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危急狀況，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有效治理的恢復，以及核技術的被掌握，而得到了基本緩解。然而，即使是今天，我們也還不能說，中國或中國人的生存危機已經完全消除了，況且，隨着信息技術革命的來臨，新的一輪挑戰又開始了。

李光耀曾在一次採訪中對《時代》周刊的記者說：“這不是唐代或漢代的世界。這是一個人類的生存本身都沒有保障的世界。”對於中國來說，則生存尤其沒有保障，因為中國還沒有從工業革命的落後中完全恢復過來，現在也不處於信息技術革命的前端。

中國的進步及前進的起點

有一種說法，說是在信息時代，“大家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了，這種說法如果不做嚴格界定，就會成為一種誤導。

實際上，當我們進入信息時代時，大家並不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站在最前面的是第一集團，這裡面幾乎是清一色的工業革命先進國（從這個角度看，信息技術革命尚不能與工業革命等量齊觀，它在某些方面仍舊可以算是工業革命的延續），站在這個集團最前面的是美國；其次是第二集團，這是一些尚有潛力跨進信息時代，並且最終——如果努力並且運氣好的話——能夠趕上第一集團的國家；最後面的第三集團，則已經沒有什麼希望追趕前兩個集團了，它們必將被越拉越遠，最後，其生存都將依靠他人的恩賜。

大致搞清楚中國處於一個什麼樣的起跑位置是十分重要的。要搞清楚這一點，我們並沒有必要去追究自1840年以來，或自1949年以來各項發展的細節，只要抓住幾個最主要的事件就可以了。我認為，自1840年以來，有這樣幾件事是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自1840年至1949年，中國始終處於外患內憂之中，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或崩潰之中，政府不能進行有效治理，經濟無法發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有效地恢復了社會秩序，恢復了經濟建設所需的和平環境，因此，無論後來出現了什麼災難性的錯誤，公正地評價這一步，都應該說它是從亡國滅種走向安全生存的一步。

第二件事是中國掌握了核武器。有一些中外文人評論說，搞核武器勞民傷財，沒有什麼用。再沒有比這更糊塗的了。中國掌握了核武器，儘管與當時的美蘇相比其核力量還十分有限，但畢竟是在很大意義上掌握了自主生存的力量。這是種族救亡圖存的相當關鍵的一步，遠遠超過了意識形態鬥爭的範圍。核武器也是技術有時起決定性作用的一個突出範例。如果沒有幾個核大國相互威懾的力量平衡，壟斷核武器的國家必將更為隨意地使用核武器，那時，什麼意識形態、民主自由、人權都將毫無意義，因為連生存都不能夠了。

第三件事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中問題也很多，不應把改革開放說得完美無缺。然而，改革開放十幾年後，我們突然發現中國有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國貨雖然仍屬於廉價低檔，卻還是充斥了整個世界市場。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在整體上排名第26位，在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7位，而且居6個經濟轉型國家之首（讀者可以參看國際競爭力比較課題組在《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2期發表的“1996年中國國際競爭力報告”）。

這些成就也是不可小看的，這表明，中國在工業革命所奠定的世界秩序中，具備了相當可觀的生存能力，中國在這個世界上是有實實在在的份量的。在1840年後的許多年中，列強即使承認中國的份量，實際上也只是承認中國的潛力。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原子彈雖然也有分量，但原子彈所形成的份量，是一種單純使人感到威懾力量的份量，而改革開放所形成的份量，是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參與合作的份量——其它國家從中國的參與中得好處：譬如美國，無論其國內輿論的反中國情緒如何強烈，其商人都堅決地要和中國做生意。

我們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中國確實有了力量，也有了錢——雖然這錢攤到每個人頭上是並不多的。但是，中國現有的經濟實力，還是足夠為中國買一張信息時代的入門券的，當然這前提是我們能夠把錢用好，並且付出兩倍於發達國家的努力。

從總體上看，中國處於第二集團，也就是說，中國是有希望在信息技術革命中趕上去的。中國的特點是人均什麼都不多，自然資源不多、錢不多、教育水平也不高，但從總量上看，自然資源不少、錢不少、優秀人才也不少。就科學技術而言，有些方面是講總量而不是講人均的（當然，另有一些方面是要講人均的，這我們在後面將會講到）。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中是站在比較靠前的，但與發達國家比，中國在信息技術革命中仍舊處於一個非常落後的位置。

嚴重的隱患：經濟只增長而不升級

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很快，但在這快速增長的背後，卻缺乏技術進步的支撐。

全球市場的統一化往往給我們一個錯覺，即中國的高科技進步也很快。比如說，中國個人電腦的升級速度比美國大致也就晚三、四個月，信息高速公路我們也上去了，美國開發的一些最新軟件，幾乎是同步在中國市場推出。現在在中國，至少是大眾家用的東西，無論國際市場上出現什麼新產品，只要你有錢，幾乎馬上就能在中國也買到。實際上，許多個人，乃至新聞媒介，就是居此而認為中國的高科技進步很快的。但是，我們如果稍微認真地想一想，就會明白一個道理，買電視不等於會造電視——一個目不識丁的人也可以買台電視回家去看，你能不能說他因此就和造電視的工程師具有同等技術水平？中國在高科技領域所處的恰恰就是買電視看的位置。就拿計算機工業的關鍵產品半導體來說，中國僅占世界總產值的0.5％，這個數字，你說它是零也大致不錯。在與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安全緊密相關的其他關鍵高科技產品方面，情況也大致相同。作為並非專家的讀者應該知道，中國的國產品牌計算機所用的關鍵部件都是進口的，因此，國產品牌的計算機所代表的並不是中國的高科技水平，它所代表的仍舊是買來的外國高科技產品，即仍舊是買電視，而不是造電視。在軟件方面，中國的水平同樣是微不足道的。中國除了能借着老祖宗的餘蔭，搞搞中文平台、漢化，做些具有中國文化特點的電子遊戲（就連這方面，也還是日本人先打開的局面）之外，就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了。即使是這些東西，每個用過電腦的人都知道，它們與外國同類產品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外國廠商，如微軟等，正在把中文這一塊也都吃進去。

好了，即使我們沒有能力打出自己的產品，替別人打工如何？譬如服裝工業，其實中國迄今無論是在款式設計，還是在裁片、工藝技術、設備方面，都是完全依賴外國的，但中國還是服裝出口大國，惹得外國紛紛搞保護，因為我們至少能給外國品牌打工，也能掙不少錢。如果我們能像在服裝工業中一樣，為外國公司編制軟件，依靠中國的人力資源豐富，大量出口軟件，那也還是不錯的一件事，但迄今為止，中國在這方面的成績也沒有多少值得稱道的地方，還遠遠及不上印度。

從總的趨勢看，中國對於技術密集產品的進口依賴度迅速上升，而出口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卻始終局限於低技術領域。面對這種情況，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是無所謂的，因為根據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初級原理，你利用你的比較優勢就是了，現在你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是做衣服做鞋，那你就踏踏實實做衣服做鞋，這比你眼高手低地去想做電腦划算得多，你可以用鞋換電腦嘛。

然而，經濟學的初級原理必須加上許多限制條件才是正確的。實際上，如果中國老是在低技術領域增長，而不能切入高科技領域的話，至少從以下兩角度看，其前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首先是國家安全。這裡不僅僅是說打仗的時候我們的武器落後，或者購買的先進武器到關鍵時刻被人切斷零部件供應，或者被外國人在武器當中做了什麼手腳，到時候先進武器全不管用了。

不僅僅是武器，不僅僅是打仗。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說，如果你在高科技方面如此地依賴別人，那麼，別人完全可以不戰而使你屈服，比如說，利用技術禁運來使你的經濟運行遭受難以忍受的重大損失，到時候你就不得不屈服。外國對中國進行技術禁運的危險是高度存在的。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美國輿論要求對中國實行極為嚴厲的技術禁運的呼聲越來越高。例如，《新聞周刊》1997年4月21日發表的MichaelHirsh和MelindaLiu的文章“北京的秘密需求單”(Beijing'sSecretWishList)，直接指稱中國試圖盜取美國軍事技術機密，並引用許多美國政客與官員的話，要求限制向中國出口軍民兩用技術。

