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本章要探討的問題政治性極強，所以我動筆之前躊躇良久。但是，對美國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而言，以色列和台灣意義重大，無法避而不談。儘管它們的人口數量不大——分別是620萬和2200萬，但是我還是經常覺得，美國與世界的分歧大抵可用下面四個詞解釋：以色列，台灣，宗教和院外活動集團。

以色列

美國與世界其它各國意見分歧最大的問題，莫過於以色列以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無休無止的衝突了，我們與其它國家關係疏遠的最大原因也正在於此。2002年春夏，這一分歧表現得非常明顯。當時，針對日益升級的巴勒斯坦人自殺性爆炸，以色列總理阿里埃勒·沙龍命令軍隊在加沙和西岸地區展開報復。以軍毀滅性的報復令整個國際社會一片譁然。布什總統反覆要求以色列撤軍，沙龍就是不理會。儘管如此，布什仍繼續支持沙龍並稱其為“愛好和平的人”。6月24日，布什總統發表國際社會翹首引領的演講，要求最終在以色列旁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不過他也指出，巴勒斯坦能否如期建國，要根據巴方停止恐怖襲擊和選舉巴勒斯坦新領導人的情況而定，巴勒斯坦的現任領導人（如亞西爾·阿拉法特）“妥協於恐怖主義”。儘管演講順便提到了以色列最終撤軍，但是有一點很清楚，如果巴方想讓美方幫助促進和平進程，那麼巴勒斯坦就有責任和義務實施改革。國會領導人也都支持總統，民主黨領袖理查德·格普哈特說：“我們支持以色列”。共和黨參議員米奇·麥康奈爾建議通過立法，正式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定性為恐怖組織。值得注意的是，總統引用《聖經》中的一句話結束了他的演講。引文是：“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你要選擇生。”

布什引用《聖經》中的話，反映出許多美國人在巴以問題上的觀點深受《舊約全書》或者說摩西五經中上帝許給猶太人土地一事的影響。美國人，不論是信仰基督教的還是信仰猶太教的，往往都把以色列人看作是那一約定的繼承人。他們認為以色列人自古以來就有權擁有至少是目前以色列所占的土地，也許還有權擁有《聖經》地圖中以色列有過的其它地方。

另外，美國人還認為以色列在許多方面像美國。以色列是一個移民國家，一個受壓迫者的避風港，一個開拓者定居的社會，一個願為真理而戰的英勇頑強的國家，一個實行法制的民主國家（中東地區惟一的一個）和一個存在於異域沙漠中的西方消費文化的綠洲。當然，許多美國人生活在以色列。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非常密切，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以色列就像是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襲擊在美國媒體被廣泛報導，並把它等同於“基地”組織對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襲擊，同時把它詮釋為一個關繫到以色列人生存的威脅，布什在演講中也如是說。美國媒體對以色列人就他們的報道所提出的批評非常敏感。以色列曾報怨CNN（有線新聞電視網）在報導巴以傑寧鎮交火時過分偏袒巴勒斯坦。結果，CNN有史以來第一次道了歉。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襲擊美國人就不大在乎，而且很容易被看作是正當防衛。以色列的戰爭被看作是美國的戰爭。

別國的觀點則大相徑庭。儘管譴責恐怖襲擊，但除美國以外很少有國家認為巴勒斯坦對以色列恐怖襲擊與“基地”組織有牽連。歐洲的一些分析家擔心，以色列連續不斷地對巴勒斯坦施壓，也許恰恰會造成人們極不願意看到的恐怖主義組織大聯合的局面。耶路撒冷路德教主教對以色列的報復行動評論說：“這似乎不是一場反恐戰爭，似乎是一場摧毀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未來的戰爭。”他又補充說，以色列使用美國產的武器，而美以關係又很密切，有時會給人造成美國支持這場戰爭的印象。

這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普遍看法。以色列實施報復時，我正在亞洲旅行。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所播出的電視畫面明顯讓人感到CNN是一邊倒地支持以色列的。那些反映美國人提供的直升機和其它武器攻擊巴勒斯坦平民以及沙龍對布什要求以色列撤軍置之不理的畫面，到處給人留下深刻的反美印象，與布什把沙龍刻畫成“一個愛好和平的人”的做法異曲同工。眾所周知，沙龍是以色列最強硬的鷹派人物，過去曾對巴勒斯坦人使用過暴力並且反對和談。馬來西亞傑出的作家達圖穆罕默德·喬哈爾·本·哈桑說：“布什怎麼能稱那麼一個人為‘愛好和平的人’呢？連我這樣一個親美的穆斯林都開始覺得美國很差勁了，因為它對以色列的壓迫置若罔聞。”

《經濟學家》周刊指出“美國報紙從不登載以色列用推土機推倒巴勒斯坦人房屋的照片；作為給以色列製造武器的國家，美國並未意識到自己在巴以問題上該承擔多少責任。”每到一個地方，與我交談的人都會很快提到雙重標準問題。“如果美國真擔心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它為什麼不反對以色列擁有核武器？”“為什麼美國要求一些國家嚴格遵守聯合國決議，而單單不提以色列違反聯合國決議呢？”“美國要求一些國家實行民主，但以色列並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很顯然，在標準方面存在嚴重的不統一。原因可能有兩個。一個是由沙龍最近提出的。他稱歐洲對以色列的批評存在偏見（言外之意就是反猶），可是，這也許只是針對以色列的國際偏見。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美以在這個問題上處於孤立地位有其正當理由。我曾經有過與許多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生活的經歷。既然沒有人能夠做到絕對的公正客觀，那麼就讓我來試一試，看能不能提出一個比從《福克斯新聞》或《世界報》的觀點更加不偏不倚的觀點來。

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

我於2002年9月27日抵達特拉維夫的本·古里安機場。安全檢查相當嚴格，包括兩次審核護照，對美國人也不例外——以色列是惟一一個見不到任何反美跡象的地方。幾天前，一輛經過市中心的公交車上又發生了一起自殺性爆炸案，導致5人死亡，50人受傷。在去賓館的路上，我乘坐的出租車途徑艾倫比大街，離那輛汽車被炸得粉碎的地點不遠。那裡現在已經沒有爆炸的痕跡了，人行道上到處是人，有購物的，也有喝卡普契諾咖啡的，好像什麼也不曾發生過似的。但每個人都知道曾經發生過，就在以色列北部的自殺性爆炸炸死一名警察後第二天，這裡又發生了爆炸。在以色列重新占領西岸和加沙地帶以及布什6月份演講之後，曾有6周短暫的停火。這些是繼停火以後的第一輪襲擊。為了讓每個人都明白，布什的講話和沙龍的軍事戰術改變不了什麼，巴勒斯坦的兩個激進組織伊斯蘭聖戰者和哈馬斯聲稱對新一輪襲擊負責，並揚言還會有更多的襲擊。看着這條時尚的大街和無辜的人群，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人在大規模殺害那些歡歡喜喜地尋覓便宜貨的無辜者之後竟然還公開炫耀。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趕忙說他們與恐怖襲擊無關，但在以色列或美國，很少有人相信他們的話。

對於受CNN所播出的恐怖畫面的影響而觀察又不仔細的人來說，以色列人的生活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出奇的平靜。當然，每座辦公大樓和旅館都有一支保安部隊，你進入辦公樓和旅館時，他們會用銳利的目光打量你。金屬探測器無處不在，特別通行證到處都要，政府辦公大樓看上去像要塞。但是，對於任何一個有相當多的國際旅行經歷的人來說，這些安全措施並不顯得格外刺目。特拉維夫乍一看就像是聖莫尼卡聖莫尼卡：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西南部城市——譯者注。搬到了地中海，人們同樣在陽光斑駁的樹蔭下隨意地做着生意。大街上人山人海，餐館和隨處可見的星巴克咖啡連鎖店也都是顧客盈門。這些景象甚至會令人對報紙中所報導的10%的失業率和政府驅逐外國非法打工者的內容產生疑惑。在一個依靠別國救濟品度日的國家，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都不像是交戰地區。

