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先驅鄒容先生在1903年寫下了著名的檄文《革命軍》，文中說“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
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加波拿里，為國民添禍亂。”

　　鄒容文章提到的義和團，始發於山東，口稱“義和明教，不約同心，扶清滅
洋，刀槍不入”。1900年北上“抗洋”，漫入直境，橫行京津，路遇行人，文官
下轎，武官下馬，脫帽路邊肅立，不從則殺；發現穿制服的學生，指為二毛子（
大毛子指洋人），亂刀砍死。

　　義和團在北京攻打教堂與使館，燒毀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藥房12所，醫
院8座，殺死傳教士和教民。在前門燒了老德記西藥房，引起京城大火，毀民房千
余間。董福祥的甘軍和神機營也兵匪一家，肢解了日使館秘書生杉山彬，槍殺了
北京外交使團領袖德國公使克林德，還誣報朝廷說是克林德先開槍，慈禧繼而對
列強宣戰，並以失敗告終，最後以賠銀4億5000萬兩（本息為9億8000兩）結束義
和團革命。

　　今天阿富汗的塔利班、奧薩馬的卡伊達與當年中國的義和團有許多類似之處：
世界變了我不變。

　　極其相似之處

　　1900年的中國城市精英們是“男人一杆煙槍，女人兩隻小腳”，塔利班的阿
富汗是“男人幾個老婆，女人一條頭巾”。

　　1900年時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朝政，是由愚昧和缺乏國際眼光的剛毅、徐桐、
啟秀之流的道學士大夫來把持；塔利班的阿富汗民族復興是由沉湎於《可蘭經》
的教士們來擔任。這兩種人追求同一目標：拒絕外來影響，回歸舊式社會。

　　1900年的百姓們相信外國人是中國苦難的罪魁禍首，裝神弄鬼的義和團員們
英勇地在家門口捕殺那些敢於單行的洋人傳教士，毀鐵路，割電線，奮不顧身地
圍攻使館，火燒教堂；原教旨穆斯林則視美國為萬惡之源，迷信自己“死後升天”
的聖戰者們爆炸美國使館，謀殺平民，劫機撞樓。

　　1900年的道學家們一邊把玩姨太太的三寸金蓮，一邊大聲疾呼“中國可以說
不”，向11國列強同時宣戰，“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
雌雄”，大清的宣戰詔書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只可惜沒費時間就把紫禁城給輸
掉了，烈士之志化為西逃路上的長跑熱情。

　　塔利班和卡伊達的精英們一邊享受齊人之福，一邊向美國開戰，“聖戰”之
聲氣吞山河，20年戰爭鍛煉出來的塔利班戰士似乎是戰無不勝，只可惜在高技術
的轟炸下，連地面接招的機會都沒等到就全盤皆輸，下場還不如100年前的慈禧與
義和團。

　　野蠻革命的現代版本不只是塔利班和卡伊達，還有伊朗何梅尼的“伊斯蘭革
命”，以及行行色色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暴力運動。這些革命有着相似的社會
背景：即傳統的社會結構跟現代文明發生了衝突，舊社會的人民和領導人不是隨
着世界而進步，而是退回到孤立狀態，保護原有的社會權力結構，並且把自己的
社會問題歸咎於外國。

　　原教旨主義並非要添加新的穆斯林教義或解釋，恰恰是想保護穆斯林信仰和
社會不偏離傳統。何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和塔利班運動，都是回到政教合一，
嚴格遵守傳統的崇拜方式，否定婦女權利，消除異教徒的復辟革命。

　　歷史要人類避免再犯

　　基督教也曾經歷過中世紀黑暗，政教合一，十字軍遠征。一些人用基督教的
歷史錯誤為穆斯林今天的聖戰開脫。其實，問題不在於誰曾經做過或正在做什麼，
而在於這樣做對不對。讀歷史的一個用處是讓後人避免犯類似錯誤，而不是為今
天犯同樣錯誤找藉口。穆斯林不應重複歐洲“十字軍”與中國“義和團”的錯誤，
因為這樣做受傷害最大的是穆斯林國家的人民。

　　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不止一次的反文明革命，最近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
每次野蠻革命都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倒退，1979年開始的經濟改革迅速地提高
了中國的經濟水平，中國的發展要靠繼續推動社會變革來適應現代文明，融入而
不是與發達的國際社會為敵。

中國人應該從義和團與塔利班革命中吸收教訓。
如果中國人不以阿富汗事件為鑑，如果中國人不認真學習真知識，反
而學習仇恨和暴力，一旦國家陷入動亂，必成第二個阿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