發展為海軍臨時基地，由於南沙各島四周水際都多珊瑚礁，欲開闢運補艦艇航道及建築永久碼頭甚為困難，小型簡易碼頭則沒問題。

　　最後結論是，即使發展太平島為空軍臨時陸上基地，僅可作為緊急着陸與中途加油，對支援印尼革命軍作戰實無太大裨益。而且，南沙距我海南島三亞機場僅560海里，可能遭受我空軍攻擊。太平島雖可作為海軍臨時基地，但用於支援印尼革命軍效果並不大。因此建議，不予考慮。

　　經過一連串的情報判斷和作戰研究，“南海作戰”計劃最後還是“紙上談兵”，存檔備查。其實這不令人意外，因為“南海作戰”計劃有太多變數，如：陸戰隊為美援部隊，動用必須經美方同意，需要美海空軍護航、借用菲律賓和越南的海空軍基地等，這些都要美國支持或出面協調。以當時的國際環境，可能性並不高。另外，從台灣高雄到北蘇拉威西島約1400海里，補給線太長，後勤支援相當困難。而且，對這種長距離大規模的兩棲遠征作戰，不論海軍或海軍陸戰隊都是生手。

　　“送愛心到國外”已成為近幾年來台灣“援助”其他國家的代名詞。其實，遠在台灣尚未經濟起飛的上世紀60年代，台灣也曾從事類似的援外工作，只是送的不是愛心而是“槍炮”。

　　1965年，台灣軍方通過台灣“國家安全局”的安排，援贈馬來西亞1000支衝鋒鎗的“明駝計劃”即是一例。另外，1971年時，美軍顧問團也曾向台灣調撥20門七五山炮支援柬埔寨。

　　1965年初，馬來西亞與印尼因邊界糾紛發生軍事衝突，急需外援。當時，台灣馬來西亞舉行雙方會談，會中馬來西亞軍方代表向台灣方面要求援助M1卡賓槍5萬支和5年用的備份零配件及2500萬發子彈，用以裝備馬來西亞地區部隊和民防部隊。會談時，台灣原本決定贈予1萬枝，不過“國防部”研究後改為，將先運交2000支到3000支。

　　當時，台灣”國防部”調查陸軍庫存共有27000多支M1卡賓槍、子彈4261萬餘發和34000多支30步槍、子彈5883萬餘發。不過，這些庫存槍枝都是美援軍品，變更用途要先徵得美軍顧問團同意，如果私下撥贈，即使將槍上美造標記滅除，還是很難長期隱瞞。而且，這些庫存槍枝是要留作“反攻大陸計劃”擴編部隊之用，因此不便撥用。

　　雖然陸軍還庫存近4萬枝的七九步槍和2194萬餘發子彈，不過考慮到過於老舊，馬方也不會接受。最後，發現陸軍還庫存21000支90衝鋒鎗，扣除擴編部隊所需還剩6000餘支及572萬餘發子彈，而且90衝鋒鎗除了射程較卡賓槍近外，重量較輕還可連發，因此建議改贈馬國1000支90衝鋒鎗和10萬發子彈。

　　雖然當時台灣與馬來西亞尚有“邦交”，不過為了保密，這批衝鋒鎗撥交前還是將所有台灣軍隊的標記予以滅跡。滅跡部分包括：槍身及彈匣上的兵工徽、扳機護圈上的標誌、附件及包裝的各種中文標誌、包裝木箱外的標誌及中文、裝箱單上的標誌和中文。軍方還將這批衝鋒鎗進行拆裝檢查和試射，每枝槍都徹底檢修合格才運交馬來西亞。這批軍械在1965年12月22日抵達馬來西亞，“明駝計劃”順利完成。

　　原本透過“明駝計劃”可使台灣與馬來西亞軍事合作更進一步，因為台“國安局”駐吉隆坡代表匯報，馬來西亞參與台馬會談代表的訪台報告中建議頗積極，除了希望台灣能贈予槍支彈藥外，還希望能協助訓練飛行員、訓練特種作戰及心戰人員、籌建兵工廠代制迫擊炮彈和代為設計並籌建防空雷達設施。不過，後來馬來西亞因受限經費，原本請求的協助事項，則改向軍援國家請求提供。像設立雷達網，就委託英國專家設計，飛行員也改派至美、英、澳各國受訓，特戰人員則赴沖繩島美軍基地受訓。