但是，稍加留意你就會發現，人們生活在擔驚受怕、擾攘不安中。早晨送來的《耶路撒冷郵報》上刊載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60%的以色列人認為他們處於為生存而戰之中。戰爭的目的正是為了他們的生存。我邊看報便聽到一連串暴力襲擊的新聞。這裡典型的每日新聞都是這樣的消息：95歲的阿拉伯老婦在西岸地區乘坐出租車時遭槍擊斃命；耶路撒冷又發生一起自殺性爆炸；為了報復先前對以色列人的襲擊，摧毀了數間巴勒斯坦人的房屋，一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成功地粉碎了西岸阿拉伯人炸毀公交車的企圖。這些報道造成的焦慮和不安無時不在。陪我吃午飯的以色列人就顯然心裡很不踏實。我們很快吃完飯，隨即離開了飯店。後來他告訴我，附近餐桌上有一個人讓他感到很緊張。

儘管整天忙忙碌碌，但經濟還是一團糟。在耶路撒冷，我住在馬里奧特飯店。這是一家擁有700多個房間的大飯店，可以俯瞰老城的部分地區。數月之前，以色列的旅遊部長就是在這裡被槍殺的。我發現，入住的客人連我才十來個。要不是給客人提供歐洲大陸式早餐，餐廳就可能停業了。後來，我散步到了橄欖山。站在山上，耶路撒冷壯觀的景色和它的標誌性建築可盡收眼底。這些建築包括阿克薩清真寺，西牆西牆：即著名的“哭牆”——譯者注。，老城，另外還有很多。這是世界上著名的旅遊美景之一，旅遊業占以色列國民生產總值的3%還多，而遊客想看的就是這裡。要不是有幾個可憐的以籍阿拉伯小男孩圍着我兜售紀念品，山上就只有我一個人。一開始我堅持不買他們的東西，但聽到其中一個故意對另一個低聲耳語時，我心軟了，於是買了一張地圖和一本書。他說的是：“他是美國人。他不想買是因為他們恨我們。”很顯然，晚上他們只有靠賣給我書和地圖弄來的那點錢買吃的了，他們並不介意我離開時會不會把地圖和書扔在賓館裡。

但是，對刺激以色列的經濟來說，我那筆小小的買賣絕對起不了任何作用。據預測，今年以色列的經濟增長將萎縮近3%，同時通貨膨脹率達8%。儘管以色列政府的債務僅次於日本，且信用等級越來越低，但是以政府仍然要求美國作擔保，幫它獲得更多的貸款，另外還要求再提供價值4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約合每個以色列人645美元。維持軍事設施以及對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占領，都牽扯了很大一部分人力，他們得設立檢查站，肅清恐怖分子和保護定居者。這項負擔數額龐大，如果沒有來自美國的幫助，根本無以為繼。正如《紐約時報》的詹姆斯·貝內特對我所講的那樣，“以色列的經濟令人琢磨不透，但是與巴方的衝突掩蓋了所有矛盾。”

以色列的經濟靠來自美國民間或官方的捐贈支撐着。這就是那個戰火不斷，陷入包圍，但又很能左右美國人看法的以色列。

猶太人定居者和以籍阿拉伯人

雖然大部分以色列人說他們在為自己的生存而戰，但在許多人心目中，“生存”的含義是不一樣的。這些人中很龐大的一股勢力便是以色列定居者。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先發制人，對阿拉伯軍隊發起了攻擊。當時的阿拉伯軍隊駐紮在埃及、敘利亞和約旦，頗具威脅。結果，以色列人占領了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加沙地帶和西奈半島沙漠地區。1979年，以色列人把西奈半島沙漠地區歸還給了埃及，以此換取了和埃及的和平。但是，以色列至今還占領着其它一些地方，和其它幾方的和平條約尚未簽署，還有待於進一步落實。實際上，以色列人不是僅僅是占領領土而已。1967年他們吞併了東耶路撒冷，包括許多歷史名勝，並把首都從特拉維夫搬遷到了耶路撒冷。他們還在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環耶路撒冷地區修建了新的猶太人定居點。此舉目的有二：一是建立一條安全帶，以應付未來的襲擊；二是實現對《聖經》中上帝許給猶太人的土地的占領。從一開始，這些定居點就一直引起激烈的衝突和廣泛的爭議。大多數專家認為這樣做並不合法，因為根據《日內瓦公約（四）》的有關條款規定，占領國不能吞併被占領土或向被占領地區移民。另外，也可以說是違反了聯合國第242號和第338號決議。決議要求以色列從最終達成和平協議的大局出發，“從被占領土撤軍”。這樣做毫無疑問也是置美國總統的要求於不顧。從吉米·卡特到目前的布什，每一位美國總統都要求它撤軍。在過去的幾年中，定居點的成倍增加，即便不能說是違背了1993年奧斯陸和平進程承諾的字麵條文，至少也是違背了協議的精神實質。

更為重要的是，定居點的建立意味着強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修建檢查站和特別進路，以及做出不勝枚舉的導致巴以摩擦的事情來。第一批定居點數量有限，規模不大，而且主要是戰略性的。但是1977年，在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和農業部長阿里埃勒·沙龍的領導下，利庫德集團發起了大規模擴大定居點的運動。貝京堅決主張建立他所謂的“埃雷茲以色列”，即“大以色列”，這就意味着占領整個巴勒斯坦託管地的領土。於是，以色列政府開始用金錢刺激定居者，向他們提供住房以及其它在以色列本土根本享受不起的生活便利設施。結果，定居者的人數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幾千人增加到了現在的近40萬人。定居點的總面積，包括軍事區和特別進路在內，約占西岸地區面積的42%。

定居者及其支持者主要包括兩類人。一類是宗教激進分子。他們中多數來自美國，並得到信奉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徒和猶太組織的支持。其中一人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莫莉·穆爾採訪時，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們的觀點。他說：“在以色列得到《聖經》中上帝應許給以色列人的所有土地之前，不可能有什麼和平。”另一類更多的是從實質上考慮這個問題。他們的觀點從其中一人對穆爾女士說的話中可見一斑。“問題不在於定居點是否合法，而在於應該把這些山丘留給阿拉伯人還是應該讓猶太人來這裡生活。這是問題的關鍵。合法不合法的問題是第二位的。”不管持哪種觀點，定居者都是一股龐大的勢力，他們為之而戰的“生存”，是要把西岸和加沙地帶併入以色列版圖。

大多數以色列人並不是為了定居者的生存而戰。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調查結果表明，多數人願意撤出大部分定居點，並把它們讓給巴勒斯坦人，以換取真正持久的和平。大多數以色列人生活在1967年以色列邊境稍作調整後的範圍內便覺足矣，沿新的邊境線把以色列和西岸地區隔開的牆，目前已在建設之中。不過，許多人不相信巴勒斯坦人僅僅對以色列撤出西岸和加沙地帶感興趣，他們認為巴勒斯坦人只有在消滅了以色列之後才會心滿意足。

這種看法盛行過，也遭人冷落過。1993年9月，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和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在白宮草坪上實現歷史性的握手之後，奧斯陸和平進程正式啟動。當時有一陣子大家都興高采烈，希望滿懷。但是隨着各種“路障”（本義和喻義兼有）不斷地出現，大家漸漸不高興起來，不再抱多大希望了。2000年夏、秋兩季，戴維營會談和埃及的塔巴會談進行得很艱苦，但雙方似乎很快便可達成協議，這又喚起了人們的希望。然而談判最終還是失敗了。正因為如此，以色列人現在驟然變得不屈不撓。大多數以色列人所持觀點是，埃胡德·巴拉克先在戴維營向阿拉法特開出了巴方無法拒絕的價碼，2000年12月在波林堡軍事基地又進一步使價碼更優惠，2001年1月塔巴會談時以方又一次錦上添花。按照巴拉克和克林頓總統的說法，當初阿拉法特只要回答一個“行”字，那麼以色列就會撤出幾乎所有的定居點，巴勒斯坦就能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得到約旦河西岸地區97%的土地，擁有聖殿山的主權，1948年以色列建國戰爭所造成的難民也可以有權回歸巴勒斯坦國了。然而，據這種觀點所言，阿拉法特居然拒絕了，並發動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第二次暴動，實施自殺性爆炸。他的拒絕使人們得出了不願得出的結論，即巴勒斯坦人的真正目標是最終消滅以色列。編輯兼作家約西·克萊因·哈列維對我說：“這件事令我忍無可忍。你知道，在過去20年裡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起先，我以為和平沒什麼指望，後來我開始接受巴勒斯坦人的一些觀點並相信他們的誠意。但是，這下全完了。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反擊。”在海法市的一塊指示牌表明了同樣的觀點，上面寫着，“現在我們大家都是定居者”。以色列的許多中間政治派別也紛紛感到，以色列被巴勒斯坦逼得走投無路，只好與那些定居者同呼吸共命運了。

