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8日到2月5日，鄧小平對美國進行了為期8天的訪問。雖然其時鄧小平只是國務院副總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還是“英明領袖”華國鋒，但美國人顯然清楚鄧小平在中國的真實分量，因此除了迎接禮炮少了2響之外，其他一切接待規格都是國家元首的禮遇。對鄧小平來說，5年前曾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過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這是第二次到美國。
這次出訪是非同尋常的，不僅是自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後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而且鄧小平以其獨特的個人風格到處穿梭，時而坐公共馬車繞賽馬場一周向觀眾致意，時而坐進航天飛機進行模擬着陸，又去赴標準的牛仔晚宴，還穿着毛式制服戴着牛仔帽觀看騎士表演。美國人熟悉的以往的共產黨國家領導人的形象是僵硬的，如莫洛托夫的只會說“不”，赫魯曉夫的粗俗無禮，葛羅米柯的千年鐵面，勃列日涅夫的結巴念稿。鄧小平的表現完全不同於這些人，使美國人大為驚訝且好感頓生，以致引出了“鄧旋風”的美譽。
在訪美的8天中，鄧小平以不知疲倦的精力與美國卡特總統及其他美國官員會談，會見了數以百計的議員、州長、市長以及企業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場合向數千人直接發表講話，並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記者提出的問題。美國三大全國性電視網用了大量黃金時間轉播鄧小平的活動，被人戲稱為“鄧小平時間”。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談笑風生之下，鄧小平卻另有一副面孔。他一路頻頻出語抨擊霸權主義，對越南警告連連。
“世界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而霸權主義是國際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脅。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和平不是靠乞求所能夠得到的。想要維護世界和平，就必須反對和遏制霸權主義，打亂戰爭策劃者的戰略部署。”
“我們不能允許越南到處搗亂，為了世界和平和穩定，為了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可能不得不做我們所不願意做的事情。”
“儘管中國條件有限，但我們一定盡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邊反對越南侵略者。中國永遠站在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和民族一邊，反對霸權主義的侵略和奴役，為了國際和平和穩定的長遠利益，我們將堅決地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甚至不惜承擔必要的犧牲。”
顯然，中越之間發生了大事。
中美自1972年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之後，因為各自國內的政治局勢動盪，相互關係一直進展遲滯，建交過程一波三折。直到鄧小平復出和卡特上台以後，雙方才突然“加速度”，在1978年的半年內達成了協議，宣布兩國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在1978年12月14日，卡特向鄧小平發出了訪美邀請。本來卡特估計如此重大事件，鄧小平至少要在半年後才能成行。不料，“鄧旋風”突然颳起，鄧小平在24小時內就做出了決定，1979年1月份訪美，讓美國人始料不及。
在鄧小平不斷發出抨擊霸權主義的聲音之後，美國人突然發覺，除了中美建交的大事之外，鄧小平此行還另有目的。
面對鄧小平的咄咄逼人，美國人的心態是複雜的。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格局分裂為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陣營。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針鋒相對，為了各自的利益在全球進行爭奪，冷戰和熱戰交織，可謂烽煙不斷。
1949年後的中國是以共產主義為意識形態的國家，因此向蘇聯一邊倒，並為了保家衛國和肩負自己的社會主義陣營國際義務與美國在朝鮮進行了一場血戰，雙方在20多年裡成為了死敵。然而1950年代末風雲突變，中國與蘇聯在意識形態上發生了爭吵，並逐漸惡化到國家關係，甚而到1969年兩國在珍寶島兵戎相見，幾乎引發全面戰爭，蘇聯取代美國成為了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最兇惡的敵人。
中國囿於意識形態而同時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和蘇聯為敵，兩面出擊，雖然調門很高，但明顯實力遠遠不夠，風險極大。也正因為如此，為了國家安全，毛澤東才斷然扭轉航向，與“最大的帝國主義分子”尼克松握手，中美走近，形成聯手抗蘇的國際格局。
美國本來在國家實力上對蘇聯處於領先地位，然而因為錯誤的捲入越南戰爭，長期陷在東南亞，不但損兵折將，而且引發國內強大的反戰浪潮，弄得狼狽不堪。而蘇聯則從1960年代末開始在全球加快擴張腳步，實力急劇膨脹，形成了蘇攻美守的格局，蘇聯一時占了上風。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聯手有利於抗衡蘇聯的攻勢，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的。
越戰，這是一代美國人心靈上的傷疤。美國派出幾十萬軍隊，在越南打了10年，花費2000億美元以上軍費，戰死5萬多人，戰傷30萬人，最後卻一無所獲地跑路，實在是羞於提起。更讓美國人感到氣結的是，美國這一戰只是輸在了政治上。在軍事上美國人一直占着明顯的優勢，大小戰場主要是美軍在攻擊掃蕩，不論是北越人民軍還是越南南方解放陣線的越共游擊隊都不是對手，雙方的傷亡根本不成比例。但是美國就是無法越過北緯17度線進攻北越，不能徹底打掉越共的戰力基礎。因為越南背後站着中國，中越之間是“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係，中國全力援助越南，甚至直接出動人民解放軍的高炮、鐵道、工程和通信部隊入越協助北越進行國土防空作戰和擔負道路保障任務。鑑於朝鮮戰爭的教訓，美國沒有出動地面部隊越過17度線，只是派出空軍轟炸北越。但這樣根本無法解決戰爭，只能年復一年的陷在越南，士氣疲憊，國內反戰，政府威信掃地，國家實力衰落，看不到勝利的希望，最後只能狼狽撤出越南。就在昨天，因為共產黨中國的援助，美國無法在越南戰爭中取勝。到了今天，共產黨中國卻開始威脅越南，甚至要訴諸武力。真是讓美國人情何以堪，哭笑不得。
早在鄧小平復出不久，台灣的蔣經國就有了一些預感。他在和幕僚開會的時候說道：你們認為鄧小平好對付一些，那是你們不認識鄧小平。我認識他，在蘇聯留學的時候我們就是同學。我的感覺是，鄧小平這個人很強硬，實際上比毛澤東更難對付，未來兩岸的局勢只會更加複雜。
果然，鄧小平復出之後的第一次國際舞台亮相，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後一次國際出訪，就顯示出了軍人式的強硬風格。中國和越南多年的戰友情誼，在鄧小平的鋒芒之下，已是天翻地覆。
從“同志加兄弟”變成“不能允許越南到處搗亂”，中國和越南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中越關係可謂剪不斷，理還亂，歷史上曾經幾度分合，堪稱千年恩怨。從秦始皇征服古越人聚居的南越國，漢武帝開疆拓土建立交趾郡開始，直到五代十國末期安南獨立建國，越南中北部地區在中原王朝郡縣統治下長達1000多年，越南史書將這段年代稱為北屬時期。
因地處偏遠，交趾地區經常發生叛亂，中原王朝則堅持出兵鎮壓。比較有名的是東漢初年，交趾郡兩個女子征側、征貳扯旗造反，聲勢很大。漢光武帝劉秀派伏波將軍馬援萬里南征，一直打了兩年多，終於剿滅叛亂，將征側、征貳斬殺。馬援還一鼓作氣將漢朝版圖向南推進到湄公河口，大震了中國聲威，萬裡間關馬伏波之名也流傳於世。當然，在越南歷史上，征側、征貳是反抗北方王朝的民族英雄，至今還留有“二征夫人”廟的古蹟。
唐朝時在交趾設立了安南都護府，自此交趾地區被改稱為安南。到了公元939年，中原陷入五代十國混戰時期，南漢政權的將領吳權脫離自立，越南歷史上稱為吳朝，但還未能被中原王朝所承認。公元968年，有個叫丁部領的人削平了一些地方勢力，割據安南地區建立大瞿越國，越南歷史上稱為丁朝。
宋太祖趙匡胤統一中原，向南滅掉兩廣一帶的南漢政權，卻就此息兵，沒有繼續進軍剿滅丁氏政權，終於使安南地區脫離了中原王朝的控制。公元973年，趙匡胤冊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意味着承認其為藩屬，已經不把安南作為郡縣對待了。趙匡胤的這一舉措令人浩嘆。其時的宋軍是百戰精銳，戰鬥力自不用說，何以不能征服安南叛軍?有說法是當時宋軍連續戰鬥，已師老兵疲。且南方地區氣候炎熱，疫病流行，糧草不濟，宋軍才不得不止步。然而從漢到唐，哪一代的南征之軍不是深入不毛，唯宋軍而不能?實際上早在此之前，趙匡胤平滅後蜀的時候即以玉斧劃大渡河為界，“此外非吾有也”，使大理國也未能統一於宋。可以看出，支配趙匡胤行為的是他的政治考慮。中原地區、燕雲地區是北宋王朝的命脈所在，江南為國家錢糧之寶庫，嶺南地區廣大，更是保障江南的後方，必須爭取。而大理和安南之地，僻處荒遠，不好管理，付出大於所得，自然不在趙匡胤眼內。至於漠北西域，更不是趙匡胤所追求的了。歸根到底，趙匡胤不是漢武帝、唐太宗那樣在開疆拓土上氣魄雄遠的帝王，他的文治武功，基本局限在傳統的中原王朝範圍內。宋朝不能複製強漢盛唐景象，終至武力衰弱，長期被外患所困，是和趙匡胤本人的局限有重要關係的。
有宋一代，安南不斷伺機向北擴張，兩國經常發生摩擦。比較厲害的一次是宋神宗年間，安南大將李常傑率8萬大軍侵入嶺南，攻克邕州(今廣西南寧)、欽州、廉州(今廣東湛江)等地，屠殺宋朝軍民10餘萬人，掠奪了7、8萬婦女和兒童。宋神宗派大將郭逵率10萬宋軍南下，雙方大打出手，安南軍戰敗，又被打回了本土。總的來說，宋朝主要是進行自衛反擊，並沒有對安南採取更大的軍事行動。
元朝時候，蒙古騎兵席捲歐洲威震世界。元世祖必烈前後多次出兵深入安南意欲征服，都因為安南人的堅壁清野和氣候酷熱而接連失敗。
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將安南定為“不征之國”。到了永樂時期，安南發生內亂，明成祖朱棣乘機出兵一舉收復安南，將其置為明朝郡縣，把中國版圖推進至現在的越南中部，這是歷史上中國最後一次控制越南。但安南脫離中國已久，民心早已不復。加上派去統治當地的明朝官吏橫徵暴斂，遭致安南人的起義反抗。明朝派軍進剿，安南人則打起了游擊戰。前前後後打了29年，明軍多次慘敗，打得筋疲力盡。最後明宣宗朱瞻基決定放棄安南，准其獨立並對明朝稱臣納貢，遂將明軍和官吏撤回本土。率領安南人抗明復國成功的黎利成為民族英雄，自立為帝，建立了後黎朝。
清朝入主中原後也與安南打了幾仗，乾隆皇帝自詡的“十大武功”中就有徵安南之役。不過清軍並沒有打勝，因為前線官員的欺上瞞下，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勝利者，稀里糊塗地罷兵言和，恢復了藩屬關係。到了清仁宗時期，嘉慶皇帝重新給安南起了一個國名：越南，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清朝末年國勢衰落，法國人乘機侵入印度支那地區，欲殖民越南。清朝堅持對越南的宗主權，中法之間爆發了大戰。當時除清朝正規軍入越作戰外，農民起義領袖劉永福也組織了黑旗軍進入越南抗擊法軍。儘管清軍在戰場上打得很英勇，還取得了鎮南關大捷之類的勝仗，但是因為清政府的腐敗軟弱，法國終於不勝而勝，中國則不敗而敗，兩國於1885年簽訂《中法新約》，清朝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越南淪為了法國的殖民地。
