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5日，新華社奉中國政府之命發表聲明：

“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斷對我國進行武裝挑釁和入侵，中國邊防部隊自2月17日起，被迫自衛還擊，現已達到預期目的。中國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國邊防部隊開始全部撤回中國境內。

中國政府重申，我們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絕不容許別人侵犯我國領土。我們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邊界。我們希望中國政府的這一正義立場，將受到越南政府和世界各國政府的尊重。我們正告越南當局，在中國邊防部隊撤出以後，不得再對中國邊境進行任何武裝挑釁和入侵活動。中國政府鄭重聲明，如果出現上述情況，中國方面保留繼續自衛還擊的權利。
我們一貫主張，國與國之間的爭端應當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中國政府再次建議，中越雙方迅速舉行談判，討論確保兩國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並進而解決有關邊界和領土問題的爭議。我們誠懇地希望越南方面對此作出積極的響應。凡是有助於保障邊境地區和平安寧、解決有關爭議的建議，中國政府都願意予以認真考慮。

中越兩國人民具有傳統的友誼。這種友誼不但符合我們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東南亞、全亞洲和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中國人民十分珍視同越南人民的這種友誼。雖然近幾年內這種友誼受到了令人痛心的破壞，我們仍然殷切地希望它得到恢復。我們希望越南當局以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停止反華仇華政策，使中越兩國人民能夠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我們相信，中國的這種積極的建設性立場，必將得到國際上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同時，我們希望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和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採取措施，促使越南當局立即停止對柬埔寨的侵略行動，並將其入侵柬埔寨的全部武裝力量撤回本國境內，以利於東南亞和亞洲地區的和平、安全和穩定。
。。。。。。”

在數十萬軍隊大規模攻入越南境內17天后，中國政府突然單方面宣布撤軍了。不過，正如《馬來亞通報》曾在戰前社論中預測的那樣：“鄧小平所說的懲罰、教訓，就象當年中國攻打印度一樣，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領土的。這種閃電似的一戰，既可大快各國人心，也可壓一壓越南這個東方古巴的氣焰。”

實際上，在整個對越作戰的決策上，中共中央重點考慮的是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戰略行動。鄧小平在戰後公開講：“我們說這個仗必須打。。。。。。對東方的古巴要採取必要的制裁，來推動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因為世界上都怕蘇聯，因為這個，對古巴也怕，我們作了相當多的批評。在國際戰略上說，蘇聯這兩年戰爭步伐加快了，擴張行動加速了，它得分比較多，美、日、歐比較軟弱，怕事。我們告訴它打算，它也怕有風險，我說風險我們自己承擔。”

蘇聯在1970年代加快了在全球的戰略攻勢，越南則綁在蘇聯的戰車上在東南亞地區進行擴張。而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元氣大傷，加上經濟危機的影響，與西歐、日本在戰略上形成了守勢。在這個全球性的戰略大氣候下，中國突然發起對越作戰，一個重要考慮就是要打越南的臉給蘇聯看，以顯示自己的力量與信心，同時提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士氣，從而達到推動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戰略目標。

所謂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概念，源自於毛澤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國際反霸，重點是反蘇。在整個1960年代，中國推行的是“反帝反修”的兩面出擊戰略，同時與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為敵，在戰略上處於了危機四伏的風險狀態。到了1970年代初，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了蘇聯的嚴重威脅，毛澤東不得不調整了中國的外交戰略，同美國進行合作，“聯美遏蘇”，形成了中、美、歐、日的“一條線（國際統一戰線）”戰略，來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鄧小平則繼承了毛澤東的“一條線”戰略，重拳打向越南，試一下蘇聯的底線，同時向西方陣營展現中國的力量，為即將開始的中國國家發展方向的戰略轉折爭得一個較為安全的國際環境。

在發起對越作戰前夕，鄧小平連續訪問了美國、日本，一路大造聲勢，“懲罰”、“教訓”之音不絕於耳。美國在表面上並不贊成中國的行動，態度比較謹慎，用鄧小平的話說，是“怕引起蘇聯的大的反應”。日本處在西方集團與蘇聯對抗的第一線，一旦打起來是首當其衝，更是只能唯美國馬首是瞻。在這樣一個微妙的國際戰略格局下，中國的勇氣與獨行顯得如此的萬眾矚目。無獨有偶，中國南疆的帳篷連城、大軍雲集之勢，已使國際社會無法相信這僅僅只是一種威攝。

越南則在死撐。1979年2月7日，法新社自河內報道，越南對於鄧小平最近連續發出的威脅，保持沉着，表示“決不驚慌”。2月12日，越南《人民軍隊報》的社論說：“企圖給我們教訓的人，應該記取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教訓。” 而越北前線的部隊也早已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人不卸甲，馬不離鞍，時刻準備迎接中國的打擊。

越南緊抱的大腿是蘇聯。1978年11月3日在莫斯科簽訂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中規定“為了保衛兩國的國家安全，雙方可以共同協商和聯合行動”。針對鄧小平的“教訓”言論，蘇聯很快就發動了輿論反擊。1979年2月9日，《真理報》發表文章，說中國軍隊“已在侵犯越南邊防地區”，“而一旦時機成熟，就擴大軍事挑釁的規模”。塔斯社2月13日說，中國“一旦有機可乘就會發動對越南大規模的侵略”。《消息報》2月16日指責中國“正加劇中越邊境的緊張局勢”。