如果說有關國家安全的考慮是杞人憂天的話，那麼，還有一個經濟增長空間的問題。前面說過，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局限於低技術領域。然而，低技術領域的增長空間是有限的。中國在低技術領域的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世界平均速度。以服裝為例，1987－1992年，世界服裝出口額平均每年增長10.1％，而中國服裝出口平均每年增長35.1%，是世界平均增長速度的三倍。這從短期看，顯示了中國產品的強競爭力，但從長遠看，卻預示了市場將迅速飽和，沒有增長餘地的暗淡前景，因為低技術產品的需求沒有彈性，市場就那麼大。

實際上，中國在低技術領域的增長現在即已遇到了國內外需求均不足的限制：無論是服裝、鞋類，還是冰箱、洗衣機、彩電，國內外的需求相對於中國的生產能力均已嚴重不足。

從世界範圍內看，增長最快的領域是高科技，特別是信息技術。以美國為例，據1997年3月31日的《商業周刊》報道：在過去三年中，高科技產業的增長對於美國國內總產值的增長的貢獻達27％。相比之下，住房建設的貢獻只占14%，汽車工業更是僅占4%。消費者和企業單單在信息技術的硬件設備上就花了2820億美元，比汽車多17%，比住房多9%。

高科技，特別是其中的信息技術領域，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空間，一個國家的經濟如果不能邁進這個空間，在這個空間裡發揮“比較優勢”，則其經濟增長的後勁就會十分成問題。

那麼，中國是否利用了過去十幾年中在低技術領域中掙得的財富，積累了進入高科技領域的科技後勁呢？或者，反而是逐步消耗了更早的科技積累，處於一個相對更不利的位置呢？專家們有一些爭論，但前景不容樂觀這一點則是毋庸置疑的。

在最近十幾年中，中國在高科技領域並不是沒有發展的雄心，但迄今為止，尚不能說成功。從中國一些定位於高科技領域的國營或民營公司十幾年來走過的道路看，應該說是舉步維艱，最後往往是向後退，退向銷售，退向房地產，甚至退向食品飲料工業。高科技領域是增長最快的領域，因而是最有錢可賺的領域，從這個領域退回來，至少是部分地退回來，說明中國企業在技術上拿不下來這個陣地。

中國從國外購買高科技的努力，也往往受到挫折。這裡決不止是一個錢的問題，有些項目，中國提供的資金十分雄厚，購買的也不是最新的技術，但外國人就是不提供。就信息時代的特點而言，大部分技術是軍民兩用技術，大部分系統是開放系統，完全禁運是十分困難的，但你至少要有不依賴成套購買，能夠在市場上零敲碎打，自己拼湊成系統的技術能力，但僅這種能力恐怕也是中國尚不完全具備的。

用我們原先“網”的比喻說，在信息時代，你不可能也用不着自己織一整張網，你只要能夠爬到網上織自己那一塊就夠了，但你必須有能力爬到上面那張小網上去，如果你還是被留在下面那張大網上，那你的前景可就不美妙了。

從中國的情況看，暫時還在大網上，恐怕要經過相當的努力才能爬到上面那張小網上去。

整個國民，包括知識分子的科技素質很低

有許多統計數字，都能說明中國國民的教育水平、科技素質不高，但是這些數字往往不能給人一個問題究竟有多嚴重的直觀感受。我擬從一個直觀的角度來說明這個問題。

我從1997年4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順手拈到兩則消息。

第一則：“沈昌還是挨罰了！”其內容是這樣的。“氣功師沈昌最近因為‘信息茶’惹上了官司，並且被判敗訴。據悉，沈昌在蘇州成立的‘沈昌人體科技應用中心’以每公斤20元左右的價格購進花茶2萬多公斤，然後分裝成約50克一袋共10包的‘沈昌牌信息茶’，以每袋10元的價格出售，並宣稱飲用此茶將達到‘你想要什麼，就體會什麼，你想要腫瘤沒有，就體會腫瘤沒有’等匪夷所思的神奇效果。蘇州市技術監督局認為，‘沈昌牌信息茶’標註了與必須標註內容無關的宣傳言詞，依法責令其停止銷售並沒收非法所得445.19萬元，罰款89.04萬元。沈昌不服上訴到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但被駁回。”

第二則題為“礦泉壺案波瀾再起”。說的是山西科普作家韓成剛因在報紙上寫文章向廣大消費者宣傳礦泉壺產不出礦泉水，批評四家企業的違法廣告和虛假宣傳，百龍、天磁、富豪、雄宇四家礦泉壺生產企業和中國日用玻璃企業人工礦泉水器具專業委員會遂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對韓成剛提起訴訟。山西省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韓成剛敗訴，韓成剛不服判決，提起上訴。1996年6月28日，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認定：韓成剛的行為從維護消費者權益的角度出發，依法行使了公民的輿論監督權，沒有侵害四家企業的名譽權，依法撤銷一審判決，駁回了四家企業的全部訴訟請求，並判令案件受理費1450元由原告承擔。韓成剛此次向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指認四家企業的礦泉壺是偽劣產品，其違法廣告侵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專委會和四家企業所提起的不實訴訟侵害了他本人的輿論監督權，對因此而給他帶來的經濟損失和精神傷害理應承擔賠償責任。

我對上述兩則消息不加評論，因為我可不想惹官司。企業之類的組織比個人強大太多，它們即使萬分沒理，根本打不贏官司，也能把你折騰得勞神傷財，苦不堪言，反正它們有得是人力和財力。我只是客觀報道，誰有官司找《南方日報》打去。但我順手就能在同一天的一張報紙上拈到這樣兩則消息，相信讀者對此能得出自己的結論。

實際上，在中國市場上，充斥着這類騙人的東西，其中大多數往往還冠上“科技”、“高科技”、“信息”之類的時新名詞，要是有機會去農村考察，你會發現，如果當地幹部說要帶你去看一個“科技含量高”的企業，你可以十拿九穩，這個企業肯定是生產騙人的“營養保健品”的。這類東西裡面也許有少數產品有點什麼用，但絕大多數，只要略有科學常識，就可以知道純粹是騙人的東西。

然而，迄今為止，它們在中國市場上仍占有極大的銷售額，各種廣告也照做不誤。僅此一件事，就令人十分遺憾地，也令人十分信服地把中國國民的科技素質尚且十分低下這一事實擺到我們面前。

當然，這種現象在西方發達國家也不是完全沒有，據說美國前總統里根，特別是其夫人南希，就十分迷信。然而，至少在美國的精英集團中間，十分迷信的人畢竟是很個別的現象。但是，在中國，精英集團，乃至精英知識分子集團中，十分迷信、科技素質低下的人群決不是極少數。

這確實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我在前面說過，科學技術的許多方面往往是講總量的，比如說，有一個人發明了相對論，這就夠了，用不着人人都去發明相對論；但科技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講人均的。如果一個社會的整體科技素質低，它就往往會拖這個社會中少數傑出人才的後腿，阻礙甚至毀掉他們的工作，更談不上對他們的工作給予支持了。因此，少數傑出人才根本就無法把他們在另一種情況下本來可以輕易取得的工作成果拿出來奉獻給社會。從這個意義說，一個社會的進步還是有賴於其整體的科技素質的提高。

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爭論了將近一個世紀中國為什麼落後了，什麼文化啊，國民性啊，其中的絕大部分結論就算不是無稽之談，也只能算是一種猜測。其實，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較，最顯著的不同點恰恰就是其中缺乏科學的傳統。其後雖經先知先覺者大力提倡，什麼都要“講科學”，但實際上，中國的科學傳統仍舊十分薄弱。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國人，包括中國的學術界，往往在表面上追求“科學”，甚至科學至上，但你去看它的實質，卻會發現，這種追求恰恰是因不懂科學，缺乏科學傳統所致。文化的惰性確實是比較大的。

