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個軍事法西斯化的中國

　　　　　　　　　　　　　　　　·程　默·

　　今春以來，一系列重大的國際國內政治事件已經開始並正在進一步扭轉中國大陸的以經濟市場化和社會自由化為主要標誌的社會轉型進程。同時，二十年的以和西方建立密切的政治經濟聯係為中心的對外開放的國策在中國也開始也遭遇強烈的挑戰。這是一個值得人們認真思考和嚴肅對待的問題。筆者認為，歷史經驗和中國現狀表明，一個軍事法西斯主義體制在中國的出現並非沒有可能。本文擬就這個可能性提出一個框架性的思考，希望能引起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注意。

　　《超限戰》以十二億中國人民為人質

　　讓我們先從最近大陸一部暢銷書《超限戰》談起。這本具有軍方背景的書提出了對美國和西方的新戰略：利用西方國家怕死人和貪戀和平的弱點，不惜使用一切超出常規的戰爭手段達到目的，如城市游擊戰、恐怖主義襲擊、金融戰和輿論戰等等。我不知道該書的作者是否把核戰爭、細菌戰和化學戰也列入其“超限戰”的範圍。從邏輯上說，這些也應該隱含在內吧，不然光是那些怎能使西方人就範？

　　採用“超限戰”的原因，據說是要打破強國制定的戰爭規則。該書作者認為，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就是因為遵守了這些規則，不敢或是沒有想到用“超限”的辦法，所以敗給了西方。

　　這是毫無根據的說法。伊拉克用遠遠超出科威特的軍事力量對這個彈丸小國進行突然襲擊，在數天之內將它完全占領，後來不但拘押西方人質，更大面積點燃油田，企圖以空前的環境災難阻擋多國聯軍，請問它“遵守”的是哪家規則？而米洛舍維奇的大塞爾維亞主義對弱小種族欺凌迫害長達近十年，屠殺強姦無所不為，“遵守”的又是　哪家規則？

　　讀者切莫以為“超限戰”是什麼新鮮貨色，也不要以為只有拉賓的恐怖主義理論才是其先驅，它不過是五十年前日本和德國的法西斯理論的翻版而已。當時德國和日本都認為民主國家由於珍視生命與和平，戰爭一旦打起來後必然會因為其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而屈服。但西方國家又擁有物質優勢，這就迫使法西斯國家採取超出常規的戰爭手段，如不宣而戰、突然襲擊，特別是日本偷襲珍珠港，即為“超限戰”的一種。但戰爭發生後，西方國家誓死捍衛民主自由制度的決心和犧牲精神大出法西斯國家所料，而美國巨大的資源和生產力優勢更是德國和日本望塵莫及的，於是日本的“超限戰”進一步升級：組織　“神風突擊隊”，飛行員駕駛廉價戰鬥機裝上炸藥去撞擊美國軍艦，以日本軍人的犧牲精神去抵消美國的裝備優勢。

　　今天中國擁有的當然不止是廉價戰鬥機，所以一些狂熱分子列出了種種“超限”的戰爭手段。但“超限”的攻擊必將招致“超限”的報復，中國是一個有地理疆界的國家，不是一個打了就跑的恐怖組織，西方的軍事技術手段遠遠領先於中國，到那時十二億中國人民可就成了坐在鋼筋水泥地下掩蔽部里的一小撮“超限的愛國者”的人質。這個前景能不讓人不寒而慄嗎？在這個意義上，“超限戰”就是把整個民族作為一小撮軍事冒險主義者的賭注，薩達姆和米洛舍維奇事實上早就這麼幹了。如果中國步此後塵，其代價將遠比國家基礎設施被摧毀和遭受長期經濟制裁要慘重得多。

　　也許有人會說：“超限戰”不過是幾個喪失了起碼的現實感的人的信口開河，不值得認真看待。但筆者認為，這個理論的出籠，是九十年代初中國申辦奧運失敗以來，經過一系列和西方的衝突，由民族　挫折感發展到狂熱民族主義的必然結果。美國襲擊中國駐南使館後，“新的世界大戰”論開始在中國軍方和民間出現，而這個理論正迎合了這個總趨勢。讀者們應該記憶猶新，當《中國可以說不》造成轟動時，很多人曾對其不屑一顧，認為不過是幾個乳臭未乾的小子胡說八道以聳人聽聞罷了。然而時至今日，“說不”已經成了中國民間和官方最流行的語彙和姿態。膚淺而情緒化的東西在一個浮躁的時代比嚴肅而面面俱到的思考更能影響人心，這是歷史的教訓。