眾所周知，蘇聯是一貫的惡人先下口。不論是當年侵略芬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還是大軍壓境南斯拉夫、中國，都有一通蠻橫的藉口。要不就是對方“侵略”了自己，要不就是“保護XX民族的利益”，或是“應XX黨內健康力量的要求”，總之是墨索里尼總是有理，誓要將對方推上道德法庭再加一大棒。這次對中國亦如是，將造成中越邊境緊張局勢的責任全扣到中國頭上。蘇聯強大的軍事力量、俄羅斯民族一貫貪婪的胃口，加上咄咄逼人的進攻氣勢，確實造成了當年西方社會對其普遍的恐懼情緒。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的全球戰略攻勢，成為了當時威脅世界和平的最大的不安全因素。

在指責中國的同時，蘇聯報刊也接連發表了一些文章，抱怨美國官方沒有一個有聲望的人站出來對鄧小平關於反蘇的言論說個“不”字，卻強調（中美）雙方有共同的利益，這不免使蘇聯擔心中美“達成了暫時對公眾還不公開的具體協議”。《消息報》說，“中國正在玩美國這張牌”。塔斯社指責美國總統卡特在鄧小平訪美後的講話是“為中國的侵略辯護”。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茹科夫也表態，抱怨美國對鄧小平訪美時“懲罰”越南的言論“不僅不予反駁，反而慫恿他”。可以看出，蘇聯是懷疑中美在對越問題上達成了秘密協議，所以中國才能有恃無恐，以致蘇聯不能不惦量美國在背後所起的作用。

1979年2月17日，戰爭終於爆發了。越南立即向蘇聯發出“緊急呼籲”，聲稱“侵略越南，就是反對整個社會主義體系”，要求蘇聯履行《蘇越友好合作條約》所承擔的義務，“支持和保衛越南”。

這時候再看蘇聯的表演，就很有意思了。

2月18日，《真理報》發表評論，強調“越南是能夠保衛自己的”，中國對越南的侵略“無非是試圖削弱世界社會主義的東翼”。考慮到《真理報》的性質，發表這樣的評論不是偶然的，似乎在做着一些鋪墊。

果然，18日晚些時候，蘇聯政府發表正式聲明，先是聲稱“（越南）這一次也有能力保衛自己”，然後才是對中國進行威脅，說蘇聯“將履行”蘇越條約“所承擔的義務”，要求中國“趁着為時不晚停止下來”，否則“其後果責任完全由中國現領導承擔”。

據日本《每日新聞》記者發自莫斯科的消息說，“可靠的蘇聯人士”18日晚聲稱，如果中國19日不停止“侵略”，蘇聯就將根據蘇越條約“對中國採取具體的對應措施”。同一天，一名消息靈通的西方記者路易斯放風說蘇軍已進入一級戰備狀態。19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講話，“北京不應忘記”，越南“不是孤立的”。 《紅星報》也威脅說，“如果侵略者不就此止步，他將因自己的罪行受到最大的恥辱和報應”。19日當天，蘇聯國防部緊急派出以國防部軍事監察總局第一副局長奧巴圖羅夫大將為首的20人軍事顧問團趕到河內，為越軍籌劃防禦措施。在戰爭爆發後一周的時間裡，先後有6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及主要軍事領導人表示，蘇聯將根據蘇越條約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給予越南以必要的援助”。26日，葛羅米柯又進行講話，“無論在西方還是遠東，有人應該知道，蘇聯及其朋友和盟國，是不會讓別人欺侮自己的”。蘇聯駐聯合國代表說得更直接，要給中國“適當的嚴厲的懲罰”。華約武裝部隊隊總司令庫利科夫元帥在電視講話中則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軍在蒙古哈勒欣河戰鬥中的作用。

蘇聯很快針對中國掀起了一場規模巨大的宣傳戰。塔斯社、電台、電視台和中央各報刊一齊出動，每天都發表數十篇攻擊中國的新聞報道、評論和文章。蘇聯黨政軍負責人也頻頻講話，誣衊威脅中國和中國領導人。蘇聯各地還舉行聲討中國的集會，並組織各群眾團體和與中國毗鄰的蘇聯中亞、遠東城市的居民向中國駐蘇使館發去大量抗議電報，呼籲“（中國）停止侵略”。一時間，扣在中國頭上的帽子滿天飛，什麼“侵略者”、“霸權主義者”、“擴張主義者”、“兩面派”、“世界憲兵”、“典型強盜”等。熟悉這些詞語的中國人如果不看對象，還以為這是一場什麼“反帝反修”的大會呢。蘇聯還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指責中國的自衛還擊聲明是“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高談闊論”，中國進攻越南受到了“全世界普遍反對”，“譴責中國”的“運動具有世界規模”，“世界正在掀起抗議中國無恥進攻越南的廣泛運動”。蘇聯還大肆宣揚越軍“在戰鬥中表現出了勇敢精神和英雄主義的榜樣”，給了中國以“有力回擊”等等。美國《新周刊》透露，蘇聯正在拼湊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來保衛越南的自由和獨立”，據信蘇聯與東歐諸國正在一定範圍內磋商援越的可能性。

