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2003年連續3次搶灘登陸的實戰“演習”之後，3月24日凌晨，7名中國大陸的保釣人士終於登上了釣魚島——這是繼1996年香港、台灣保釣行動之後，中國人第二次登陸釣魚島。他們把五星紅旗插在礁灘上，面向大海，宣示了“中國的主權”。但是，聞聲趕到的日海上保安廳的軍艦和從天而降的防暴警察，有效地阻斷了保釣者的歸路，7人旋即被捕。仿佛已經預感到所面臨的命運似的，據日本方面報道，“保釣活動家們幾乎沒做任何抵抗，束手就擒”。此前數次登島嘗試的失敗和此次雖然一朝登島，然而卻終落得“英雄敵手”的結局再次提醒人們：釣魚群島還在日本人的手裡。

　　7名保釣者的命運牽動了中國的神經。在北京，官方迅速反應，媒體在第一時間跟進，從24日至26日的48小時內，通過外交途徑向日方共提出了9次嚴正交涉，在表明中國對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上的態度的同時，要求日方確保7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在東京，被日外務省次官緊急召見的中國駐日大使武大偉在聽取完日方的抗議之後，正色道：“中國有中國的立場”；與此同時，從24日下午起，一連幾天，眾多的中國民間保釣團體人士和“愛國者同盟”、“中國918愛國網”等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網站的網友、大學生及海外華人，在北京的日本駐華使館門前舉行抗議活動，歷數日本的戰爭罪行，揭露其覬覦、霸占釣魚島的事實，高呼反日口號，踐踏並焚燒了多面日本國旗。並且，抗議活動迅速波及駐有日本領事館的城市，在上海、廣州、香港的日本領事館門前，都發生了類似的抗議活動。對此，日本駐華大使阿南惟茂26日在自民黨外交關係聯席會議上指出：“在大使館門前，而且是在武警的眼皮底下，發生這樣的事情（焚燒國旗），至少在我的記憶中還是頭一次”，“實屬遺憾。”在同一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日本外相川口順子再次向中國政府表達了“毅然的抗議”：“焚燒日本國旗的行為非常令人遺憾，是不能容許的行為。”在中方“立即無條件放人”的強大壓力下，日本當局於26日下午做出了將7名“非法入境者”“強制送還”的決定。26日夜，7名保釣人士乘坐東方航空公司的航班從日本沖繩縣那霸市飛抵上海。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7人在公安人員的安排下，避開了歡迎的人群，從專用通道出港，然後乘坐有關部門的車輛從浙江省回到北京。在當天的CCTV“新聞聯播”等新聞節目中，只對7名保釣人士的歸國做了近乎中性的報道，迴避了帶有感情色彩的描述，並且沒有播放任何錄像資料。如此低調的處理，顯然是刻意避免所謂“民族英雄”的輿論造勢，客觀上，也給日方一個台階下。據筆者向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有關人士了解，原定於28日從廈門出海的下一次保釣行動，也已經無期限順延。

　　也許是從一開始就釀成了外交問題，其應對也由“外交口”統一歸口的緣故，此次事件，中方的應對自始至終基本上保持了一個基調、一種熱度，總的來說，比較從容，避免了像去年“8·4”齊齊哈爾化武毒氣泄漏事件中，地方政府與外交口口徑不一，地方的“失言”再由中央找補的尷尬。而相對於中方，日本政府對事件的反應和應對則明顯經歷了兩個階段。

　　從軍方發現有人登陸，到採取行動、抓人，一直到準備按照“日本法律”移送檢察院、走法律程序起訴，為第一階段。經過最初的反應之後，輿論大嘩，然後對中方橫加指責，要求嚴懲“非法入境者”，使事態步步升級。此時的日本，上至首相、外相，下至傳媒，言必稱“主權”，動輒拿“日本法律”說事，態度強硬，多少給人以得理不饒人、不得理也不饒人的印象。《讀賣新聞》社論坦言：“如果因一部分活動家的不法行為，使日中關係更加惡化的話，其責任完全在中方。”25日，中國的外交攻勢加民間壓力，尤其是對其拿本來屬於國際爭端範疇的問題，卻以國內法來處理的做法的強烈不滿開始使處於亢奮狀態中的日本冷靜下來，這時，日方好像才突然想起去年底，對中國政府通緝的在珠海日本人集團嫖娼事件中涉嫌“組織賣淫”的3名日本人，日方當初也是以“國內法”來擋駕，而中方似乎並未深究。如今，如果完全無視國際爭端的事實，再拿所謂“國內法”治人以罪的話，於情於理有失“厚道”不說，更會給國際社會以日本“單邊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的口實，更重要的，中國民間日益升級的“反日”抗議行動和中國政府的“希望不要損害中日關係”的警告，好像令日本政府再次意識到對華貿易巨額順差對日本經濟的重要推動作用……於是，小泉放出了“不希望（事件的處理）成為損害日中關係的要因”和“希望中方冷靜、冷靜再冷靜”的柔軟信號。同時，日本海上保安廳於25日叫停了右翼團體“青年社”15名成員的對抗性登島行動。

　　小泉態度的轉變使事態峰迴路轉。到26日中午，已然做好了移交檢察院，付諸起訴的決定，但在立案前兩小時，原方案被取消，作為“特例”送交“入國管理局”，改做“強制送還”處理。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發生如此之大的方針調整，連當事的法務省官員都表示吃驚，不得不承認，此乃“特例”中的“特例”。