我在前面說過，只差一步，但這一步極其巨大。信息時代也許會將科學的光輝照遍進入信息時代的社會的各個角度，但前提是你必須進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個起點上起步往裡進的，現在還不能肯定進不進得去。

順便提一句，1997年5月16日的《南方周末》又發表了一篇題為“周林公司偽造了些什麼”的報道，披露了科學家們對於“周林頻譜儀”的看法——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國際環境不容樂觀

在我們準備邁入下一個世紀的信息時代時，審視一下自己周圍的國際環境是十分重要的。中國人曾經十分不了解中國以外的世界，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對於外部世界的觀念當然不足為訓，但在改革開放的前十幾年，中國人對於外部世界又想得太美好了，以為全世界的人都在友好地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前去，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自己的同胞是壞人外，其他人都是好人、親人。這種心態直到最近才有所扭轉。

實際上，中國的國際環境即使不是十分險惡，也是相當不利的。在寫到這一點時我感到十分為難和悲哀，因為中國確實非常需要和世界其它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進行交往並向它們學習許多東西。

我十分擔心如果中國公眾了解了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仇視後，會採取自我封閉和拒絕學習的逆反態度。然而，另一方面，我從我每天看到的無數西方報章雜誌、專業期刊中，讀到的都是對中國充滿偏見與仇恨的文章，而中國的一般公眾對此卻一無所知，以為世界上的其他人們都對他們十分友善，因而毫無防備之心，這時，我又感到不能不告訴中國的一般公眾一個事實的真象，即西方人對於中國人是相當仇視的。這種仇視當中有種族主義的成份，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也有擔心一個人多勢眾的民族的崛起的現實利益考慮。產生這種仇視的原因當然有中國自己的錯誤或不明智，但更多地確實反映了人類的一種自私、醜惡的本性，即不願意看到別人過上好日子，只要別人一過上好日子，就覺得自己吃了虧，甚至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威脅。信息時代尚未改變這種狀況。

其實，認為自己已經過上了非常好的日子的中國人並不多，中國人更多地擔心的是過不上好日子。然而，就今天這種日子已經使西方人感到非常不愉快了，他們已經感覺中國過於富強，因而已經不可容忍，要群起而圍攻了。

在蘇聯解體後一兩年的時間內，西方的新聞傳媒已經在西方乃至世界其它國家的公眾心目中把中國塑造成了一個“邪惡的帝國”，把中國人塑造成了一個“邪惡的種族”；而在實際上，中國現在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損害世界上任何其它國家，中國所犯的一些錯誤所造成的損害也主要是在國境之內的。

我在前面說過，信息技術將打破主流新聞界壟斷和捏造信息的能力，但迄今為止，這只是相對而言，主流新聞界捏造事實的能力還是十分強大的，而且它和公眾之間會形成一種惡性的正反饋關係。我每次遇到西方的學者、官員、政治家，乃至新聞記者時，都要問一個問題，中國是有許多問題，但西方主流新聞界對於中國的報道客觀、公正嗎？絕大多數人都回答不客觀、不公正，有些人甚至會開始譴責本國的新聞界不道德並且把事情搞壞，損害了他們本國的利益，西方的公眾完全是在受主流新聞界的誤導，而政府則受到新聞界的控制，無法制定正確的對華政策（一位來自美國白宮的官員對我說：他們是新聞界的“囚犯”）。我又要問，新聞界為什麼昧着良心這樣干？回答是，為了保住飯碗，因為公眾就想聽到說中國的壞話，一個記者從中國發回的報道如果沒有痛罵中國，編輯就決不會發表，因為不利於發行量，時候一長，這個記者就得被炒魷魚。

我認為有必要告訴中國公眾上述真象，因為他們尚未從甜美的睡夢中醒來——有一些中國人出於無知，另一些中國人出於要面子，還有一些中國人為了吃飯，還在想方設法把他們的同胞保持在睡夢中。

然而，我已經沒有必要一一列舉事實、引用文獻，以證明我所說的都是真的，任何一個想刨根問底的人可以到中國大城市的高級賓館中去隨機抽取一些西方雜誌看一看，就知道我所說的是不是真的了。另外，有一些書也收集了許多這方面的材料，如李希光、劉康等著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這是一部由在美國工作和學習的中國人寫成的著作，值得一看。我在這裡僅想擇其要點給讀者們勾畫一個西方人如何勾畫中國人的輪廓。我在這裡將主要分析美國的輿論，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輿論。

美國輿論對於中國的批評大致可以分為“左”、“右”兩派。其中“左派”的攻擊點主要在人權問題和民主制度方面，而“右派”的出發點則主要是地緣政治、國家利益、和“一山豈能容二虎”等考慮。如《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的兩位作者之一羅斯·芒羅曾親口對我說，從歷史上看，兩強之間必爆發戰爭，這次美中之間會不會重走歷史老路是十分成問題的。他認為人權問題根本不是什麼問題，美國恰恰是因為過於關注人權問題而吃了虧，讓中國鑽了空子。因為美國一關注人權問題，就忽視了其他更為重要得多的問題，如貿易問題等，那才是美國的實質利益所在。他認為，如果美國將注意力從人權問題、民主問題等轉到實質性國家利益方向去，美中關係將更為緊張。

羅斯·芒羅的上述觀點應該說是美國“右派”觀點的代表。從短期看，“左派”似乎比“右派”更為激烈，而“右派”則似乎顯得更為“理性”一些，因為要講利益，有時合作而不是對抗更符合他們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右派”所顯示的敵意是更為根本的，因為這種敵意反映的是上述那種人類醜惡的本性。當然，在現實中，“左派”與“右派”並不是能夠截然分開的，兩方面的傾嚮往往混合在一起。

中國有許許多多的問題。每一個中國人都對這些問題知道得十分清楚，並且感到不滿。但是，美國主流新聞界主要關注的卻並不是這些問題，而是一些在很大程度上是無中生有的問題。比如，美國新聞界力圖在世界範圍內製造一個中國“好戰”的神話。這種神話的製造在我們眼裡也許是十分荒唐的，但在世界上仍有極大的市場，能夠騙住許多人。例如，美國的《新聞周刊》1997年2月3日發表的由MichaelHirsh和GeorgeWehrfritz撰寫的文章“危險的觀念”(DangerousPerceptions)居然聲稱：日本和德國由於在戰爭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因而在“國民心理”中已經完全沒有了好戰欲，其它歐洲國家和蘇聯，包括美國都受過同樣的苦，因而也不好戰，只有中國，因為共產黨美化了戰爭而十分好戰。再沒有比這更荒唐的了。你可以在意識形態和其他什麼方面都不贊同中國共產黨，但是說中國因此而好戰是十分荒唐的。這不單單是因為中國在戰爭中所受的苦遠遠比日本這樣的加害者要多得多，而且還因為中國在最近十幾年中實際上是完全以不打仗為假定前提來制訂和實施其社會發展戰略的，它甚至對於被動地被侵略，或被其他什麼事件拖入戰爭都考慮得不多。如果中國要準備戰爭，恐怕至少要用幾十年的時間，首先是在科學技術和經濟結構方面，其次還要在社會結構和國民心理等許多方面，進行大的調整才有可能。

我對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新聞周刊》駐京記者吳福智(GeorgeWehrfritz)談過這個道理，可他就是要這麼寫。我認為他不是不明白中國其實是不可能“好戰”的，因為他就在中國呆着，懂中國話，也看得到中國人絕大多數對於美國人十分友好，甚至是過於殷勤，或者說友好得過於巴結，有些傻氣，但他要混飯吃，這是首要的。