不過，也有人開始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在後面的章節還會對此展開討論）。是不是因為以方持續不斷地新建定居點給巴方造成了類似的懷疑和絕望並助長了恐怖襲擊，而這些襲擊又使以色列人認為巴方留給他們的只有選擇為生存而戰了？正如一些以色列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樣，是不是因為那些主張建立“大以色列”的鷹派人物有意挑起爭端以激怒巴勒斯坦人，以便以色列人能夠團結一致為生存而戰？或者如以色列一個反戰者所問的那樣，是不是因為“他們想得到所有的土地，但不要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

這一爭論牽涉到生存問題的另外兩個重要方面。一是關於“猶太國”的存留問題。這一點美國人不甚明了。在以色列，人們不僅經常可以聽到“猶太國”這個詞，而且幾乎跟聽到有人提起許多與伊斯蘭教關聯的阿拉伯國家一樣自然。導致建立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根本出發點，畢竟是建立一個猶太人不再受迫害的國家，因為這個國家是猶太人的，而且由猶太人控制的。如今，猶太人的控制與以色列本土及被占領土上的人口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以色列的國民包括500萬猶太人和120萬阿拉伯人，但阿拉伯人的繁衍速度要比猶太人的快得多。過去，猶太人人口不足的缺陷通過移民得到了很大彌補。但是，由於衝突持續不斷，加上一些國家如俄羅斯的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移民人口已經減少。因此，越來越多的以色列公民很可能是阿拉伯人。

這樣的發展趨勢會帶來一些令人極其苦惱的問題。如果要讓以籍阿拉伯人徹底融入以色列社會，他們肯定會淡化猶太國這一概念並提出異議。如果不讓他們徹底融入，那就必然意味着實行某種形式的隔離統治，這有損於猶太文明和以色列國的根本價值觀。然而，令人感到不妙的是，在以色列，你可以聽到越來越多的人談論“遷移”一事，就是把以籍阿拉伯人全都遷出以色列。這種主張聽起來讓人很不舒服，有點像種族清洗。而定居點只會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在被占領土還有350萬巴勒斯坦人，他們的繁衍速度也遠遠超過以色列猶太人的。據估計，到2010年，生活在原來受託管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以籍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要多於猶太人。如果定居點繼續存在並且增加，那麼，屆時已占人口多數的巴勒斯坦人在“大以色列”的地位會怎樣呢？正如一位以色列教授對我說的那樣，“如果阿拉法特夠高明，他就會放棄建立巴勒斯坦國的主張，表示巴勒斯坦人願意成為以色列人，條件是每個巴勒斯坦人都有選舉權。”

正是這樣一個前景，促使拉賓總理於1993年把流亡於突尼斯的阿拉法特重找回來，並以他作為主要對話者，開創了奧斯陸和平進程。他認為，一個猶太民主國家在稍作變更的1967年邊界內只有以小以色列面貌出現才能生存。他需要一個巴勒斯坦實體和一個能與其共建和平的人。儘管阿拉法特渾身毛病，但他是惟一可能的人選。

這就導致了最後一個問題。即便是在小以色列，以籍阿拉伯人的地位問題和以色列究竟是一個猶太教國家還是一個非宗教國家的問題仍很棘手。列夫·格林伯格說：“用任何一個標準衡量，以色列都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種說法有點誇大其辭。對於猶太公民來說，以色列是周圍地區最為喧鬧最富活力的民主國家之一。實際上，正如我們在後文將要見到的那樣，一些以色列人認為，與巴方達成協議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問題就是“民主太多了”。但是，以籍阿拉伯人顯然是二等公民，這也是事實。雷茜克是一名給人印象不錯的以籍阿拉伯婦女，來自雅法，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法語和英語說得都很流利，在一個維護以籍阿拉伯人權益的機構工作。她指出，阿拉伯人社區的學校、公共事業和道路維修部門，與猶太人社區的相比，資金明顯不足。她還說，對阿拉伯人購置土地和開辦企業都有嚴格的限制；學校的教科書只反映以色列人的歷史觀；阿拉伯人不是徵兵對象，而且也不鼓勵阿拉伯人加入以色列軍隊。儘管造成後面這一局面的原因顯而易見而且也可以理解，但是在以色列，有服役的經歷是獲得晉升的必要條件。這種二等公民地位的情況竟發展到出現這種事的地步：在2003年初的以色列議會選舉中，兩名以籍阿拉伯人議員一開始竟被中央選舉委員會禁止參加連任選舉。最高法院後來雖撤銷了這個決定，但這件事充分暴露了尼西姆·卡爾德龍所說的猶太國理念和民主之間的矛盾。

西岸地區

不到約旦河西岸地區，你根本感受不到問題的複雜性。一天下午3點鐘左右，我接到一個電話說：“阿拉法特主席可以見你，但你必須在下午5點趕到拉馬拉檢查站。”從那以後，我才開始真正意識到問題有多複雜。拉馬拉實際上地處耶路撒冷郊區，在正常情況下，趕到那兒不會超過半小時。

但是，西岸地區的一切都不正常。這一地區實際上已被以色列占領達35年。出於保護越來越多的定居者的需要，以色列人繞過各巴勒斯坦人口密集的區域，不可思議地建立了一個由多條特別通道構成的交通網，綿延400公里，供定居者和以色列軍方的車輛快速安全地通行。不過，這個網絡中的許多道路不是被阻斷，就是要繞好長的彎。到處都是軍事檢查站，動輒要求車輛行人停止行進。由於上述原因，我勉勉強強地按時與我的幾個嚮導見上了面，其中有伯利恆市市長，市長的兄弟以及尚未赴任的巴勒斯坦駐美大使。在由卡車、自行車、毛驢以及行人構成的長長隊伍中，我們緩慢地向檢查站挪動。以色列的士兵都是些小伙子，年齡大約在18歲至25歲之間。他們很有禮貌，而且細緻周到，但我不難感覺到我的幾名陪同有羞辱感。他們都是成熟而有經驗的官員，卻在自己的家園裡被一幫毛孩子盤來問去。

一過檢查站，我便發現坦克給城市街道帶來了什麼後果——路面變得坑坑窪窪，凹凸不平。阿拉法特設在木卡塔的總部大樓一部分已被推土機推倒。通往大樓的道路車轍深陷，坑窪密布，我們乘坐的汽車也只好顛顛簸簸，東倒西歪。幾天前，沙龍盛怒之下派出他的坦克和推土機又一次擠逼阿拉法特。我們繼續往前走，穿過了以軍對已塌垮的大樓建立的坦克包圍圈，然後停放好汽車，穿過鐵絲網和沙袋進入樓內。

阿拉法特個子不高，七十七歲，患有帕金森氏症，顯得蒼老。很難想象他就是令以色列人害怕的根源。但他的思維依然敏捷，當天我們主要討論了美國人最近一次冒犯，即國會剛剛通過的一項議案，該法案令總統把美國駐以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往耶路撒冷。那天早晨，以色列媒體興奮得近乎病態地報導了這件事。對巴勒斯坦人來說，美國遷館就會使以色列對東耶路撒冷的吞併合法化，使得巴勒斯坦人收復失地的希望更加渺茫。我向他解釋說，事情的前前後後只是美國人政治上的一次動作。該議案留有一個漏洞，那就是如果總統認為遷館有損於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他可以不遵從這一指令，而他肯定會絲毫不差地這麼認為的。通過議案只是國會耍的一個手段，既迎合了國會中親以勢力，又不必冒正式實施動議的風險。美國政治把戲的確玩得很高明，可你很難向一位滿腹狐疑的外國聽眾把這個問題解釋得清。