在越南的現代史上，有一個人物是舉足輕重的，他就是越南國父胡志明，直到今天還被全越南人稱為胡伯伯。胡志明原名阮士清、阮愛國，1890年出生于越南義安省南檀縣。年輕時代的胡志明就走南闖北，到過歐洲、非洲、美洲，親眼見證了各殖民地人民的苦難，從而確立了推翻殖民制度解放祖國的志向。胡志明是類似列寧、孫中山這樣的人物，無論吃飯還是睡覺，一天24小時所思所想都是如何進行革命，實在令對手頭痛不已。一個組織中能有這樣的人物，總是會搞成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胡志明到了法國巴黎，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他成為了共產主義者。也是在這段時期，胡志明認識了周恩來、陳延年、趙世炎、王若飛等日後的中國革命巨頭，這些人都是當時流行的共產主義小組織中的積極分子。此後，胡志明又到了莫斯科和廣州，撰文演說，到處呼籲殖民地人民起來革命，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
正是在廣州，胡志明爭取和改造了一些越南愛國團體，創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和舉辦了特別政治訓練班，培養了一批越南革命骨幹，打造了自己最初的班底，其中就有日後的越共領導人范文同、黃文歡等人。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胡志明整合了越南的幾個共產主義組織，於1930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統一的越南共產黨，從此擔負起了領導越南革命的重任。歷史上越共曾幾次改名，先後改稱印度支那共產黨、越南勞動黨，越南全國統一後又改回越南共產黨。以下均簡稱為越共。
胡志明本人深受共產國際的信任，又長期生活在中國，和中共的關係也很好。相反，在越南國內根基並不深，影響力不如在本土堅持鬥爭的獨立運動領導人。在法國殖民者的嚴厲鎮壓下，越南本土的獨立運動領袖潘佩珠被法國殖民當局囚禁至死，本土獨立運動力量逐漸式微，為胡志明和越共的崛起提供了歷史機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法國在歐洲戰敗投降，日本乘機派兵先後侵入越南的北部和南部。法國總督向日軍投降，接受日本對印度支那的控制。胡志明於1941年從中國回到闊別30年的祖國越南，在長征、范文同、黃文歡、武元甲等人協助下整合成立了“越南獨立同盟”，通常稱為越盟，實際上是越共領導的統一戰線組織，打起了民族和民主的旗號，團結全國人民組織開展領導越南的抗日戰爭。越盟建立了抗日游擊武裝，以中越邊境為根據地，開展武裝鬥爭，不斷擴大力量。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胡志明即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相當於臨時政府，自己親任主席，領導發動全國總起義。太原、河內、西貢、順化等地相繼解放，越南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被迫退位，史稱“八月革命”。9月2日，胡志明在河內巴亭廣場50萬人慶祝大會上宣讀《獨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國就此誕生。
日本投降了，法國人又捲土重來，意圖繼續在印度支那維持落後的殖民統治。因為法軍武器先進兵力強大，胡志明不得不和越盟政權撤出城市去農村堅持游擊戰爭。這一段時期是艱難的，單靠越盟自己的力量難以取勝，胡志明努力地四處求援。當時中國正在解放戰爭的激烈進程中，胡志明理所當然地要求老大哥蘇聯給予自己援助。斯大林的戰略重點是在歐洲，力圖維持與美國的平衡關係，保住蘇聯在雅爾塔體制中得到的成果，對中國革命都不看好，更不要說越南革命了。所以蘇聯並沒有給越盟以多少實際的幫助。
當時越南大部分地區和交通線都被法國殖民者占領。在法軍的不斷掃蕩下，越盟控制的解放區被分割成互不相連的若干小塊，且日益被壓縮。越共中央在2個連護衛下隱藏在越北太原、宣化省交界處的山林里，越盟軍隊則缺糧少彈，無法集中作戰，化整為零分散在方圓幾百公里的高山密林中，士氣低落，形勢非常困難。
轉機終於到來，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人民解放軍打到了中越邊境，胡志明和中共取得了聯繫。為了求得中國援助，胡志明不顧年邁的身體，於1950年1月秘密北上，徒步17晝夜穿越越北地區的高山密林進入中國，再跋涉萬里到達北京。對於中共來說，越共是國際共運中的小兄弟，胡志明是中共的老朋友，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有良好的個人關係。支持越南爭取民族獨立的解放事業，是中共所肩負的國際主義義務。從地緣政治上說，不讓帝國主義兵臨中越邊境，也是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所在。因此，中國除了不能直接出兵外，開始在物資和軍事上對越南全力援助。當時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對越南進行援助的國家。
中國自己剛剛解放，國民經濟也很困難。但毫不吝嗇地將大量寶貴的戰略物資運往越南。從1950年到1954年期間，中國就向越南提供了各種槍支116000支(挺)、各種火炮420門、大批配套的彈藥以及通訊和工兵器材等。還幫助越南在中國境內整訓軍隊，越南人民軍早期的幾個主力師大都是這個時期完成正規化的。中國又在昆明設立步兵學校，訓練了大批的越南人民軍軍官。另外中國還派出了軍事顧問團協助越方進行抗法戰爭。著名的陳賡大將就是在這時進入越南，幫助越軍總司令武元甲實施了邊界戰役，殲滅法軍8000餘人，解放了越北的高平、諒山、太原等城市，打通了長達1000多公里的中越邊界線，一舉扭轉了戰局。在此期間，越盟進行了整黨、整風、整軍、土改、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運動，將原統一戰線中的左中右翼組織全部清除出局，建立起了越共在北方的牢固統治。
因為有了中國作為堅強後盾，法軍雖然在越南幾易統帥，但戰局仍日漸不利。法國人這時使出了殺手鐧，於1953年11月空投了1萬多軍隊在越西北的奠邊府，準備“中心開花”，吸引越軍進行決戰。這確實是一場決戰，打了55天，最後的結果是法軍倒被全部殲滅。這一戰徹底打掉了法國人的信心，迫使法國政府簽訂了《日內瓦協議》，從越南全部撤出，結束了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統治。越南北方得到全部解放。
就是這個《日內瓦協議》，以北緯17度線為界，將越南臨時分為北、南兩個部分，準備在國際監督下進行全越南的民主選舉。當時包括胡志明在內的越共高層都想一鼓作氣解放南方，而中共則考慮到美國正對東南亞地區虎視眈眈，越南問題激化恐怕會再次讓中美攤牌。當時蘇聯已經調整了對外戰略，尋求同西方緩和。中國國內也在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出於中國國家利益的考慮，中共竭力勸說越共做出讓步，暫時接受北、南分治，以免好不容易談成的日內瓦會議成果流產。周恩來當時起了很大作用，四處進行穿梭外交，費了很大力氣來說服越共高層。最後雖然越共同意了《日內瓦協議》，但卻是忍下了一口氣，特別是像黎筍這樣出身南方局的越共領導人，對中國深懷不滿，種下了日後中越翻臉的種子。
《日內瓦協議》明確的全國選舉最終流產，因為美國人卷了進來。自從朝鮮戰爭後，美國就致力於在全球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眼看法國人撤走，越共的力量日益強大，越南恐怕要淪於共產主義之手，美國這個世界憲兵就自動介入了越南事務。美國首先糾集英國、法國、澳大利亞、菲律賓、新西蘭、泰國、巴基斯坦等7個國家搞了一個軍事同盟性質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將南越、老撾和柬埔寨都納入到所謂的“條約保護國”，為干涉東南亞各國的事務製造了藉口。從戰略上說，美國搞《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是繼以東北亞的韓國、日本、台灣連成的第一島鏈封堵中國後，又在東南亞從菲律賓到中南半島再次形成包圍圈，威脅中國，同時擠壓蘇聯海軍再下的戰略空間。南北相望，互為犄角，這一戰略手段不可謂不毒。在戰術上，美國又于越南南方扶植起吳庭艷政權，成立了所謂的越南共和國，進行代理人控制。吳庭艷在南方推行反共政策，大力鎮壓越共組織和民主運動。北越和南越就像當年的北、南朝鮮一樣，互相敵視，日益摩擦，和平的曙光閃而即逝。
對於北越來說，解放祖國是義不容辭的神聖使命。既然和平統一無望，那就武力統一。於是越共在南方組織武裝力量，與南越政府軍展開游擊戰。美國則直接出手，於1961年發動“特種戰爭”，出錢、出槍武裝南越政府軍，並出動了美國軍隊進入南越鎮壓越共游擊隊。北越也毫不客氣，在南越建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並秘密派遣北越正規部隊滲透進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武裝力量一起開展全面的武裝鬥爭。這就拉開了越南抗美救國戰爭的序幕，雙方陷入了長期的掃蕩與反掃蕩的膠着戰。
1964年8月，美國約翰遜政府以美國軍艦在北部灣遭到北越海軍襲擊為由，擴大戰爭規模，大量派遣軍隊進入南越，並出動空軍越過北緯17度線轟炸北越。北越則針鋒相對，出動更多的北越人民軍進入南方，發動一系列正規戰役，攻打大城市，不斷擴大和鞏固解放區。在此期間，中國一如既往地堅決支持越南的祖國解放事業，加大援助力度，並先後派出人民解放軍防空、工程、鐵道、後勤、掃雷部隊共32萬餘人入越協助作戰。在整個越南抗美戰爭期間，中國援越高炮部隊共對空作戰2153次，擊落、擊傷美國軍機3315架，俘虜、擊斃美軍飛行員211名，為粉碎美軍對越南北方的轟炸威攝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海軍也出動艦艇到北越海域掃雷526艇次，掃雷航程17500海里，清掃面積200平方海里，相繼疏通了海防、鴻基、錦普等港口及東北群島各航道。毛澤東當時就對胡志明說過：“我們是一家人，要人給人，要物給物，要多少給多少。”三年大饑荒後的中國人，自己身體還很虛弱，一次就給了北越200萬毫升血漿。中國10萬餘鐵道兵、工程兵自帶機械油料苦幹3年，搶修被美軍飛機炸壞的鐵路設施1778處，新建和改建了越南北方的鐵路線577公里;修築幹線公路7條，總長1206公里;還修築了橋梁305座、涵洞4441座，建成機場2個，築成坑道239條、永久臨時碼頭9個、掘開式永備工事123個、海底電纜15條。
為了更有力地支援越南南方，中國還每年支付大量寶貴的外匯給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作為“買路錢”(毛澤東語)，從而開闢了一條借道柬埔寨過境直達越南南方的交通補給線，這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這條交通線從越南北方的新邑開始，經越南、老撾邊界間的長山山脈、老撾的車邦、拉哈，一直向南延伸到越南南方與老撾、柬埔寨三國交界的班達盛地區。通過這條狹長的補給線，源源不斷地將中國、蘇聯及其他國家的大量援越物資和北越新銳部隊投入越南南方戰場。美軍、南越軍當時發動了多次“掃蕩”和突襲，費盡心機也無法阻斷這條交通線。
1965年以後，蘇聯開始援越。雖然其時中蘇關係已漸趨惡化，但中國還是允許蘇聯的援越物資過境。到1966年4月，中國免費轉運的蘇聯等國援越的軍事物資達8.5萬噸。從1965年到1975年，在越南抗美戰爭的10年中，中國轉運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軍事物資共63萬噸，免收過境運費8300萬元人民幣。蘇聯方面曾稱讚中方的轉運工作是“認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為了方便北越接收援助物資和防空需要，中國還將北部灣中當時隸屬海南島的浮水洲島移交給北越使用。
浮水洲島(也稱夜鶯島)位於北部灣的中心位置，距海南島最近處135公里，距越南海防市91公里，總面積約5平方公里。島的西、南部為平坦沙質土地，中部至東北部為馬鞍形山嶺，最高點海拔53米。平坦部分已闢為耕地，山嶺部分則長有高草。近岸為廣闊的岩礁底淺海，是鮑魚、海參等海珍品生物棲息地。淺海以外，則是富饒的拖網漁場，盛產紅魚、魷魚、石斑魚等名貴魚類。
歷史上，中國的廣東、海南等地漁民長期把浮水洲島作為鮑魚生產基地。1937年，法國殖民者出兵侵占了浮水洲島，將其命名白龍尾島。1943年，日本人又統治了該島。日本投降後，法國人重占浮水洲島。1950年海南島解放，國民黨殘軍40餘人逃上浮水洲島，並以其為基地騷擾大陸和海南。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訂後，法國人從島上撤走。1955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浮水洲島，將其隸屬於廣東省海南行政區儋縣管轄。當時島上有居民64戶，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全部是中國漢族人，講澹州(海南澹縣)話。島上還有廟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即媽祖)和伏波將軍(即馬援)。廟內有鐵鐘一口，系光緒三年(1877年)所鑄，首事人是海南文昌人符連明、符懷積等。