在美國，不願加入反對中國的大合唱的主要是企業界，因為這太不利於正常的商業活動了。瀰漫整個美國社會的反中國情緒給美國企業界帶來了麻煩。這種反中國情緒使得一些最普通的商業活動都陷於癱瘓。據《洛杉磯時報》1997年3月23日報道：最近，因為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準備在長灘租用一個廢棄的海軍基地，又在美國引發了一陣狂熱騷動。專欄作家布坎南等聲稱這是把長灘出賣給了中國軍方。港口的職員們接到了數不清的充滿了仇恨的電子郵件和傳真。一位職員被當眾啐唾沫，其他人被稱作“叛徒”和“共黨的情人”。在這種情緒下，美國的企業界恐怕也只能三緘其口，雖然他們很想賺點錢。已經有不少人在指責美國的對華政策為“美國股份公司”(CorporateAmerica)所主導，對中國採取了過多的“綏靖主義”。

當然，在美國最近掀起的強大的“反中國運動”（美國一位學者在與我談話時使用了這個詞）中最難受的還要數克林頓行政當局，因為他們和中國被捆綁到一起，成為反對派“一石二鳥”的對象。而且，在“二鳥”中最容易被這“一石”打死的恐怕還不是中國，而是克林頓行政當局。然而，越是在這種情況下，克林頓行政當局就越要也擺出反對中國的姿態，以避嫌疑，這時，明智的外交政策恐怕是顧不上了。

政治是一個方面。那麼美國公眾心目中的一般中國人又是什麼樣子呢？一般的美國公眾對於中國人幾乎是一無所知，他們心目中的中國人，多半就是大眾傳媒和好萊塢告訴他們的中國人。大眾傳媒和好萊塢告訴他們的中國人又是什麼樣子呢？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提到了《龍年》一片。其實，相對於好萊塢的其他影片，《龍年》甚至可以說是“美化”了中國人。記得1985年我在日本留學時，曾與同學一起欣賞過這部當時就引起華人極大反感的影片。但我們的結論是這部影片相對於其他好萊塢影片，其中中國人的形象是要好得多了。因為在這部影片中，尊龍主演的唐人街黑幫新教父周泰畢竟是有幾分英雄氣概的，而在其他的所有好萊塢影片中的中國男人的形象，都是一群被閹割了的猴子或豬，包括李小龍，即"BruceLee"，《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尖銳地指出，在好萊塢的影片中，他雖然能打，卻決無佳麗相伴，以好萊塢的價值觀，這決不是對他的讚美，而是在突出他也是一個被閹割了的形象。當然，影片的結局還是中國人跪在美國白人面前飲彈自盡（我一直不明白既然自盡，為什麼還要跪在敵人面前。當然，這也許是好萊塢想出來的含義十分深遠的象徵性畫面）。

在一般美國公眾心目中，最好的中國男人大概就是像周泰這樣的有幾分英雄氣概的惡棍了，就這恐怕還是華人群體實在無法忽視的力量增長掙來的。當然了，中國女人的形象要好一些，這主要是指像《龍年》中的朱翠喜那樣的委身於白人男子的中國女人。據說（應該說是據白人男子自己說）白人男子認為東方女子身體纖弱，性交時有如處女，能帶給他們更大的性滿足，除此之外，他們還認為，“東方女子最大的野心就是滿足男人”（某西方旅行社在一著名雜誌上的廣告語），能夠極為溫順地甘當性奴隸。

如果是拿金牌的中國女游泳運動員，那就另作別論了，那是要畫漫畫來嘲笑的。

這種中國男子既陰又壞且性無能，中國女子最愛白人的大性器且甘當性奴隸的圖解，基本上就是美國大眾傳媒多年來灌輸給美國公眾的中國人的形象。其實，這只不過是遠古時代征服者將被征服者的男子全部殺盡，女子擄為奴隸的主題的現代翻版。殺不了，就閹割，實際上閹割不了，就在電影裡閹割。至少在電影界，他們仍是絕對的征服者，中國自己確實缺乏拍好片的能力（拍的那些不怎麼樣的片子，主要也是為了向征服者獻媚的），中國人在未來的許多年內，還會去爭看好萊塢“大片”。

讀者也許會認為，我寫到這裡寫離題了。我不是寫信息時代嗎？扯這些幹什麼？

有什麼關係？我是不是忘了我該寫什麼了？我沒有忘。我認為，在當今時代，如果對於信息技術的影響沒有了解，你根本就沒有資格談論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領域的問題。反過來說，當你在談論信息技術的影響時，如果不了解這個世界的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方面的大輪廓，你又怎麼能了解影響如此廣泛的信息技術的前景，特別是某一特定社會團體，如中國人在信息時代的前景呢？別的不說，目前信息技術的尖端幾乎百分之百地掌握在美國人手裡，而美國人對中國人的看法肯定會影響到中國人在信息時代的處境，你怎麼可以不了解美國人對自己的看法呢？不要用陳腐的專業分科來束縛自己的思想，多想想我們該怎麼辦吧。

信息時代也許會消除這類醜惡、狹隘的偏見，也許會放大它們，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應明白，上述西方人對於中國人的看法，是我們進入信息時代的“初始條件”，我們不應自己騙自己。在許多情況下，你只有搞清了初始條件，才能求得問題的正解。

從一個特殊的視角看中國人仍舊缺乏自信心、自尊心

那麼中國人怎麼看自己，怎麼看自己民族的前途，怎麼看自己文化的前途呢？有許許多多的說法，許許多多的高調，但這些高調往往是靠不住的，它們往往不代表大眾的想法，甚至不代表唱高調的人的自己的想法。然而，通過一個非常實際，卻是非常本質的現象是能夠極為深入地洞悉許多中國人的內心深處的，這就是中國人的擇偶傾向。

擇偶傾向是物種最為根本的延續自己生存的手段，它可以解釋許許多多極為複雜的表面現象。有一項調查匯集了京、滬、穗三地1995年出版的家庭婚姻雜誌中171則徵婚啟事，從中分析今日中國青年男女的擇偶傾向。其中，女性徵婚人希望對方是外籍人士的高達24.6%，分市別看，廣州達26.2%，上海達28.6%，只有北京最低為16.7%。男性徵婚人希望對方是外籍的為0%，這當然是因為可能性實在太小了。然而，中國女性嫁給外國男人的數字雖然相當於中國男性娶回外國女人的百倍，但在中國適婚年齡女性總人數中所占的比例還是微乎其微的，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女性如此執着地要嫁給外國人呢（你可以對24.6%這個數字提出挑戰，也許此次抽樣存在着許多技術上的問題，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每一個人都明白，有很多中國女孩子確實非常執着地要嫁個外國人，雖然她多半沒有機會接觸外國人，並且往往因為這種執着而最後落個嫁不出去的下場。故而電視節目中有“如今女孩子都要嫁八國聯軍，國軍就沒希望了”之類的戲言）？

可以找出許多原因。首先是經濟原因，就世界人口的一般流動趨向而言，女性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區，無庸諱言，她們之中許多人是通過提供各種類型的性服務獲得進入權的，男性則因不能提供性服務而難以流動。其次是好萊塢等世界主流媒體的宣傳，所謂“西方男孩，東方女孩”的口號深入人心，中國也大量出版了許多編織中國女孩如何在外國過上夢幻般美麗的生活的夢幻故事的書籍。

這些原因在前期也許是相當主要的，但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海外生活，那裡中國人的真實生活境況越來越多地傳回中國，人們也更多地知道了那些嫁給外國人的女孩子的並不那麼美好的命運。確實，除了少數情況之外，大多數中國妙齡美貌少女所嫁的都是外國的“王老五”，窮、老、丑，語言還不通，她們真正成了一架得不到很好養護的洩慾機器。

另一方面，中國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與外國的差距迅速縮小，而每一個在海外長期居住過的中國人都清楚，生活水平差距本來就沒有根據匯率所計算的收入差距那麼大——故而外國人要用“購買力平價”重新計算我們的收入，怕我們裝窮占了他們便宜。那麼，為什麼這些發展——雖然帶來一定程度的緩解——還是不能扭轉中國女孩子執意要嫁外國人的總趨勢呢？美國人也許會說，這是因為中國沒有人權，但我們知道這不可能是主要原因。那麼，是這些女孩子傻嗎？如果你看到這麼多人犯“傻”，那你恐怕還不能匆忙下結論，你最好還是在這“傻”的背後找找其合理性。我認為合理性是有的，這就是我們整個民族都沒有擺脫滅種的危機感，至少在集體潛意識中沒有擺脫，不僅沒有擺脫危機感，甚至也沒有擺脫無力感。進化生物學認為，生物的許許多多表面上看起來毫不相干的行為，實際上都是為了一個極為單純的目的，把基因傳下去。