阿拉法特竭力想說明他既沒有下令，也沒有授意向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以色列軍隊幾乎摧毀了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所有警察局和政府機關，還關閉了巴勒斯坦人的大學，甚至拿走了計算機的硬盤驅動器。談論這些情況時，他說他幾乎沒有任何能力指揮任何事情。他說：“布什要求我們實行改革，舉行選舉。但是，如果我們連一個電話都打不了，我們怎麼能夠舉行選舉呢？”他認為自殺性爆炸是激進組織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者實施的，這兩個組織正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競爭，爭取獲得巴勒斯坦民眾的支持。他同時指出，以色列對他本人的攻擊越猛烈，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破壞越嚴重，哈馬斯的力量就越壯大。他還否認是他拒絕接受克林頓的主張和塔巴和平計劃的內容。相反，他說，是巴拉克在承認自己無法讓以色列民眾接受和平計劃之後離開塔巴談判桌的。（事實上，在後來的大選中，他輸給了沙龍。）我們會本能地懷疑像阿拉法特這樣的脫難老手，但他的一番評論還是很吸引人的。他說，他歡迎由美國或者由美軍和國際部隊保護下的國際機構實施的解決方案。他這一說法和一些以色列人的評論不謀而合。他們對我說，惟一的希望是美國人強行干預，解決問題。

薩阿卜·埃雷卡特是巴勒斯坦的首席談判代表。他畢業於加利福尼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在舊金山生活了八年，參加過戴維營、塔巴以及這兩者之間的所有談判。他也是傑里科市的市長。我準備第二天下午在傑里科拜會他。我的出租車司機是一名以籍阿拉伯人，第二天他帶我來到傑里科檢查站，但以軍不允許他送我進城。我只好下車，步行穿過檢查站，換乘傑里科市內的一輛出租車來到埃雷卡特的辦公室。

我立刻問埃雷卡特，為什麼無法阻止自殺性爆炸和恐怖襲擊，同時，我也提到作為一個了解美國的人，他肯定了解每一次襲擊對美國支持巴勒斯坦事業的力度的破壞是何等嚴重。他的回答着實令人不安。他說他心裡當然明白。“但是，克萊德，你聽我說，在傑里科，應該說我是有點權力的，但是我越來越感到自己快成一副空架子了。傑里科市真正的頭兒是檢查站值勤的阿龍中尉。是他在決定誰能進城，誰能出城；老太太是否可以去醫院看病；燃油是否可以運進城來。而且不止是阿龍中尉在挖我的牆腳，那邊那些人……”他朝清真寺一指，“也在架空我。他們跟巴勒斯坦民眾講，埃雷卡特給你們辦不了任何事，只有真主能夠幫助你們。我給你說說恐怖襲擊吧。西岸地區的生活如同地獄。大部分地區的失業率近80%。有一半人住在草棚里，每天靠兩個美元生活，而且還得在檢查站等候，讓以色列人優先通過。以色列人抱怨自殺性爆炸，我也認為它們不人道，但是，現在被殺死的更多的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人。每次沙龍下令實施報復和組織暗殺，就使得更多的人轉而支持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者。我跟你說，我有一個十幾歲的兒子。他在學校經常受到騷擾和辱罵，因為我這個做父親的被看作是一個親美的軟蛋。我只能每天晚上祈禱他不會變成一個自殺性爆炸分子，用年輕人的狂熱捍衛家族的榮譽。在沙龍把我們的整個基礎設施都夷為平地後，我們還能夠阻止什麼呢？布什是不是在開玩笑？” 至於戴維營談判，埃雷卡特強調，他和阿拉法特都曾懇求克林頓在會談開始前能給他們點時間做準備，但是毫無作用。當時，克林頓的總統任期還有六個月，巴拉克只希望利用談判在即將來臨的大選中鞏固其日益動搖的地位。埃雷卡特強調指出，恰恰是巴方一直在提出一些富有創見的建議。例如，巴方曾建議以方把境內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土地給巴勒斯坦，作為交換，以方可以把約旦河西岸地區一些主要的猶太人定居點併入以色列本土。他還強調說，巴勒斯坦知道以色列不會同意巴勒斯坦難民大規模回歸，所以建議採取自主選擇回歸的辦法，這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就可以向人民交待，巴方已經對這個感情性很強的問題作了處理，另外也可以避免回歸的巴勒斯坦難民洪水般地湧入以色列。最後，儘管他承認由於沒能就克林頓的提議達成一致意見，結果造成了許多困難，但他又堅持說在塔巴會談時，雙方意見很快就要達成一致了，只是因為巴拉克在即將來臨的大選中必敗無疑才以失敗告終。他堅決否認是阿拉法特下令發動了第二次暴動。他說，戴維營會議失敗後，得知沙龍想到聖殿山上走一走，阿拉法特就明白此舉必然引起巴勒斯坦人的反感。為此，他趕赴巴拉克家，懇求他出面加以阻止。至於會出什麼事，他說他無法控制。除此以外，埃雷卡特還指出，沙龍步行聖殿山不可避免地引發了遊行後，首先遭到槍殺的是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士兵干的。在暴動的前幾個月裡，死者幾乎都是巴勒斯坦青年。

要想徹底弄清巴勒斯坦問題，從幾個角度去仔細觀察很重要。首先，外界觀察家證實了埃里卡特所描述的經濟和社會狀況，還進一步佐證了他的觀點。以色列最重要的報紙《國土報》報道說，超過四分之一的巴勒斯坦學生已經輟學，而聯合國和其它國際機構也報告說，巴勒斯坦的各種經濟損失價值達40億美元，而1999年巴勒斯坦的國民生產總值才35億美元。其中的大部分損失似乎是由以色列軍隊造成的。他們摧毀了那些靠近定居點公路並可能用來藏匿巴勒斯坦襲擊者的果園和建築。聯合國還報告說，巴勒斯坦醫院的就醫人數以及按照醫療操作規程進行診療的情況都在下降，下降幅度大約為30%到70%。同時，越來越多的兒童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症狀。這幾乎完全是由於對西岸和加沙地帶所實行的宵禁和限制行動自由所造成的。簡言之，巴勒斯坦的經濟和社會狀況與以色列相比更加糟糕。

其次，如果說在被占領土上巴以之間的互斗在最好時也讓人心煩的話，那麼，猶太人定居者只接受以色列法庭的司法裁決，再加上以色列軍隊出於安全目的隨意徵用土地，就更讓人難以忍受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現，如果那些越來越激進的定居者的暴力行為給巴勒斯坦人造成損失，巴勒斯坦人很少能指望以色列法庭會做出給巴勒斯坦人賠償的裁決。如果是以色列軍隊所為，他們就根本沒有任何希望。那裡的情況是如此的糟糕，以致於以色列軍隊內部出現了一個由拒絕到被占領土服役的士兵構成的組織。該組織的領導人戴維·宗西因說：“你站在檢查站，看到以色列定居者暢通無阻，而阿拉伯人則不行，這時你會想起南非。”以色列前談判代表烏里·薩維爾的一席話更具震撼力。在描述奧斯陸預備會談期間他的驚奇發現時，他寫道：一個巴勒斯坦人“不能蓋房，不能上班，不能上學，不能買地，不能種莊稼，不能做買賣，晚上不能散步，沒有我們發放的許可證，也不能到加沙和約旦河西岸探家。”在“文明占領”的幌子下，他以前一直沒能看到這一切。