1957年，根據中國政府與北越間的協議，中國將浮水洲島移交給北越，北越沿襲法國人稱其為白龍尾島。對於移交過程，當時的中方代表、原海南軍區副司令馬白山有過一段回憶：“1955年解放軍解放了浮水洲島。解放軍駐此島上，島上有工事。部隊一個連隊駐守島上，也管理老百姓。。。。。。1957年3月，上級指派我為代表，把浮水洲島移交給越南，越南來的代表，也是一個軍分區的副司令。當時有文件，說委任馬白山作為移交浮水洲島的全權代表，同去的還有當時的海南區黨委的一位副書記。。。。。。移交時，部隊撤，老百姓不動。有的老百姓不高興。說我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變成越南人。其他設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過這個島。島上漁民主要是捕撈近海的鮑魚。他們捕來的魚，賣給大陸，也販運到越南去賣。。。。。。移交儀式在島上舉行，文件都準備好，履行簽字手續就成。移交的一切準備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儀式：開茶會，桌上擺水果、點心，都是越方帶來的。晚上還設宴請客，越南還派了一個文工團演出，文工團員不少是在越的華僑。。。。。。移交給越南，主要是當時兩國關係好，我們與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誼，反正是兄弟嘛，該島又稍近越南一點，就通過一個儀式移交給它。”
中越交惡後，中國便再也難以收回此島。後來的北部灣劃界談判時，越南就以浮水洲島為依託，要求按東經108度線劃界，對北部灣的大面積海域和大陸架提出主權要求。如果按照越南的主張劃界，北部灣將有三分之二的海域歸屬越南，中國的漁業和海洋資源將受到嚴重威脅。對于越南的無理要求，中國堅決予以駁斥。經過多年而艱苦的談判，中越兩國於2004年達成北部灣劃界協定，越南最終獲得北部灣海域的53.23%，中國獲得46.77%，浮水洲島被確定為越南領土。根據這個劃界協定，北部灣分界線劃在浮水洲島以東15海里，常年在此分界線以西作業的約6000艘中國漁船被迫退出，廣東省的傳統作業漁場減少3.2萬平方公里，廣東、海南的數十萬漁民失去生計，只好棄船上岸轉行。
從1955年到1973年，美國捲入越南長達18年，干涉程度不斷升級，投入大量軍隊和戰費，使用了除投放核武器外的一切戰爭手段，死傷30餘萬人，最終落個雞飛蛋打。其關鍵之處在於，因為有了朝鮮戰爭的前車之鑑，美國終究未敢冒險以地面部隊越過北緯17度線進入北越作戰。而中國則在最緊急和生死關頭向越南傾盡全力地進行援助，蘇聯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援助越南。美國實際上仍在與中國和蘇聯兩個巨人進行作戰，其未能取勝也是自然的事。並且當時先進的視聽手段和新聞報道將越南人民解放祖國的誓死豪情傳回了美國，讓美國人民明白這是一場根本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引起美國國內巨大的反戰浪潮，約翰遜政府也因此未能連任。這樣一直打到1973年，尼克松政府終於和北越簽訂了《巴黎協定》，美國承認越南在國際上的法律地位，從越南南方撤出全部軍隊及其僕從軍和軍事人員。
美國人走了，戰爭卻沒有結束。南越阮文紹的西貢政權仍力圖維持統治，繼續推行反共政策。北越則抓住歷史機遇，大舉出兵越過17度線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滅亡了南越政權。1976年，統一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終於成立。只可惜，胡志明沒有看到這一天。1969年9月2日，立志祖國一天不解放就一天不結婚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逝世，享年79歲。
據統計，從1950年到1978年，中國援助越南的軍事物資計有：槍支213.8萬支(挺)、火炮7萬餘門、槍彈124440萬發、炮彈1807萬發、艦艇176艘、中型坦克和水陸坦克552輛、裝甲輸送車320輛、飛機170餘架、汽車1.6萬輛、炸藥18240噸、有線電機6.5萬部、無線電機3.5萬部。這些物資足足可以裝備200個陸軍師。除了軍事物資，中國還無償支援了大量的糧食、醫藥、被服、汽油、機器等其他物資，加上若干項目工程，合計總價值約200億美元。這些物資都是中國人民節衣縮食省出來的，其中許多武器連中國軍隊自己都沒有裝備，直接就支援給了越南軍隊。可以說，當時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為進行戰爭所必需的吃、穿、用及車輛、武器、彈藥等，大部分都是中國提供的。整個抗美援越期間，還有5000多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將自己的熱血灑在了越南的土地上，其中犧牲1400餘人(也有說1100餘人)。因為種種原因，抗美援越犧牲的烈士遺體都沒有運回國內，而是安葬在越南土地上，至今還遍布在北方的萊州、老街、河西、高平、永福等省、市的51座中國烈士紀念陵園中。
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毛澤東主席情至義盡的講話：‘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越南人民的勝利是與中國政府和兄弟的中國人民的強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開的。越南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中國的這種慷慨的支援。”“越南政府、越南人民過去、現在以至將來，將永遠十分珍視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來的越中友誼，決心盡力使這種偉大的友誼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可以說，越南革命之火，最初就是在中國點燃的。越南革命勝利的全程，又是在中國大力支援下才得以實現的。“同志加兄弟”，確實是當時中越關係的寫照。
那麼，中越是如何最終反目成仇的呢?
談到1979中越戰爭的起因，很多人都會認為是越南忘恩負義，中國養了一條白眼狼。實際上，真實的情況恐怕遠不止此。在國際政治中強調知恩圖報，實在是有些天真了。
中國和越南從“同志加兄弟”到反目成仇，是複雜的國家利益、地緣政治，以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特殊的黨際關係和國家關係共同作用的結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說到30年間中越關係的演變，要清楚幾條基本脈絡。首先，中越之間根深蒂固的是兩個民族國家的關係，糾纏着上千年的歷史恩怨；其次，中共和越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戰友，同屬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糾纏着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交叉的特殊矛盾；第三，中越關係又深受中蘇關係的影響，並在中越最終翻臉中起到了強力催化劑的作用。
在上千年裡，中國長時期統治越南，後來又使越南成為藩屬，雙方發生過多次戰爭。從民族性上來說，越南實際上對中國是又怕又恨。北方的威脅，一直是越南人的心頭大患。從地緣政治上說，中越兩國國力相差懸殊，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壓在越南背上，臥榻之畔，如何安心！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越南對於“北方鄰居”的警惕依然沒有放鬆過。2009年4月，因為中鋁國際工程有限公司承擔越南西原鋁土礦建設工程的事，就激起了越南軍界和知識界的一片反對浪潮。當時已經98歲的武元甲大將上書越共中央，反對西原工程。在無結果後，又投遞公開信給媒體。越南知識界更有3000多人聯名寫信給阮晉勇總理，要求停止西原鋁土礦項目建設。其中越南著名軍隊作家、高級記者范庭重的公開信非常典型：“宿命使我們國家與北方大國中國為鄰，此國雖然地域遼闊，但多高山峻岭、咆哮江河，餘下地域或乾旱大漠，或水鄉澤國。此國人口稠密過度，生民貧困乃因無地可耕！此國統治者自古至今自封‘天子’，奉天之命統治天下，開疆拓土！它的整個歷史，無論是哪朝哪代，打的都是侵占我國領土的主意。。。。。。我們的民族意識稍微淡化，北方的侵略馬上就來到。。。。。。”
有如此敏感的地緣文化土壤，對於中越關係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雖然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雙方的共同的敵人是美國，中國給了越南巨大援助，但越南依然警惕着不被中國所控制。大國犧牲小國利益是分分鐘的事，越南如果不能對中國一邊倒，就必須另有靠山，否則國家安全將失衡。東方的謀略論中，遠交近攻是一條重要的原則。中越之間亦是如此，倒也不能怪越南又拉上蘇聯來搞平衡。
多年來一直宣傳胡志明對中國感情深厚，非常友好，如果不死，中越可能不會反目。當然，胡志明和黎筍相比，確實算是對中國感情深厚了。他要在，即使和中國不是那麼非常親密，搞到刀兵相見倒是很難。不過，就胡志明個人來說，依然對中國深有戒懼，逃脫不了民族性的法則。在越南抗法戰爭之初，胡志明苦撐危局，確實極為需要中國的援助，甚至提出過中國直接出動人民解放軍入越作戰的要求。當戰局穩定後，胡志明的心態就轉變了，反而不願意中國更深程度介入越南。他在越共高層內就說過：“寧可暫時聞着法國人糞便的味道，也比什麼都吃中國人的強”，“不要讓中國人來，上次他們就呆了一千年才走。”可見，胡志明首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然後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越南民族國家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接受中國的援助，卻不等於要成為中國的傀儡。即便中國人自己不這麼想，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對於胡志明來說也是極為敏感的不二之選。
《日內瓦協議》在中越關係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釘子。中國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讓越南暫時犧牲掉了國家統一的機遇，對于越共領導人的影響是深刻的。儘管以胡志明為首的越共高層多次在公開場合高度評價中越兩國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合作成果，但私下裡卻是相當不滿的。後來成為越共中央總書記的黎筍，當時是南方局領導人，對於來自中國的壓力非常憤怒，使他較早就成為了越共黨內的親蘇派。
在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中，有一個悖論。從意識形態上說，按照國際共運的原則，無產階級無祖國，應該無條件地支持各民族的解放運動。但就民族國家利益而言，支持了別的國家解放，就有可能對本國利益造成損害。如果不支持，又有損害他國民族解放之嫌。實在是進退唯谷。中國和越南就是這樣。在長期里，中國援助越南可以說是盡心盡力，卻也並非沒有條件。
日內瓦會議上中國勸說北越接受北、南暫時分治，是為了中國能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進行建設，主要基於中國的國家利益。1950年代中後期，北越想在南方開展武裝鬥爭，以武力實現國家統一，中國又加以阻止。因為中國國內當時正在進行“大躍進”運動，“超英趕美”，不想越南問題激化。這同樣是出於中國的國家利益考慮，但無疑讓急於統一祖國的北越深為不滿。到了1960年代初中期，隨着美國在越南的軍事介入日趨嚴重，中國又轉而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開展武裝鬥爭。這是因為中國國內出現政治鬥爭，毛澤東搞世界革命的激進主義熱情開始不斷升溫，以國際促國內，更要高舉反帝大旗，中國再次奔向反美鬥爭第一線。在北越看來，美國介入越南不只是阻止越南統一，更是在圍堵中國。這樣越南就成為了保衛中國的前線，中國出錢出槍支援越南進行武裝鬥爭是理所當然，不存在什麼“感恩”心理。黎筍、長征、范文同等人到北京要援助要得理直氣壯，獅子大開口，弄得周恩來是非常無奈。1960年代末，北越和美國都打得有些力不從心，便開通了政治解決的渠道。這時蘇聯介入，牽線搭橋，越美蘇三方一同搞起了緩和。中國則非常憤怒，強烈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和綏靖主義，斥之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又指責越南中了蘇聯的計，對美國搞妥協投降。實際上當時中國國內的“文革”正搞得轟轟烈烈，國際上又在與蘇聯爭奪世界革命中心的領導地位，因此急切想拉住北越與美國人打下去，從而彰顯中國才是真正的世界革命策源地。對此北越人既無奈又氣憤，北越打得太苦了，尋求與美國和談緩和一下，有什麼錯嗎？這就妥協投降了嗎？那朝鮮戰爭期間中國自己也和美國邊打邊談，搞了兩年，算不算妥協投降？日內瓦會議的時候中國阻止北越乘勝解放南方，現在又阻止北越與美國和談，反來復去道理都是中國的，恐怕拿越南利益作交易的倒正是中國。歷史真是一面多稜鏡，中國認為自己支援越南是非常無私的國際主義，真的是無私嗎？越南人可不這麼認為。