　　至於軍援柬埔寨20門M116七五山炮，主要的“推手”是美軍顧問團。1971年7月，美軍顧問團長泰勒將軍向台灣軍方提出要求，希望台灣能調撥10門七五山炮軍援柬埔寨，後又追加10門。台灣考慮扣除部隊使用外，尚有239門庫存，且多是美援軍品，由於部隊需求不大，因此同意軍援。另一個重要考慮，則是希望美軍顧問團能因此協助台灣爭取M48戰車。這種美制山炮口徑不大，只有7·5厘米，但最大特色就是結構輕巧，可分解由人力和牲畜運送，機動力很強。

　　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其影響力大為下降，對外活動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地區。但是，“軍援外交”作為秘密活動，卻可以無所不至。據報道，台灣就曾制訂多個計劃，向中東和非洲國家提供秘密“軍事援助”。

天祥計劃：飛行傭兵

　　1962年11月4日，台灣“外交部”收到其駐約旦大使館發送的“極急密”電文，內容大意為約旦和沙特阿拉伯國王希望台灣空軍派員協助也門王室作戰。這個軍方代號為“天祥計劃”的援也作戰案，後來雖因美國派機進駐沙國而未實現，卻為台灣對外軍事援助開啟了一個新舞台。

　　台灣軍援中東國家長久以來一直帶有濃厚神秘色彩，這段塵封的歷史直到近幾年才陸續被揭開。1979年到1990年間，台灣與沙特阿拉伯合作，每年派出現役空軍飛行員和修護人員百餘人，在與大陸有邦交的北也門，以沙特阿拉伯名義，軍援北也門，協助北也門對抗南也門軍事行動“大漠計劃”即是一例。其實“大漠計劃”並非沙特首次對台灣提出軍事援助，早在1962年約旦和沙特就曾聯合要求台灣派遣飛行暨維修人員赴沙，比“大漠計劃”整整早了17年。

　　1962年9月，北也門巴德爾王朝因軍事政變被推翻，成立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約旦和沙特王室為了防止同樣事件發生，因此支持在也門北部建立流亡政府的也門王室復辟。當時，約沙兩國向台灣提出的需求為，飛行軍官10名、機械軍官2名及必需地勤人員約30名，在沙特阿拉伯使用10架沙國的F—86佩刀式戰機，負責擔任緊急空運任務，為約沙兩國援助也門王室軍隊，不直接參戰，待遇由台方提出，一切從優，來回旅費由約沙兩國負擔，同時對外絕對保密。

　　對於約沙兩國的請求，台灣空軍總部表示，空地勤人員派遣並無困難。台“外交部”則認為，台灣與中東各國交涉，大都通過約旦國王支持。約旦國王對台灣極為友好，且為中東地區極具影響力者。另外，也門王室駐聯合國代表在台灣代表權表決時，曾一反常態，支持台灣，表現友善。

　　台灣“國防部”在綜合“外交部”和空軍總部的意見後，分析援也作戰的利弊：有利的方面，對促進台灣與中東各民主國家更進一步的合作，頗具價值，而且還可增加磨練台灣飛行員與地勤人員境外作戰的經驗，並可藉此疏導空軍現有高層空勤人員擁塞現象。至於弊端，主要是因為中東地區情況很複雜，以台灣戰鬥人員介入，如有暴露身份情事發生，恐予大陸攻擊的口實。另外，中東地區距台灣較遠，對“反攻大陸“的主要任務幫助不大。

　　台“國防部”最後考慮到中東情勢複雜，未來演變難預料，所以支援一事，仍有考慮必要，因此對約旦國王的要求，由“外交部”婉拒。不過，“國防部”仍秘密派遣聯二助理次長執行官空軍少將楊紹廉、空軍總部戰術考核組長空軍上校冷培澍和第二修補大隊副大隊長空軍上校李文忠，以化名前往約旦，了解約沙兩國空軍裝備及人員概況、中東地區各國空軍活動概況、約沙也三國空軍基地設施概況、約沙援也空軍作戰運用情況、約沙對台灣派遣人員任務要求、待遇和遇有作戰傷亡、被俘、失蹤等意外事件處置及其他安全保障等資料。