從這裡我們可以為這些中國女孩子的行為找到一個極為堅實的生物學理由，就是為自己的基因找到一個更有可能傳下去的載體。順便說一句，美國好萊塢那種力圖貶損東方男性，而希望把所有東方女性都收入白種男子後宮的傾向也是符合為自己創造更大的基因傳播機會這一生物學原理的，這種行為在幾乎所有的物種中都可以重複觀察到。

但是，有時一些中國男性的行為卻令人困惑不解。1996年的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中提到過一種極具皮條客心理，卻還不領取報酬的“無私奉獻”的中國男人。

《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有許多地方都是極其情緒化的，照它說的辦還真不行，但你不得不承認它在許多地方直截了當地點中了要害。中國一些男人，甚至是一些表面上很有學問的男人，確實具有一種皮條客心理，他們破口大罵那些看到中國女人大量去上外國人的床而不滿的中國人——其實這倒是一種十分正常並值得同情且不虛偽的心態，只不過不那麼高雅罷了——並且將其上升到“開放”、“現代化”、“中西文化”等嚇人的理論高度。這又是為什麼呢？《中國可以說不》是簡單地“我唾棄——啊呸！”然而我又要說，還是從進化生物學的角度去究究原因。從表面看，“皮條客心態”是違反進化生物學關於物種傾向於最大程度地擴展自己的基因傳播機會的原理的，但更進一步想，你卻會發現並不違反。

實際上，這些具有“皮條客心態”的中國男子的潛意識中，多半也深深隱藏着滅種的危機感，他們承認了自己的無能，因而對於他們來說，讓自己的基因傳播下去的唯一機會便是把與自己基因相類似的姐妹送去給外國人做性對象了。

事情就是這樣，外國人在說我們包藏着吞沒整個地球的禍心，而我們連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信心不足呢。不要說我們，連科技上比我們發達得多的日本人也沒有擺脫這種滅種的危機感。日本女孩子拼命地蜂擁上白人男子的床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日本男子呢？“皮條客心態”的我倒還真沒怎麼碰見過，但憂心忡忡的是不少的。我在日本留學時，有一個日本男大學生非要跟我學英語，我說我的英語並不算好，有那麼多英美人呢，你為什麼不跟他們學？他說，他要學英語是因為英語有用，但他不願與英美人相處，因為不自在。於是我便教他英語，掙點零花錢。他是一種很傳統的日本人，雖然很年輕。有一次他和我一起乘地鐵，車上有幾個日本女高中生敞着懷在那裡大聲說笑，他立即紅了臉，對我說他為此而感到羞恥。我說哪至於啊，你不說我根本就沒注意。他說你也許不明白，“恥”是日本武士的一個概念，很深。我覺得他這樣想有些狹隘，但畢竟值得尊敬（無論如何，我都覺得他比中國的那些“皮條客”值得尊敬）。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說，我們畢竟還是干不過白人的，你說是不是？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也不盡然。十幾年了，我一直都記得這件事，這個日本學生。有時候，就是這麼幾句話，比任何汗牛充棟的長篇大論都更說明問題，說明藏在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的心靈深處的根本性問題。

當我在想中國如何進入信息時代時，我就是禁不住要想這些問題。信息時代把歷史發展的進程加快了，再沒有時間醉生夢死了，該想的問題都得好好想想了。

整個民族文化尚未出現有生氣的轉機

當一些中國學者大談“東方的復興”，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等等時，我十分同情他們——人總得活着，對於一些人來說，還需要有尊嚴地活着，你總不能讓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天天帶着80年代“文化熱”的那幫“文化精英”要我們相信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種族這樣一種精神負擔活着吧。讓外國人罵夠了，讓本國的“二鬼子”們也罵夠了，直起腰來吼幾嗓子，出出氣也不能算過份。但要解決問題時，光出出氣還是不行的，還得冷靜地審時度勢。

中國的精神危機是極為深重的。自90年代以來，雖然略有好轉，但如前所述，國民心理中不僅有危機感，而且失敗主義都應說是主流，就是說，中國人迄今還缺乏站立起來、團結起來應對危機的信心，而是選擇逃離。

我曾經觀察到許多例子，我知道當事人到國外肯定混不太好，當事人似乎也都明白，已不像80年代那樣吹牛說要到國外去“實現”在中國實現不了的“自我”了，總是說看看就回來，但實際上，絕大多數不僅自己一去不回，還要拖出去一串。是他們在國外突然又混好了？根本沒有。無論混好混不好，無論受多少苦，都要在國外呆着，這似乎都成了一種類似於昆蟲行為的盲目的本能。混得太難受了，就自殺，也不回來——最近兩例見《環球時報》記者鄒德潔1997年5月4日發自加拿大的報道：“兩名中國留學生自殺”。這樣的例子太多了，用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都解釋不了，這真是令人心碎。我們從這種“盲目的本能”中應該能看出一些道理。

中國的精神危機、中國的文化危機，還表現在中國文化尚未恢復其創造能力。簡單地說，中國現在出版的書籍，無論是學術書還是暢銷書，研究的理論，以及繪畫、音樂、建築等藝術，絕大多數是對西方的模仿，很多時候是拙劣的模仿，而所謂“宏揚”的“國粹”卻幾乎沒有什麼生命力——它是對祖宗的模仿，很多時候是拙劣的模仿，怎麼能夠有生命力呢？

記得有一次開中國“發展戰略”的討論會，有位與會者提出來，要我們不要眼睛光盯着工業，要多想想怎麼依靠文化求發展。我當時是駁斥了這種觀點。這種觀點表面上看很對，因為信息時代將把經濟增長的大部分份額給予文化產業。除此之外，中國人均自然資源嚴重不足，從自然資源去看中國的發展前景幾乎是令人絕望的，而恰恰是文化產業，幾乎不需要自然資源，全憑人的智慧創造，豈不是最適合中國？問題是，中國現在在文化領域創造不出東西。對於中國目前的狀況來說，要在文化方面有所創造，其難度很可能不比挖地掃海，把每一滴油、每一塊鐵礦石、每一粒金沙都扣出來容易。

真正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文化產品，只有香港的武打片。這一點還是相當令人鼓舞的，一個小小的香港，竟然能夠把中國文化中“武俠”的概念如此推廣出去，並獲得經濟效益。然而，大陸的電影業相比之下，雖然在國際上頻頻得獎，但在實際上，正如一些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只不過是製造一些偽民俗來滿足西方傳媒界一部分人的窺視癖和自大心理，在西方公眾中沒有影響，在中國公眾中更沒有影響，因為它們在實際上並沒有創造性和藝術性。

這就是我們在進入信息時代的起點，我們必須清楚這個位置，然而，我們還得生存下去，從這個起點起跑，趕上去，趕上世界最發達的國家。

“懼者生存”是一個極為正確的格言，但“懼”應該是有限度的，不能“懼”到失去生存的自信。

就中國而言，要明白我們是站在一個不那麼高的起點上，不要自欺欺人地談什麼“中國的奇蹟”，沒有什麼奇蹟，我們是在艱難地前進，目前的成績尚十分有限；但另一方面，我們畢竟是在前進着。世事滄桑，無物常存，多少曾經十分強大的民族從地球上消失了，還有多少尚且苟延殘喘，但似乎已無復興之望。但是，中國畢竟沒有到那個地步，復興的希望不僅有，而且還是很大的，這也是為什麼有些美國人想“先發制人”地封殺中國的原因——如果中國真的沒希望了，美國人倒不會整天罵中國了，死老虎還有什麼打頭。畢竟，中國還有12億人呢。