說到蘇聯，就不能不談中蘇關係對於中越關係的重要影響。蘇聯最早並不那麼積極地支持越南革命。斯大林就不用說了，赫魯曉夫當政的時候，對西方搞和平共處，在越南採取了脫身政策。面對北越的求援，除了口頭支持之外，只給了北越6000支二戰中繳獲的德軍老式槍械。胡志明知道後非常生氣，斥之以：“把它們丟到博物館裡去！”隨着1950年代末開始的中蘇交惡，蘇聯對越南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勃列日涅夫上台後，中蘇關係發生全面惡化，削弱和遏制中國，成為了蘇聯全球戰略中的重要一環。這樣，在越南插進一腳，對於削弱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是極有作用的。於是蘇聯在1965年以後開始積極援越，糾集東歐僕從國向越南運去大量軍事物資。當時北越的防空任務主要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炮部隊擔任，蘇聯隨即也派出了地空導彈部隊入越。北越則兩頭都要，在中蘇之間搞平衡。蘇聯畢竟財大氣粗，技術力量更強，武器也遠比中國精良，後來在援越力度上超過了中國。而且蘇聯與越南相隔萬里，沒有地緣政治上的歷史恩怨和沉重壓力，讓北越感到更加安全。這一點非常重要，也是理解越南最後為何棄中投蘇的切入點。
蘇聯還着手分化離間中越關係，加緊影響越共高層。在越共黨內，胡志明是最高領袖，地位無人可以挑戰。他長期擔任國家主席職務，但黨務上管得較少，年紀大身體也不好，越來越像個象徵性的人物。黨的總書記原來是長征，原名武文渠，因為仰慕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而乾脆改了名字。長征是越共黨內公認的理論家，1957年因為曾在農村推行過“左”的土改政策而下台，此後一直沒有掌握實權。取而代之的是南方局書記黎筍。黎筍對中國是早就深懷不滿的，他上台後逐漸把自己在南方根據地的追隨者提拔到中央來。如讓黎德壽擔任黨中央組織部長，掌握了人事大權；讓文進勇擔任中央軍委副書記，削弱了越軍總司令武元甲的權力；讓范雄進入政治局以加強多數等。黎筍、黎德壽、范雄、文進勇等人日益倒向蘇聯，形成了越共黨內的親蘇派，並逐漸把持了越共黨內大權。
相對而言，長征、武元甲、阮志清、黃文歡等人對中國較為友好，算是親華派。范文同是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性格隨和，務實能幹，和中國打交道最多，被稱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他長期奉命表態，親華的是他，反華的也是他，大約算個騎牆派。武元甲是越軍元老，1948年就被授予大將軍銜，是越共中央軍委書記，長期擔任越軍最高領導人。1972年以後，武元甲的軍事指揮權逐漸被文進勇所取代。阮志清在越軍將領中聲望僅次於武元甲，是越軍中第二個被授予大將軍銜的人，長期在南方指揮游擊戰爭。阮志清很推崇中共的游擊戰理論，在南方前線指揮中身體力行，被普遍視為是親華派。阮志清於1967年在前線突然死亡，原因眾說紛紜，毛澤東還親自發去了唁電。黃文歡是政治局委員、國會常委會副主席，他算是越共黨內最為親華的一個，但實際權力並不大。黎筍的政治能力和權力欲望都很強，逐漸清洗並排擠掉了黨內的反對派。需要說明一下的是，越共黨內的政治鬥爭相對於其他共產黨國家是頗為溫和的。下台的人基本都能保住性命，進了監獄的呆不了多長時間也會放出來。只要不再公開提出反對意見，老老實實，混個溫飽還是沒問題的。這也是因為從胡志明那時候就形成了比較開明的的黨內規範，不搞過火鬥爭，開了個好頭。胡志明在世時，盡力保持黨內的力量平衡，親蘇派和親華派倒也和平共處。1969年胡志明去世，留下黎筍、長征、范文同一起組成三人治國小組來領導越南。但黎筍在黨內羽翼已成，親蘇派占了上風，長征的權力虛化，范文同則倒向親蘇派，這就決定了日後越共政策的走向。
1971年，蘇共召開了二十四大，在決議中把印度支那局勢作為蘇共的重點課題之一，決定加強與越共的傳統友誼，加大對越南的支持力度。投桃報李，北越的態度也進一步向蘇聯傾斜。
從1960年代末開始，蘇聯對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變得極其嚴重。為了擺脫與蘇聯交惡後四面受敵的困境，中國不得不犧牲了自己的革命理想，開始調整外交政策，着手緩和與原來的頭號敵人美國的關係。對於美國來說，中蘇交惡正好可以分化共產主義陣營，利用中國來遏制蘇聯擴張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且美國要從越南這個戰爭泥淖中拔腿，也急需中國的合作。雙方的利益形成交集，終於促成1972年初的尼克松訪華，中美共同發表《聯合公報》。這個消息對北越震動極大，在黨內掀起了一股譴責中國的浪潮。在北越看來，中國與越南的仇敵握手，完全是一種背叛，是大國犧牲小國利益的卑劣行為。從此對於中國再也不能信任，反而要加緊防範。當年4月，越共中央保衛局長在一次秘密報告中就煽動說：“中國人是很陰險的，我們要提高警惕。”美國在越南拔腿之前，為了在談判桌上爭取更多的利益，加強了對北越的空中打擊，給北越造成了重大損失。這更讓北越相信，正是因為中國的背叛，才讓美國人如此肆無忌憚。此後北越對中國的態度明顯冷淡，日益倒向蘇聯，逐漸拋棄了在中蘇之間搞平衡的政策。
為了挽回局面，爭取越南回頭，中國一邊放低姿態加大力度援越，一邊還要受着北越的奚落挖苦。周恩來去河內解釋尼克松訪華的事，就遭到了黎筍的猛烈質問，任周如何解釋，終歸無濟於事。1972年7月，越美和談代表、越共政治局委員黎德壽訪問中國。在與周恩來會談時，面對中方提出的希望北越改變策略，軟化一下絕不與以阮文紹為代表的南越政權談判的立場，黎德壽強硬地予以回絕，態度冷淡中帶着不屑，令周恩來非常下不來台。
1973年，越共中央委員、越中友協會長黃國越，在答日本記者問時，說中國邀請尼克松訪問，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國間的行動有時會犧牲小國，把它壓垮”。這些講話很快被散布到了世界主要大報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國際影響，而北越對西方的報道竟沒有任何否認的表示。
中國是希望北越不要滑向蘇聯，北越則乾脆利用這一點，向中國索要更多的援越物資，甚至鼓勵中蘇之間展開援越競爭。美國人撤走後，1975年，北越越過十七度線揮兵南下，一舉完成了國家統一。此時中國的對外政策重點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呼籲建立反霸統一戰線。中國要求越南與蘇聯拉開距離，遭到了越南的拒絕。
1976年12月召開的越共四大是中越關係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這次會議上，選出了14位政治局委員和3位政治局候補委員，其中黎筍、范文同、范雄、黎德壽、阮維楨、陳國環、文進勇、武志公、朱輝珉、素友等人都持鮮明的親蘇反華態度，在政治局中占了絕對上風。在中央委員中，負責外交的阮基石，軍隊的黎仲迅、黎德英，國會常委會的春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黃國越等人也是親蘇反華派。也就是說，越共中央的黨、政、軍、宣傳、組織等部門都已經被親蘇反華派所把持。同樣在這次會議上，確立了越南統一後的國策，把越南定性為新興的地區強國，要求在東南亞及國際共運發揮重要作用，加強與蘇聯的傳統友好關係，“努力維護和發展越南人民和老撾及柬埔寨人民之間的特殊關係”，“以便在爭取民族解放鬥爭中本來是互相支持的三個國家將在建設國家和保衛國家以及在維護各國的獨立和繁榮的事業中永遠結合在一起”。
夠繞的，什麼意思？越南明明知道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卻只提和蘇聯的“傳統友好關係”，無視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利益，要搞與老撾及柬埔寨之間的“特殊關係”，還“永遠結合”，到底要幹什麼？
經過多年的戰火鍛煉，越南擁有了一支英勇善戰的軍隊，中蘇長期以來給予的巨量援助，美國的敗逃又使越南繳獲了價值超過20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再加上蘇聯的戰略支持，越南的信心已急劇膨脹。越南力圖積極進取，要繼承法國殖民主義者的遺產，在東南亞地區進行擴張，想強行兼併老撾和柬埔寨，搞所謂的印度支那聯邦。而中國和柬埔寨的關係很好，向來支持柬埔寨的民族獨立，加上越南日益倒向蘇聯，對中國越來越不友好，因而對越南的擴張企圖持有鮮明的反對態度。蘇聯的戰略則是積極南進，尋求印度洋出海口，同時從南方對中國形成戰略包圍，所以支持越南的印度支那聯邦計劃。這樣，在國家戰略利益上，越南和蘇聯走到了一起。越共四大確立的國策，正是這一地緣政治背景下的產物。
越南已經統一，中國對越南的援助也不再具有緊迫性。而且中國因為多年的“文革”折騰，國民經濟十分困難，也實在拿不出更多的東西給越南。但越南仍然獅子大開口地要援助，遠遠超出了中國的實際能力。同時，越南根本不接受中國的勸告，不理會中國建立反霸統一戰線的政治訴求，反而日益倒向蘇聯。中國在做出努力後，不得不開始逐步減少對越南的援助。而蘇聯則給了越南一筆數額很大的援助，還拉攏越南加入蘇聯控制的包括東歐各國在內的經濟互助會。既然中國已經榨不出更多的油水，而蘇聯顯然是實力更為強大的靠山，越南便徹底拋棄在中蘇之間的平衡政策，逐漸露出了反華的面目。
早在1976年，毛澤東還在世的時候，越共中央委員、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報》總編輯黃松，同瑞典記者埃里克•皮埃爾就有過這樣一段談話：“在（越）戰時，使中國和蘇聯盡力幫助北越，這對越南來說，是最重要的。現在，越南不再需要執行這一政策了。誠然，越南同中國這個大國的南部接壤，這種鄰國關係既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無論如何，來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壓力必須消除，因此，今天同蘇聯的和睦對越南來說，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蘇聯強烈地希望削弱中國在世界的這個部分的影響，這一點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正是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倒向蘇聯。”
真是一針見血。
越南要想建立印度支那聯邦，就需要控制老撾和柬埔寨。這兩個國家曾經和越南一樣是法國的殖民地，也一起在《日內瓦協議》後獲得獨立地位。歷史上，越南曾多次侵略這兩個國家，天然的就有控制老撾和柬埔寨的欲望。1930年10月越南共產黨擴大後，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就有意圖要統一實施三國革命。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產黨改名為越南勞動黨，將黨的老撾和柬埔寨支部獨立出來，分別成立了各自國家的政黨。胡志明當時就說過：“越南勞動黨將把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三國人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越南勞動黨以解放三國人民為己任。” 改名大會上發表的最終會議公告仍然強調“要在尊重三國人民意願的基礎上，最終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強大、繁榮的越南、老撾、柬埔寨聯邦。”由此可見，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思想在越共高層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在抗法和抗美戰爭中，越南和老撾的聯繫比較緊密，為反擊法國和美國的侵略而共同對敵作戰。抗美戰爭勝利後，越南逐步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加強了對老撾的控制。當時越南的宣傳機構公開對外宣稱：“越南人的血流到哪裡，哪裡就是越南的土地！”越南不但不從老撾撤軍，反而不斷增兵，擴大對老撾的軍事占領。到1978年年底，越軍進駐老撾的部隊已超過了6萬人，而老撾本國的軍隊還不過4萬人。越軍占領了老撾的萬象、琅勃拉邦、占巴塞、沙灣拿吉、北汕、桑怒、豐沙里等戰略重鎮，還控制了縱貫老撾南北的12號公路等主要交通線以及萬象、萬榮、塞諾等主要軍用機場。老撾已實際上淪為了越南的傀儡。
