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嘯： 中國文明如何推動了西方進步

 

　　現代西方文明的形成過程中，中華文明功不可沒，也可以說中華文明是現代西方文明形成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國先是西方的老師，後是西方的學生。 中華文明在西方的傳播及流行在歷史上稱為“中學西漸”也稱做“中國潮”，主要指17-18世紀 間流行於西方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種崇拜中國、學習中國的思潮。

 　這種熱潮開始於1650年前後，結束於1750年前後。孔子的道德哲學、老子的治國思想、中國的悠久歷史、漢語的普世意義，中國的瓷器、絲織品、茶葉、漆器，中國工藝的裝飾風格、園林藝術、詩與戲劇，一時都進入西方人的生活，成為他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與創造的靈感， 1600年1649年歐洲每年就要出現30-50部包含中國的著作，1700-170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關中國國的著作。

　 　中華文明西傳的具體過程又可以分為啟蒙運動前期和啟蒙運動時期兩個階段。啟蒙運動前期主要是介紹傳播階段，而在啟蒙運動時期則是西方思想家直接利用中華 文明對中世紀文明宣戰，這一時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礎，現在筆者就掛一漏萬的將中華文明向西傳播的歷史做一個簡略的歸納。

 　1275年，馬可.波羅來到中國，並在元政府任職。他在華二十餘年，回國後大力宣傳中國文明，激起了強烈反響，從此西方人知道了在東方存在了一個強盛繁榮的中國，這也拉開了中華文明向西方傳播的序幕。

 　1582年(明萬曆十年)，傳教士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來 到中國，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認為《四書》、《五經》是為着國家未來的美好和發展而集道德教誡之大成，《四書》“是着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 德行為，而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是所有想要成為學者的人必須背熟的書”。基於這種認識，他於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釋《四書》的工作，並且用拉丁文翻譯過去，寄回本國，1687年在此書法國巴黎出版，其後有西文的《論語》在西方流傳，“國人讀而悅之，知中國古書，能識真源。” 他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訪中國記》，稱譽中國人勤奮，“幾無遊手好閒之徒”，《利瑪竇日記》第一次向歐洲全面介紹了中國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歐洲人也是第一次從此書中知道中國聖人——孔子和中國文化的精粹——儒家經典。

　　1584年(萬曆十二年)西班牙教士岡薩雷斯.德.門多薩(Gonzales de Mendoza) 出版了西班牙文《中華大帝國風物史》，對中國的介紹較豐富，其中提到中國法律不僅用於懲治犯罪，而且用於獎賞善舉，認為歐洲法律只講懲罰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確的，而中國的法律則不僅“懲非”，而且“賞善”，對中國政治制度表示欽佩。

 

　　1590年葡人在澳門出《絕妙論著》一書，向西方介紹中國歷史地理人口物產，讚譽中國的瓷器、印刷、繪圖、航海、天文、火藥等科技成就，稱頌中國的政治制度。

 

　　1616金尼閣年著有《中國傳教史》,又於1626年用拉丁文譯出了《五經》。

 

　　1624年，英人赫伯特(Lord Herbet)就發表了《真理論》，奠定了“自然神”論基礎。對中世紀以來的宗教神學與專制制度發起衝擊。他們認為東方的孔子便是“自然神”論者，便從孔子身上吸取思想資料，反對有什麼超自然的力量，反對有“神的啟示”的存在。休謨說；“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論的信徒。” 這 一觀點，不僅是知識問題，而是關繫到人的基本信仰的大問題，這讓當時的歐洲人不再相信基督教是人類唯一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國家只占世界一小部分而已，中國 有五千年連綿不絕的歷史，擁有三億人口，跟歐洲差不多大，它根本不知道世間有什麼基督教義，沒有享受過“天主的光輝”，但人們並沒有因此而“吃無窮的痛 苦”， “這是一個驚人的事實。於是在整個十八世紀，主張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這個驚人的事實，不斷地向正統的基督教進攻了。” 既然孔子的門徒在根本不知何為基督的情況下，只是按照理性的原則自然地活着，而且還活得很好，那麼，“神學”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啟示”也是不必要的。-這在歐洲攪起了掀天揭地的大討論，沉重地打擊了中世紀以來的神學權威，解放了“人”的力量，為早期啟蒙運動開拓了可貴的陣地。

 

　　1655年葡人魯德熙又有《中華帝國史》的著述。這時中國是西方眼中“智慧的國度”。這是東學西傳的實質性開端

 

　　1621年 英人伯頓讚譽中國人勤勞整潔、彬彬有禮，有組織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選拔舉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舉考試貫徹着公開、公平、競爭、擇優的原則等 等，以此對照着英國當時黑暗的貴族政治進行辛辣的諷剌。他說：中國人“從哲學家和博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貴是從德行上的顯貴中提拔上來的。顯貴來 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由於出身的高貴。”“他們官吏的職務，不論在戰時或平時，就是保衛和治理他們的國家；而不像許多人那樣，只知道放鷹打獵，吃喝玩 耍。”這樣，他便開啟了“中為洋用”的風氣。

 

　　1650前後，意大利人衛匡國(Manteno Martini)的《中國歷史》法國人馮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llac)的《中國通史》相繼問世，這為歐洲人的關注中國提供了大體確切的知識。

 