最後一點是，巴勒斯坦政治局勢十分複雜。由於阿拉法特已逐漸成為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象徵，同時也由於沙龍這麼說他，世界上許多人都把它當成獨裁者，以為他完全掌控着巴勒斯坦的所有運動。這一點其實並非如此。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人，也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主席。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是根據奧斯陸和平協議設立的一個行政機構，負責管理將由以色列逐步歸還的地區。他還主持巴勒斯坦議會。按特拉維夫大學尼西姆·卡爾德龍的描述，該議會是整個阿拉伯世界最民主的。但是，阿拉法特至少面臨着三個有力的挑戰者。第一個是“哈馬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組織開始創建時得到了以色列那些希望削弱阿拉法特的官員的支持。哈馬斯的確起到了這個作用，但也許不像以色列人所希望的那樣。由於與國際上的穆斯林組織有聯繫，而這些組織又管理着大型的慈善機構且經費充足，所以在以色列的哈馬斯有兩個分支機構，一個負責慈善事業，向窮人提供食物、藥品和其它幫助；另一個負責軍事，專門從事自殺性爆炸。“伊斯蘭聖戰者”則是一個相對較為鬆散的組織，但同樣信奉激進的伊斯蘭哲學，同樣採取恐怖手段。“赫茲布拉”也是一個伊斯蘭激進組織。成立於黎巴嫩，與伊朗有聯繫，活動方式與哈馬斯雷同，也有軍事和慈善兩個分支機構。所有這些組織的宗旨都是致力於徹底消滅以色列，對和平以及在西岸和加沙地帶創建巴勒斯坦國毫無興趣。他們主張要麼不干，要干就干徹底。這一點跟那些支持建立“大以色列國”的以色列鷹派人物一模一樣。

以色列人和許多美國人常常講，阿拉法特同樣想什麼都要。雖然，有一段時間，阿拉法特的確這麼想過，但是大多數專家一致認為，不管阿拉法特當時多麼不願意，在奧斯陸的和平進程中，他還是決定承認以色列存在這一事實，並尋求巴勒斯坦獨立建國。這樣，對他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而言，與以色列的鬥爭實際上就成了土地之爭，而不是生存之爭。正如巴勒斯坦負責民意調查的哈立德·希卡基所指出的，阿拉法特連一寸土地都沒收回，導致了巴勒斯坦青年近衛軍的誕生，而且其勢力與日俱增，對這位老資格的巴解領導人形成了挑戰。這一代人不一定要致力於徹底消滅以色列，但是他們越來越堅信一點：只有當代價高得讓以色列人承受不了的時候，他們才會結束占領。

在這種情況下，沙龍和布什共同採取的旨在削弱阿拉法特並阻撓他實現巴勒斯坦的合法目標的行動，反而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並大大增強了哈馬斯和其它所有挑戰者的力量。沙龍明知故為，繼續擠壓阿拉法特，這又使所有巴勒斯坦人和許多以色列人相信，沙龍想把巴以之爭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生存之戰。其用意在於團結以色列人，打一場戰爭，把巴勒斯坦人趕到約旦去，最終實現《聖經》中以色列國的版圖。該地區有許多人都擔心，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會為沙龍吞併西岸並肅清該地區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掩護。

遙遙無期的和平

目前衝突的根源還在於19世紀末。當時的猶太領導人如特奧多爾·赫茨爾、萊奧·平斯克爾和摩西·赫斯都堅信，避免猶太人遭屠殺和受歧視的惟一辦法是在環繞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古老家園建立猶太人自己的國家。從1878年開始，他們便安排歐洲的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當時巴勒斯坦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這些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似乎無視那些土生土長的阿拉伯人的存在，天真地提出了“無人生活的土地應歸無土地生活的人”的主張。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磨擦很快便出現了，因為人們很快便看出新來的這些人無意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相反還想建立一個他們自己單獨的大不相同的社會。猶太殖民研究會會長哈伊姆·毛爾高利特·卡利瓦里斯基說，他很同情阿拉伯人的遭遇。二十五年來，驅逐他們的行動並不容易，但猶太公眾一定要這樣做。猶太哲學家和作家阿哈德·哈姆曾預言說：“對待當地人我們必須有愛心，要尊重……但是，我們的同胞在以色列土地上都幹了些什麼呢？恰恰相反。……他們用敵意和殘暴對待阿拉伯人……如果有一天，我們在巴勒斯坦的人民的生活傷害了當地人，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巴勒斯坦問題有了新的重要變化。英國外交大臣鮑爾弗勳爵在努力爭取猶太人支持歐洲和美國的同盟事業時，發表了《鮑爾弗宣言》。他說，英國將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他還補充道：“猶太復國主義是好是壞暫且不論，但總比那些至今還生活在那片古老土地上的70萬阿拉伯人的種種欲望和偏見重要得多。”不幸的是，這並不是英國駐埃及高級專員亨利·麥克馬洪的觀點。當時，他正努力煽動阿拉伯人反抗德國的盟友——奧斯曼土耳其人。在致阿拉伯領導人謝里夫·侯賽因的一封信中，麥克馬洪承諾，如果他們起來反抗土耳其人，在奧斯曼帝國統治省份內的阿拉伯人即可獨立。他還委派T·E·勞倫斯（阿拉伯的勞倫斯）去幫助組織起義。

這些相互矛盾的承諾在凡爾賽和會上撞了車。威爾遜總統儘管一直致力於民族自決，還是指出，“未開化的民族”需要國際聯盟託管機構的“指導”。此時的英國早已把勞倫斯和阿拉伯人起義忘得一乾二淨，極力主張對巴勒斯坦實行託管。威爾遜總統的金-克萊恩委員會被派去調查當地民眾的情緒，發現在基督教-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地區，人們堅決反對猶太復國計劃，並表達了願意由美國人託管的願望。這個主意遭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反對。由於他們已預感到美國人會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結果阿拉伯人必占主導地位，因此他們更願接受英國人託管和《鮑爾弗宣言》。（這件事使圖姆·塞格夫提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夢想違背了民主原則。”）威爾遜對此表示同意，結果就由英國負責託管巴勒斯坦了。

但是，英國人的這段時光過得並不愉快。由於大量猶太移民從歐洲湧入，與阿拉伯人的關係越發緊張，結果導致頻頻暴亂。最後，英國人試圖限制移民，但這又引發了與猶太復國組織的衝突。二戰時這些問題都在混亂中消失了。但在二戰結束後，數百萬大屠殺的倖存者轉而奔向巴勒斯坦。由於擔心出現大規模的反客為主，阿拉伯人反對再增加猶太移民，而英國人也再一次強行實行限制。這時，一直與阿拉伯人為敵的猶太地下武裝組織“伊爾根”開始把槍彈對準英國人。英國人則把“託管權”奉還給聯合國，於1948年撤走了。聯合國（當時共有56個成員國，其中大部分是西方和拉美國家）提出了一個很有創意的兩國方案。聯合國提議，將巴勒斯坦分為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兩個實體，耶路撒冷城則由國際共管。阿拉伯人拒絕了這個方案，並對剛剛建立的以色列宣了戰。結果阿拉伯人戰敗，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沿停火線一分為二。這條停火線目前成了國際上公認的以色列國邊境。約75萬巴勒斯坦難民滯留在約旦河西岸，加沙和其他一些國家如約旦和黎巴嫩的難民營內，無依無靠，束手無策。他們來自原巴勒斯坦地區，但他們原先生活的地方已被以色列人占領。從那時到現在，巴以衝突幾乎一刻都未停止過，時而激烈，時而平緩。這段歷史滋生出了阿拉伯人所認為的不公，他們“回歸”的渴望，以及以色列人所認為的圍困和國際社會持續不斷的斡旋。

1967年，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奪取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同時發起了建立以色列定居點的運動，從此便有了幾十年的爭鬥、恐怖襲擊、黎巴嫩境內的戰爭、聯合國通過決議呼籲雙方和談並要求以色列從被占領土撤軍、以及各種各樣的和平談判。1987年至1989年的第一次以籍巴勒斯坦人暴動以及1990年至1991年的海灣戰爭，的確使巴以問題的解決有了新進展。巴勒斯坦青年舉行起義，手執石塊擲向以色列人，反對他們長達21年的占領。武裝暴動也博得了國際社會和部分以色列人的同情。有許多以色列人開始對占領土地和修建定居點提出質疑，問道義何在。海灣戰爭突出了解決巴以長期衝突的緊迫性。老布什總統呼籲在馬德里舉行和平談判，同時要求停止修建定居點（美國的援助不可避免地被用於這項工程）。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沙米爾是個“大以色列”主義者，他斬釘截鐵地加以拒絕，布什因此暫停了對以色列的一些援助。馬德里和會成果寥寥，但的確使巴以雙方第一次得以直接會談。美國中斷援助，在伊扎克·拉賓擊敗沙米爾的選舉中也起了作用。拉賓繼續與巴方舉行秘密談判，雙方終於在1993年8月在奧斯陸達成協議。