比較難辦的是柬埔寨。
柬埔寨是一個王國，在歷史經常遭到越南的侵略，對越南深懷懼意。《日內瓦協議》後，柬埔寨成為了一個中立國家，不同外國締結任何同盟。當時的國家元首是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中國關係很好。美國在侵略越南和老撾的同時，也力圖控制柬埔寨。1970年3月，美國策動柬埔寨的郎諾發動政變，建立親美政府，美軍和南越軍隊也侵入柬埔寨，當時在外訪問的西哈努克親王則流亡北京。這時先前與政府軍對抗而逃亡在叢林中的柬埔寨共產黨乘機崛起，打出了抗美救國的大旗。柬共就是著名的紅色高棉，後來因為名聲太臭也就少有人稱其為共產黨了。為了民族救亡，反擊美國侵略，西哈努克與紅色高棉捐棄前嫌，結成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共同抗敵。柬埔寨的鬥爭得到了中國、蘇聯、越南的共同支持，因而開展的風風火火。後來美國從東南亞抽身，郎諾政權便再也無法支持，最終被紅色高棉推翻。西哈努克回到了首都金邊，擔任了短時期的國家元首，後被迫退休並遭到軟禁。柬埔寨政權完全被紅色高棉把持，改國名為民主柬埔寨。
紅色高棉的領導人是波爾布特、喬森潘、英薩利、宋成等人，當年都在法國受過高等教育並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執掌政權後，波爾布特等人立即開始了駭人聽聞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推行全國農村化和集體化政策，強制將首都金邊的百萬居民全部趕到鄉下而不管他們的死活。又在黨內黨外發動不斷的清洗，殘酷鎮壓舊政權留下軍政人員、知識分子、僧侶、技術工人、商人、城市居民和反對派等。無數人被關進集中營，被逼迫食不果腹地從事超強度的體力勞動，餓死、累死和被隨意處死者不計其數。紅色高棉執政不過4年，全國600多萬人口就銳減170多萬，實在搞得天怒人怨。
波爾布特曾在1952、1957、1975年三次前往中國，得到過毛澤東的親自接見，自認是毛澤東的好學生，建立民主柬埔寨後即採取了親中國的政策。對於紅色高棉的國內政策，一度受到毛澤東的讚揚。毛認為紅色高棉更加革命，搞得更加徹底，不像中國還保留着許多資產階級法權。中國對民柬進行了大力援助，民主柬埔寨的憲法還是張春橋幫助起草的。不過隨着紅色高棉倒行逆施的加劇，中國也變得謹慎起來，對其政策開始持有保留意見。當時，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就對來北京的喬森潘說過這樣的話：“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如果犯了錯誤，就必須對此引起的災難性後果負責。我們想對你們提出點建議：不要企圖通過一個大躍進，就能抵達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你們一定要小心謹慎，在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穩步前進。你們的目標並不是要立即實現共產主義，而是漸漸地向社會主義邁進。如果你們拋開了謹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會給人民帶來災難。共產主義應當是人民帶來幸福、繁榮、主權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過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實現共產主義，而不顧人民的狀況和民族的現實，那肯定會把人民和國家拖進災難的危險。我們中國犯過這樣的錯誤，我提醒你們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
無奈，波爾布特當時已利令智昏，他躊躇滿志地對他的同志們說：“我們有優勢，我們在組織上超過了列寧，也超過了毛澤東。毛主席說中國的文革要搞好多次，而且中國的文革現在已經停下來了，但是我們天天都在搞文革，永遠不會停。”
越南在控制了老撾後，便也想對柬埔寨如法複製，以援助為名逼迫柬埔寨與其簽訂所謂“友好條約”，共同協調政策，開放邊境，甚至聯合駐軍等，實則是干涉柬埔寨的內政以達到全面控制的目的。民柬領導人對越南的企圖心知肚明，深懷警惕，因此進行了堅決抵制。再加上兩國之間還有敏感的領土爭議問題，互不相讓。雙方進行了長期而無進展的談判，結果沒有達成任何協議。於是越南和柬埔寨頻頻互相指責，邊境上也時常發生規模很大的武裝衝突，關係越來越緊張。到1977年12月31日，柬埔寨乾脆中止了和越南的外交關係，關上了與越南對話的大門，惹得越南橫下一條心準備動用武力推翻民柬政權。越南開始在高棉人中招募游擊隊員，加強了越柬邊境的軍事力量，煽動策反民柬官員、士兵叛逃到越南，為代之建立一個親越的政權做起了準備。民柬政權覺得形勢不妙，又向越南提出恢復兩國的邊界談判。但越南決心已定，不加理睬。悲憤之下，民柬政權也在國內發起了仇越宣傳，甚至提出了要以1個柬埔寨人消滅30個越南人的計劃。同時，在柬埔寨東部鄰近越南的地區開展了掃蕩越南人的運動，大批在當地的越南人及受越南影響較深的柬埔寨人被處決。如此一來，兩國關係極度惡化，已呈劍拔弩張之勢。
對此，中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從地緣環境上說，中國的周邊安全形勢非常惡劣：西北、北部、東北部被蘇聯及所控制的蒙古所包圍，雙方進行了多年的軍事對峙；東南和東部有美國建立的從韓國、日本、台灣到菲律賓的所謂“第一島鏈”戰略封鎖；西南有一心想報1962年一箭之仇的印度覬覦；只有東北部的朝鮮、西部的巴基斯坦、西南部的印度支那三國還算比較太平。當時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威脅最大的是蘇聯的軍事霸權。然而，蘇聯卻策反了越南，將其對中國的軍事包圍伸向了東南亞。越南倒向蘇聯之後，已經控制了老撾，使一貫奉行對中國友好政策的老撾也變得無禮起來。如今越南又要控制柬埔寨，不過是再製造一個老撾。形勢越來越表明，越南已經成為蘇聯全球爭霸戰中的一顆棋子，要在東南亞玩火，配合蘇聯從南部包圍中國，擠壓中國的地緣戰略空間，這是中國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
因此，儘管民柬政權搞得很不像話，但一個和平中立的柬埔寨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不能允許其淪為越南的勢力範圍。中國要求越南克制自己的行動，雙方停火，以談判來解決問題，同時表示進一步支持民主柬埔寨。這下，更加惹惱了越南，將中國視為實現其印支聯邦計劃的最大障礙。新仇舊恨之下，越南開始公開散布所謂“中國支持柬埔寨反對越南，中國和越南之間將爆發戰爭”，“中國號召進攻越南”的謠言，預示着中越開始滑向全面交惡。
越南人首先在歷史問題上做文章。在1000多年的歷史上，中越兩國之間曾多次發生戰爭。其中既有中國封建王朝侵略越南的戰爭，也有越南封建王朝侵略中國的戰爭。中越兩國政府曾經達成過共識，認為這些戰爭的發生，有着許多歷史原因，責任在於封建統治者，不能把賬算在當今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身上，更不能因此而影響中越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然而越南在決心惡化中越關係後，就開始隨心所欲地編造和解釋歷史，說什麼“文郎國剛剛建立就要反對外來的強盜即殷朝的侵略”，“李常傑越過邊境的大進攻主要是粉碎敵人積極準備侵占我國的陰謀”，劉永福援越抗法的“黑旗軍的行為傷害了越南人民的感情”，黑旗軍是一夥“視殺人放火如兒戲”的“流寇”，如此等等，開始在國內煽動敵視中國的民族沙文主義情緒。
接下來，越南又將敵視中國的矛頭指向廣大華僑。因為歷史的原因，在越南生活着上百萬華僑。海外華僑一般都能辛勤勞動，往往較為富有，對當地經濟有着重要的影響力。也因此，相對貧窮的當地人對華僑的態度往往並不友好，認為是華人吸走了他們的血汗。如果當地政權再對華人有所歧視，那問題就嚴重了。歷史上，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都發生過對當地華僑的屠殺。中國和越南之間本來早有協議，在越華僑有自願轉變國籍的權利，不能強迫，不得歧視。越南統一後，緣於其在中蘇之間政策的轉變，民族心理首先發作，開始迫害華僑。這既是越南不再需要中國的一種敵視態度，也是唯恐這些華僑成為中國在越南的“第五縱隊”，同時還能無償剝奪華僑的巨量財富，大發一筆橫財。
從1976年起，越南違反中越之間的協議，開始強迫華僑加入越南國籍，在政治上歧視、迫害華僑，在經濟上對華僑進行剝奪。國內輿論上則煽動仇華情緒，又在中越邊境各省推行所謂“淨化邊境地區”計劃，驅趕當地華僑回中國。直至發展到在全國各地掀起驅趕、迫害華僑的浪潮，肆意收當地華僑所有財產，辱華、排華事件層出不窮。到1979年，共有20多萬華僑和華裔越南人被強行趕入中國境內，還有30多萬人被逼出海逃亡。當年香港就收留了大量越南難民，直到今天后遺症還有顯現。
中國政府再三照會越南，要求其停止反華排華行動，並連續與越南進行了兩輪的副外長級磋商。但越南此時已沒有了解決問題的誠意，不僅毫不理會中國的呼籲，甚而又開始排斥和歧視中國在越南的派駐機構和援建人員。不得已之下，1978年7月3日，中國召回了880名援越專家，並停止了對越南所有的援助項目。7月28日，中越間所有談判無疾而終，兩國關係進入了冰點期。
在驅趕和迫害華僑的同時，越南還對中國提出了領土要求，宣稱中國的西沙、南沙群島為越南的領土，並出兵侵占了南沙群島中的一些島嶼。從1977年起，越南就在中越邊境集結大量武裝部隊。當時中越陸地邊界的大體走向是根據1885年的《中法新約》規定的，越南統一以後，就聲稱當年的《中法新約》劃界不公，越南吃了很大的虧，從而向中國提出了廣泛的的領土要求。中國則只承認當年訂約時邊界許多地段並沒有進行精確劃分，因年深日久地形地貌已發生變化，界河變遷或者界碑損毀與移動，雙方對某些地段走向的認識不盡一致，造成了一些領土歸屬問題。據當年調查，中越邊界存在領土歸屬爭議問題的地方共有78處，總面積也不到100平方公里。應該本着和平共處、互諒互讓的原則，在維持邊界現狀的前提下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但越南卻拒絕兩國進行邊境談判，聲稱根本不存在什麼爭議地區，只有“恢復歷史邊界線原狀”的問題。越南無視中國的誠意，開始搞各種小動作，移動界碑，改變河流走向，砍伐分界樹木，企圖造成邊界上的既成事實逼中國讓步。到後來進而發展到進入中國的土地上埋設地雷，修築工事，甚至任意開槍開炮，釀成嚴重流血事件。
早在1974年，全年中越邊境就已發生糾紛121起；1975年，發生439起；1976年，發生986起；1977年，發生752起。1976年7月，越方在按“傳統邊界”屬於中國領土的浦營丁主峰東面，蓋起油毛氈房一間，外加兩道木樁，常駐公安人員5至8名，實施軍事占領。這是越方第一次公然侵占中國領土。1977年5月4日又發生了嚴重事件，越方出動了500多人到邊境中方鐵路施工工地進行挑釁，雙方發生武鬥。在《共和國之戰》的紀錄片中，能看到當時的一幕。事件中，中方施工人員被打傷51人，其中重傷6人，越方受傷人數不詳。1978年3月，越方派遣武裝人員突然占領了中國廣西靖西縣的庭毫山。他們在山上挖塹壕，修碉堡，架設鐵絲網，埋設地雷和竹尖樁，並不時向山下的中國村莊和在田間勞動的中國邊民開槍射擊，使中國邊民無法進行正常的生產、生活。1978年8月25日，越方出動了200多名軍人，腰裡別着匕首、手槍和手榴彈，手裡揮舞着木棒，用雨點般的石塊打傷了執行上級決定未予還擊的中方工作人員9名，公然侵占了廣西友誼關西側邊境上的中國領土浦念嶺，並在上面修築了防禦工事。越方得寸進尺，又占據了友誼關西南側中國邊境村莊弄懷兩側的山頭，還在弄懷西北側山谷越入中國境內300多米進行挑釁。”越南人甚至囂張地喊出了口號：“不光這裡是我們的，連廣東、廣西也是我們的，凡是有木棉樹的地方都是我們的！” 此外，在雲南河口縣芹菜塘以北、廣西那坡縣平孟公社弄更等地，越方也派出武裝人員侵入中國領土縱深數十米至數百米，架設鐵絲網，設置路障，甚至修築軍事工事，悍然蠶食中國領土！從1978年9月起，越南武裝人員逐漸開始開槍挑釁，但還沒有造成人員死亡。11月1日，越方出動大批武裝人員，侵入中國廣西靖西縣庭毫山附近的弄教、弄黑地區，使用機槍、衝鋒鎗、步槍等武器，對正在清除越方越境非法設置的路障、竹籤的當地社員和民兵進行突然襲擊，當場打傷中方社員和民兵12人，抓走8人，其中6人被越方殺害。這是中越邊境第一起嚴重的蓄意槍殺事件。此後流血事件愈演愈烈，1978年全年，越南武裝人員侵入中國境內數百處，以武力占據中國領土，造成中越邊境的流血事件1108起，中國軍民死傷達300多人。1979年年初到2月16日短短一個半月時間裡，越方就挑起邊境流血事件129起，造成中國居民和邊防人員死傷100餘人。