　　1654年，因為克倫威爾的“航海法”荷蘭與英國開戰，從中國返回歐洲的衛匡國神父(Father M.Martini)來到阿姆斯特丹，他的著作《韃靼戰記》在安特衛普(Antwerp)出版，歐洲人開始議論中國改朝換代的事件，布勞父子(Blaus)也在同年出版了他們的《最新中國地圖冊》。一年以後荷蘭使團出使北京，正好驗證地圖的準確性。

 

　　1661--1662年法國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學》《中庸》《論語》，1672年《大學》在巴黎重版。1687年來華耶穌會傳教士比利時人柏應理，偕南京人沈福宗回到巴黎，將上述三本譯作匯總題為《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出版後風行歐陸。1688、89、91年即出過此書的法文、英文節本，題為《孔子的道德》或《孔子與中國的道德》等。這是系統介紹東方思想、中國學術的開端。其時，沈福宗又赴牛津大學，結識本校東方學家托馬斯.海德。海德讀了《大學》等書，編訂了有關中國的拉丁文與法文書目，收在本人的《書信集》中。這就為西方學者通過文獻資料對中國文化要旨作系統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以“四書”“五經”為切入點了解中國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個高起點。

 

　　在出版於1677年 的著作《對話》中說中國是太陽底下最高貴最純潔的文明國家。中國政治清明、道德高尚，中國的男子不像西方男子那樣好色，中國女子也不像西方女子那樣放蕩， 纏足是個好習慣，可以讓婦女安分守己，用筷子比用刀叉文明衛生，總之，中國的什麼都優於西方，甚至中國人小便都可以滋潤莊稼，而西方人的小便燒死野草。

 

　　1685年法國建築大師勒.諾 特爾設計了“規則式園林”，園中一切建築布置都嚴格要求整齊、對稱、講比例，連樹木也要行列對稱、品種一致、講究造型。法王路易十四便據此整修了凡爾賽 宮，歐洲便廣泛興建這種規則的“法式園林”。坦普爾在具體介紹這種園林藝術之後，又專門寫了一段關於中國園林藝術的妙論。他說中國園林有不規則的自然美， 這是更高級的美。

 

　　英國政治家、散文家威廉.坦普爾(William Temple 1628-1699)撰寫了一批關於中國的雜文。他認為遙遠的中國“不僅可以提供事實，而且能夠啟發思考”。他讀過拉丁文的《大學》《論語》《中庸》，對孔子的“自治、治家、治國之道”和“為政在人”的思想十分讚賞，認為“凡是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

 

　　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643-1715）執政期間， 從國庫中撥款9200鎊作為年俸，資助白晉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穌會士赴中國傳教。後來，他們先後成為康熙身邊的“教師”和“謀士”，因而，也就成為康熙與路易十四之間，進行溝通的重要橋梁。1699年（康熙38年），白晉著《中華帝國史》一書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此書的序言，充滿了關於中國政治文化的客觀資料。他認為“儒學畢竟預示着一種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觀的可能性；漢字也蘊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語言的希望”經過耶穌會士們近百年的傳播，終於從1685年到1789年，在歐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國的文化熱”，法國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文化熱的中心”。中國、孔子、儒學，“在歐洲獲得了前所未有過的知名度”。1769年有人寫文章說，“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

 

　　1687年，柏應理神父（Pere Couplet）帶着一本書、一個人來到巴黎，書的名字叫《孔夫子：中國的哲學家》，在巴黎出版，收了他和郭納爵（Pere Costa）、殷鐸澤神父(Pere Intorcetta)譯的《大學》、《中庸》、《論語》，

 

　　1688.6.巴 黎《學術報》上載文說：“中國人在德行、智慧、謹慎、信義、誠篤、忠實、虔敬、慈愛、親善、正直、禮貌、莊重、謙遜以及順從天道諸方面，為其他民族所不 及。你看了總會感到興奮，他們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有人呼籲多多出版關於中國的書；“中國這個國家，這樣巨大，這樣富饒，土地這樣肥沃，氣候這樣溫 和，人口之多幾至不可勝數，而他們的製造工業和治國之道又這樣突出，所以…….可以出版的書比現有的還要多，而且也需要動用最有才能和最有見識的作家。”

 

　　1696年， 曾在巴黎做過外交官的德國漢諾威圖書館館長萊布尼茨將耶穌會中國教務的資料編輯成書出版，書名長得象內容提要一樣：《中國近事——現代史的資料，關於最近 中國官方特許基督教傳道之未知事實的說明，中國與歐洲的關係，中華民族與帝國之歡迎歐洲科學及其風俗，中國與俄羅斯戰爭及其締結和約的經過》。同年從中國 歸來的李明神父（Pere Le Comte）出版《中國現狀新志》，不久， 1697年3月，法國傳教士白晉神父(Pere Joachim Bouvet)從北京返回巴黎，在布勒斯特港上岸，一身中國清朝的官服。他告訴驚詫莫名的法國地方官，說自己是康熙大帝的欽差，希望法國當局以接待中華帝國皇帝的欽差的外交禮節接待他。白晉神父帶來康熙皇帝贈送路易十四的禮品和一部《康熙皇帝傳》，將康熙皇帝描繪成現實中的哲人王。

 