奧斯陸協議規定，以方必須逐步從部分被占領土撤軍並向巴方移交該地區一些部門的權力，如教育、衛生和治安等部門。巴方則必須承認以色列人的生存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須停止一切暴力活動。逐步移交有限的權力是為按照安理會第242號和第338號決議徹底解決巴以衝突打個基礎。第一批撤軍將從加沙和傑里科地區開始。拉賓在台上時，一切事情都在按照協議進行，只不過是進展稍慢了點。但是，當拉賓在1995年底被一名以色列極端分子暗殺後，整個和平進程便開始顯得後勁不足了。問題的關鍵是協議中隱含的兩個推斷：一是儘管以色列沒有寫出書面承諾，但是巴方預期它會停止擴建定居點，因為定居點的持續增加顯然有悖於協議的精神實質，即便不是違背協議的書麵條文。二是儘管巴解組織已開始停止恐怖活動，但以方預期巴解也會停止哈馬斯以及其它組織的恐怖活動。然而事實卻是，在執行奧斯陸和平協議的這些年內，定居點的數量翻了一番多。恐怖活動儘管大幅度減少——以色列人都可以在傑里科的夜總會裡盡情享受――但是並沒有徹底絕跡。

原因在於和平協議是哈馬斯和其它激進組織最不願意接受的，而恐怖襲擊是破壞協議的最有效手段。恐怖襲擊也幫了主張“大以色列”的鷹派分子們的忙，他們可以利用它拒絕撤軍，利用它為自己的暴力行為辯解。儘管許多以色列人和美國人認為，以色列人放棄土地換來的只是些巴勒斯坦人未必能兌現的承諾，但許多觀察家都認為，巴勒斯坦做出了重大讓步。在他們看來，巴勒斯坦人放棄了對原巴勒斯坦託管地大部分土地的要求，卻沒有得到以方拆除他們痛恨的定居點的承諾，除了說巴方有權商討一個無法確定的“最終方案”外，巴方沒有獲得以方對未來的任何保證。以色列的一名評論家說：“冒這樣的風險，阿拉法特十有八九是瘋了。”不管怎麼說，到1999年底，所有的計劃都已向後推遲，雙方的暴力行為均有上升。很顯然，和平進程已陷入困境。

院外活動集團

巴以衝突中的一個重要事實是，以色列所控制的土地面積在持續增加。自1967年開始一直如此，原因在於猶太人定居點的擴建一直未停過。即使以色列拆除所有的定居點，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襲擊也不大可能完全停止。巴勒斯坦人認為以色列人企圖奪走他們所有的土地，這一點肯定導致了暴力的產生。最近我和美國一位前國家安全顧問共進晚餐時，席間他同意巴勒斯坦人的看法，並告訴我說，由於一直沒有辦法讓以色列人停止修建定居點，所以確實有點令人灰心喪氣。我問，為什麼世界上最強盛國家的總統沒辦法讓一個比美國小得多並完全依靠美國援助和保護的小國保證不再修建呢？“克萊德，”他說，“這是你第一次問我一個答案很明確的問題，回答是：紐約和佛羅里達。”他所指的是這兩個州的美籍猶太人的選票的重要性，更廣泛一點說，指的是，勢力龐大的以色列院外活動集團的重要性。我告訴他我會把“基督教聯盟”及其它一些信奉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組織的重大影響也考慮進去，他隨即表示同意。

和平努力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院外活動集團阻止美國向以色列施壓的能力。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是最有影響的親以團體之一。它聲稱，任何對以色列產生重要影響的法案都得先從我們那塊可靠的根據地溜一遭兒。所謂可靠的根據地，是指他們有200名眾議員和45名參議員的支持。2002年10月，在對基督教聯盟發表的演講中，福音傳教士帕特·羅伯遜又加上了傳教士這塊砝碼，他說“我們將支持以色列，”接着又補充說：“巴勒斯坦國將遭到詛咒。”前國會議員保羅·勞德利寫道，院外活動集團可以確保“不會公開討論巴以衝突”。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威廉·匡特說，70%到80%的國會議員會同意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的主張。好像是為了證明這一點似的，福克斯新聞在2002年5月初報導說，支持以色列的一系列決議在參眾兩院分別以94票對2票和352票對21票通過，其中包括一項援助以方軍事活動2億美元的決議。此前布什總統曾要求以軍坦克4月份從約旦河西岸地區撤走，後來白宮收到了10萬餘封憤怒的基督教保守分子發來的電子郵件。一位以色列政治分析家告訴我：“在美國爭論以色列問題的餘地，要比在以色列國內還要少。”他本可以加上一句，即便爭論起來，爭論的水平有時也令人感覺可笑。2002年5月，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理查德·阿梅伊做客《名人訪談》電視節目時說，只要不讓以色列放棄已經控制的領土，他就支持成立巴勒斯坦建國。

相互指責

2000年3月，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巴拉克在奧斯陸和平進程已奄奄一息而自己再次當選的希望也越來越渺茫的情況下，打電話給克林頓總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新建議：避開煩人的奧斯陸協議，在戴維營舉行一次“不談則已，談則必成”的談判，尋求最終解決方案。儘管準備時間不足，自己和巴拉克執政時間均已屈指可數，而且還得冒因談判失敗而引起衝突加劇的風險，但是克林頓看好這次歷史性機遇，認為談判一方面可以促使雙方達成協議，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給後人留下一筆財富，因此他連忙同意了。這次賭博最後還是輸了，導致巴勒斯坦開始實施自殺性爆炸，主張“大以色列”的鷹派分子沙龍當選以色列總理，以色列人實行殘酷的報復。更為重要的是，在不可避免的責難聲中，許多美以領導人廣泛接受了一個矛盾的觀點：巴勒斯坦人之所以拒絕以色列的提議，是因為他們痛恨以色列，更願通過暴力消滅以色列而不是與它媾和。

巴拉克本人的話最能表明這種觀點。我與巴拉克共進早餐時，他堅持說，他向阿拉法特開出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價錢。其中包括：以92%的西岸地區和100%的加沙地帶建立非軍事化的巴勒斯坦國，同時還可得到1967年前以占領的部分領土作為補償；拆除絕大部分定居點，將定居者統一遷至占西岸地區約8%的土地上，這塊土地將併入以色列版圖；讓巴勒斯坦國在東耶路撒冷建都；對聖殿山實行託管（並非出讓主權）；巴勒斯坦難民回歸巴勒斯坦國（但不可以回以色列本土），以及一項大規模的國際援助計劃。但是，阿拉法特這個頑固不化的老巴勒斯坦領袖居然說“不”。巴拉克堅持認為阿拉法特並沒有“真心誠意地談判”，而是在“逢場作戲”，企圖獲得以色列人的最大讓步。他不僅是對阿拉法特一個人，而且是對所有阿拉伯人深惡痛絕，並說在他們的文化里不存在“真誠”這個概念，因此他們撒謊時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至於阿拉法特為什麼不願做成這筆顯然只賺不賠的買賣，巴拉克說，這是因為巴勒斯坦人認為以色列人無權生存，他們尋求的是在整個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他相信阿拉法特在把人口數量當做他的主要武器。他說，巴勒斯坦人將利用以色列的民主先把以色列變成“一個屬於全體國民的國家”，然後再促使以色列演變成一個雙民族國家，等到巴勒斯坦人口占大多數後，“猶太國”便會不復存在。他還指出，阿拉法特始終在謀劃如何先充分利用和談爭取儘可能多的利益，然後運用暴力手段逼迫以色列做出更多的讓步。

儘管表述方式跟巴拉克的不完全一樣，但克林頓的戴維營首席談判代表丹尼斯·羅斯同樣指出，阿拉法特先是不接受對方的提議，接着又放縱暴力行為。對和談的失敗，他應該承擔絕大部分責任。他把阿拉法特比喻為一個“衝浪者”。他說，由於阿拉法特對繼續衝浪比沖向岸邊更感興趣，因此他沒趕上“大浪”。也許是因為有限的巴勒斯坦國這個“岸邊”並不是阿拉法特所一直尋求的目標。克林頓也指責阿拉法特說，一位美國總統有史以來第一次提出了一個接近巴勒斯坦人多少年來一貫要求的方案，而阿拉法特竟然拒絕以其作為雙方談判的基礎。