如此的漫天黑雲壓向中國，也難怪“訪問”柬埔寨歸來的越南總理范文同信心滿滿：“我方有蘇聯跟着，毫無畏懼。”

對於蘇聯的反應，中國不能不有着沉重的估計。

自從1969年珍寶島武裝衝突後，蘇軍就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形勢高度緊張。中國被迫開始準備打仗，“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國家轉入了長期而沉重的戰時體制。

看看1970年代蘇軍在亞洲地區的部署吧：中蘇邊境東部，有遠東軍區3個集團軍和1個步兵軍，共18個摩步師、1個坦克師和2個空降突擊旅；後貝加爾軍區3個集團軍，共10個摩步師、3個坦克師；西伯利亞軍區5個摩步師，駐蒙蘇軍3個摩步師、2個坦克師。中蘇邊境西部，有中亞軍區8個摩步師、1個坦克師；土耳其斯坦軍區5個摩步師、1個坦克師和1個空降師。陸軍共計59個師左右，總兵力127萬、坦克14300輛、飛機4200架。其中有45個師靠近中蘇邊境，共計67.5萬人。

駐亞洲空軍擁有各型飛機約2500架，其中作戰機約2000架，人數約10.2萬人。

太平洋艦隊擁有各型艦艇420艘，排水量100多萬噸。其中主要作戰艦艇172艘、潛射彈道導彈342枚、海軍飛機406架，海軍人數約13萬人。

戰略火箭軍擁有洲際導彈492枚、中程導彈165枚，有洲際導彈基地14個、中程導彈基地21個，人數約12萬人。

一旦中蘇開戰，蘇軍還會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迅速調運兵員和物資，向中蘇邊境地區再增加50-60個陸軍師，兵力火力規模真是非常嚇人。

蘇軍1個坦克師編制3個坦克團、1個摩步團，有325輛主戰坦克。戰爭打起來，還有大量先進火炮和空軍的支援。其以T－62、T－64坦克組成的鋼鐵洪流，根本不是只擁有陳舊的輕型反坦克武器的中國軍隊所能抵擋的。

日本人曾寫過一部政治幻想小說《明斯克號出擊》，想像了蘇聯同時向中國和日本開戰的可怕景象。當然，現在那曾令人談虎色變的蘇聯海軍明斯克號航母已成了深圳的一個主題公園。

戰爭打起來，蘇軍最有可能由四個方向發起進攻：

一．東北方向
因為有當年閃擊關東軍的經驗，蘇軍對東北的地形較為熟悉，非常可能依然採取當年的戰略。遠東軍區從松花江和牡丹江兩個方向進攻，分向南北滿攻擊；後貝加爾軍區的合成機械化集團軍直出大興安嶺，沿多倫、赤峰、錦州突進，切斷東北與華北的聯繫。各部向心突擊，一舉全殲瀋陽軍區所屬6個野戰軍和4個坦克師。

二．內蒙方向
這是最危險的方向，因為是草原沙漠，無險可守，且離北京太近。以駐蒙蘇軍為主，加強地空力量，2個機械化集團軍並肩突進，以中國軍隊當年薄弱的反坦克武器是絕難擋住機械化蘇軍的寬正面、大縱深、高速度突擊的。北京基本上守不住，又不能破壞古都，只能放棄，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退向內地建立臨時指揮中心。北京軍區8個野戰軍和4個坦克師堅守燕山山脈和長城一線，掩護中央撤退。

三．新疆方向
這是次要攻擊方向。新疆地區蘇軍也是很熟悉的，地勢開闊，沙漠、戈壁縱橫，適合機械化兵團突擊。新疆軍區6-7個步兵師是難以建立穩固防線的，估計會且戰且退，與蘭州軍區3個野戰軍、1個坦克師會合，在蘭州至西安一帶建立防線。

四．渤海灣方向
蘇軍太平洋艦隊分向威海和旅順攻擊，奪取登陸點，然後直逼塘沽，配合陸軍切斷東北和華北聯繫並奪取北京。濟南軍區的26軍、67軍和北京軍區的66軍要聯手守住渤海灣防線，不得已時退到山區進行抵抗。

另外，蘇軍會以部分艦艇和空軍向華東地區進行騷擾，阻止中國軍隊北援，破壞中國的經濟中心和縱深腹地。

戰爭一旦開始，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只能是依託高山密林與沙漠戈壁進行節節阻滯，爭取時間集結反擊力量和進行全國總動員。三北部隊雖也有9個坦克師和若干坦克團，但都是仿製蘇聯T－54的59式坦克，防護及火力都遠不如蘇軍的T－62和T－64坦克。3個月內，東北地區和新疆地區都有可能丟掉。38軍、27軍、63軍、66軍、26軍等華北中國軍隊會依託山西太行山脈、燕山山脈和魯中山區進行堅守。一旦燕山失守，蘇軍機械化兵團便會漫過華北平原，直抵河南、湖北、安徽的大別山、伏牛山一線。再往前走就是山區和水網平原，機械化部隊不好機動；成都軍區13軍和50軍北調，與蘭州軍區19軍、21軍、47軍守住秦嶺至關中一線；以54軍、43軍為首的預備隊出動，在秦嶺至大別山、淮河一帶建立防線，尋機反擊。在蘇軍占領區，以大量的生產建設兵團、民兵、沒有撤下來的正規軍組成游擊隊，向蘇軍實施襲擊騷擾，進行“人民戰爭”。