　　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出版《中國近聞》。他系統研究了中國哲學，發願要溝通東西方哲學，在其《序言》中說：“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 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他又說：“就我們目前情況而論，道德敗壞已達到這樣的水平，因此我們幾乎覺 得需要請中國的’傳教士’來到這裡，把自然神教的目的與實踐教給我們。這時，英國另一位自然神論者廷德爾發表《基督教探源》一書，又名《聖經原是自然法則 的翻版》，直斥“啟示的神學”是不合理的、危險的、是引起種種迷信種種幻覺種種陋規的根源，應予清除；他主張用孔子“簡單樸素的語錄”來“幫助我們闡明後 者”他把兩種“宗教”思想(儒與基督)作對比研究，大力肯定孔子學說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抨擊西方宗教神學和宗教。

 

　　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穌會士勒孔特撰寫的聲言：在中國“貴族從來不是世襲的，就品質而言，人們之間沒有任何差別，他們只要盡職盡責就能保全其官位。”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學有專長的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 在來華十餘年之後寫了兩本書：《中國現狀新志》(1696,巴黎),《論中國禮儀書》(, 巴黎), 立刻被譯為德荷英意文重版。李明認為孔子是“敬鬼神而遠之”的，是“不語怪力亂神”的，所以，中國知識分子信奉的是簡單樸素的“自然宗教”。“如果孔子信徒進了天主堂，見到香火、蠟燭、聖水、誓約、祈禱，見到人們匍匐在各種雕像前，是要大吃一驚的。”------這些話出自一名天主教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驚！被看做是對西方宗教的嚴重挑戰！因而受到教會的群起攻擊，巴黎當局下令禁毀其書。可思想是長了翅膀的，它一時間便飛遍了全歐。

 

　　1731年，中國的“用人之道”或用人“準則”就被英國人採納了。當時的英國人，尤斯塔斯．巴傑爾寫道：“共和國每一個榮譽的或福利的地位， 應 被作為對真正的良好品質的獎賞。如果現代政治家不把它記在腦海里，這個極好的準則，就不能在象大英帝國這樣的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王國里被遵循。我奉告這 樣的政治家，就是在這個時代，這個光輝的準則，曾經受到一個國家最嚴格的遵奉，這是個全世界地域最廣，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國家。我指的是中國，在中國， 一個人如果不是個真正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就不能成為一個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勝任政府中任何職位的人”。

 

　　1735年，法國出版了一部受到廣泛閱讀的書，書中認為，在中國“一位學者，儘管是農夫之子，也很有希望達到總督的高位，並且甚至還會成為國家的宰相。因為，作為孩子都是平等的”

 

　 　從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大部分在中國的傳教士是法國人。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豐富的學識，在中國長期居住，並且熟悉中國文獻，其中不少人在中國的宮廷中 供職，能夠獲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國及其文化的知識。他們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記述，傳播給法國和歐洲的公眾，這使得法國人對中國的了解超過了對 歐洲的了解。就在這個時期，中國的《論語》、《大學》（以《中國的智慧》為名，於1662年在法國翻譯出版）、《中庸》（以《中國政治道德學》為名，於1663年 在法國巴黎翻譯出版）、《孟子》等四書，以及《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等五經，還有《樂經》、《孝經》、《幼學》和朱熹的著作， 被翻譯成西方多種文字在西方發行。此外，耶穌會士們還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歷史、地理、社會制度以及天文、醫學、動植物學和文學等方面的著作，這些都為啟蒙 運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如果說前一階段是零散的，則啟蒙運動階作為中華文明向西方傳播的第二個階段，特點是由思想大師領銜掀起了一場思想解放及改良運動。 是歐洲人直接用中華文化向歐洲的領主專制和教會專制進行攻擊的時刻，近代歐洲最著名的思想都產生於此。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他崇拜孔子，愛談中國，對中國的道德政教極其嚮往，對西方神學、神的啟示、形而上學及宗教狂熱之類的東西抨擊不遺餘力，是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 說：“歐洲商人發現東方，只曉得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與物質的世界。”他讚美孔子“只訴諸道德，不宣傳神怪”。他說“道德是來自 神的，到處是一律的；神學是來自人的，所以到處不同而且可笑。”他認為孔子和中國哲學家都真正相信道德，摒棄宗教迷信；而歐洲教會恰恰相反，相信迷信而不 講道德。因此，“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不幸。”以為“人類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他相信儒學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 並以中國為理想國，提倡以中國文化為標準。他認孔子為天下唯一的師表，在自己的禮拜堂懸掛孔子象，寫詩讚美，朝夕禮拜；公然主張歐洲各國應當將中國作為典 范進行效仿。　伏爾泰指出，“他們帝國（中國）的組織，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優秀、最古老、也是最廣博的王國”。 是他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他主張，每個法國人都應該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伏爾泰曾於1755年 將馬諾瑟譯介的《趙氏孤兒》改編為《中國孤兒》在巴黎上演，突出理性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可以“征服野蠻”這一主題，取得轟動效應。在理性與野蠻孰優的問題 上，他與另一位啟蒙思想家盧梭作了長期的爭論。為反對耶穌會的神學宣傳，他始終維護孔子政治倫理學說的“理性之光”。他稱讚孔子為人類揭露了理性之光。

 