　　台灣空軍人員到達約旦後，面見約旦國王時被告知，因美國派遣3個中隊的F—100超級佩刀式戰機進駐沙特，約旦也派6架獵鷹式戰鬥機援助沙特，使緊張局勢趨於穩定。空軍人員因此回報，約沙兩國對借用台灣飛行員的需要已趨緩和，不過將來情況如有變化，仍可能請求協助。而且，約旦國王還要求台灣空軍人員視察約旦空軍，並表示將來必要時，再請台灣空軍專家前往協助，或派飛行員來台見習。至此，“天祥計劃”終告一段落。

　　雖然援也作戰的“天祥計劃”並未付諸實行，不過約旦要求台灣代訓空軍飛行員的要求並未間斷。1966年時，約旦軍事人員來台訪問，再度提出代訓飛行員的要求，這項要求最後在“天祥計劃”結束12年後付諸實現。

　　1974年時，應約旦要求，台灣派遣兩名空軍上校到約旦擔任1年的軍事顧問兼空軍高級戰法教官，隔年又派出唐卉上校和周治華上校組成“F—5戰機基本訓練教官小組”到約旦，協助訓練約旦空軍F—5部隊，同時也派出一組維修人員為約旦軍機實施機翼校正。這些後續軍事合作計劃，顯示出“天祥計劃”深遠的影響力。

埃塞俄比亞：軍援換“建交”

　　在台灣秘密軍事援外計劃中，“軍援埃塞俄比亞”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因為“利用軍援爭取建交”這個構想是美國主動提出的。1964年，美國建議台灣以輕武器暨軍用器材，贈予埃塞俄比亞並協助改善兵工廠，以換取“建交”機會。不過，後來“外交部”考慮到該國政情未明，此項政治投資恐難收到預期效果，因此建議從緩，否則將成為台灣對外關係上罕見的“軍援建交”案。

　　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即爭取與埃塞俄比亞發展關係，1962年起派獸醫隊赴埃國協助發展畜牧業。1964年2月，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舉行會議，台灣派駐喀麥隆“大使”吳世英前往觀察，並晉見埃國國王和政要，表達台灣與該國“建交”願望。當時大陸也積極與該國接觸，爭取建交。

　　台“外交部”在呈行政院的極機密報告中指出，該國國勢不振，期望各國軍經援助，台欲拉攏該國，似不能空談親善，應就軍事、經濟、醫務、獸醫等方面提供具體援助，軍援一項尤其重要。在軍事援埃部分，報告中進一步指出，美駐埃大使曾建議吳世英，台灣以100萬美元左右的軍火如輕機槍等援助埃國，並應視埃國需要給予5萬美元左右的基本軍用器材(如：黃銅、炸藥和信管等)或價值3萬美元的軍用卡車輪胎。另外，埃國原設有一小型兵工廠，如需恢復作業，需25萬至50萬美元，同時還缺乏軍火品質管制員及檢驗員各1名，如果台方能提供這方面的專家，埃國當表歡迎。

　　對於美方的建議，“國防部”的研究結果為，台灣輕武器暨軍用器材僅足以負擔保衛台灣。不過派遣少數兵工生產技術人員對埃國做短期的兵工生產改善指導與協助尚無問題；若要代制武器可研究代辦。最後，如果政策上決定予以埃國協助，“國防部”會盡力達成。

　　雖然”國防部”已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諾，不過“外交部”最後考慮埃國政情不明，此項政治性投資恐難收到預期效果，因此暫不考慮對埃國軍援。不過台灣仍持續與埃國接觸，並於1965年5月以“中央社”名義於亞的斯亞貝巴設立辦事處，直到1970年埃國與大陸建交台灣撤回獸醫隊，1972年埃政府在大陸壓力下將台灣“中央社”前駐埃特派員驅逐出境。其後，台灣就未再與埃國作進一步接觸，“軍援埃塞俄比亞”計劃至此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