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位歐洲的圖書館員到日本來尋找珍貴歷史資料，我的朋友介紹我和他一同去靜岡縣（我正好住在同縣的伊豆半島）的“日本安那祺主義資料中心”。資料中心實際上在一對安那祺主義老夫婦的家裡，一方面，我高價從資料中心買了幾本克魯泡特金的小冊子譯本（所以至今捨不得扔，還伴隨着我）；另一方面，老夫婦又自己掏錢招待我們吃火鍋。這就是我們安那祺主義者的財務原則！

我原來以為自己要為圖書館員翻譯，但吃驚地發現老太太的英文非常棒。她解釋說：自己出生海軍世家，在戰爭期間，日本海軍是唯一可以學習英文的地方。她接受安那祺主義，也是從英文讀物開始的。沒想到出產“神風特攻隊”的帝國海軍，還教育出操流暢英文的安那祺主義女性！

我在日本唯一訂閱過的刊物是日本共產黨的《赤旗》周刊，因為那時包括社會黨在內的日本其它政黨都坐過執政的交椅，沒有什麼政治新聞。我注意到日本共產黨對井上成美稱賞有嘉，主要不是因為這位帝國海軍最後的大將（德國投降後才被日皇任命為大將）反對日本加入軸心國、反對對美開戰、反對擴大侵華，不惜與陸軍對立，暗地裡展開“終戰“（投降）的準備，而是因為他也反對取締（反戰、反日皇的）日本共產黨。

最近，我得以翻閱阿川弘之寫的《井上成美》（新潮社1986年出版），書中突出日本海軍的理性，把戰爭期間海軍的責任主要描寫為“沒能制止陸軍的專橫、野心”。確實，戰後的遠東軍事法庭也沒有追究米內（海軍大臣）和井上（海軍次長）等海軍高級將領的犯罪，井上戰後唯一的工作是 開辦英文補習班，繼續原來當海軍兵學校長（中將）時的教育事業。在讓人“聞風喪膽”的“神風”海軍航空兵和“世界第一強陸軍”的神話和殘暴機器裡面，掩蓋了多少理性和人性的悲哀！

每當我讀到日本的歷史，總是想起在“天皇”、國家的神聖面目下日本官員（包括國立大學的“教官”）的可恥、日本普通民眾的可憐和日本整個民族的悲哀。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占領天安門廣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坦克宣告了世界冷戰結束的時刻，日本以超級經濟大國的身份贏得了冷戰，“名列第一”。如果作為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日本信守“保護中國留學生”的國際承諾，把人權作為外交基礎，可以成為亞洲的經濟和政治領袖。但狹隘的日本統治集團為了“國家利益”，把我們在日留學生作為籌碼與北京的當局交易，我突然發現那些很優秀的有點權勢（或自以為有點權勢）日本人一個個失去了人性，成為文部省、大阪大學、京都大學、神戶大學、外務省、法務省出入國管理局、國家公共安全委員會（來自戰時“特高課”的秘密警察）、（大阪）府警、（兵庫）縣警、（東京）警視廳等國家權力下的奴才工具。日本的“和平憲法”、國會答辯、政府公告和“學術自由”原來這麼廉價！與其說是我這個被趕出日本“學術界”、被迫逃離日本的個人的曲折，更是日本學術界、日本社會的悲哀。日本的衰落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趙京，2011年12月5日，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聖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