　　啟蒙學者，德國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茲（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von. 1646-1716）， 和伏爾泰一樣，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救世精神深表景仰。德國的長期分裂狀態給知識分子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和困惑，他們以為孔子亂世造道德禮儀， 給政治和學術指引了方向，可為天下治世之表率。萊布尼茲推崇中國以道德秩序治國的思想，認為這是治國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後於中國的原因。順着這樣的思路， 他的學生沃爾夫（C. Wolff）用德語在大學講授儒家思想，他積極宣揚儒家的理性主義哲學，認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本源，並上升到自然法的高度加以頌揚，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國式哲學，他本人也被稱為“孔子的殉道者”。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學出現之前，伏爾泰和萊布尼茲的學說乎一直統治着德國各大學。

 

　 　法國的重農學派領袖，西方經濟學的鼻祖魁奈認為，他相信自己的主張符合自然法，即按自然規律行事，實際上就是孔子提倡的天理。他說：“中國文化均依據天 理天則，天理天則即不外乎自然法。”魁奈的弟子米拉波曾說，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於恢復人類的天性，不再為愚昧和貪慾所蒙蔽，所以他提倡敬天，畏天，戰勝貪 欲，勿以情慾支配行為，應以理性為標準，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們勿動勿思勿言。道德信仰優美到了這個地步，真是無以復加了。但是還有一件要事待我們去做，就 是把這種道德教訓普行於世界。

 

　　1756年起，英國統治集團內部各派系之間的骯髒鬥爭又愈演愈烈。一批有識度的人思考着怎麼去救治英國。於是對剛剛介紹到歐洲的中國文官制度與朝廷諫議制度予以激賞，用來批判英國首任“閣魁”羅伯特.沃 爾波爾的專制獨裁和他施行的賄賂制度與分贓制度。他們就在報刊上發文章談中國政治的清明，在舞台上上演中國戲《趙氏孤兒》等來宣傳群眾起來剷除惡勢力。他 們尤其誇讚中國有科舉選才制度，保證公職人員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質；說中國朝廷又有諫議制度，宰相和諫官都有權對皇上進諫…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書”派把啟蒙運動推向了高潮。百科全書派領袖狄德羅（D. Diderot，1713－1784）也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學說十分傾倒。他認為孔子學說簡潔可愛，不要暴力和迷信，強調以道德理性治國平天下，與教會的迷信觀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國哲學家霍爾巴哈（Paul Henri Holbach, 1723－1789） 主張以儒家理性道德觀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觀念，並且像中國那樣把政治和道德結合起來。他說：“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中國），道德成為一切理性的人們的唯 一宗教。”他以為：“在中國，律法充滿聖智，甚至征服中國的野蠻的滿州人，亦為之屈服。這就是說，理性對於君權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效力，使中國的征服者反而 被征服了。”強調“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是一個德治或以道德為基礎的政府，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 都明白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

 

　　經過啟蒙思想家的努力，法國最終爆發了大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貴族和天主教會這兩座壓在法國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並且經過拿破崙戰爭，將法國的啟蒙思想成果推廣到全歐洲，這時歐洲人也開始了歷史的新紀元，從此進入了歷史發展的快車道。

 

中華文明：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之源

 

　 　中國的物質文明對西方的影響儘管輝煌但畢竟是短暫的，由於科技革命的展開，陶瓷、絲綢、漆器的製作早已不是什麼難事，這些原本只有王公貴族才可以享用的 器物也已走入了尋常百姓家，中國藝術對西方生活的影響也已難覓蹤影，而真正留下的少數遺蹟也與原來大相徑庭，比如誕生於“中國潮”時期的英國“下午茶”習 慣雖然沿襲至今，但原先的武夷紅茶早已被咖啡代替，然而中華思想文明及制度文明對西方的影響卻是持久且不可逆轉的，而其中最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主要表現為以 下四個方面：人文社會的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西方文官制度的制定 、西方經濟思想的形成，這四方面幫助西方國家走出了中世紀的陰霾，構成了現代思想文明的根基，這也將是本文的重點。

 

　　中華文明對西方現代文明形成的影響之一

 

　　人文社會的形成

 

　　眾所周知在中世紀的歐洲宗教統治着人們的思想，而當中國的人文思想進入歐洲之後，這一切開始了變化，首先是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對西方文化傳播起到關鍵的作用，可以有更多的人學習聖經，宗教慢慢失去了對聖經解釋權的壟斷。

 

　 　在西方的啟蒙時代，啟蒙思想家企圖突破封建專制理論和神權理論的束縛，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尋求解放的光明，他們找到了中國孔子的學說，並且在其中認識了基 於大自然的、不為世人主觀願望所左右的觀念，開始了的思想解放的先聲。今天我們羨慕西方的自由、民主、博愛的精神，但是我們忘記了，這種精神其實來自我們 的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國這一人文社會的模式讓西方人開始對自己的社會模式進行質疑，這讓當時的歐洲人不再相信基督教是人類唯一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國家只占世界一小部分而 已，中國它有五千年連綿不絕的歷史，擁有三億人口，跟歐洲差不多大，它根本不知道世間有什麼基督教義，沒有享受過“天主的光輝”，但人們並沒有因此而吃無 窮的痛苦， 這是一個驚人的事實，既然孔子的門徒在根本不知何為基督的情況下，只是按照理性的原則自然地活着，而且還活得很好，那麼神學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啟示”也是不必要的。-這在歐洲攪起了掀天揭地的大討論，沉重地打擊了中世紀以來的神學權威，解放了“人”的力量，為早期啟蒙運動開拓了可貴的陣地。