比這些要人講什麼更重要的是，現任總統布什相信這些人所言非虛。於是他就對沙龍的藐視行為耐心十足；於是他就提出了一個自相矛盾的要求，要巴勒斯坦人舉行自由選舉，選出新的領導人，但這位新領導人不能是阿拉法特；於是他就把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活動和全球範圍的恐怖主義等同起來，並要求和平談判開始前必須停止一切暴力活動；於是他就拒絕與阿拉法特會面，甚至在聯合國總部拒絕與他握手。如果這些人的說法都符合事實，即便布什總統的舉動和態度有些刺激性，那也是無可非議的事。然而，如果他們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呢？

通過與各方主要談判代表的交談，我的印象跟我看完日本電影《羅生門》後的印象差不多。片中捲入同一件事的幾個人物似乎都與幾個迥然不同的事件有關聯。阿拉法特和他的首席談判代表否認拒絕過協議，並共同指責巴拉克，而巴拉克則堅持說他們的確拒絕了。更有意思的是羅伯特·馬利的分析。馬利曾是美國談判代表團的成員，事後對會談作了“修正主義的”描述。他的這些描述與我自己在研究和訪談中的發現趨於一致。

首先，馬利證實阿拉法特擔心會談準備時間不足而且存在失敗的危險。2000年6月15日，他向克林頓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他說“當着總統的面”任何事情都可能“突然發生”，還說“峰會是我們的最後一張牌。你真想燒毀它嗎？”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為了不點燃美國人的怒火，阿拉法特繼續談判，但是對談判結果不抱太大的希望。當時的背景是這樣：巴拉克很急迫，而阿拉法特很謹慎。了解這些對於理解事實上究竟發生了什麼至關重要。以色列總理對於漸進主義式的奧斯陸進程深表懷疑。對他而言，奧斯陸進程意味着撤軍，為此以色列付出過沉重的代價，結果是既沒有任何實實在在的回報，也不見巴勒斯坦人的最終要求。此外，持續增加的巴勒斯坦人騷亂也造成了加快動作的壓力。若能簽署一個激動人心的和平協議，便可提供一個機會，挽救他在大選前的民意調查中支持率下降的局面。出於這些方面的考慮，巴拉克認為還是拋開沙拉米香腸製造機而直接去買一整份三明治更好一些。由於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談判結束階段上，他疏忽了許多過渡性的步驟。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次從西岸地區部分撤軍並把耶路撒冷附近三個村莊的控制權移交給巴方，這是以方在奧斯陸協議和後續的一系列協議中正式向巴方承諾過的。同時，西岸地區擴建定居點的速度卻在加快。在巴拉克看來，所有這些都不重要，因為從理論上講，最終方案一旦被雙方接受，這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當然，阿拉法特有不同的理解。他也發覺奧斯陸和平進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原因與巴拉克所說的不同。對巴勒斯坦人而言，奧斯陸協議的承諾已經變成了一大堆既無法兌現又受到阻礙的諾言。“協議簽署已過六年，以色列人的定居點更多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動自由更少了，經濟狀況也更糟了。”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巴拉克對必要的過渡性撤軍的疏忽，定居點斷斷續續的加速修建，只能進一步加深阿拉法特對以色列人以及巴拉克本人的懷疑。為了增強自己對峰會的信心，阿拉法特向克林頓提出應當多給一些準備時間，同時要求以色列落實先前承諾過的部分撤軍協議。阿拉法特的某些擔心克林頓同樣也有。他用巴拉克的一個承諾答覆了阿拉法特。巴拉克答應不管和談能否達成最終協議，以色列都會開始撤軍。總統也向阿拉法特保證，萬一和談失敗，他也不會受到責備。克林頓對阿拉法特說：“不會有人對你指指戳戳的”。結果，既沒有更多的準備時間，以色列也沒有撤軍。但是，阿拉法特還是同意了，因為他別無選擇。

戴維營會談的過程跟人們心目中所理解的談判大不一樣。一說戴維營談判，人們會想像為以巴談判代表面對面坐在談判桌前，在美國人的監督下，仔細斟酌推敲各種提議。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從來沒有舉行過實質性的會談，他們大部時間都呆在各自的房間裡，由美國人穿梭往來，傳遞想法，轉述回復。我接受別人的建議，用了“想法”這個詞，因為雙方都未曾給對方遞交過任何正式的書面提議。美國信使負責做記錄，為了確保不產生誤解，記錄內容都讀給雙方代表聽一下，但是一切都是有附加條件的。那些想法是作為美國人的想法，而不是作為以色列人的提議提出來的，用的措辭是以色列人願意把它們作為談判的基礎，條件是阿拉法特也得同意。

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代表團並沒有推行自己的計劃，而是擔當了一個不了解雙方底線的高級媒婆罷了。為了把“球”帶向“球門”，美國調停人員需要一方提出反建議，以便把這些反建議轉達給另一方。此時，巴勒斯坦人暴露出了重大弱點。正如埃里卡特在傑里科告訴我的那樣，巴勒斯坦人很有創造性。例如：為了讓以色列把一些主要定居點併入版圖，他們想出了交換土地的主意；作為對巴勒斯坦難民回歸以色列的權利認可的一部分，他們提出了對實際回歸以色列的難民人數加以限制的辦法；他們還保證允許以色列對東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居住區行使主權。儘管如此，巴勒斯坦最終還是沒能給美國談判代表拿出一個內容連貫的和平方案。儘管有許多因素從中作梗，但是誰也弄不明白究竟為什麼。其中一個便是巴方感到過去一直被那些措辭含糊的臨時協議所矇騙，覺得如果這一次是最終協議，那麼它必須一目了然，落實到文字上，不能有任何漏洞。可是，誰也不清楚這到底是不是最後一次，因為巴拉克的立場一直在變。這的確是件令人左右為難的事。在阿拉法特嚴肅認真起來之前，巴拉克不願透露底線，而阿拉法特只有在探明對方底線之後，他才會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

另一個因素是巴勒斯坦內部的政治局勢令阿持法特難以駕馭。這就造成了代表團的內部分裂。該代表團開始盼望能有一名繼任者取代年邁的阿拉法特。最後，巴方認為，即便是作為“進一步談判的基礎”，接受這些想法也充滿危險。這些危險雖小，但影響重大。美國人的主意在某些方面很有吸引力，但對難民問題卻隻字未提，在土地交換問題上也缺乏合理性。以色列對聖殿山和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區仍保有主權。巴方擔心，接受了這些想法，就有可能動搖巴方的根本立場，把爭論的焦點由聯合國決議所規定的以色列應履行的義務變成討論美國人含糊不精的想法。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阿拉法特不提出一些更好的建議。巴勒斯坦的幾位重要領導人對我說，他們認為阿拉法特坐失了良機。

不過，與此同時，美方並沒有給巴拉克施加任何壓力令其停建，更不用說拆除定居點了。而35年來，美國一直聲稱修建定居點是非法之舉。克林頓及其代表團所充當的角色更像是信使，不像是有影響力的領導人。其實，他們深知達成一份公正的協議關係重大，也知道如何達成這樣一份協議。結果，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戴維營峰會毫無結果。

但這並不意味着會談從此結束。2000年整個秋季，三方重開談判。在總統任期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克林頓於2000年12月23日提出了一套新方案，包括給予巴勒斯坦更多的土地，巴勒斯坦難民有權回歸可能成為新巴勒斯坦國的地方（不過不是以色列），和一種更有利於巴方的耶路撒冷處理方式。阿拉法特仍然很謹慎，不過在2001年1月2日與克林頓會面時告訴他，他可以轉告巴拉克：“我接受你這幾條，但我必須表達我的一些看法。同時，我們知道以色列也有一些我們必須尊重的看法。”