越南和中國的國力相差懸殊，在邊境上這樣搔中國的癢有多大用處呢？即便和中國不再友好，也不必搞流血事件吧。實際上，越南挑起邊境事端不過是其既定戰略方針的晴雨表而已。越南統一後，其戰略核心就是搞印度支那聯邦，以武力控制柬埔寨。中國反對，就倒向蘇聯。為了向蘇聯表示忠心，對中國就要做得更絕一些。此時的黎筍在黨內已無人可以制衡，長征、范文同雖然仍在高層，也無力提出反對意見，黃文歡則被趕出了政治局。又以總參謀長文進勇架空不主張和中國搞壞關係的國防部長武元甲，提拔黎德英、黎仲迅、朱輝珉等親蘇派掌握了軍隊大權。越南的信心高度膨脹，棄中投蘇的政治形勢已無法改變。1978年7月，越共召開四屆四中全會，制訂了新的戰略方針，即侵柬反華，基本的長遠的敵人是美帝，直接的敵人和直接的作戰對象是北京和柬埔寨，可靠的後盾是蘇聯。軍事戰略為所謂的“南攻北防”，即必須以武力儘快推翻民柬政權，集中越軍主力一舉解決西南戰場的戰略問題。對於北方的中國，則持積極防禦態勢。
越南決心已定，和中國攤牌是遲早的事。既然要和中國翻臉，就得把中國打扮成一副敵人的形象，在邊境上製造流血事件是掀起仇華情緒的最便捷的手段。現時政治利益的需要永遠大於什麼“同志加兄弟”的血盟情懷，那個曾經放言“將永遠十分珍視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來的越中友誼”的黎筍本人，這時又換了一副面孔：“在打敗美國人以後，我們保留100萬部隊嚴陣以待，使得蘇聯同志問我們：同志們，你們保留這麼大的一支現役軍隊，是準備和誰打仗呢？我說：以後，同志們，你們就會理解了。我們保持這樣一支現役軍隊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對越南的威脅。”
看看，中國已經在“威脅”越南了。
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了蘇聯控制的包括東歐各國在內的經濟互助會，成為正式成員國。7月8日，越南人民軍總政治局頒發了《關於新的形勢和任務的教育提綱》，不言自明的以“×國”為代號，將中國作為了戰爭假想敵，強調越軍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戰，然後打回北方，“在邊界以外”襲擊敵人，要準備打持久戰，要爭取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幫助。1978年8月26日，蘇聯宣布對越南無條件支持，要“堅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捍衛自己領土完整和建設社會主義，反對外來干涉的權利”。1978年11月1日，黎筍、范文同率越南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與勃列日涅夫會晤。11月3日，《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在莫斯科簽字，雙方規定了在發生戰爭時要互相支持，越南將南部港口金蘭灣租借給蘇聯，使蘇聯海軍終於可以南下印度洋。通過這個條約，越南徹底倒向了蘇聯。
1978年底，黎筍在軍委會上說，越南的“戰略思想是進攻的思想”，“我們把戰略進攻思想貫徹始終，在建立嚴密防禦的基礎上，要求在全國，包括陸地、空中和海上在和平時期就要掌握主動”。越南的戰略矛頭直指中國。
後來在諒山戰役中繳獲了越北第一軍區炮兵第166團的一份射擊圖，標繪日期是1978年10月12日，射擊的箭頭都指向中國境內。有的箭頭越過廣西憑祥地區指向平而關以東的山上，有的箭頭穿過廣西友誼關東面的25號界碑指向中國境內10多公里的廣西寧明縣增懷村，周圍的憑祥、友誼關、油隘等邊境城鎮都成了越軍計劃摧毀的目標；廣西愛店對面的越南支馬公安屯的作戰計劃，也標明了從四路侵襲愛店的箭頭；廣西水口關對面越方一側的邊防檢查站，越軍就在站內會客廳下修築了暗堡和地道，地道一直通到緊靠中越邊境的越方進攻出發陣地；友誼關對面的越南同登鎮，早已構築成了一個對中國進行軍事挑釁的前哨陣地。在同登周圍，明碉暗堡星羅棋布，塹壕掩體縱橫交錯，附近的山頭幾乎全掏空了，甚至連當年法軍修築的早已殘缺不堪的炮台、碉堡也都重新利用，建設成了堅固的軍事堡壘。
很明顯，越南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着對中國的戰爭準備。
至此，中國長達20多年的援越努力終於為自己“製造”了一個敵人。
通觀中越翻臉的全程，可以看出，現實的國家利益是決定性的原因，中越蘇美各國的互動則推波助瀾。越南在全國統一後要搞印度支那聯邦；中國則在“文革”後調整政策，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方面繼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一方面不再拘於意識形態而加強與西方的合作；蘇聯是追求南進印度洋，拉住越南從南方包圍中國；美國則為抗衡蘇聯的全球擴張而需要與中國進一步合作。為了國家的戰略利益，中國和美國走近，越南則倒向蘇聯。從政治上說，各方都是一拍即合，本也無可指摘。現實的國家利益當然是最重要的，誰也不想為他人做嫁衣，中國倒也不必過於痛恨越南忘恩負義。話說回來，當年新中國的工業體系還是在蘇聯的大力援助下建立起來的，周恩來去莫斯科要東西那也是獅子大開口，甚至連原子彈樣品赫魯曉夫都答應給了。結果中蘇反目後中國也是把赫魯曉夫罵得狗血淋頭，連帶蘇聯的辛苦援助也不提了，還將因國內政策錯誤導致的三年大饑荒歸咎於“天災”和“蘇聯逼債”，弄得中國人民還都義憤填膺的。說到底，國際政治中需要的時候你情我願，不需要的時候一拍兩散，這才是常態。
對于越南來說，美國曾經是頭號敵人，給越南帶來了巨大的民族災難。如今中國領導人與美國勾結到了一起，顯然已經成為了共產主義的叛徒，為美國在亞洲的擴張政策張目。北京阻礙越南搞印支聯邦，就是在替美國人出頭。越南已經將中國的政策視為與西方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政策沒什麼區別，政治上與中國已是如同水火。再加上歷史上的恩怨和地緣政治因素，以及蘇聯的影響，中越反目成仇便已不可避免，其他如華僑問題、邊境問題等不過是衍生品。至於與中國為敵是不是真的符合越南的國家利益，以黎筍為首的越共領導人當時倒是自信滿滿。直到中越打了10年的邊境戰爭，越南在柬埔寨沒得到什麼東西，國家搞得窮困不堪，黎筍也死了，蘇聯也快解體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取得巨大成果了，越南才回過味來，趕緊與中國重修友好，搞起了自己的“革新開放”，越南國家也很快取得了巨大發展。這，就是最好的歷史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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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沈聽雪 發布日期: 2013-2-06 |
對于越南的反華行為，中國政府一開始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為了能最大限度地維持和平，一忍再忍，一讓再讓，不僅多次向越南提出通過談判解決爭端，改善兩國關係，而且在邊境事件中，嚴令中國邊防部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打第一槍。鄧小平、李先念都曾親自出馬與黎筍、范文同等人進行會談，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求得解決兩黨、兩國關係中存在的問題。然而，越南將這一切認為是中國軟弱可欺，更加有恃無恐，中越邊境的動盪形勢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這時，鄧小平採取了斷然行動。1978年6月16日，中國關閉了越南駐昆明、南寧、廣州的3個總領事館。7月，中止了中國對越南和阿爾巴尼亞的所有援助。12月22日，中國通知有關國家的鐵路部門，對越南暫停國際客貨運輸。鄧小平決意甩開意識形態的包袱，重新界定中國與越南之間的關係。
鄧小平的這一系列行動不是孤立的，背後是中國對越南的一個基本判斷。即越南惡化和中國的關係，實際上是為了在東南亞地區進行擴張做準備。這可以在越南繼控制老撾後，又不顧中國的勸告不斷威脅挑釁柬埔寨上看出來。而越南的後台是蘇聯，越南在東南亞的擴張，又是蘇聯南進戰略的一環。蘇聯是當時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敵人，越南和蘇聯勾結，不僅是東南亞地區緊張局勢的根源，也是蘇聯從南方包圍中國的背後一刀。中國已經盡了最大努力規勸越南，而越南利令智昏不加理睬，在稱霸擴張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如果放任越南的玩火行為，不僅中越邊境得不到安定，而且蘇聯的勢力也會控制東南亞，從而對中國的軟腹部形成戰略合圍，這樣中國將無有寧日，中國的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將會受到嚴重損害。
在黨際之間規勸無效，國家之間談判無果的情況下，為了防止越南進行戰爭冒險，中國不得不開始考慮對越南採取軍事手段的可能性。1978年6月，中共中央就下達了“有理，有利，有節，先禮後兵”的邊防鬥爭指示。弄到這一步，也不是中國願意看到的。就如朝鮮戰爭爆發之初中共中央即組織東北邊防軍北調應變一樣，對于越南的窮兵黷武，中國進行必要的軍事準備是可以理解的。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人都是從幾十年戰火考驗中走出來的，把握戰爭對於他們來說確實是專業水平。
越南的靠山是蘇聯，中國要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有一定的風險。因此，在大半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合縱連橫，極力拉攏西方和東南亞各國站到中國這一邊來，以造成對蘇聯的威懾。1978年5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和中國領導人探討了建立反霸統一戰線的問題。6月，美國勸服日本在與中國簽訂中日友好條約時保留反霸條款。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規定中日兩國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霸權的努力。這樣，中美日三國聯合抗衡蘇聯的局面形成。11月，鄧小平先後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着手修補“文革”中與這些國家搞壞了的關係，同時提醒東南亞提防“東方的古巴”（當時古巴是蘇聯在拉美地區的跟班，為蘇聯在非洲打代理人戰爭。此處影射越南），號召各國聯手孤立反對蘇聯全球霸權主義和越南的地區霸權主義。越南和蘇聯的咄咄逼人也確實嚇着了這些國家，在共同的戰略需要下，各方開始走近。中國的反霸外交取得了很大成果。
政治手段之下就是軍事準備。1978年7月，中國同柬埔寨方面探討了加強援柬的問題。中國和柬埔寨並不接壤，相隔遙遠，只能採取海運援助的形式。當時越南並沒有公開侵略柬埔寨，中國如果出動軍隊去柬埔寨，即便只為了支援，也是師出無名，反被越南抓住把柄，會在國際上陷於被動。如果只是運送軍需物資去柬埔寨，就必須繞道越南南部海域到達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中國的海軍力量還很弱小，沒有航空母艦，難以為運輸船隊護航。而柬埔寨的港口和鐵路線都處在越南空軍打擊範圍內，中國空軍又鞭長莫及，海運援助實在風險太大。雙方商討再三，還是無果而終。
7月8日，越南人民軍總政治局頒發了《關於新的形勢和任務的教育提綱》，將中國作為了戰爭假想敵，強調越軍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戰，然後打回北方對付中國。在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為明顯的情況下，1978年9月，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召開作戰會議，研究了中越邊境的軍事鬥爭形勢，提出了初步的軍事行動方案。當時並未做出正式決定，這只是一種未雨綢繆，下一步還要看形勢發展而定。