 

　　1624年，英人赫伯特從中國人及孔子身上吸取思想資料，反對有什麼超自然的力量，反對有“神的啟示”的存在， 他認為東方的孔子便是“自然神”論者，後來他根據自己學習中國思想的感悟寫成了《真理論》，該書在理論上奠定了“自然神”的基礎。

 

　　休謨也認為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論的信徒。 這一觀點，不僅是知識問題，而是關繫到人的基本信仰的大問題。於是在整個十八世紀，主張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這個驚人的事實，不斷地向正統的基督教進攻了。

 

　 　自此之後，歐洲人更熱衷於中國人文思想的介紹與傳播，這時，英國另一位自然神論者廷德爾發表《基督教探源》一書，又名《聖經原是自然法則的翻版》，直斥 “啟示的神學”是不合理的、危險的、是引起種種迷信種種幻覺種種陋規的根源，應予清除；他主張用孔子“簡單樸素的語錄”來“幫助我們闡明後者”他把兩種 “宗教”思想(儒與基督)作對比研究，大力肯定孔子學說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抨擊西方宗教神學和宗教。 。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學有專長的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 在來華十餘年之後寫了兩本書：《中國現狀新志》(1696,巴黎),《論中國禮儀書》, 立 刻被譯為德荷英意文重版。李明認為孔子是“敬鬼神而遠之”的，是“不語怪力亂神”的，所以，中國知識分子信奉的是簡單樸素的“自然宗教”。“如果孔子信徒 進了天主堂，見到香火、蠟燭、聖水、誓約、祈禱，見到人們匍匐在各種雕像前，是要大吃一驚的。”——這些話出自一名天主教教徒之口，真是石破天驚！被看做 是對西方宗教的嚴重挑戰！因而受到教會的群起攻擊，巴黎當局下令禁毀其書。可思想是長了翅膀的，它一時間便飛遍了全歐。

 

　　1721年沃爾夫在哈雷大學演講《論中國的實踐哲學》，認為，"哲學的真正基礎就是與人類理性的自然性相一致的東西"，"中國人並不強迫人有所為。他們認為：對於培養道德風尚，至關重要的因素是與人的理性相吻合，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根據都在人的自然性中"。他指出，儘管中國人"在促進道德風尚的時候僅僅只運用自然性的力量，這種力量不以敬神為基礎"，可是"中國人善於正確運用自然的力量，因此，在道德才智方面享有崇高的名譽"。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思想中的理性救世精神深表景仰。1672-1676年期間，作為德國外交官，在法國巴黎居住了四年，這是他能夠接觸和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機會，對於他哲學思想的發展和科學成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689年他在羅馬逗留了6個 月，期間他結識了由中國返回歐洲的耶酥會士閔明我，獲得了許多關於中國的第一手資料。德國的長期分裂狀態給知識分子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和困惑，他們以為孔子 的道德禮儀，給政治和學術指引了方向，可為天下治世之表率。萊布尼茲推崇中國以道德秩序治國的思想，認為這是治國的根本，也是西方落後於中國的原因。順着 這樣的思路，他的學生沃爾夫（C. Wolff）用德語在大學講授儒家思想，他積極宣揚儒家的理性主義哲學，認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本源，並上升到自然法的高度加以頌揚，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國式哲學，他本人也被稱為“孔子的殉道者”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他 出版《中國近聞》系統研究了中國哲學，發願要溝通東西方哲學，在其《序言》中說：“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 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他又說：“就我們目前情況而論，道德敗壞已達到這樣的水平，因此我們幾乎覺得需要請中國的’傳教 士’來到這裡，把自然神教的目的與實踐教給我們。他的哲學思想， 對於以後德國的哲學家康德（1724—1804）、黑格爾（1770—1831）的哲學思想，都有重要的影響。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學出現之前，伏爾泰和萊布尼茲的學說乎一直統治着德國各大學。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他崇拜孔子，愛談中國，對中國的道德政教極其嚮往，對西方神學、神的啟示、形而上學及宗教狂熱之類的東西抨擊不遺餘力，是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 說：“歐洲商人發現東方，只曉得追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與物質的世界。”他讚美孔子“只訴諸道德，不宣傳神怪”。他說“道德是來自 神的，到處是一律的；神學是來自人的，所以到處不同而且可笑。”他認為孔子和中國哲學家都真正相信道德，摒棄宗教迷信；而歐洲教會恰恰相反，相信迷信而不 講道德。因此，“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不幸。”以為“人類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他相信儒學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 並以中國為理想國，提倡以中國文化為標準。他認孔子為天下唯一的師表，在自己的禮拜堂懸掛孔子象，寫詩讚美，朝夕禮拜；公開主張歐洲各國應當將中國作為典 范進行效仿。　伏爾泰指出，“他們帝國（中國）的組織，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優秀、最古老、也是最廣博的王國”。 是他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他主張，每個法國人都應該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書”派把啟蒙運動推向了高潮。百科全書派領袖狄德羅（D. Diderot，1713－1784）也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學說十分傾倒。他認為孔子學說簡潔可愛，不要暴力和迷信，強調以道德理性治國平天下，與教會的迷信觀念完全不同。