　　德、日何以走上法西斯的道路？

　　不過應該感謝這本書的作者，他們提醒了我們一個發人深思的事實：經歷了二十年改革開放但仍處於專制統治之下的中國和二十年代處於民主化和法西斯化十字路口的德、日十分相似，既有民主改革的前景，也有走上極權主義道路的可能。

　　二十年代的德國和日本處於一個社會轉型和社會危機並存、內外壓力十分嚴峻的時期，最後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但在二十年代生活的德國和日本人，很少預計到這個結果，其原因正是當時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會的自由化掩蓋了潛在的危險。德國１９１８年革命後推翻了帝制，建立了魏瑪共和國，多黨制盛行一時，社會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自由，各種思潮此起彼伏，西方很多新潮哲學和先鋒藝術都起源或流行於此。經濟上，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投資（道威斯計劃和揚格計劃）巨量湧入，幫助戰後德國恢復了經濟，重新融入世界市場。拿日本來說，二十年代也是其近代史上議會民主政治第一次真正實施並取得一定成就的時期，政黨內閣出現，議會第一次對政府有了監督和限制權，民間討論政治甚至到了認為天皇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的程度為資源和市場都被西方霸占，直接挑戰規定了天皇高於國家的明治憲法。所有這些，都是社會由專制向民主轉化的表現。

　　但是從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短短幾年，兩國的政治面貌發生了完全相反的變化，法西斯化取代了民主化。其原因雖然複雜，但就國際環境而言，兩國對西方的怨恨和抗拒，想融入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政治體系而不得是最直接的因素。德國是戰敗國，除失地賠款外多年被排斥在凡爾賽體系和國聯之外；日本雖是戰勝國，但自認為被華盛頓會議建立的以美英為主導的亞太秩序所壓制。經濟上，兩國都是後起的強國，認為必須用實力爭取生存空間。就德國而言，還有一個一戰遺留下來的領土問題和國家統一問題成為煽動民族情緒的焦點，它認為西方處心積慮不讓自己收復失地。總起來說，它們都認為國際　秩序和規則是西方用來壓制自己的，不但不應該服從，相反必須去打破。此外，在國際經濟秩序中，這兩國都由於嚴重依賴外資或外貿而難以招架１９２９年的危機，於是鋌而走險踏上了武力解決生存空間問題的不歸路。

　　就國內因素而言，舊的專制主義傳統沒有得到徹底清算，老的帝制派和新的激進民族主義者相結合，軍方和民間法西斯勢力合流，製造所謂民族危機的緊迫感，直接推動了法西斯化，扭轉了社會轉型的健康趨勢。德國民主革命後，帝制派以舊軍人為核心，在多黨體制下　組織政黨積極活動，和新的激進民族主義者聯合向魏瑪體制挑戰。在日本，獨立於國家體制之外的軍部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核心，少壯軍人組織了櫻會、一夕會等組織和社會上的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北一輝、大川周明等合作。德國雖然經歷了民主革命，但在思想上對過去的專　制主義歷史毫無認真的反省和批判，而日本則把天皇專制主義立為國本，這就為新形式的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準備了土壤。

　　中國和德、日的類似

　　反觀中國，我們會發現相似之處實在太多了。經歷了三十年的極權專制，中國社會剛剛開始逐步從國家權力下鬆綁，個人有了相當大的活動自由，今天到中國去的人不可能不對其自由度留下深刻印象。直到今年初為止，中國的未來好象還是一個何時和何種程度上實現民主的問題。然而今春以來的發展卻顯示了一種完全相反的可能性，正和德國及日本二十年代的情況類似。

　　就國際處境而言，剛剛對外開放不久的中國毫不諱言自己是個後　起的大國，而且豈止是大國，類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或者隱誨一點，叫亞洲或東亞世紀）、“中華崛起”和“中華騰飛”這　些口號在中文出版物中簡直附拾皆是，到了人不以為新奇的程度。但就是這個後起的大國自認為處處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壓制，其生存空間十分狹窄，甚至西方所謂的“後冷戰國際秩序”就是用來對付中國的。在科索沃危機中西方拋開聯合國，使得中國在世界上唯一有點　影響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變得一文不值。在人權和武器擴散等　問題上中國十年來又一向是被告，而在台灣和西藏等問題上更是頻頻　衝突。歸結起來，中國認定西方的戰略目的就是把自己排除在國際新　秩序之外，最終搞垮自己。所以，一種民族危機感漸漸發展到存亡在　即的程度，所謂抓緊時間把經濟搞上去的說法就隱含着一旦實力夠了　就不怕和西方攤牌的潛台詞。