如果戰端啟動，中國就將遭到自抗日戰爭之後的又一次大規模外敵入侵，兵連禍結，人民生命及物質財產上遭受的損失將不知凡幾。面對這樣一幅可怕的戰爭圖景，中國在選擇行動時焉能不思之再三，慎而又慎！

在1979年3月16日的中越邊境作戰情況報告會上，鄧小平披露了中共中央關於發起對越作戰時蘇聯如何反應的總體估計：

“所謂下決心是有風險的，風險主要來自北方。風險無非是大、中、小，大的、中的、小的。中央分析，大的牽涉到蘇聯戰略重點轉移的問題，現在蘇戰略重點在西方，它的四分之三強的兵力布置在歐洲，所謂東面一百萬人，占四分之一弱，而在裝備上，主要裝備更現代化、更重要的裝備在歐洲。所以，如果要進行大規模向中國進攻，它的戰略重點必須轉移，起碼要從歐洲調一百萬人，這個來不及，我們行動時間不長。中央考慮，大風險肯定可以排除，中等風險有沒有？中央考慮一般也可以排除，但要立足於中等風險，所謂中等風險，或存在東北，或存在新疆，用相當的兵力向我進攻，或存在新疆烏魯木齊，或存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滿洲里、綏芬河，中等起碼的兩個集團軍，不可設想一個集團軍孤軍深入，那我們可以給它插斷，這次越南也是這個辦法。一個集團軍是五個師，兩個集團軍十個師以上，這無論擺在東北或在新疆都不簡單，很難設想就起那大作用。所以，中等風險一般也可以排除。我們要立足於中等風險，在新疆、東北作了準備，華北也作了一些準備。還準備小一點的風險，特別是在新疆，它有六個還鄉團，六二年跑了六萬多人，它組織了六個還鄉團，也許組織六個還鄉團在邊界上那個薄弱的地方打一下。今天可以說了，小的也沒有。我們怕屁股後面發生問題，我們也估計，蘇聯它怕不怕屁股後面的問題，它反對美國，也有個後方問題，後方是歐洲，而且是它的戰略重點最大的是這個，這個考慮清楚了，就比較容易下這個決心。”

可以看出，越南先打了柬埔寨，中國要打越南，就有可能遭到蘇聯的報復性打擊。中、蘇、越、柬四國是互相牽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彈丸在手，形勢相當微妙。中國最後決策發起對越作戰，不能不說是有着極大的勇氣和冒了極大的風險。

在軍事上，中國也做了積極的應對，南打北防，立足大打。在南方對越作戰動用了9個野戰軍的29個步兵師，加上各輔助兵種及保障部隊共約56萬人。而在北方戒備蘇聯，東北、華北、西北部隊全線出動，瀋陽、北京、蘭州、新疆軍區17個野戰軍的將近60個步兵師，加上炮兵、裝甲兵、防化兵及保障部隊，共100餘萬大軍沿邊境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面對蘇軍這樣的強敵，北方部隊可以說是下了必死的決心。

對越作戰中未出動空軍，在事後多年一直被多有詬病。誠然，當時的中國空軍在山嶽叢林地帶支援陸軍作戰和壓制敵軍的能力確是大有疑問。然而在中央軍委的決策中，不出動空軍入越作戰正是為避免戰爭升級而採取的克制手段，主要是從政治而不是軍事角度考慮的。對於這一點，越南人也是心照不宣，同樣沒有出動空軍參戰。

但中國空軍也並非無所作為。空軍司令員張廷發受命指揮全軍空軍執行國土防空任務。在南方，“挽弓待發，先聲奪人”，在中越邊境出動殲擊航空兵組織聲勢強大的持續的空中巡邏，顯示力量，威懾敵人，使越南空軍不敢輕舉妄動。在北方，所有航空兵部隊和地面防空部隊做好充分的作戰準備，蘇軍一旦入侵，就予以有力的打擊。

對於蘇聯的軍事報復，中央軍委還有一個嚴重的估計，那就是蘇聯海軍有可能為越南奪取中國的西沙群島。眾所周知，越南對南海諸島覬覦已久，一直圖謀將其吞併。特別是西沙群島，北距海南島約330公里，西距越南峴港約400公里，扼守南海中游，位置舉足輕重。中國控制了西沙，就可時時威脅越南狹窄國土的軟腹部；越南控制了西沙，則能攔腰斬斷南海，將中國封鎖在近海大陸架內。當年南越就壯起膽子武力染指西沙群島，結果在1974年的“1.19海戰”中被中國海軍打折了手腕，連奪到手裡的三島也全都送了回去。一旦蘇聯為支援越南而軍事打擊中國，奪取西沙群島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重要目標。