 

　　百科全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國哲學家霍爾巴哈（Paul Henri Holbach, 1723－1789） 主張以儒家理性道德觀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觀念，並且像中國那樣把政治和道德結合起來。他說：“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中國），道德成為一切理性的人們的唯 一宗教。”他以為：“在中國，律法充滿聖智，甚至征服中國的野蠻的滿州人，亦為之屈服。這就是說，理性對於君權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效力，使中國的征服者反而 被征服了。”強調“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是一個德治或以道德為基礎的政府，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 都明白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

 

　　法國哲學家霍爾把赫（1723-1789），與狄德羅（1713-1784）、愛爾維修（1715-1771）同是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中，最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書派”的領導人。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是一個“德治或以道德為基礎的政府”，“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

 

　　啟蒙運動時期，中國的社會倫理及治國思想成為歐洲學習的典範，孔子等中國思想家成為成為歐洲的名人，歐洲人都喜歡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經過這些人100多年的努力，現代人文思想終於成為了西方意識形態的主流，這也標誌着西方人在思想上終於走出了中世紀，進入了現代社會。

 

　　中華文明對西方現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響之二

 

　　民族國家的建立

 

　 　在歐洲的中世紀，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的權力結構有兩個明顯特點：因等級分封形成的間接統治，國王通常只是因為血統和占有最大領地 而成為君主，他同其他封臣形成保護與效忠的契約關係。他的權力是極其有限的。在多層“領主—封臣”關係中，君主和大領主不能直接行使對所有居民的統治權 力。由於封地有各種不同的來源，有的封臣不只效忠於一個大領主。唯一擁有全歐性權力的是羅馬天主教會，但教會的權力主要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羅馬教會也是一 個大領主，星羅棋布的教堂、修道院，也占有土地並行使司法權。因此，君主、貴族、主教、自治城市等等構成重疊的、犬牙交錯的權力網絡。如果以權力統一、領 土明確為國家標準，當時歐洲幾乎談不上有“國家”。農奴制是封建權力結構的經濟基礎，因為農奴對領主的依附關係與領主的直接司法權是相輔相成的。

 

　　1584年(萬曆十二年)西班牙教士岡薩雷斯.德.門多薩(Gonzales de Mendoza) 出版了西班牙文《中華大帝國風物史》、 1590年葡人在澳門出《絕妙論著》、1655年葡人魯德熙又有《中華帝國史》、1650前後，意大利人衛匡國(Manteno Martini)的《中國歷史》、法國人馮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llac)的《中國通史》等書都對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過詳細的描述，因此歐洲的皇帝們也希望建立像中國那樣的制度，這一切要從法王路易十四的改革開始。

 

　　1661年，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代，地球的東西方都發生了一件大事：法國路易（1643-1715）十四親政，中國康熙登基！由於當時東西方交流的日益頻繁，大批的傳教士從西方來到中國，白晉就是其中一位， 1691年康熙任命法國傳教士百晉為特使將贈送給法王路易十四的書籍49冊帶回法國，1697年白晉5月 回到巴黎，這套漢文書籍讓路易十四非常的喜歡和驚奇，白晉又於該年出版了《中國皇帝》和《康熙皇帝》兩本書送給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則授權白晉用一萬法郎為 康熙準備禮物，讓人沒有想到的是東西方兩位皇帝的一次交往卻從此改變了西方的歷史，法王路易十四決心利用中國的政治制度對法國進行改革，這就是後來改變歐 洲歷史“路易十四改革”。

 

　　路易十四改革為西方民族國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削弱地方割據勢力，加強中央集權。比如法國，1661年22歲的路易十四宣布親政。同時廢除首相職位，改設御前高級會議，並親自主持御前會議，聽取大臣報告，簽署一切國事公文，直接控制了中央最高級行政權。在地方，派遣監督官，以國王欽差的身份控制地方，他還取消城市自治權，改市政機關的選舉制為委任制， 直接控制軍隊，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路易十四削弱貴族的勢力後，但沒有將貴族殺死或流放，而是修建凡爾賽宮供這些貴族進行享樂。

 

　　在法國的路易十四進行改革後俄國彼得一世改革、普魯士胖特烈二世改革、奧地利特蕾西亞女皇的改革。

 

　　絕對君主制的歷史意義

 

　 　路易十四改革建立的這種制度在西方政治學中被稱為“絕對君主制”，絕對君主制的首要功績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四分五裂的封建狀態，有比較明確領土疆 界的中央集權的政府，絕對君主制提出“國家至上”原則，確立中央政府的絕對權威，自此歐洲開始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

 

　　職業化的常備軍和官僚體制開始發展起來，文職官僚體制的建立，無疑是對中世紀封建權力結構的取代和改造。打破了中世紀等級制對中央權力的限制，逐步開始實現中央政府對每一個臣民的直接統治。

 

　 　絕對君主制的君主並非完全是隨心所欲的個人統治，相反，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法而治，或者說，他們是近代法理型統治的開創者。因為絕對君主制的一個根本 特徵在於，君主的權力是與法律相聯的。在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下沒有立法和立法權觀念，封建領主只有司法權。“以法治國”成為政治統治的一個重要特徵。即 便是在作為絕對君主制的典型的法國，法律和法律人士在政治體制中也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波旁君主的法令必須在高等法院註冊後才能生效。俄國彼得一世的改革 也是以法令的形式進行的：“所有這一切都是用法令實現的。

