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曾經是大國關係中矛盾最深的一對關係。世界上的一些評論認為，中美之間互相說“不”，已經出現了一場“新冷戰”，長期對抗不可避免

　　■大國爭霸特別是蘇美爭霸的歷史，給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提供了一些教訓，使中國人對自己的前進方向更為清醒，更為自覺

　　■只要中國沿着既定的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只要美國決策者不犯極為嚴重的戰略錯誤，各種國際因素就不會將中美推到爭奪霸權的戰車上

　　有人把中國比作蘇聯

　　中國正在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在近年來有關中國崛起的議論中，一些評論家將今天的中國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蘇聯加以類比，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像當年的蘇聯崛起那樣，向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提出挑戰，而美國則會像冷戰時期遏制蘇聯那樣遏制中國，從而出現中美爭霸的局面。

　　應當說，這樣一個假設不是空穴來風，這樣一種擔心也不是杞人憂天。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以來，中美關係曾經是大國關係中矛盾最深的一對關係。在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美國對華最惠國待遇、李登輝訪美、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中美軍機在海南附近上空相撞等一系列問題和事件中，兩國在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國際立場方面的衝突凸現。

　　世界上的一些評論認為，中美之間互相說“不”，已經出現了一場“新冷戰”，長期對抗不可避免。在美國方面，視中國為潛在的甚至是實際的最大安全威脅的言論不絕於耳。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和當年的蘇聯一樣，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崛起的大國，都不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美國企圖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因此美國應當警惕、防範以至阻止中國的崛起。還有人說，“9·11”以後美國將反恐列為對外戰略中的重中之重只是一種暫時現象，中美關係的改善也只是一種表象，“一山容不得二虎”，兩國在亞太地區最終會勢不兩立，甚至因為台灣問題而必有一戰。

　　我想把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的崛起道路，同冷戰時期蘇聯的政策和它所走過的道路做一個對比，就中美是否將會爭霸的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為什麼中國不同於蘇聯

　　首先，雖然中國的綜合國力日益強大，但今天中美兩國的實力差距，遠遠大於冷戰時期蘇聯同美國的實力差距。按照匯率計算，現在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約1.5萬億美元）還不及美國（約11萬億美元）的七分之一。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剛超過1000美元）只及美國（3.7萬美元）的三十幾分之一。在軍事上，中美兩國的國防開支、戰略核導彈數量、海空軍力量等方面的比較，美國更處於絕對優勢。冷戰時期蘇聯的經濟總量約等於美國的三分之一，軍事力量特別是陸軍和戰略核導彈的力量，同美國不相上下。所以從客觀上說，中國不具備同美國爭奪霸權的實力和條件。

　　其次，從主觀上說，中國政府對於自己的國情、國力和國家發展目標有着明確而清醒的認識。中國領導人把自己國家的發展階段定位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經濟文化落後的發展中大國”。經過20多年的快速經濟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但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國政府不諱言在前進道路上的巨大困難和現存體制的弊端，決心大力推進改革。中國把自己的國家發展目標定位於在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強調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要協調發展，國防現代化要建立在經濟建設的基礎之上，不同美國或者任何國家搞軍備競賽。這些現實的估計和務實的目標，同蘇聯當年宣稱自己已經進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正在建設共產主義，同時又念念不忘同美國的軍備競賽，要在經濟和軍事上趕上和超過美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第三，中國對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國際戰略力量對比也有明確而清醒的認識。事實證明，冷戰時期蘇聯對世界發展趨勢的判斷是有嚴重錯誤的，不切實際的。根據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蘇聯共產黨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不可調和、愈演愈烈，過低估計了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全盤否定了市場經濟，否定了當時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合理因素。同時，蘇聯的國內建設是在僵化的指導思想下、對外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的，從未進行過有創新精神的改革。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自覺地融入經濟全球化洪流，積極吸取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在國際合作和競爭中提倡“雙贏”，參加和參與了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並力圖在其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第四，當代中國外交同冷戰時期蘇聯的對外政策有着天壤之別。蘇聯以“埋葬世界資本主義”為己任，將同西方國家和平共處當作推翻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一個階段，一種手段，而不是將和平共處視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關係的準則，以及國內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國際條件。即使在美蘇緩和時期，蘇聯也把緩和戰略當作同美國繼續進行鬥爭和對抗的一種方式，而不是要達到和平共處的目的。