　　這齣日本版的“捉放曹”，從開場（抓人）至尾聲（遣返）總共只持續了60個小時。與近年來中日之間發生的其它事件相比，可謂速戰速決，但其影響卻遠未結束。就釣魚島問題而言，該事件雖非開端，但就其發生的時機和本身的戲劇性場面，及其引發兩國乃至世界輿論關注的程度而言，恐怕將成為華人保釣運動史上的分水嶺——從此，釣魚島問題將在人們的視線中變得更加敏感，更加刺目，更加難以“擱置”。

　　事實上，圍繞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中日間的爭端非自今日始，要說“危機”，這也不是頭一遭。早在1978年，圍繞《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釣魚島問題就是除了針對當時蘇聯的“反霸”條款之外的另一個棘手問題。據說，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園田直是抱定破釜沉舟的“必死”信念到北京來談判的，來京之前，即做好了最壞的準備，甚至連身後事宜都對夫人園田天光光一一做了交待。“死結”是被當時主持“和約”談判的中方領導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解開的，小平的一席話——“……我們認為，談不攏，避開比較明智。這樣的問題擺一下不要緊，擺10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代人智慧不夠，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總會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打破了僵局，這便是後來圍繞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的所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擱置”原則的由來。

　　客觀地說，在一段特定的歷史時期，“擱置”原則確實起到了一定的“安全閥”作用，理應給與相應的評價。即使在今天，日本政要在一些公開的、國際性場合，也不得不承認中日之間在釣魚島問題上還存在着這樣一個約束。但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隨着中日兩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角色的轉換，兩國對該原則的態度和應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與中國長期以來囿於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和國內的特殊情況，對包括釣魚島在內的南中國海“鞭長莫及”的無奈狀況相比，日本則憑藉其本能的海洋意識和強大的海防實力，更藉助日美同盟這個強有力的“先天條件”，不斷地在釣魚島問題上做小動作。而且，不同於20世紀90年代的是，日本已不屑於再玩什麼搶灘登島，建個把燈塔、神社之類的設施以“宣示主權”的象徵性遊戲，而日益傾向於搞旨在論證主權的法律環境建設和“主權領有”前提下的對第三國（美國）的轉租等實質性操作。去年元旦爆出的向聲稱是“島主”的某位國民長期“租賃”釣魚島及其附近的南、北小島，並曾擬將其中的某個島嶼轉租給美軍作靶場的猛料就是一個例子。而美國因素的介入也正在使問題變得複雜化：今年2月，美助理國務卿阿米蒂奇訪日時，日本放出了美國將在釣魚島問題上對日提供協防的口風；而此次中國保釣人士登島事件發生的當天，美國務院副發言人艾瑞里在呼籲當事的日、中兩國“冷靜、克制”的同時，語義曖昧地說，“雖然不介入主權領有問題是美國一貫的立場”，“但是，美日安保條約規定適用於（除日本本土之外的）日本‘施政下’的領域，也適用於釣魚島。”隨着日本在戰後伊拉克出錢又出兵，一再“立功”的“卓異”表現，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更深介入以助美國一臂之力，美日同盟關係可望進一步加深，不排除美國有一天在釣魚島問題上歃血為盟，為日本兩肋插刀的可能。

　　如果說70年代中期發生在台灣、香港等海外華人社會的民間保釣運動，在民族主義情緒的背後，還有民眾的民主化意識抬頭，通過“保釣”與體制爭奪權利話語空間等要素的話，進入21世紀後發生在大陸中國的民間保釣運動則更多的是民眾，特別是青年基於國家利益的現實的思考和選擇，同時，也是對於日本在歷史問題上一再刺激中國，尤其是在歷史問題懸而未決的情況下日益政治右傾化、軍事大國化的反彈。

　　此次事件中，一個頗耐人尋味的現象是，縱觀兩國外交官員互擲的各種抗議、聲明、譴責，基本上是在用同一套話語，說各自的事，雙方都說自己對釣魚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無論是從歷史淵源，還是國際法上，完全沒有討論的餘地，連社論都是一樣的調子。然而誰也說服不了誰，基本上是兩條自說自話、全無交叉可能的平行線。一個毋庸諱言的事實是，在釣魚島問題上，惟一被“擱置”了的，就是所謂的“擱置”原則本身。就日本而言，雖然在執政黨和在野黨的話語之間似乎存在某種溫差，但譴責中國，“捍衛尖閣諸島”（日語，釣魚群島）卻是眾口一辭的主流話語，且批評政府軟弱外交的“對華強硬論”大有抬頭之勢。通過對此次“大意失荊州”的反省，對釣魚島擁有事實上的控制權，並且知“錯”必改、絕少重犯的日本人已然加強了對周邊海域的警戒，可以想象，今後的釣魚群島將變成針插不進的鐵幕。從某種意義上說，面對日本傾國而為的“工作”，中國的民間保釣運動，在其背後確有鮮為人知的艱辛、兇險、悲壯的秘辛。

　　與陸上疆界相比，今日中國的海疆基本上尚未劃定，從北到南，鮮有無爭議的海域。而對於將要在21世紀“和平崛起”的中國來說，一種源自傳統陸地國家、大河文明的桎梏和近代以來備受“船堅炮利”的列強打壓的海權意識的稀缺註定將成為崛起時的累贅。遠的不說，什麼時候，在南海打魚的中國漁民不再受菲律賓、越南這等國家的欺侮？什麼時候，我們的海洋調查船在公海的正常科考活動不再被“一衣帶水”的日本視為“可疑活動”而動輒得咎，抗議，甚至要與對華貸款掛鈎，好像我們天生就是旱鴨子，根本不配下水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