 

　　再就是全國性稅收。儘管在不同國家存在着各種不同的免稅特權和各種地區性的封建權力結構，但是國家權力通過各種稅收，尤其是人頭稅，直接作用於最底層的民眾，與每一個居民發生了關係。後來的普遍徵兵制進一步加強了居民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因此，民族（nation，即國民）之所以同國家（state）聯繫起來，不僅是由於地域、經濟和文化的統一，而且也由於中央政府與國民的垂直聯繫和全國政治結構的同質化。中央政府和個人的直接關係也推動了人與社會的關係的變化。

 

　 　地域、法律、稅收制度的初步統一，為國內統一市場的建立創造了條件。這無疑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絕對君主制也直接扶持資本主義。它們通常都採取重商主 義的政策，支持和參與國際外貿活動，其中包括殖民主義活動。西歐一些國家，如英、法等在絕對君主制建立起來以前就已經開始了資本民族化的進程。在絕對君主 制下，由於貿易保護和特許公司制度，這一進程加快了。在俄國，甚至可以說，是“國家創造了市民社會”。彼得一世幾乎是“無中生有”地奠定了俄國的工場工業 的基礎。在１８世紀，各國絕對君主制先後在不同時間裡採取了“開明君主制”的形式，進一步破除對工商業的束縛。１９世紀，普魯士、俄國的絕對君主制也順應 時代潮流，自上而下地推動工業化的進程。

 

　 　絕對君主制促進了人權的改善，在封建君主制時期，國家權利掌握在封建貴族和教會手裡，絕對君主制大大削弱了貴族和教會的勢力，而貴族勢力的削弱，封建等 級制度的解體，農奴獲得了人身自由，並且有了擁有財產的權利，標誌平民權利時代的到來，教會勢力的削弱促進了人文思想的傳播， 歐洲的啟蒙運動不是發生在絕對君主制建立之前，而是絕對君主制之後，而且是在皇帝的支持下進行的，因為他們所宣揚的人文思想和自由平等理念有利於絕對君主制的鞏固。因此歐洲的自由平等不是啟蒙運動的結果，而是啟蒙思想家們將這一成果進行了廣泛的宣揚，使這一成果深入人心。

 

　　中華文明對西方現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響之三

 

　　西方經濟學思想的形成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在西方的傳播是從法國的重農學派開始的，重農主義學派是西方經濟思想史上第一個學術派別，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 義只是一種社會風潮，並非學術派別，重農學派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是西方經濟學的真正開端，直到現在“自由主義”思想雖然經過古典自由主義、新 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幾次沉浮仍然占據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地位。

 

　　魁奈是重農學派的領袖，當時被尊稱為“歐洲的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尊崇孔子，他曾經撰寫《孔子簡史》，儒家哲學中的重農思想對魁奈重農觀念的建立產生過重要影響。魁奈以御醫身份進入凡爾賽宮後，通過龐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於1756年模仿中國古代皇帝，舉行了顯示重視農業的儀式“籍田大禮”。然而對魁奈影響更大的還是老子的思想。

 

　　自然秩序和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直接來源於中國

 

　　魁奈作為“國王御醫”，同期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國的5位傳教士都擁有“御前數學士”頭銜。魁奈與這些傳教士們關係密切，從傳教士們那裡吸取了中國老子的“無為”思想，並於1758年第一個把“無為”譯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並受無為等思想的影響，創立了依賴自然法則的重農經濟學。在宣揚重農學派思想觀念的刊物《農業、商業、財政雜誌》和《公民日誌》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 歐洲的文獻而是中國的典籍。在杜幫編輯的魁奈及其門徒的論文專集《重農主義，或最有利於人類的管理的自然體系》中（該書第一次提出“重農主義”概念），為 了顯示其神聖和權威，居然將出版地點標明為“北京”。

 

　　“自然秩序”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基礎，1769年， 魁奈出版了《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該書的第八章標題即為《中國的法律同作為繁榮政府的基礎的自然法則相比較》。魁奈將中國作為一個實行自然法則的理想國 度，通過對中國的制度實踐的考察，闡述了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精神。可以確定，中國古代文化至少是魁奈自然秩序觀念的重要來源之一。

 

　 　杜爾哥是重農學派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按馬克思的評價，杜爾哥的理論體系使重農主義體系發展到最高峰。杜爾哥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 配的考察》在經濟學說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認為，“它已經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杜爾閣的理論骨架，即使不談它比《國富論》在時間上領 先，也顯然比《國富論》的理論骨架更勝一籌。”而杜爾哥此書的寫作，與中國和中國文化有着直接的關係。1763年，有兩位留學法國的中國青年高類思和楊德望完成了學業，正準備回國。“當時的法國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中國是開明政治的策源地；人們都希望這兩位中國青年能夠讓他們的歐洲東道國不斷地了解中國的內部情況。”於是杜爾哥向他們提出了52個 經濟問題，這就是杜爾哥的《中國問題集》，擬讓他們回國後在研究本國經濟制度的基礎上予以回答，以幫助法國思想家全面系統而真實地掌握中國的經濟情況。 “為了使他們能夠明白這些問題的目的和意義，我又在這些問題前面寫了一篇關於社會的各種勞動和財富的分配的簡略分析。”這就是《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 察》的直接起因。杜爾哥所提出的問題及作出的分析都與他所掌握的中國經濟知識有着不同程度的聯繫，或者是希望從中國的實踐中得到解釋，或者是受中國的情況 的啟發而予以發揮，或者是直接從中國古代文化中汲取了營養。所以研究者說杜爾哥的《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書蒙受中國的影響最深。”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直接來源於重農學派