　　中國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是營造一個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維護領土主權，促進國家統一。為此，中國力促國際形勢的緩和，珍惜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機遇，不需要在國際上挑頭去反對任何一個大國。對於美國的單邊主義行為，特別是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政策和做法，中國進行了抵制和鬥爭。但是，同蘇聯不同的是，中國沒有搞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外交，沒有搞集團政治，沒有搞勢力範圍，沒有搞排他性的貿易同盟，沒有搞針對特定國家的安全合作組織，更沒有搞軍事同盟。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中國同鄰國的關係有了大幅度的改善。無意同任何國家結成針對美國的同盟。

　　第五，中國十分注意同美國和其他大國的戰略對話、溝通和相互理解。美蘇關於對方戰略意圖的誤判，是冷戰僵局形成和發展的原因之一。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領導人就向美國領導人提出了“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處理中美關係的原則。儘管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出現了若干次危機和許多麻煩，在關鍵時刻中國政府都能對戰略大局做出正確地估量，並同美國官方和民間保持密切接觸，避免了危機失控的局面。

　　簡言之，大國爭霸特別是蘇美爭霸的歷史，給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提供了一些教訓，使中國人對自己的前進方向更為清醒，更為自覺。

　　中美應做更大努力避免對抗

　　在美國方面，自從冷戰結束，華盛頓就沒有明確地將任何一個大國界定為自己的主要安全威脅。“9·11”事件後，美國已經找到了自己最危險的敵人———“激進主義和技術的結合”，而所謂“激進主義”，主要產生於“大中東”地區。去年3月伊拉克戰爭以來的形勢表明，美國大概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自己的戰略焦點集中在“大中東”，而很難把崛起的中國當成“第二個蘇聯”來加以遏制。即使美國有人想遏制中國，他們也沒有能力去成功地在國際上組織一個反華包圍圈。

　　因此，在今天和今後的一段時間內，中美兩國都沒有相互對抗的願望。但是，在中國繼續崛起的未來二十年裡，要避免中美的戰略對抗，還需要更多的條件，做出更大的努力：———應當推動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亞太多邊安全機制的建立。近年來，中國官員多次表示中國歡迎美國在亞太地區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兩國在朝核問題、防擴散機制、反恐等問題上正在加強協調。但是，對於美國在本地區的軍事聯盟，對於美國構築導彈防禦體系，中國不可能沒有疑慮和防備。同時，中國的崛起當然也包括國防力量的加強，而美國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也十分關注。在推動中美雙邊軍事交流的同時，應當研究多邊亞太安全機制問題，以逐漸建立戰略互信。

　　———應當推動開放型的東亞地區經濟組織的建立。近年來，各種形式的地區經濟合作得到加強，中國同周邊國家的經貿關係發展迅速。人們提出了很多關於成立東亞地區經濟組織的建議。同時，美國同本地區的經濟關係，仍有難以替代的重要性。因此，東亞地區經濟組織應當是開放型而非排他型的，美國應當樂見其成。

　　———應當進一步加強中美雙方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的戰略對話，以增進相互了解。儘管雙邊關係在過去一兩年裡有了明顯改善，但也不能不承認，兩國在對方社會中的政治形象，主要是負面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在兩國關係中出現突發事件，兩個社會中隱藏着的“敵國形象”可能重新浮出水面，釀成重大的政治危機或安全危機。在雙邊戰略對話中，如何預防危機、管理危機，應當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是，中美兩國必須加深在台灣問題上的共識，即一個中國原則和反對台灣“獨立”。兩國在台灣問題上應當展開坦誠、深入的對話，防止某些勢力將中美拖進雙方都不願陷入的對抗泥淖。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的國力迅速增強，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與此同時，美國的惟一超級大國地位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鞏固。兩個國家相對於其它國家的實力都在增長，但是雙邊矛盾並沒有因此而愈演愈烈。可見“一山容不得二虎”之說是站不住腳的。只要中國沿着既定的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只要美國決策者不犯極為嚴重的戰略錯誤，各種國際因素就不會將中美推到爭奪霸權的戰車上。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本文是作者在今年博鰲亞洲論壇“中國的和平崛起與經濟全球化”圓桌會議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