電影《侏羅紀公園》中那個數學家馬康姆說得好：“Lifefindsways”，意即“生靈總會找到出路”。12億生靈，難道在信息時代就找不出生存之道？但不能你等我，我等你，自己卻不去找生存之道。時間是緊迫的，信息時代很可能又要淘汰一批趕不上去的民族，我們必須有一種緊迫感，儘快找出中國在信息時代的生存之道。就此而言，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應該做些什麼呢？

中國必須擠入信息技術的高端

在過去十幾年中，經濟理論界一直有所謂“趕超戰略”與“比較優勢戰略”的爭論。在信息時代“開放系統”的環境下，傳統的趕超戰略所謀求的“建立獨立與完整的工業體系”只能做降低要求的理解，因為一個國家恐怕是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自己單獨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工業體系的。

在可預見的未來，要求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全面衝擊，必將勞民傷財，卻收效甚微，影響其它方面的發展，在總體上反而損害自身的經濟安全。然而，完全按照目前的比較優勢，滿足於低技術領域的高增長，大量製造質次價低的產品，則不僅中國的國家安全沒有保證，未來的經濟發展空間也將是十分狹小的。

對於中國來說，一定要切入高科技領域，但不能全面切入，而應當選准幾個點切入，即中國要在高科技領域至少找幾個點趕超上去，在這幾個點上發揮出比較優勢，與其它國家形成相互依賴的關係——目前的現狀是中國完全依賴於別人，而別人並不依賴中國。

為此，國家有必要對世界科技發展方向和中國目前的能力進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結合科技、經濟、國際關係等諸方面的考慮因素，制訂出具體的，而不是泛泛空論的高科技發展規劃，並把目前積累的資金投放進去。

中國在過去十幾年中獲得了高速經濟增長，但是，我們必須認清，這些增長基本上都局限在——用我碰到的一個老工程師的話說——沒有太大生命力的領域。所以，這一階段只能是作為積累向下一個目標躍進的資金的跳板。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過去十幾年中，中國在工業技術上的研究開發能力總體上沒有進步，甚至可以說是倒退了，而在信息時代，高科技的發展與變化如此迅速，研究開發能力是最重要的要素。

無論如何，中國都應該努力實現從靠簡單勞動賺錢向靠熟練勞動或腦力勞動賺錢的轉變。如果這個轉變完不成或完成得太慢，中國都將面臨被新技術淘汰的危險，目前的高速增長將會很快化為泡影。

重要的是創造一個有利於發展高科技的信息開放環境國家主導高科技發展往往是後進國家不得已的選擇，因為不依靠國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後進國家的民間企業往往缺乏高科技開發所需的資本密集投入，以及承擔高風險、短期回報往往較少的能力，更無法抵禦先進國家大資本先發制人的扼殺。

就信息技術領域而言，即使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往往也扮演着主導作用，像中國這樣的後發展國家當然就需要國家承擔更大的份額。但是，國家主導也會帶來兩方面的嚴重問題。一個問題是，目前的高科技發展過於迅速，真正重要的發明往往是誰也預見不到的。比如在十幾年前，誰也預見不到微軟和英特爾能夠占據家用電腦市場的絕對壟斷地位，在幾年前，同樣也不會有人預見到網際網絡會有今天這樣的發展，並造就了一批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新公司。

因此，國家主導的高科技發展應該在科研方面主要集中於基礎理論研究，而在產業方面則主要集中於跟蹤外國已經成熟、而對中國又至關重要的一些領域。要以這種方式在產業方面開發創新技術並獲得超額利潤往往是效果並不理想的。另一個問題是，國家主導高科技發展，往往給一些廠商提供了尋租的可乘之機，也就是它們會用種種手段來謀取國家的優惠政策、特別的資金投入等，而在實際上卻並不具備發展高科技的能力。因此，除了在少數非得需要大投入，而且技術、市場已經完全成熟的，如半導體晶片等項目方面外，國家主要應該創造一個能夠讓民間企業乃至個人進入高科技領域公平競爭的環境。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創造一個發展高科技所必需的信息開放環境。當然，支持高科技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恐怕在相當程度也得依賴國家的資源投入。

中國自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對外已經是相當開放的，隨之而來的當然也有相當程度的信息開放，但是，在信息時代的今天，中國的信息開放程度還是遠遠不夠的。首先是硬件不夠。有人說，中國現在已經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了。這話是對的，因為中國已經有了通向信息高速公路的出口，但是，這個出口實在是太狹小了，僅僅是中國目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跑的極小的車流量，都會經常造成堵車。因此，國家的當務之急就是迅速擴展中國信息高速公路的路面，讓更多的人上網，以更快的速度傳輸信息。只要創造一個能夠全面迅速獲取信息的開放環境，絕不缺乏聰明才智的中國人一定會在信息空間中找到更寬廣的生存之道，而且極有可能占據一些制高點。

記得中國某位計算機領域的大師曾經說過，中國如果能夠培養出幾個比爾·蓋茨或馬克·安迪森，就好了。但怎麼培養比爾·蓋茨和馬克·安迪森？中國具有像比爾·蓋茨或馬克·安迪森這樣的素質的人決不會太少，但美國就出了幾個，中國就一個沒出來，其間的差別就在於中國不具備美國那個用幾千億美元堆起來的發展信息技術的環境。

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中國有可能不必再花那幾千億美元自己堆一個環境，而可以部分地直接藉助美國堆起來的這個環境，這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吧。但前提是你至少要有足夠大的出口接上它的那個環境。我在前面說過，英國有人建議，由國家花錢，讓每一個9歲以上的公民都有個電子郵件地址，都能夠上網；而美國總統克林頓則在1997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出，到2000年每一間教室（目前是9%）和圖書館都要和網際網絡連接。

中國也許確實沒有這麼多的錢，但能不能在2000年以前做到讓10個最大城市的中學教室都與網際網絡連接，讓學習成績比較優秀的一百萬中學生都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使用網際網絡，並鼓勵讓所有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家庭自費與網際網絡連接呢？我沒有進行過可行性分析，但我想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如果能夠做到，中國的比爾·蓋茨自然會出來——也許比他更優秀，還不止一個。

其次是對待信息空間中的無聊及不良信息的態度問題。信息技術給人類提供了極大的發展空間，對於民族的生存也是至關重要。但是，它也有另一個方面，這就是在信息空間中有大量的無聊及不良信息，也許百分之八十都是垃圾。但問題是，如果你不能容忍這些多達百分之八十的垃圾，去阻止它們的流通，則你也會大大地妨礙那百分之二十至關重要的信息的流通。更重要的是，沒有人能夠完全準確地辨別什麼是垃圾，什麼是有用的信息，也許有一些最偉大的思想、最重要的信息恰恰就埋藏在絕大多數人認為是垃圾的信息中。

因此，保證信息空間中信息的自由流動是首要的，至於那些垃圾，要有寬容它們的氣度。

無庸諱言，信息空間中的有些垃圾是有可能造成一些禍害的，各國政府、教育工作者、父母們無不為之頭痛，也想了許多辦法去過濾這些有害的信息，這種努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主次關係一定要擺正，保證信息自由流動是主，而過濾有害信息是次。後者只能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以不妨礙前者為度。任何想關上信息空間大門，或是中國自搞一套，與世界其他部分在信息上隔絕起來的作法無疑是民族的慢性自殺。事實上，我們不僅不應設立人為的屏障，而且還要努力去打破自然的阻隔——語言障礙，以實現信息的高速流通。

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

如前所述，西方主流新聞界在世界範圍內塑造了一個妖魔化的中國形象。這使得中國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的生存環境變得有些險惡。如何打破這種反中國運動，這種信息圍剿？光是給美國人說好話是不夠的。