　　然而，這種心態在兩個意義上是缺乏根據的。第一，中國的開放和發展就其實質而言就是對西方的開放以及依靠西方資金和技術的發展，二十年來中國國力的迅速增強離開了西方的因素是不可設想的，如果西方一心要把中國搞垮，又何必養虎遺患到今天？實際上，所謂西方一心要搞垮中國的說法完全是毛澤東時期無中生有的階級鬥爭論的國際翻版，為統治者的國內需要服務。第二，否認西方要搞垮中國並不是要否認西方近年來對中國普遍存在的的敵意，但造成這種敵意的原因主要來自１９８９年天安門的鎮壓以及其後對人權和民主訴求的壓制。一些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國人有這樣一個體會：八十年代大陸在　西方人心中的印象好過台灣，九十年代則倒了過來。因此西方對中國　的敵意基本上是對這個專制政府的敵意，而在中國的宣傳中卻變成了對中國人民的敵意。一個在中國的宣傳中常常可見的略為緩和的說法　是西方不希望看到中國強大。但在一個充滿國家利益矛盾的世界上有　誰會希望別人強大？西方固然不希望中國強大，而俄國、印度、菲律　賓和越南等等就希望中國強大嗎？問題不在別人是否希望自己強大，而在於誰能提供給自己實實在在的經濟和技術幫助。在此意義上，中國除了西方沒有別的選擇。

　　應該看到，中國近現代史上從來難得有比較正常的國際國內環境讓中國政府發展和習慣起一種和外國打交道的心態。中國不是依附於某個強國就是走極端，自絕於外界，或者利用兩強在夾縫中周旋自保，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對外政策就是如此。到了九十年代，以上國際環境不復存在，中國第一次面臨在一個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依靠自己的力量為自己定位的問題，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來沒有解決更沒有習慣的問題。於是環境變了，舊的心態猶存，這是一種自卑和自大相混合的心態，它的表現一是其政策仍然在兩個極端之間擺動，例如昨天還說美國是最大的戰略和商業夥伴，一夜之間卻變成了最直接的和用心最險惡的敵人；二是把中國面臨的———也是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和來自強國的壓力簡單化和妖魔化，曲解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並為自己的挫折尋找解釋，正常的國際矛盾於是被說成對方存心要把自己搞垮。

　　回到中國和德、日的比較上來。和德、日在民主化進程中拒絕反思歷史一樣，在中國，以文革為頂點的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在思想文化的層面上從來就沒有受到象樣的清算，老左派人還在，新左派又在知識界產生了，而且在經濟形勢嚴峻的局面下他們的陣地只會擴展不會收縮。在制度的層面上，雖然行政和司法體系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但政治上一黨專政的局面沒有改變。尤其是過去的那套運動機制——例如重要信息的內部逐級傳達和發動全黨全國完成一個單一政治目標——近年來只是有所收斂，而在這次對美國轟炸使館的抗議和對法論功的鎮壓中又全盤恢復了。可以說，這種運動機制是中共一黨專政的看家本領，其實質是黨的組織借國家或政權危機為名通過內部渠道直接接管政權，成為名符其實的黨國。在對美抗議和鎮壓法論功的運動中，一段時間以來取得了相對獨立性的國家行政部門又一次連形式上都變成了黨組織和黨的文件的工具。這種對國家權力的接管，是法西斯主義掌握政權的關鍵，德國納粹黨和日本軍部都是這樣把國家行政機構變成自己的政治工具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中國的軍隊和日本當年的軍隊一樣，是獨立於國家體制之外的，國家立法機構控制不了它，行政當局更限制不了它。日本軍隊統帥權屬日本軍部，軍部直接效忠天皇，天皇高於國家，軍部派員加入內閣，內閣卻無權過問軍政。德國軍隊也是向希特勒個人效忠，統帥部直屬希特勒本人。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軍隊本質上竟然和這兩個法西斯國家的軍隊一樣：軍隊統帥權獨立於國家機構之外，屬於中共中央。軍隊領導人不但加入政府，而且在執政黨中央占有相當席位。這是當代世界的一大奇觀。這樣的軍隊一旦對政局有不同於執政黨和政府的主張，而黨的最高領導人又約束不了，軍隊就會利用自己不受國家機器控制的優勢干預政局，當年日本軍部就是這樣通過施壓甚至兵變迫使內閣就範建立起法西斯體制的。中共的歷史就是軍政合一的歷史，４９年後在全國建立的軍管會在名義上一直維持到文革，文革中全國實行軍管，清除“四人幫”時中央一些要害部門和上海等地領導又被軍人接替。“六．四”更是軍隊干政的近例。有這樣的背景，現在軍隊中有人提出其內涵超出一般軍事戰略的國策主張，聯繫到近年來軍方反美反西方言論的升級和所謂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說法，其動向非……