對於中國來說，能不能保住西沙群島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1974年時海上打得熱鬧，而解放軍當時的主力戰機殲-6活動半徑只有600多公里，要從海南島的陵水機場起飛，飛到戰區後留空十幾分鐘就要返航，否則就會因油料不夠掉到海里。轟-6轟炸機活動半徑倒是有2000多公里，但沒有戰鬥機護航就是敵方戰鬥機的活靶子。西沙海戰後，中國之所以未能乘勝直下南沙群島，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空中掩護。而越南能夠搶到南海西南部的大部分南沙島礁，正在於距離近，有空中掩護。從越南南部機場起飛到南沙西部島礁只有200多公里，到東部也不過500-600公里。蘇聯在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提供給越南的蘇-22戰鬥機，作戰半徑為1100多公里，正好可以覆蓋南沙海域，為越南海軍提供空中掩護。

為了保護西沙群島，南海艦隊特別組建了一支代號為“217”的合成艦艇編隊，在北部灣川島以西的各港口集結各型艦艇百餘艘和作戰飛機百餘架，分批次在北部灣和西沙海域巡弋，嚴密監視蘇越的動向。如果蘇聯海軍進攻西沙，面對強大的蘇聯太平洋艦隊，實力弱小的南海艦隊倒是有決心拼死一戰，但沒有制空權的死穴卻無論如何沒法彌補。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文革結束後，新任軍委主席華國鋒就批准了海軍的發展航母計劃。1978年的時候，利用與西方加速接近的機會，中國就有意圖向英國購買或合作製造1.8萬噸級的輕型航母，搭載“鷂”式垂直起降戰鬥機。不過，因為種種原因，這一計劃後來取消。

可以說，蘇聯是否將採取武力援越行動，是中越開打後全世界最為關注的問題。

然而，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出，蘇聯是“干聽打雷，不見下雨”。

在蘇聯政府發表正式聲明後，蘇聯駐河內記者說，“（越南）具有反擊一切軍事冒險的豐富經驗”。蘇聯中央電視台評論道，“在越南有力反擊、蘇聯明確警告以及世界抗議浪潮掀起之後，越南土地會獲得解放”。

2月19日，蘇聯駐日大使會見了日本外相園田，希望日本予以合作，以使“不會發生大規模戰爭”。當天，塔斯社攻擊英國仍按原計劃向中國出售“鷂”式戰鬥機是“威脅和平”。同時，蘇聯在媒體上發表文章指責美國事先就獲悉中國將進攻越南，可能開誠布公地給予了答覆，因為在美國也有人想“教訓一下越南”。

21日，蘇聯在媒體上宣傳“越南北部邊境的形勢是穩定的”，中國“未能突破越南任何一條防線”，並說中國開始撤軍。塔斯社20日和22日在報道古巴《格拉瑪報》社論和古巴國防部長在蘇聯的講話時，分別刪去了“我們準備為越南流血”和“我們必須為一切情況做好準備”等字句。

23日，塔斯社在摘引南斯拉夫《政治報》的評論時說，“蘇聯隨時可以向越南提供軍事援助”，但緊接着又說“事情還沒有發展到需要採取相應有效措施的地步”。同一天，蘇聯駐越南大使館武官在慶祝蘇聯紅軍建軍節的招待會上說，“（越南）仍有能力自衛”。蘇聯官方也對在莫斯科的一些西方和亞洲外交官透露：只要戰爭仍然是有限的，蘇聯不打算干預越南的戰鬥。蘇聯駐東德高級代表也表示：蘇聯不會通過對中國發動一次軍事入侵而首先廢除《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各國媒體注意到，儘管越南在政府聲明中“緊急呼籲”蘇聯“支持和保衛越南”，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甚至給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主動背書：“蘇聯已下定決心根據條約的精神和內容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但蘇聯卻多次強調“（越南）這一次也有能力自衛”，將皮球又踢還給了越南。蘇聯在各種場合不斷聲稱要履行蘇越條約所規定的義務，可是戰爭爆發後卻沒有立即對越南予以援助，而是在觀望了5天后，才用6架民航飛機輪流向河內空運武器等補給品。在規模和數量上，都不能與蘇聯軍事干預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時的緊急援助相比。
應該說，蘇聯在這一時期還在觀望，希望能控制住戰爭規模，不使自己被迫卷進去。

對於蘇聯的反應，美國的合眾社就認為，“蘇聯聲明似乎表明它不會進行（軍事）干涉，至少目前是如此”，“（蘇聯）選擇了宣傳攻勢”。《紐約每日新聞》寫道：“幾乎還沒有跡象表明蘇聯人打算直接捲入”。日本的時事社也認為，如果中國僅限於短期內的有限軍事行動，蘇聯“眼下直接參戰的可能性少”。 奧地利《信使報》將蘇聯的態度概括為“克里姆林宮在狂吠，但是它不咬人”。日本駐蘇記者說，“蘇聯準備給予（越南）全面援助”，但是，“如有可能，蘇聯是想避免參加正面戰鬥”。法國《事件與展望》雜誌判斷，在中越目前衝突的水平上，蘇聯不會採取報復行動。香港《遠東經濟評論》則指出，蘇聯“竭力想避免同中國發生直接的軍事對抗”。

世界輿論的紛紛猜測讓蘇聯覺得很沒有面子。隨着戰爭進程對越南的不利，越南高層對蘇聯援助不力的不滿越來越強烈，為了平息越南的不滿和防止己方陣營的動搖，蘇聯開始採取了一些升級行動來警告中國。