看着中國強硬起來了，越南也開始心虛。越共中央特別討論了中國將會採取何種行動的問題。但越南已無法回頭，只能繼續拉住蘇聯來抗衡中國，同時積極進行與中國的戰爭準備。1978年11月3日，《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在莫斯科簽字，雙方規定了在發生戰爭時要互相支持，越南將南部港口金蘭灣租借給蘇聯，使蘇聯海軍終於可以南下印度洋。通過這個條約，蘇越聯盟與中美日聯盟的對壘已經形成。與此針鋒相對，1978年11月7日，解放軍總參謀部在北京召集昆明軍區、廣州軍區和雲南省軍區、廣西軍區主管作戰的副司令員、參謀長、作戰部長研究對越軍事行動問題，開始向各軍區徵求意見。11月22日，中央軍委召開作戰會議，認為形勢的發展已經使對越作戰的準備變得必要起來，決定進行軍事部署。11月26日，中央軍委命令廣州、昆明軍區各出動1個師的戰備值班部隊，以野營訓練為由向中越邊境地區秘密機動，支援邊防武裝鬥爭。同時以實際行動牽制越南，支援面臨越南嚴重軍事威脅的民主柬埔寨。
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擴大會議，終於決策發起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這個決心是不容易下的。對越作戰關繫到軍事、政治、外交的多方面鬥爭，十分複雜。建國以來歷次邊境戰爭都是由毛澤東直接指揮的，現在毛澤東已經不在了，誰能擔起這副重擔呢？人民解放軍多年來受政治運動衝擊而訓練廢馳，能不能打勝還很難說。並且蘇越條約剛剛簽訂，打越南蘇聯可能要武力干涉，中國能不能頂得住也是很大的顧慮。所有一切，必須要統籌全盤進行考慮。
這次會議的內容至今沒有解密。從後來的歷史發展看，倒可以做如下推測：
從政治上說，越南充當蘇聯的打手，搞地區霸權，加劇反華排華行動，在邊境上不斷挑起流血事件，已經嚴重威脅了中國的地緣戰略利益和挑戰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底線。如果任其行為，越南恐怕會變本加厲，將來更加不好收拾。晚打不如早打，對越南進行自衛還擊，師出有名。用李先念的話說，叫作“甩他一耳光”，警告、懲罰他們一下。
從軍事上說，人民解放軍雖然歷經政治運動衝擊，但指揮層和軍隊領導骨幹是經歷過國內革命戰爭及抗美援朝戰爭的精英，有豐富的軍事鬥爭經驗，雄風猶在。中越兩國國力畢竟相差懸殊，人民解放軍的規模是越軍五倍以上，正好可以藉此戰檢驗一下軍隊戰鬥力如何。即便打得不夠理想，只要握有戰略主動及有效控制戰爭規模，也掀不起多大風浪來，中國還是有這個自信的。
在國際上，中國廣泛外交，已經爭取到了西方和東南亞許多國家或明或暗的支持。打一仗，正好以實際行動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鬥爭，可以提高反霸統一戰線的士氣。
比較關鍵的是蘇聯的反應，這也直接決定着中國是否敢於出兵懲越。總的估計來看，蘇聯的反應無非有四種可能：謾罵、威脅、小規模衝突、大規模邊境戰爭或者入侵。前兩種反應是肯定有的，小規模衝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大規模邊境戰爭和入侵的可能性比較小。因為蘇聯如果要大規模入侵中國，就需要相應進行戰爭準備。中國的塊頭太大，從蘇共政治局作出決議，到大規模軍事動員、調兵遣將、調運各種軍事物資到遠東，實行軍事部署，到完成全部戰爭準備，至少需要幾個月時間。而中國對越南進行的是邊境淺近縱深的懲罰性質作戰，到蘇聯做好準備中國早已經撤軍了。
因此，綜合國際國內形勢，中共中央才終於下了懲越作戰的決心。
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是華國鋒。華為人比較厚道、開明，雖然當時被稱作“英明領袖”，但並不搞一言堂，而是實行集體領導。對越作戰是中共中央集體決定的，關於怎樣打與何時打的問題，中共中央委託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鄧小平來下最後的決心。這位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的總前委書記、“老帥們的領班人”、發起對越作戰態度最堅決的老資格軍人，毅然挑起了這副重擔。鄧小平代表中央軍委親自點將，以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擔任廣西方向總指揮，昆明軍區司令員楊得志擔任雲南方向總指揮。由解放軍總參謀部具體負責制訂對越作戰方案，策劃和實施戰役展開行動，調集廣州、昆明、成都、武漢軍區的部隊緊急向戰地集結，準備從廣西和雲南兩個方向發起對越自衛還擊戰。同時，瀋陽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和新疆軍區所屬部隊也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嚴密監視蘇軍可能採取的對越策應行動；空軍司令員張廷發指揮全軍空軍執行國土防空任務；南海艦隊也立即組建艦艇編隊，隨時準備護衛中國領海及島嶼。
12月8日，中央軍委正式下達對越自衛還擊作戰命令，“為了支援柬埔寨人民反對越南侵略擴張的正義鬥爭，打擊越南的反動氣焰，牽制越南侵略行動，爭取我國邊境的和平穩定”，要求廣州軍區、昆明軍區、成都軍區、武漢軍區的參戰部隊從秘密機動轉為公開集結，迅速向指定地點開進，邊開進邊擴編，將乙種部隊補充人員裝備擴編為戰時甲種部隊，在1979年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戰鬥準備工作，然後等待中央軍委命令發起對越作戰。在東線集結4個軍，西線集結2個軍，作戰口號為“牽越援柬，機動作戰”，以越北邊境淺近縱深的縣級城鎮為目標，以3-5天時間殲滅越軍1-2個師，速戰速決，震攝越南在東南亞進行擴張的氣焰。
現代戰爭中，大軍調動是保不住密的。美國和蘇聯的太空衛星很快就偵知了中國軍隊的行動。蘇聯將這一情況通報給了越南，引起了越共中央的緊張。經過緊急商議對策，一不做，二不休，越共中央決定迅速發起侵略柬埔寨的戰爭，速戰速決，在中國軍隊完成作戰準備前在柬埔寨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國取消武力懲罰。同時，越南命令中越邊境地區的越北前線部隊進入二級戰備，不久又轉入一級戰備，呈一、二線配置，以應對中國軍隊的突然襲擊。
在做好了準備工作後，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動10萬大軍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僅僅打了兩周時間，民柬軍隊就棄城失地全面潰敗。1979年1月7日，越軍攻入柬埔寨首都金邊，扶植起韓桑林傀儡政權，成立了所謂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波爾布特等民柬領導人率領殘部退入柬埔寨和泰國邊境的山區開展游擊戰。西哈努克親王則坐上中國派來的飛機再一次流亡北京，打起了抗越救國的大旗。越軍這一戰打得乾淨力落，殲滅民柬軍隊6萬餘人，基本控制了柬埔寨主要交通線和大部分領土，一時震攝東南亞。
越南敢公然入侵主權國家柬埔寨，背後是深有算計的。第一，判斷美國在越戰中深受創傷，在全球處於收縮防禦階段，一段時間內無力重返印度支那；第二，欺負中國“文革”內亂方息，國力受損嚴重，很難有什麼堅決的措施來阻止越南；第三，背後有蘇聯支持，聯合國對越南也是鞭長莫及，國際形勢正是千載難逢的機遇。越南一舉拿下柬埔寨，統合印度支那三國，進而再威脅泰國，達到飲馬印度洋的戰略目標，此時不干何時干！以黎筍為首的越共高層也實在是有些膽大妄為，對於國際輿論的指責和中國的勸告一概不予理睬，終於被大棒打在了頭上。
黎筍本人對于越共的影響是巨大的，是黨內少見的強力型領導人，沒有他，越南能不能走到這一步還很難說。黎筍在政治操作上是堅持越南的獨立自主地位的，搞棄中投蘇也是為了越南的國家戰略，並不是要成為蘇聯的衛星國。蘇聯對此也心知肚明，雙方是因需要而勾結。黎筍在賭中國不敢出手，在當時確實也有一定道理。中國畢竟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會和另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開戰而讓資本主義國家看熱鬧嗎？這在意識形態上的損失是巨大的。況且中國內亂甫定筋疲力盡，而越南剛剛統一氣勢正盛，還有蘇聯與越南訂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條約，中國敢背對蘇聯向越南開戰嗎？豈有此理呀！
只可惜，黎筍遇到了一個強大的對手，使他的如意算盤落了空。這個對手，就是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中越終有一戰，決定了亞太地區乃至世界格局20年的走向，其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越南跟着蘇聯越走越遠，不僅沒有趕上世界產業大轉移的黃金機遇，反而因窮兵黷武而國勢日困，最後蘇聯解體，越南不得不改弦更張，卻也耽誤了十年寶貴的發展時間。而中國甩脫意識形態的羈絆，一戰而融入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去，贏得了寶貴的發展機遇，終於使中國經濟起飛，國勢日益強盛。這，就是1979年中越戰爭的歷史意義。
面對越南公然侵柬的囂張氣焰，中央軍委於12月31日再次召開作戰會議，決定擴大對越作戰規模，將進攻目標由邊境縣級城鎮升級到省會城市，時間延長到15-20天，殲滅越軍3-5個師，支援柬埔寨的抗越鬥爭。在西線雲南方向增加3個軍，除萊州方向增加1個軍參戰外，又增調2個軍作為戰役穿插部隊，計劃從雲南接壤老撾邊境地區打出去，攻克奠邊府，迂迴越西北，給越南以沉重打擊。
1979年1月23日，中央軍委最後一次召開對越作戰會議，最終確定了對越作戰的決心和行動方案。因為越軍在柬埔寨的進展太快，柬埔寨的局勢已經無法挽回。為控制戰爭規模，迂迴越西北的戰略行動最終取消，增調的2個軍轉到東線廣西方向作為預備隊。中央最終確定對越作戰的口號是“自衛還擊，保衛邊疆”，要求參戰部隊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和犧牲，也要完成這次作戰任務。首戰必勝，速戰速決，速殲速回。最遲到1979年2月15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
至此，廣西、雲南邊境已是帳篷連城，大軍雲集，戰爭的鐘表開始了倒計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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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沈聽雪 發布日期: 2013-2-06 |
在戰爭前的最後關頭，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應邀訪問美國，這就回到了本文開篇。鄧小平此行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完成中美建交這件劃時代的大事，標誌着中國從此甩掉意識形態束縛，打破孤立，謀求融入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經濟體制，為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創造較好的國際環境；二是將中國要進行懲越作戰的事情通報給美國，以期美國的支持和戰略配合。
鄧小平不愧是軍人性格，在抵美後的第二天，就當面將中國要發起懲越軍事行動的消息透露給了卡特總統。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他1983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次日，總統與鄧兩人會面並勸喻再三謹慎行事。對於將會引起更大的國際反響，我們關注的問題是中國的軍事行動會影響美國國內人民對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支持。總統亦親筆手寫了一封信給鄧，語調溫和，意思清晰，強調要抑制的重要性和慨括國際反應的可能性。。。。。。鄧充滿信心地確信中國有必要和有能力來執行整個軍事行動，並再次對我們保證，行動將會短暫，持續約10-12天而已。他知曉國際的反應是分歧的，但他認為，長期而言，國際輿論將認同和感謝中國的行動。最後鄧說：‘真實說，能夠與朋友作坦率的討論是可貴之事。’”
卡特本人在1984年出版的《 總統回憶錄 》中對此事敘述得更為清晰明確：“( 1979年1月29日 )我們準備進入宴席，但鄧希望在宴前與我密談。。。。。。當我們兩人吸煙時，鄧對我說起中國對越攻擊之事並詢問我的意見。我對他說，越南人因侵略柬埔寨而現在正被孤立，若中國軍隊對河內進行軍事行動，那麼情況就變了，越南將會是受害者，中國將被多個國家譴責。此外，一個基本爭議的問題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目的是加強亞洲的和平與穩定，而中國的軍事行動對這個問題毫無益處。副主席（鄧時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感謝我的意見，但他強調，這是對中國極為重要的事：對他的鄰國顯示中國隨時準備和有能力反擊任何的侵略，反對它和它的同盟。。。。。。