　　在經濟上，中國對外國資本和外國市場的依賴也造成了其經濟的脆弱性，這一點無疑和當年的德、日很類似。很多人在擔心中國會成為下一場金融危機的犧牲者，而以中國經濟的規模和性質，這種危機一旦發生，對社會政治的衝擊將難以估量，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會朝向自由民主的方向演變。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工人在１９２９年經濟危機中大量的失業使得他們成為納粹政權國家統制經濟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支持者，日本貧窮的小農又是日本軍隊中下層軍官和士兵中法西斯分子的社會基礎，兩國的這些社會力量都是社會變遷和經濟危機中的利益受損者，對外國資本和本國的自由派極端仇視。提出這個問題，在今日中國並非無的放矢。

　　此外，中國的國家統一和領土爭端和當年的德國在中歐提出的領土要求在客觀效果上也非常類似。這裡的問題不是這些要求合不合理，而是它們成了和西方矛盾的一個焦點並為煽動民族狂熱製造了機會。就德國來說，民族主權的要求還和國家體制改造結合在一起，成為法西斯化的催產素。而日本當年對中國和東南亞的擴張雖然已經不再是領土主權的爭執，但在兩個意義上仍然值得人們反思：一是這個擴張打的是反對西方對亞洲殖民統治的旗幟，主張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另一個就是在三十年代上半期，以軍部為核心的法西斯勢力製造了一系列外部事件，以既成事實強迫政黨內閣採取軍部規定的國策，這是利用外部矛盾製造國家危機，完成對內體制改造。

　　反觀今日中國，台灣問題的背後是中國和西方的矛盾，這一點無可置疑，但還應該看到的是，如果中國下決心解決台灣問題，將決不是一場單純的軍事動員和戰爭，象當年“懲罰”越南。戰爭的規模和國際國內反應將迫使中共傾其國力、作好再一次被世界孤立和國內大規模鎮壓的準備，而這將是對整個國策的重新考慮甚至對改革開放後經歷深刻變化的國家體制的再改造。因此對台灣問題，今天人們應該把它和大陸政治和國家體制的整個走向聯繫起來看，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軍事手段統一國家的問題，而軍方強硬立場的含義也遠超出軍事戰略的範疇。

　　值得注意的文化動向

　　我們還可以從文化領域來作一個比較。德國和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根源都是強烈的反西方文化、反資本主義和對國粹的頌揚。這一點在德國尤其突出。德國近代文化本來就有強烈的反資反智傾向。一次大戰後，在二十年代的文化繁榮和思想多元化中，德國人在心理上為戰敗尋求補償採取的形式是強化對西方資本主義和物質文明的批判，以及對德國文化和歷史傳統盲目頌揚。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決定性的時刻》、羅森伯格《二十世紀的神話》、布魯克《第三帝國》和《年輕民族的權利》等等就是突出的例證。這些思想家（有的相當有學理，有的則純粹是聳人聽聞）總的傾向是認為西方文化是物質的、機械的、腐敗的、沒落的，但同時又在實力上占有暫時優勢的。德國文化則是有機的、充滿生命力的、有能力把世界從西方文化中拯救出來的。在政治經濟觀點上，他們仇視魏瑪共和，因為它是西方類型的民主體制；他們也無視正是西方投資復興了被戰爭摧垮的德國經濟的事實，認為西方把不公正的世界經濟體系強加於德國，德國正在被西方資本所奴役。

　　與此相關聯，二十和三十年代德國文化的另一個特點是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推到極端，竭盡感性煽動之能事。“母親”、“土地”、“血”、“德意志之魂”等等詞語充斥報刊。“德意志高於一切”是政治也是道德律令。當時的民族主義煽情甚至到了有人說“一提起德意志母親我的眼裡就充滿淚水”的程度。

　　對照當下的中國，人們會發現，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國人在西方物質優勢面前的受挫感的加深，“中國文化優越論”和中國文化將把世界從西方物質主義中拯救出來這個一次大戰後曾經流行過的迷信又盛行起來，以至於二十世紀將是中國文化的世紀這種臆語都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學術論著中。近年來新左派的出現和對從西方介紹進來的啟蒙思潮的反思和批判是改革開放以來，知識界中第一次有人自覺地而非出於官方鼓勵地對自由民主這套政治觀念和價值體系進行批判。而“國際資本的統治”近來也被用來描述外國在中國的投資和整個國際經濟體系的不公正。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極權主義及其遺產已經不是中國當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矛盾是國際資本和中國大眾之間的矛盾。不管這些新左派的理論有什麼“深奧”的西方學院派的根據，熟悉歷史的人自會在法西斯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那裡找到相似之處。