在媒體上，蘇聯大肆渲染中國的自衛還擊“不是有限的”，是“故意撒謊”，是“欺騙世界輿論”，意圖“擴大侵略”，正在向越南增兵，“其目的是拿下越南縱深的關鍵目標”。同時，蘇聯加大了援越力度，動用軍用和民航運輸機先後為越南運去了20架戰鬥機、400多輛坦克和裝甲車、400門身管大炮、50門BM-21火箭炮、100多門高射炮、數千枚SA-7防空導彈和800多具RPG-7火箭筒。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與越軍總參謀部建立了實時聯線，向越軍提供中國前線部隊的衛星偵察照片。一支由68人組成的蘇聯通信兵部隊接管了從河內到越北前線的所有通信保障工作。諒山遭到中國軍隊圍攻後，在黎筍的親自要求下，蘇軍出動了一個安-12運輸航空兵大隊緊急從柬埔寨將越軍機械化步兵304師轉運到了諒山前線。

蘇聯的海軍動作較大。在戰爭爆發前，蘇聯太平洋艦隊就出動了1艘巡洋艦和1艘驅逐艦進入南海，以表明自己支持越南的立場。戰爭爆發後，太平洋艦隊連續向南海增兵。到2月下旬，在南海及北部灣海域共聚集了13艘蘇聯軍艦。3月，增加至包括巡洋艦、驅逐艦、大型反潛艦及護衛艦的30艘水面戰艦和6艘潛艇。還有3艘巡洋艦被派往了東海游弋。蘇軍艦艇集群一面為蘇聯及東歐國家的援越船隻護航，一面虎視着北部灣和西沙群島，一旦戰爭升級就會直撲西沙群島，同時用導彈攻擊中國的南海艦隊基地和海南島的軍用機場。蘇軍的偵察機也在越南沿岸和南沙群島海域上空飛行，監視着中國海軍的行動。在蘇聯遠東濱海邊疆區，蘇聯海軍陸戰隊還舉行了兩棲登陸作戰演練。

駐中蘇邊境各軍區的蘇軍和駐蒙蘇軍也紛紛舉行了演習。為了對中國加大壓力，蘇軍總參謀部還從西伯利亞和歐洲部分抽調精銳部隊趕往中蘇邊境。

對於蘇軍的動向，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高度關注。當時，美國雖然表面上不贊成中國的懲越行動，但暗中卻向中國提供了蘇軍在中越邊境調動的情報和衛星圖片數據。從中得知，蘇聯駐西伯利亞和中蘇邊境的軍隊雖已全線戒備，但蘇軍部署在中蘇邊境上的54個師中，沒有滿員師（1.2-1.3萬人），比較充實的師（8-9千人）、半滿員師和架子師（約4千人）大約各占三分之一。而且從兵力調動和軍事物資運輸的規模上看，並沒有發動大的進攻的跡象。經過判斷分析，中國認為蘇聯是在“擺擺姿態”，還沒有下定武力策應越南的決心。因此，中央軍委命令前線部隊速戰速決，東線打下諒山，西線打到外波河與棟光為止，不再前伸。3月5日，中國即宣布已達成自衛還擊的目的，從越南開始撤軍，不給蘇聯以武力介入的口實。
美國也沒有閒着。在蘇聯海軍大舉增兵南海後，美國海軍的“星座”號航母戰鬥群就進入了距越南海岸不遠的南海水域。按照美國人的說法，這是為了“觀察局勢”。蘇聯人明白，美國此舉是為了聲援中國，保持地區力量均衡，警告蘇聯不要走得太遠。蘇聯海軍也並不示弱，以常規潛艇封鎖了美軍航母戰鬥群可能靠近的航道，水面艦艇也採取“伴隨監視”的方式，直接警告美軍不要跨越蘇軍的海上防線。

當中國宣布從越南撤軍後，越南高層的反應是絕不相信，仍然頒布了全國總動員令，認為中國宣布撤軍是“暫時”的，是“為正在準備的一場大戰進行彩排”。然而，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3月6日的講話中說，“如果這一（撤軍）決定能誠心誠意實現的話，倒是可以把這一決定看作是中國活動家清醒的跡象”。 言語之間，真是可以聽得出一種竊喜的意味：蘇聯終於可以擺脫這一進退兩難的麻煩局面了。蘇聯媒體則恨猶未盡，宣傳說“（中國撤軍是）欺騙世界輿論”，蘇聯“沒有上當”。勃氏在後面的表演就更有喜感了，這位沒有講稿就錯話連篇的總書記很快把中國撤軍的功勞記在了蘇聯名下。他在同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的會談中說，同蘇聯這樣的“兄弟國家”一道，“是任何侵略者都攻不破的”。在同波蘭領導人蓋萊克會晤時，在說了中國撤軍是越南“堅定不移和英勇精神的結果”後，馬上指出這是“（蘇聯等）大家庭其他成員國”對越南“聲援的結果”。塔斯社和《真理報》也大言不慚，吹噓蘇聯在越南“困難的時刻聲援了”它，得到了“支持越南緊急國際會議”的“高度評價”。《匈牙利新聞報》的捧腳更厲害：“蘇聯向戰鬥的越南提供了一切所要求的援助”，“（蘇聯）深思熟慮的態度”是為了“不願意增加流血和使戰爭升級”。

