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中美之間的矛盾是由於兩國的政治制度之爭，美國講“西方”的民主和人權，而中國則講另一種“民主”和“人權”，由此而使兩國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狀態。俺認為不是這樣。

　　中美之間的矛盾是錯綜複雜的，而政治制度之爭只是矛盾的一個側面。即使中國實行了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中美之間的矛盾將仍然存在，並且仍然存在着進一步激化的可能。

　　還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中美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由於台灣問題引起的，只有解決了台灣問題，才能徹底解決中美之間的矛盾。俺認為不是這樣。

　　中美之間的矛盾是錯綜複雜的，而台灣問題也只是矛盾的一個方面。即使不存在台灣問題，中美之間也仍然不可能建立所謂“戰略夥伴”關係。

　　馬克思在《**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在他看來，階級的對立大於一切矛盾，可以把世界看做是兩個主要階級之間的鬥爭，這個觀點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人類可以按多種標準劃分為不同的類群，按階級劃分只是其中一種，更重要的是按種族和民族來劃分。相比之下，階級的劃分遠不如種族和民族的劃分那樣穩定。絕大多數人都明確地認可自己屬於某一種族某一民族，而絕大多數人都不認可自己屬於某一階級，都在拼命地努力改變自己的階級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遠比階級矛盾更深刻、更持久。由階級矛盾而引起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方面的矛盾，也就遠不如國家和民族之間的矛盾更重要、更難以解決。國家民族矛盾重於階級矛盾，工人和資本家是有一個共同的祖國的。

　　有趣的是，在當代中美關係錯綜複雜的背景下，不少認同民主政治制度的朋友，卻跟馬克思一樣，竭力淡化“國家”概念，片面強調意識形態的認同性，這顯然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眼下的世界格局，顯而易見的是：同為“民主陣營”中的美國和歐盟之間，也是矛盾重重，而一些君主政體的國家，也照樣可以成為美國的忠實盟友。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問題、民主政治制度問題，顯然不是國家間關係的決定性因素。

　　中美之間的矛盾，從根本上說，就是兩個國家之間的矛盾。對於處於強勢的美國而言，它是想維護它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對於處於弱勢的中國而言，我們是想擺脫霸權主義的控制企圖，並且（假如可能的話），也想當一回平起平坐的老大。冷戰時期，中國在老毛同志的領導下，敢於從美蘇兩國的爭鬥中抽身出來作壁上觀，不惜大大削弱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就是因為老人家看到了：美蘇之間的鬥爭，意識形態之爭只是表面現象，而實際上是兩個大國在爭奪世界霸主的地位。在冷戰激烈的時候，中國成為兩個超級大國拉攏的對象，中國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縱橫捭闔，自然是遊刃有餘。那個時候，中國的政治制度比現在專製得多，美國也照樣假裝沒看見，努力促進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中國得以加入聯合國、促使美國承認“一個中國”並發展外交關係等，這些外交成就都離不開冷戰這個大環境。

　　冷戰的結束，蘇聯的解體，使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變得顯眼了，自然會招致美國警察的關注。儘管我們制定了韜光養晦不出頭的戰略，但由於我們自身存在的某些問題，例如台灣問題、政治制度問題等，使美國可以拿着這些籌碼來一心一意地對付中國了。儘管中國已經開步走向市場經濟，儘管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有所進展，儘管中國政府也再三再四地向美國政府表達了進一步改善關係的良好願望，但是，美國警察依然是不依不饒步步緊逼，使中美關係經常處在隨時可能惡化的邊緣。是9.11恐怖事件的發生，把美國警察的注意力最終轉向了中東地區，通過中美之間反對恐怖主義的共識，中美關係又得到了新的發展和合作的契機，不至於走向進一步惡化。

　　眼下，美國這個“世界警察”在中東地區顯然是越陷越深了，反恐已經成為美國國際事務的主旋律，而且，在未來的若干年內，這個主旋律還得唱下去。這對於中國，倒是一個機會。中國需要同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搞好關係，中國需要和平的發展環境。抓住這個時機，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例如認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促進和平統一，努力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等中國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了，有了健全的民主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經濟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到了那個時候，咱們也許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在外交關係中總是抗議和交涉、投棄權票，說不定有一天，咱們也可以當一把世界警察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