我在前面提到過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的作者之一羅斯·芒羅曾對我說，他所遇到的所有中國人都對他大談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友好，越是這麼談他越不信，越是懷疑中國人有鬼。僅僅依靠做西方權勢集團或企業界的工作也是不夠的。做他們的工作是相對容易的，他們要利益、要賺錢，現在中國還真有些利益給他們，有些錢給他們賺，他們也樂意為中國遊說。問題是，他們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西方新聞媒介的反中國運動是有公眾基礎的，新聞媒介引導公眾的反中國情緒，公眾的反中國情緒又要求新聞媒介加碼反對中國。面對這種惡性循環，中國應該怎麼辦？關上門可以把反對中國的信息關在門外，但這就更給了別人願意怎麼醜化你就怎麼醜化你的機會，而沒有人能夠為中國聲辯。對付它的辦法恰恰是把門開得更大，讓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有許多謠言都會不攻自破。要有自信，相信中國雖然有許許多多的問題，但實際情況比西方人和海外持不同政見者所想像的要好得多；要相信自己的國民，相信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會站在自己的民族一邊。實現信息環境的全面開放，讓外國人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人在想什麼，也讓中國人知道外國的實際情況，外國人在想什麼，不僅有利於中國發展科學技術，促進經濟發展，而且有助於外交——甚至可以說，在信息時代，這才是外交的根本。

要逐步適應信息社會的網狀結構

我在前面幾章論述過，信息技術要求一個網狀的社會結構——雖然層級結構不會完全消失。因此，一個社會要進入信息時代，無論是宏觀的社會結構，還是微觀的企業管理，都要逐步地適應網狀結構，這不完全是一種社會理念，而且是技術的要求，就像蒸汽機的發明大大地改變了當時的社會結構一樣。

這一轉變對於中國的難度也許要大於美國這樣的國家，因為中國迄今缺少這種習慣和氛圍，而美國早就有了。從某種程度上說，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在內，普遍地不太適應網狀結構，這在信息時代絕不是優點而是缺點。

在信息時代，無論是發展經濟還是科技，一是需要完全開放的信息流通環境，二是需要能夠發揮個人創造力的完全自由的宏觀及微觀環境，這兩點是及其重要的：美國今天在高科技方面的絕對領先地位固然與其它一些條件有關，但它的高度自由的信息流通環境和行為環境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確實應該多學美國的模式，而“東亞模式”在信息時代很可能沒有前途——當然人類也應允許有多種模式的試行，中國也可以多種模式並存。

但無論如何，中國在這方面確實不應再過分侈談“東亞模式的魅力”等，而應率先進入網狀結構，方能顯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具有無限的創造力與適應力的宏偉氣度。

從層級結構轉變到網狀結構，將使許多人失去頤指氣使地領導別人的快感，但如果因此而拒絕轉變，則中國必將因此而永遠落後於世界其他民族，中國人將全部被別人所“領導”。

別成為伊克人在我這本書行將完稿之際，海南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找我談論未來的信息社會。他認為，未來的信息社會將使國家消亡，世界融為一體，但這個過程決不會是平靜的，會有大變動或大決戰（廣義的，不一定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形式）發生。他說，他就這個問題請教過《數字化生存》一書的作者尼葛洛龐帝，但尼葛洛龐帝似乎根本沒有思索過這類問題，他十分失望。他問我，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接觸到過這方面的文獻、材料沒有。我說，因為這方面的問題與本書是如此地緊密相關，因而我盡了一切努力來搜集這方面的資料，但結果與他一樣，十分失望。

這本不奇怪，因為我們的索求方向都是美國，而美國在信息社會中無疑地具有絕對壓倒性的地位，因而它不必擔心什麼，它的那些從事於信息技術領域的精英們就更不必擔心什麼。既然不必擔心什麼，既然信息社會對於他們來說幾乎百分之百地註定是玫瑰色的，他們為什麼要去費腦筋想這些問題呢？

但是，我們中國人得好好想想，因為我們並未完全消除被淘汰的危險。事實上，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在進行着種族或民族的淘汰，而自16世紀起，西方人依仗先進技術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將這種淘汰擴展到了全世界。皮薩羅的168人遠征隊和科爾特斯400人的遠征隊征服了整個美洲大陸，90%的土著居民在隨後的不長時期內迅速死亡。

有人會說，現代社會比那個時代文明多了，人們的道德準則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然而，我要再強調一遍，從歷史來看，所謂道德是靠不住的東西，唯一靠得住的是力量的平衡。核武器的長期未被使用，決不是因為廣島和長崎的慘狀使人們不忍心再用（事實上，在廣島和長崎的核爆炸之後，美國政府仍多次考慮過使用核武器），而是因為核壟斷被打破了，否則，核武器會被一用再用。越南戰爭期間出現的美國反戰運動，不是因為美國人不忍心殺傷過多的越南人，而是因為美國人的傷亡大了——有研究表明，美國的反戰情緒幾乎總是與美國人的傷亡成正比，而和別的事情沒什麼關係。若是越南像伊拉克這樣，美國就不可能出現什麼反戰運動。

信息時代如果因技術進步而出現了力量的絕對不平衡，又會發生什麼樣的淘汰呢？

當然，信息時代的淘汰可能會仁慈些，也許會是“天鵝絨式”（美國人稱自己的霸權是“天鵝絨式的霸權”）的淘汰。而且，淘汰的方式多種多樣，甚至可能會是一種自我淘汰。

美國生物學家劉易斯·托瑪斯在《細胞生命的禮讚》一書中提到過一個叫做“伊克人”的烏干達北方山谷里的小小部落。由於他們的傳統文化遭到摧毀，伊克人把自己變成了一群不可救藥的、讓人討厭的人，六親不認的野蠻動物，極端自私，毫無愛心。他們表面上似乎是生活在一起的，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裡，但他們實際上是孤寂的、互不聯繫的個人，沒有明顯的互相利用。他們也說話，但說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強求和冰冷的回絕。他們什麼東西都不共享，從來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們趕出家門去搶劫。只要可能，隨時都會把老年人拋棄，讓他們餓死。行劫的孩子從無能為力的老人嘴邊搶走食物。他們生兒育女時毫無愛心，甚至連粗疏的照顧都沒有。他們在彼此的大門口排便。他們對鄰居幸災樂禍，只是見到別人不幸福時他們才笑。

劉易斯·托瑪斯在書中還有其他聯想，但我只引用到此，我的聯想是，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大民族，在1840年一下子被打蒙了之後，我們的民族文化也出現了嚴重斷裂之後，會不會現在也還是在向伊克人的方向滑？我們承受得起信息時代進一步的文化衝擊嗎？有樂觀的跡象，但也有不樂觀的跡象。

前些日子，一個已經入了加拿大籍的朋友回來做生意，給我打電話閒聊時向我推薦陳燕妮的《遭遇美國》。我說：“我沒有看過這本書，這類書我都不看。這類書中所寫的東西你們在海外的人也許感觸良多，但我覺得無論是對於中國的主流社會，還是對於美國的主流社會，你們的生活與遭遇都是irrelevant的。你們自己過你們的日子就是了。”但他提到書中寫了我曾有過一面之交的人，於是，某天路過書攤時，我便買了這套書，瀏覽了一下。

雖然我還沒有將書全部看完，但我大致有了一個感覺。這本書所挑選的50個海外的中國人，大都曾是中國的名人，其中有些人的名聲在中國曾經極其顯赫，他們的處境應該高於平均水平，因為即使他們的其他的一切美國人都看不上，他們的“中國關係”恐怕還是值些錢的——要知道，美國與中國的生意一年好幾百個億美元呢！而且過得太不好的人大概不會來談，作者多半也不會要他們來談，因為作者十分清楚，國內的中國人還是很想保留一個美國夢的。