中國開始撤軍之後，蘇軍反倒來了勁。從3月12日到26日，蘇軍六大軍區都開展了戰鬥準備，從後貝加爾軍區、遠東軍區和駐蒙古集群抽調了20個諸兵種合成師、空降師和航空兵師進行聯合演習，出動坦克2600多輛和900架飛機。另外，蘇聯還從預備役部隊中動員了5.2萬人，並徵用5000輛民用汽車。這次演習的重頭戲放在蒙古境內，有6個摩步師和坦克師、3個航空兵師、2個航空兵旅和其它協同部隊參加了演習。期間，蘇軍飛行員的總飛行時數超過了5000小時，投擲和發射了1000枚航空炸彈和導彈。為了給中國人“加深點兒印象”，蘇軍近衛第106空降師在蒙古南戈壁省舉行了大規模傘降演習，內容是蘇聯空降兵從蒙古機場起飛後，只需要一個半小時就可空投到北京上空。當時蘇聯政府驅逐了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一些工作人員，而且故意不讓他們乘坐飛機，只允許坐火車回國。當他們快到達中蒙邊境時，就會發現大批向東開進的蘇聯坦克縱隊。顯然，蘇聯是在向中國炫耀武力。

不過，這時的刀槍再耀眼，不是已經有點晚了嗎？瑞士《自由報》在3月7日發表的評論《打破神話》中一針見血：“（這場戰爭）是公開地向蘇聯挑戰的，但誰都不敢承擔這種風險。因此，越南接受了教訓，但實際上受到教訓的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負責人認為，這個教訓是十分痛苦的，因為蘇聯向它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所有盟友表明，它的全能原來是有限的。”
事後來看，蘇聯最終沒有選擇軍事打擊中國來援助越南，主要出於以下考慮：

首先，蘇聯比較了解中國的底線，知道中國的自衛還擊作戰是有限的，認為不可能嚴重傷害越南的筋骨，局勢是可以控制的，沒有必要與中國進行一場意義不大的局部戰爭。

其次，蘇聯顧慮採取軍事行動會招致美國的干預。進入1970年代後，蘇聯多年來大力擴充軍備的埋頭苦幹顯出了效果，在戰略核武器的數量上超過了美國，蘇美兩國的戰略核力量實現了大體平衡。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逐漸呈現出了進攻的姿態。美國當時深陷在越南，打得筋疲力盡，終於被蘇聯趕了上來。為了遏制住蘇聯的上升勢頭，美國急於從越南脫身，集中力量鞏固美國在軍事力量上的優勢。因此，美國有與蘇聯緩和關係的需要。而蘇聯因為多年的粗放式發展，經濟增長開始減速，也希望改善同西方的關係，達到引進西方技術與資金的目的。同時，蘇聯想利用緩和的氣氛來麻痹西方，同時加緊壯大自己的力量，在軍事上實現對美國的戰略優勢。在這樣的冷戰總格局下，蘇聯首先發動了“緩和攻勢”，提出要與美國和西方各國實現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諸領域的全面合作，從而緩解國際緊張局勢。蘇美雙方一拍即合，發表了承認“平等和同等安全”為兩國關係基本原則的宣言，並首次簽署了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隨後，兩國又簽署了一系列的文化、商務、科技協定。一時間，“緩和”成為了國際社會的主流詞彙。通過緩和戰略，蘇聯取得了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地位，提高了其在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聲譽，增強了蘇聯在外交上的迴旋餘地。

然而，蘇聯一面大談緩和，一面又加緊發展戰略武器，蘇美軍事力量平衡開始向蘇聯方面傾斜。美國為了扭轉力量對比不利於自己的變化，態度逐漸從對蘇軟弱轉為強硬。進入1970年代後期後，因為過度追求軍備和多年僵化的經濟體制，蘇聯的經濟增長趨慢，與美國經濟差距縮小的趨勢停止，經濟結構狀況開始惡化。為了尋求西方的資金和技術扭轉經濟頹勢，蘇聯仍力圖保持緩和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不想和美國翻臉，以圖將軍備競賽放緩下來，喘一口氣。中國在這時發起對越作戰，蘇聯就難以下決心武力援越，擔心會打破力量均衡而引起美國反彈，從而破壞緩和戰略。戰爭爆發後，蘇聯一面竭力指責中國的行動是“破壞緩和”，一面還要拉住美國。2月22日，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索科洛夫元帥就在《消息報》上發表文章說，“蘇聯不會削弱爭取緩和的鬥爭”。同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講話中也聲稱，“緩和”是“國際生活中的主流”，重申“蘇聯政府非常重視蘇美關係的改善”。

第三，蘇聯可以利用誣衊中國對越作戰是“大國侵略小國”這張牌，在國際上大造輿論，譴責中國，並加強同西方的接觸，搞垮中國的和平形象，達到擠壓中國的目的。

最後，只要中國不打破底線，蘇聯就可以通過給予越南一定的物質援助，使得中越衝突膠着或拖延下去，既可以使越南更加緊靠蘇聯，從而強化蘇聯在東南亞的存在，又可以影響中國的國家發展，減輕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壓力。