　　在民族主義煽情方面，自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起，民族主義的宣傳了獲得史無前例的聲勢。比如，近年來一個“大中華”的概念開始在報刊和通俗文藝中流行，據說它包括中國大陸、台港澳、南亞華人國家以及歐美和世界上凡是有華人或華裔生活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大中華”的象徵——“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是個宣揚種族純粹的概念，有意無意地把中國西北的維吾爾、哈薩克和吉爾吉斯等少數族排斥在外，無視中國歷史上多次不同種族混血的事實，和所謂白膚金髮碧眼的純種雅利安人的神話異曲同工。體現民族自大心態的事例附拾皆是，例如最近上海新民晚報連載長文介紹公元前一世紀漢朝為一批東征失敗無法歸去的羅馬士兵特設城，從而在中國境內留下古羅馬人後裔的史實。這本是人類歷史上常見的文化交融現象，記者在結束語中卻莫名其妙地宣稱是“中華文明海涵羅馬文明”。（滑稽的是，如此說來，數千萬海外華裔豈不表明“中華文明”早已被其它文明“海涵”完了嗎？）這種民族主義煽情甚至發展出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自我吹噓的誇張矯情的文體和語彙，例如注意大陸報刊的人不會沒有這樣的印象：連“共和國”這個本來屬於全世界的政體名稱在大陸近年來幾乎成了“中國”……

　　以上種種，說明一個適應專制極權和極端民族主義需要的文化環境在中國已經不是初露萌芽的問題，而這還不包括“說不”論和這次炸館事件後的仇外甚至仇台思潮，相信讀者已經接觸到了有關材料，在網上就可以收集很多，這裡不再贅述。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深刻的社會變化，也是被許多樂觀的人所看重的獨立於國家的民間社會，在最近對***的鎮壓中顯得不堪一擊：一個擁有數百上千萬信徒的民間宗教，一夜之間完全被官方排山倒海的宣傳和取締所壓倒，也沒有哪個民間力量出於唇亡齒寒的考慮出來為它說話，相反只有跟在官方後面落井下石的。人們不但又一次看到了“****”鎮壓後的寒蟬效應更看到了牆倒眾人推的民族劣根性。這個事實充分說明一個全能的政府對正在取得獨立性的民間社會仍然占有絕對優勢，當它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時，可以輕而易舉地恢復毛澤東時代的那一套。一個花花綠綠的商品世界和個人越來越多的經濟自由只是削弱了而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力量對比。對那些過高估計民間社會力量的人，有必要提醒的是：極權主義體制本來就是在摧毀民間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不要忘了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民間社會遠比今日更具獨立性。一個正在生長中的民間社會只能在社會變遷中對極權主義體制起到長期的消解作用，而決不可能在突發事件中對抗或者制約一個全能的政府。何況中國今日的民間社會是改革開放後從零狀態重新萌生的，完全不存在民間社會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即歷史延續性，因此……

　　綜上所述，中國並不缺乏一個朝着軍事法西斯主義或新的極權主義體制轉變的社會基礎，這已經超出了人們近來談論的義和團情結和文革極左回潮。而今年春夏的兩大事件——對美國炸館的抗議——就是一個已經放鬆了極權主義控制的政權（或後極權主義政權）對極權主義控制的複習和操練。一個國家在突發事件中作出的反應，往往表現了歷史中長時段的因素，而這種深層因素在事件前很可能被日常生活所掩蓋而不為人所注意。歷史事實和今天中國的現實證明，已經開始或者已經取得相當進展的自由民主的進程不是不可逆轉的。我們可以想象，有朝一日台海情勢突變，政府完全可以用國家危機為名取消一切個人自由，恢復對所有社會資源的控制，復辟極權主義。

　　針對這種可能性，人們也許會說：“在今日世界上，在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民族災難之後，難道中共領導人還會如此喪失理性，選擇這麼一條把民族引向毀滅的道路嗎？”筆者固然也希望中共領導起碼應該具備一個現代國家領導人所應有的常識和教養，如果要求他們容忍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仍然是書生之見的話。但最近的事態表明這僅僅是一相情願：聯繫到毛澤東時期非理性決策帶來重大災難的歷史，人們有理由懷疑未來突發事件中這個政權作出理性反應的能力，也因此完全有理由對中華民族的命運表示深深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