即使這樣，又如何呢？一些人很樸實，實實在在地談自己在美國的生活經歷，一些人因比別人成功而有些得意，另一些人則底氣不很足地申辯着他們的選擇的“正確”。然而，這些都是他們自己的事了，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和美國人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們既不再是中國社會中的一員，也未成為美國社會中的一員，“irrelevant”是一個最準確地表達他們的地位的詞（我實在找不到一個同樣準確的中文詞）——當然，那些搞科技的應當另作別論，因為科技永遠是對於全人類都relevant的，但《遭遇美國》一書中所選的搞科技的人並不很多。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地位，已經是中國許許多多最優秀的人夢寐以求的最高和最終的目標了。作為一個個人來說，奮鬥“打拼”，在異國的土地上不僅站住了腳，吃上了飯，有的還可能吃得比較好，這不僅無可非議，而且還確實可以算是有幾分讓人肅然起敬的英雄氣概的。

但是，作為一個民族，它的最優秀的人當中應該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追求，並得到更多的東西。不要誤解，以為我在批評留在國外這件事本身。其實我認為留在國外還是留在國內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不是relevant還是irrelevant的關鍵。

實際上，在海外有一個沉默不語的（當然不是真的沉默不語，只是我們聽到他們比較少）華人社會，這個華人社會在極其艱難困苦，極其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形成了一張張讓約翰·奈思比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稱羨不已的極有生命力的華人網絡。這些網絡具有生生不息的強大力量，決不等同於中國後來出去的在哪個社會都接不上榫，只不過是一口飯混得好些或差些的irrelevant的那些人——雖然後者可能還很瞧不起前者，我不只一次聽到後者對於唐人街的輕蔑談論，認為這是中國人落後、保守，不肯溶入更先進文化的典型產物。

我曾經遇到過不少華人富翁（雖然還不是大富翁），他們曾是印度????的難民，70年代逃亡時，連個手提箱都沒能帶出來，但僅僅十來年的時間，不少人都致富了。他們靠的是什麼？當然靠刻苦耐勞，靠智慧，也許還靠西方國家“制度好”，但還靠一條，就是那一張張的網，相互幫助，默默無聞，樸實無華，卻有力量。這一張張的網就是一個個社會，在當地不是主流，卻也站住了腳（這是一個社會站住了腳，和一個個人站住了腳不是一個數量級上的事），他們往往顯得很土氣，比如春節是一定要舞獅子的，但這土氣正是強者的力量的顯示，因為只有強者才敢於並能夠拿出自己的東西來去叫別人接受。我曾經遇到過從廣東農村出去的村姑，不識幾個字，因而只能進華人的網，而不能與我們這裡出去的知識分子比肩，但她充滿自信，決無那些知識分子的自卑和自賤，反倒因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而有些沙文主義——這當然是不對的。

情況是在好轉的，我們畢竟是一個很大的文化，還有相當的力量。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中國人的心態，也都在正常化，這在《遭遇美國》一書中也看得出來，我敢說，那本書若是在十年以前寫，整本書都會是伊克人的聚談，現在就好得多了。但中國人的有些東西還是令人想到伊克人——我決不是僅僅在談《遭遇美國》那本書，我要談的東西遠遠超過那本書的範圍。

1996年8月15日，美國聖迭戈州立大學校園，一個美國學生FrederickMartinDavidson因懷疑自己的論文答辯通不過（其實尚未作最後決定）而將自己的導師，一個中國人，名叫梁辰（音譯），和另外兩名美國教授開槍打死，後向警察投降。

這件事無聲無息，我敢打賭，我這本書的讀者絕大多數都不知道這件事。這不由使我想起1991年11月1日的那個盡人皆知的“盧剛事件”來，事情十分相像，那次是一個中國學生打死了他的美國教授們。那次事件卻在海內外中國人當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就連《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都用了大量篇幅來寫這件事。據說盧剛的“嫉賢妒能、心胸狹窄”是中國五千年的文明的一個產物，據說一位中國訪問學者還寫了一篇文章，《盧剛——中國人的小縮影》。總之，盧剛十惡不赦，中國人十惡不赦。

我不懂，為什麼中國教授被美國學生殺了，就那麼無聲無息，沒人理會，為什麼美國教授被中國學生殺了就那麼不得了，並擴大到“中國文化”，被說成是“中國人的小縮影”？那麼，那個美國學生可不可以說是“美國200年文明的產物”、“美國人的小縮影”呢？

我在這裡倒沒有一點批評美國白人的新聞媒介的意思。他們一如既往平談地報道了這兩次事件，儘量淡化這裡面的種族色彩。這種事在美國多了，如果僅僅因為一次謀殺事件是中國人幹的，就說中國人如何如何，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而且會被人批評為種族歧視。美國的新聞媒介對於中國和中國人並不完全公正，但決不會去做這麼低水平的表演，他們畢竟還是有着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準則和體面的。

在那裡表演，生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危及，因而破口大罵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恰恰是中國人自己。這實在不能不讓我想到伊克人。這些整天罵自己同胞的中國人也許就是我們這個文化受到巨大衝擊後產生的伊克人，他們比伊克人心眼更多，但這種心眼多不見得是什麼好事。

當然，在中國，最壞的伊克人還得數那些貪官污吏，但關於他們的談論已經很多了，而我在這裡說的那種伊克人卻還往往很奇怪地被認為是大好人——因為他們罵中國人，罵了中國人好象就是向西方學習了先進的東西了，罵了中國人好象就是主張民主和自由了。

但是，我認為，很多事情的實質恰恰與其表面相反。比如說，一些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往往極端地蔑視一般中國公眾，認為他們是“劣等種族”，自己卻懷有極強的道德優越感，因而非常不能容納不同意見，把所有與他們在某個方面有不同觀點的人都扣上“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帽子，這與自由主義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馳；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那種完全的否定和謾罵也並不符合自由主義的精神——西方的一些自由主義哲學家認為，對於傳統文化的這種態度不僅不是自由主義，而且恰恰相反，是導向極權主義的哲學基礎，因為它隱含着某個個人或某個集團有能力並有權利對於作為人類數千年試行錯誤的結晶的傳統進行隨意修改這樣一種思想。

僅就常識而言，我已經想不通，那些如此瞧不起一般中國公眾的人怎麼會願意給中國人民主——既然他們如此“醜陋”、“愚昧”、“落後”，他們能知道如何行使民主權利嗎？

最近看到海外留學生辦的電子刊物上的一篇關於中國環保問題的文章，張口就是“一個掠奪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這是從何說起？就現在活着的人而言，誰也不可能“掠奪了大自然五千年”，如果要是論祖先，那麼，任何一個民族都可以說是“一個掠奪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因為今天每一個活着的人，無論他屬於哪一個民族，都是由五千年以來的歷代祖先傳下來的，而這些祖先都“掠奪”過大自然；迄今為止，根據我前面引用的美國能源部能源信息局的數據，中國人對於環境的污染仍然比美國人少得多（這當然不是說中國人就不必注意保護環境了）。

這些人也在整天談民主與自由，但我就是懷疑，如果讓這些如此仇恨和蔑視中國人的人當政，中國得到的只能是最壞的專制暴政，因為在他們眼裡，中國這個民族既然如此劣等，唯一合適的命運恐怕應該是被從地球上消滅掉。

前面提到過，一篇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文章“從‘逆向種族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將這種現象稱之為“逆向種族主義”。在讀了劉易斯·托瑪斯的那本書後，我認為最好把這種現象命名為“伊克人現象”，把這種心態命名為“伊克人心態”。中國人如果不能擺脫這種心態，在遭遇21世紀的信息時代的大動盪、大衝擊、大融合時會成為什麼樣子呢？

極少數最“幸運”的“幸運兒”，能夠巴結到《遭遇美國》一書中的那些人的位置，更多的人恐怕會像前面提到過的《聖徒的營地》一書中所描寫的那樣，舉着“皮包骨頭的枝椏”撲向全世界的各個海灘，而最多的人則在原來的土地上被慢慢地淘汰掉。華人的網也許暫時可以救起一些人，但失去了大本營，這些網再有生命力也恐怕獨木難支……。世界大勢會是什麼樣？從中國人的視點看，有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死，也得死得更光榮些，何況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多半是不會死的，只要我們不做伊克人。這事比什麼都重要，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才能談技術問題。我還回答不了海南出版社的那位編輯的整個大問題，我把我能回答的先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