利用中越之戰，蘇聯向美國大打宣傳戰，力圖施加壓力，挑撥中美關係。蘇聯各媒體就中國發起對越作戰的時間大做文章，說美國事先得知中國要“進攻”越南，而美國對此默許，要“對北京的罪惡行為承擔責任”。指責美國、日本和西歐國家同中國發展經濟、科技聯繫是執行“綏靖”政策。戰爭爆發後，美國總統卡特發表講話，要求中國從越南撤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塔斯社就指責卡特的講話是“把侵略者和侵略的犧牲混為一談”，“在實際上為中國侵略辯解”。對於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的表態，塔斯社指責為是同蘇聯立場“截然對立的方針”，是中國的“公開的和秘密的，自願的或不自願的幫凶和庇護者”，這使蘇聯“感到嚴重憂慮和不安”。

戰爭爆發後不久，美國財政部長布魯門塞爾訪華，主要為商談解決兩國間的資產糾紛問題。蘇聯中央電視台就攻擊說，“布魯門塞爾在中國對越南發動冒險時訪華，充分說明美國支持中國侵略者”，“僅限於口頭上的譴責，而實際上去給侵略者以道義上政治上的支持”。布魯門塞爾去參加美國在北京開設大使館的儀式，蘇聯《文學報》指責其是“中國入侵越南的排炮聲將成為這項儀式的伴奏曲”。當時英國工業大臣和西歐共同市場主席也先後訪華，蘇聯媒體氣急敗壞地形容為“按預先商量的腳本那樣發生了”，“西方討好中國的集團將對北京的罪行承擔責任”，要他們“從慕尼黑勾結的教訓中學會一些東西”，否則“禍水”將流向西方一邊，目前“採取中立立場和坐視，那將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對於英國準備向中國出售“鷂”式戰鬥機一事，蘇聯媒體進行了大肆攻擊，稱其“（出售武器而不威脅和平）是極端天真的看法”。

蘇聯各媒體唱過白臉了，首腦高層就要唱紅臉了。葛羅米柯在譴責中國的同時，再次重申“同美國的關係具有特殊的意義”。安德羅波夫宣稱“蘇聯政府非常重視蘇美關係的改善”。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表示“緩和”仍然是“國際生活的主流”。勃列日涅夫最後出馬，在攻擊了中國一通後，直截了當地宣稱希望同卡特會晤並簽署第二個核協議。他還表示“指望討論進一步發展蘇美關係，增進緩和和加強普遍和平的一系列問題”，並建議締結歐安會參加國之間“互不侵犯條約”。

如此的白臉紅臉，大費周章，可以看出蘇聯是意圖借中越戰爭之機改善蘇美關係，維持緩和戰略，一舉推進限制戰略武器的協議，消除目前阻礙蘇美關係的一大障礙，既可以緩解一下國內經濟的壓力，同時破壞中國欲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努力。法新社當時就指出，“勃列日涅夫講話是具有戰略方針的”，即繼續“緩和”，“把西方拉過來”。日本外務省人士也認為，勃列日涅夫避免刺激西方“意圖在於在國際上孤立中國”。

蘇聯確是費盡了心力。可惜，美國並不領情。在經歷了1970年代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戰略守勢後，美國國內的鷹派開始抬頭，決心以強硬的態度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變被動為主動，重新遏制蘇聯。蘇聯推行的“緩和”戰略即將走向無疾而終。美國的選擇是迅速與中國拉近關係，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進行密切交流，強化聯手對付蘇聯的戰略合作。

中國通過對越作戰教訓了越南，顯示了不可侮的國家形象，同時爭取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支持，基本達到了自己的戰略目的。戰後，中國迎來了同美、日、西歐諸國前所未有的親密合作時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強大助力。當年12月，日本就開始實施對華ODA（政府開發援助）計劃，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得到的最早的外國政府貸款，也是日後中國獲取官方資金合作最主要的渠道，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一種長期而實在的支持。中國由此開始引進了大量外資，從而啟動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在這段“蜜月”期內，中國還同美國與西歐國家展開了廣泛的軍事合作，使中國的軍事工業有了長足的進步。歷史證明，這是中國軍事工業發展的寶貴的戰略機遇期。1989年後，中國再未得到這樣的機會。

再說蘇聯。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國家領導層誤判了國際形勢，不顧國力，到處擴張，同時與西方和中國對抗，使自己的戰線越拉越長，背上的包袱越背越重，更加加重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困難。而蘇聯的窮兵黷武、到處樹敵也使其錯過了以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時代，導致進入1980年代後在科技發展上迅速落在了美國後面，從而使雙方的經濟差距難以逆轉，國家越來越走向虛弱。

越南遭到了中國的一頓猛拳，卻沒有盼來“老大哥”的武力策應，黨心軍心都受到震撼，其不滿和焦慮是可以想見的。然而，當蘇聯的小弟下場就是這樣，這個國家對待盟國的某些做法實在令人齒冷。就如1950年的北朝鮮，同樣是老大拍了胸脯後，差點就去了中國東北組織“流亡政府”。

1979年3月31日，黎筍來到諒山視察。戰後的諒山殘破不堪，滿目瘡痍。面對一城的廢墟焦土，黎筍良久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