 

　　1764年2月-1766年10月斯密進行了為期近3年的歐洲大陸之行。1765年12月－1766年10月，他在巴黎逗留的10個 月收穫極大，會見了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重農主義者魁奈、杜爾哥、奈穆爾、老米拉波等。斯密正是在這些接觸中產生對經濟學的研究興趣並着手制定 《國富論》的寫作計劃的。與魁奈和杜爾哥的討論對斯密構思其研究思路和形成其寫作框架具有重要的幫助，而重農學派對中國文化的傾慕也對斯密產生了一定影 響。在斯密的《國富論》中，對中國資料和文獻的大量引用可以作為一個證據。在斯密的《國富論》中，直接繼承了重農學派“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並將其發揚 光大。

 

　　在一定意義上，重農學派是中國古代治國思想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之間的一座橋梁，亞當斯密從重農學派哪裡繼承來的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也對後世影響深遠，直到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前一直占據着西方經濟學的正統地位。

 

　　哈耶克認為，道家“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兩句話，是自發秩序最好的經典描述。哈耶克於1966年9月在東京所作的《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講演中，當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的反問道：“難道這一切如此不同於《老子》第57章的詩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

 

　　哈耶克對老子的道德經有着深厚的研究，已經到了信手拈來的地步。

 

　　中華文明對西方現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響之四

 

　　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

 

　 　在英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後，英國進入了政治學中的“政黨分贓制”時期，既在競選中獲勝的新領導人把政府機構的職位分封給自己所屬黨派特別是那些在競選中 為自己出力的人員及其親信，換句話說，就是“封官許願”，這種制度注重政治上的忠誠和功勞，而不是才幹和品格，導致任人唯親而且在地方政治中，分贓制度強 化了政黨領袖的力量，他們利用手中的人事權利來收攬人心、操縱黨員、控制選舉，在求職謀官者看來，官職的誘人之處只是因為它能帶來種種便利以滿足私慾，因 此一些已在位的官員瘋狂的利用職位謀取私利。

 

　　政黨分贓制度是資產階級革命後政黨政治的產物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中國文官制度的引入將政黨分贓制度極大的降低了政黨分贓制度對社會的危害，而現在的西方政治制度仍然是政黨分贓制度和中國文官制度的混合體。

 

　　從中國引入“文官制度”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現在各國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源溯流，英國的文官制度原來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現在西方文官制度來源於中國的說法在政治學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認的，

 

　　其實中國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傳播開來，元朝的馬可·波羅和明朝的利瑪竇，這兩位意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紹了中華文明包括中國的文官制度。1569年出版的葡萄牙傳教士克魯茲《中國遊記》一書，對中國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員備加稱頌。葡萄牙修士胡安·貢薩雷斯·德萬多薩，於1583年出版《偉大的中國》一書，辟專章介紹了中國科舉制的考試方法和內容。此書在羅馬出版後，很快譯為多國文字，引起歐洲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注意，另外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都對中國的文官制度有過研究。

 

　　英國在創建和完善文官制度時，用英文出版的有關中國文官制度的政治書籍達70種之多，其中的《中國札記》、《中國的歷史與現狀》等，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對中國的文官制度特別是科舉考試制度，極為推崇，並敦促英國政府效仿。這個時期英國的駐華使節，也把中國文官制度的概況和考選制度，作為他們向政府匯報的主要內容。

 

　　1855至1870年英國文官制度形成時期，著名的刊物如《紳士》、《倫敦》、《霧》等，先後刊載和介紹了中國錄用官員的程序和方法的文章，提倡在英國實行中國式的文官考試。正是這種思想和主張，為英國走出庸人充斥政府、任人唯親的人事制度迷宮，提出了一條現實的道路。

 

　　英國建立文官制度建立

 

　　在英國之後，加拿大於1882年採用了文官制度。美國於1883年建立文官制，後經多次改革，成為西方文官制度的典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聯邦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國相繼頒布了文官制度法或公務員法，建立起現代西方文官制度。

 

　　常任文官制度建立的意義

 

　 　沿革中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的官員幾乎全是教士、貴族、封建諸侯，尚無文官。他們現在的文官一般區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政務官是隨着政府更迭而進退，以自 己所屬政黨在競選中的勝敗為轉移。政務官掌握着行政機關的決策權和領導權，負有決策、計劃、協調、組織、監督等重要行政職責，並以宣傳和推行執政黨的政策 和主張為己任。任職須顧及其政治背景、黨派關係、政治主張等因素，不必注意特殊的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實行任期制。事務官是政府的中下級公務人員。他們經 過公開考試，擇優錄用,不受執政黨和政府更替的影響,非違法失職，不得任意撤換，受文官制度保護。事務官負責為行政決策機構提供諮詢、草擬文件、設計方案、執行決策、管理日常公務等，實際操縱着行政機構的運轉。他們需要有從事行政的專業知識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