翌日早上，我們都起得很早，兩人又相談，只留一個翻譯員在場。在他高聲說話後，我向鄧傳遞了我寫下的一份手稿，總結地列出我對 ( 中國對越侵略 ) 將導致所發生事件的立場。鄧對我說，若開展軍事行動，中國軍隊只占領一段短時間便撤軍，對越的懲罰適可而止但要嚴厲，以致他不能忘記。在前一夜我已經覺察到了他是一個固執的人，作為一個堅持信念的共產黨領導人的態度，表現出他和他的政府的堅強決定。他偽稱仍然有所猶疑，但我認為，他早已定下主意：越南將要被懲罰。”
鄧小平顯然達到了目的，仍徘徊于越戰陰影中的美國樂得中國“教訓”越南，同時打擊一下蘇聯的擴張氣焰。2月1日，中美發表《聯合公報》，兩國“重申雙方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謀求霸權或支配別國”。這話就是說給蘇聯聽的。當蘇聯人要求美國解釋公報中的“霸權”所指為何，美國人又安慰蘇聯人，美中並沒有聯合起來對付蘇聯。真實的謊言，彼此又心照不宣，國際政治就是這樣有意思。
在美國期間，鄧小平不斷發出公開警告，表示中國對越南侵略柬埔寨不能坐視不顧，要採取實際行動，“教訓”、“懲罰”之音不絕於耳。鑑於美軍曾在越南損兵折將的教訓，卡特謹慎地提醒中國注意這一點。鄧小平則自信地回答：那要看是哪家的軍隊！
幾天后，鄧小平回國途中又訪問了日本。在東京，鄧小平使用了更加激烈的措詞威脅越南。
“對侵略者不給予懲罰，就有發生連鎖反應的危險。”
“目前正在考慮，為了懲罰侵略者，冒某種危險也要採取行動。”
“有必要對越南加以制裁。”
“越南同蘇聯簽訂的條約具有軍事同盟的性質，越南對柬埔寨發動了大規模武裝入侵，並正在中國邊境地區挑釁。越南起的作用會比古巴更壞，我們把越南叫做東方的古巴。對付這樣的人，沒有必要的教訓，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會收到效果。”
有記者問到中國軍隊向中越邊境調動的事情，鄧小平說：“必要的軍事調動是有的，這點你們很清楚。”
對於中國軍隊可能採取什麼行動，鄧小平說：“我們得等着瞧。”
鄧小平又說了一句令各國記者印象極為深刻的話：“我們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
世界終於明白，中越一戰已不可避免。
在戰前的最後時刻，中越兩國的輿論戰打得如火如荼。中國影響最大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如《必須制止越南無法無天的侵略》、《侵略者套上了絞索》、《越南侵略柬埔寨是蘇聯“全球戰略”的一部分》、《勝利一定屬於柬埔寨人民》。。。。。。，聲音一次比一次大。
越南也不甘示弱，1月8日，越南外交部發布指責中國當局在中越邊界加緊集結大量軍隊的聲明，並由其常駐聯合國代表向安理會遞交，籲請聯合國安理會制止中國宣布要進行的“懲罰”。
法新社2月7日自河內報道，越南對於鄧小平最近連續發出的威脅，保持沉着，表示“決不驚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軍隊報》的社論說：“企圖給我們教訓的人，應該記取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教訓。”
當年這個“教訓”說很泛濫，鄧小平頻頻發出要“教訓”越南的聲音，卡特提醒鄧小平美國在越南的“教訓”，越南自己則堅決不怕“教訓”。在國際政治中，能不能“教訓”，怕不怕“教訓”，光靠說不行，還是要槍桿子硬。中越兩國如此激烈地打嘴仗，無非就是要爭個“師出有名”，然後才好理直氣壯地動手。
從中國的角度來說，越南的問題在於充當了蘇聯在東南亞地區的打手，幫蘇聯圍堵中國，侵略柬埔寨只是第一步而已。至於驅趕華僑和製造邊境流血事件，對於當年的中國來說並不算太大的事。鄧小平堅決要“教訓”越南，就是要打給蘇聯看，表明中國不是那麼好圍堵的，看看蘇聯的底牌如何。同時副產品是給美國人出了口氣，中美更加走近，為中國改革開放創造較好的國際環境，順便也能幫柬埔寨一把。鄧小平是一個戰略家，政治上爐火純青，看得很遠，越到晚年越是如此。“教訓”這個詞，符合鄧小平的性格，你得罪我了，就是要打你。但從國際政治的層面上來說，打到別國境內去，難脫侵略的嫌疑，一定要有可以說得通的理由。說越南是“東方的古巴”，“地區霸權主義”，顯然過於政治性，理由不充分。中國不是美國，隨便找個理由就敢打人家。那就回過頭來，越南在邊境武裝挑釁，製造流血事件，威脅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產生活，忍無可忍，必須還擊。這樣就“師出有名”了：自衛還擊，保衛邊疆。和當年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一樣，國內人民也會理解和支持。
從越南的角度來說，柬埔寨打也打了，和中國臉也翻了，現在就抱着蘇聯一條大腿。中國威脅要“教訓”越南，那就是侵略，也甭管越南自己是不是在侵略柬埔寨，國際政治就是屁股決定腦袋，墨索里尼總是有理。至於有沒有實力堅持自己的道理，看誰拳頭硬吧。
美國和蘇聯的態度相當重要。自越南戰爭後，美國處於全球戰略收縮階段，一直打不起精神來。和中國走近聯合制衡蘇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中國打越南，替美國報越戰的一箭之仇，美國人心裡偷着樂。但表面上，美國還是擺出了一副民主國家的派頭來，不支持中國“懲罰”越南，但也不明確阻止，似乎不偏袒任何一方。暗地裡，美國人將一些關於北部邊境蘇軍動向的情報通報給了中國，算是表明了態度。
蘇聯在1970年代進入了全球戰略進攻階段，四面出擊，常是美國前腳走，蘇聯後腳就跟了進去。在越南就是這樣，蘇聯海軍在印度洋門口建立了前進基地，同時擠壓中國和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戰略空間。中國要“教訓”越南，蘇聯不會坐視不理，畢竟剛和越南簽訂了《蘇越友好合作條約》，承諾在軍事上對越南予以支持。但到底支持到一個什麼程度，蘇聯也很頭痛。中國這個國家說強不強，說弱也不弱，領土不小，人口太多。打常規戰爭，中蘇邊境100萬蘇軍都扔進去恐怕也不夠，還得陷住，要再從歐洲調兵過來。可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正與北約虎視對峙，難以分兵。而且真要和中國大打，光是動員準備，將大量作戰物資運到遠東也得幾個月時間，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加上西伯利亞大鐵路有很長一段離邊境很近，打起來就要面臨中國軍隊越境切斷的威脅，以蘇軍在遠東的兵力是防不勝防。要是對中國進行核打擊，倒是簡單一些，但中國也有核武器，這個決心很難下。而且美國斷然不會坐視不管，1969年時蘇聯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美國人就堅決反對，更不要說現在了。綜合一看，蘇聯能做的，也只能是待機而動。中國要是僅在邊境上小打小鬧，蘇聯也就忍了，給越南道義上和軍事物資上的支持算了，自己不輕易卷進去。要是中國敢大打，要顛覆越南政權，那就踏破了蘇聯的底線，說不得要和中國打一場了。戰爭機器這個東西，一旦開動就很難控制，非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了。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進行速戰速決的懲越戰爭，正是在鋼絲上跳舞，藝高膽大地贏了一個回合，既打痛了越南，也讓蘇聯丟了面子。不能不說，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當年幹得很漂亮，至少在戰略上和政治上是如此。
中越大打嘴仗的同時，世界輿論也很熱鬧。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了《北京對河內發出戰爭聲調》，《馬來亞通報》發表了《中國會懲罰越南嗎？》，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發表了《集結兵力準備在邊境上打一仗》，從不同角度對中越戰爭的前景做出了預測。日本的《每日新聞》和《讀賣新聞》最絕，各自發表評論文章，將中國的軍事集結動向、出兵目的和進攻路線都預測得八九不離十，確實有人才。從另一個角度也能看出，這次中越戰爭的前景是比較透明的，各方都心裡有數。在和平協作的時代，國家間有良好的溝通協調機制，矛盾本不至此。因為是結盟對壘的時代，搞平行市場各行其是，雙方都不想示弱，所以才打起來看。
現在全世界的目光已聚於一處，那就是中越戰爭究竟何時會發動。
這也是有跡可循的。越南北部地區在每年4月以後進入雨季，常常陰雨連月，道路泥濘難行，彈藥淋濕，不適宜作戰行動。而中國最早是在1978年11月底出動了2個師向中越邊境秘密機動。正式決定發起對越作戰是12月7日，12月8日各參戰部隊接到作戰命令，進行準備並向戰地開進集結。第一批參戰部隊至1979年1月10日前做好了戰鬥準備。那麼比較適合的開戰時間就是1月中下旬和2月份。3月就有點太晚了，部隊行動無法長時間保密，也接近了雨季。因為越南在1978年12月底發動了侵柬戰爭，中央軍委決定擴大對越作戰規模，增調部隊到前線，作戰發起時間從1月上旬向後推遲。在此期間，總後勤部部長張震到前線檢查戰備，發現很多部隊新兵眾多，訓練不足，準備不足，情況很嚴重。當時部隊出動也確實急了點。最早的41軍121師和14軍40師是1978年11月底行動，到開戰的準備時間有70多天；大部分參戰部隊是12月中下旬開始行動，到開戰的準備時間有近2個月；最晚的20軍58師1979年2月19日才接到戰鬥命令，到開戰的準備時間只有16天。對於一場大戰來說，部隊要重新訓練準備，1、2個月時間是太緊張了。張震於是上報中央軍委，建議推遲開戰時間，各部隊進行緊急訓練。軍委採納了張震的建議，這才將最後準備完成時間推遲到1979年2月15日。經過緊急的準備和臨戰訓練，各部隊的彈藥供應和技戰術要求基本滿足了戰爭需要。
越南人是等着挨打的，神經更加敏感。發動侵柬戰爭後，越北前線部隊就進入二級戰備狀態。1979年1月8日，越共中央軍委下達了北方邊境地區加強戰備的指示。鄧小平訪美前夕，北方邊境越軍又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從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部到各基層部隊，人不卸甲，馬不離鞍，都密切注視着越北前線的風吹草動。越軍總參謀部連續向一線部隊發出戰爭通報：中國軍隊將於1979年元旦進攻，中國軍隊將於1月5日進攻，中國軍隊將於1月15日進攻，中國軍隊將於1月28日進攻。。。。。。總之，折騰不休。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對越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戰鬥的通知》，緊鑼密鼓的戰爭準備終於走到了最後時刻。對於中國來說，這場戰爭多少是迫不得已的。儘管政治因素壓倒一切，可打仗畢竟是要流血犧牲的，不到最後的時刻，絕不輕言戰鬥。從頭來看，政治需要大家都有，但中國人並沒有到越南領土上打槍打炮，殺人放火，是越南人不斷地向中國進行武裝挑釁。咎由自取的，是越南。中國，是奮起還擊。
1979年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實際上是對全世界宣布了中國的最後抉擇。《人民日報》上一次以這種口氣說話，是1962年，對象是印度。眾所周知，那一年爆發了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印軍被殲八千，全線潰退。
此刻，不知道越南人有沒有如此豐富的聯想。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邊境東西兩線突然陷入了雷鳴火海之中。中國軍隊的152加榴炮、122加農炮、122榴彈炮、85加農炮和130火箭炮、107火箭炮等萬炮齊發，無數的鋼鐵洪流暴雨般傾瀉到了邊境另一側的越軍陣地上。立時地動山搖，火球飛舞，泥沙俱下，肢體橫飛，天空都變成了一片火紅。
同日，新華社奉中國政府之命發布聲明：“越南當局無視中國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連續出動武裝部隊，侵犯中國領土，襲擊中國邊防人員和邊境居民，局勢急劇惡化，嚴重威脅我國邊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國邊防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奮起還擊。”
戰爭之神終於開始怒吼了，79大戰的帷幕就此拉開。
歷史無情，自有公論。
順便說一句，2月17日戰爭爆發當晚中國軍隊的口令是：自有公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