這時巴拉克似乎已經給自己留了一手，這一點他私下裡跟克林頓透露過。三個星期之後，克林頓告別政壇，也不再參與和談，但是以巴的直接談判在塔巴繼續舉行。塔巴談判的結束，並不是因為哪一方拒絕了某一方案，而是因為以色列大選在會談尚未結束的情況下就已經開始了。巴拉克競選時主張繼續和談，並授權發表巴以聯合聲明。聲明說：“雙方宣布達成協議近在咫尺，這是從未有過的。因此，雙方共同認為，隨着以色列選舉後和談的恢復，尚存的分歧一定可以消除。”

以色列新總理阿里埃勒·沙龍一上台，立即宣布塔巴會談死亡，並宣布了他反對進一步進行和談的立場。巴拉克之所以輸掉競選，部分原因是9月底以來暴力事件迅速升級，降低了他的和平倡議的可信度。其次在於阿拉法特，有人指責他策劃了暴力事件，而且在戴維營談判失敗後進一步加以縱容，目的是為了對以方進一步施壓，以便以方做出讓步。但是，重新審視一下當時的形勢，我們卻發現事情更為複雜。

9月底，大家都知道沙龍計劃要到聖殿山散步。阿拉法特專程到巴拉克家中拜會他，請求巴拉克出面加以阻止。但是，按照阿拉法特的說法，巴拉克說他也無能為力。在後來的幾次談話中，巴拉克說那是以色列內部的政治事務，這件事曾與巴方的安全官員協調過；他還說此事與後來爆發的暴力事件沒有任何關係。當時，深諳內情的觀察家並不持這種看法。丹尼斯·羅斯在談論沙龍散步這件事時說：“我可以想出許多損招，但是確實想不出比這一招更損的了。”考慮到沙龍素有反巴、反和平之名，而且局勢又動盪不安，這一事件顯然具有挑釁性。在這種情況下，沙龍的挑釁行為可以讓他在大選中坐收紅利，這似乎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於是，9月28日，沙龍在一千名以色列警察的層層護衛下散了一小會兒步。第二天，遊行以暴力告終。在後來的幾個月內，暴力衝突不斷爆發。美國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喬治·米切爾擔任了一個剛成立的委員會的主席，負責確定巴以暴力衝突的原因。根據他所提交的報告，大批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遊行者遭遇大批以色列警察，雙方形成對峙，衝突由此開始。“在西牆附近，巴勒斯坦人投擲石塊。警察發射實彈驅散示威者，死4人，傷200人。”14名以色列警察也受了傷。根據米切爾的報告，“在大部分衝突中，巴勒斯坦人都未曾用過火器或炸藥。”

到第一周結束時，6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殺，5名以色列人遇害，好幾個國際組織紛紛抱怨以色列軍隊濫用武力。許多巴勒斯坦人以及與我交談過的一些以色列人都認為，軍隊越來越受到右翼分子的控制，越來越忠於沙龍。他們為了引誘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舉行暴動，故意濫用武力。巴勒斯坦人如果暴動，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終止和談，以色列的軍隊也就可以大舉返回被占領土了。

不論這種推測是否正確，我的想法是，既不要粉飾巴勒斯坦人，也不要為他們開脫在戴維營和談失敗以及暴力升級問題上的責任。兩年來，這種暴力衝突已經毀掉了這一地區。我認為，而且許多巴勒斯坦人也同意，阿拉法特在戴維營會談期間鑄成了大錯，因為他沒有能夠做出更加積極、更加富有創意的反應。但是，和談失敗和暴力升級的責任不能只歸到阿拉法特一個人的頭上，也不能因此就說他矢志不渝地獻身於消滅以色列的事業。

這就使我們意識到了問題真正之所在：儘管一般人的看法是錯誤的，但是美國的政策，卻是根據這些看法制定出來的。到頭來，我們的行為使得美國在世界上更加眾叛親離，而美國恰恰正處在需要幾個朋友的節骨眼上。美國駐特拉維夫使館一名高級官員是這樣對我解釋巴以局勢的：“以色列的歷屆政府始終是聯合政府。這就變得激進黨派的權力與地位不相稱，並使得以色列受到定居者和主張‘大以色列’者的挾制。他們也希望建立一個猶太國，他們希望得到土地的願望與建國的願望結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搞某種形式的種族清洗或南非式的種族隔離。惟一可行的解決辦法是美國強行干預，也可以把北約拉上一塊干。但是由於美國的以色列-基督教院外活動集團百分之兩千地支持以色列並控制着國會，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我只想補充說，只要院外活動集團、國會以及白宮繼續執迷不悟，美國人就得繼續把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扔到以色列人擴建定居點的工地上。這一政策只會充當暴力事件的“催化劑”，導致殘酷的報復，後者反過來又會使世人對美國更加鄙視，而各方熱切盼望的和平浪潮只會漸漸退去。

台灣

由於台灣問題牽涉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發展最為迅猛的國家和世界上最富裕、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中美關係也許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自1972年“對華開放”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目標一直是使兩國關係正常化，使中國放棄計劃經濟和共產黨政治。不管用什麼標準衡量，這一政策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中國已成為全球製造商的理想之地，僅美國公司就投資了近400億美元。在美國的鼎力支持下，中國也已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員，同時也是重要的對美投資國。除了實行資本主義以外，中國還大規模地開放了它的社會和政治體系。儘管中國還算不上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普通老百姓的權利和自由都大大地增加了。

乍看起來，美中兩國之間不應該存在什麼問題。只有一件事能夠阻礙兩國關係的發展，那就是美國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的干涉。

對中國人而言，台灣的地位問題是一個有關國家主權的根本問題，一個肅清半殖民統治殘餘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結束中國內戰的問題。在大陸，內戰已於1949年結束。中國人把台灣問題上的任何外國干涉均視為一種對中國內政難以接受的干涉。如果我們在此打一個比方，儘管有點誇張，但可能會有所幫助：我女兒在毛伊島有一棟房子。毛伊島俯瞰着毛伊海峽和無人生活的卡胡拉威島。近年來，原先生活在這些島上的土著波利尼西亞人後裔掀起了一場夏威夷獨立運動。設想一下，如果夏威夷獨立分子占領卡胡拉威島並宣布成立新的夏威夷獨立王國，情況會怎樣？毫無疑問，美國的海岸警衛隊或海軍會被派去鎮壓起義。現在假定中國人要派海軍到毛伊海峽巡邏，以保護新成立的夏威夷王國不受傷害，那又將如何？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的確發生這樣的事，可以想象每個美國人會多麼憤慨。

2002年春天我在中國旅行時，所目睹的正是這種憤慨。每次與中國人交談，人們如果開頭不問美國人為何干涉台灣問題，結束時也一定會問。他們問，為什麼美國想在一個純屬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上冒戰爭風險。究竟是為什麼？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來分析一下惹中國人生氣的原因。

2001年4月24日，美國宣布大規模向台灣出售武器，包括4艘驅逐艦，12架反潛直升機，以及多達8艘的既能發射魚雷也能發射巡航導彈的潛艇，價值達40億美元。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向台灣出售公認的進攻性武器。美台同時還簽署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協議，美國將擴大台軍學習使用先進武器系統的培訓規模。此事宣布前數小時，中國駐美大使在午餐會上還說：“中美關係正處在十字路口，美國繼續對台出售先進武器，威脅着中國的國家安全，侵犯了中國主權，也給島內的‘台獨’分子壯了膽。”這次對台灣出售武器，對台灣（尤其是那些鼓吹台獨的人）和台灣在美國的說客（包括密西西比州——所售艦隻將在該州建造——民主黨參議員特倫特·洛特和幾個得到台灣大量好處的美國智囊團的主要成員）來說都是大勝利。克林頓奉行與中國保持密切接觸的政策時，這些說客曾經對克林頓推遲他們的對台出售武器建議感到心灰意冷。

更令人吃驚的是布什總統第二天所發表的評論。他說“美國將不惜採取一切措施——即便是需要動用美國的全部軍事力量——幫助台灣自衛”。儘管中國將此稱為“公開的挑釁”，但是，在以後的幾個月內，台灣軍方的高級將領又對美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訪問，“非正式地”會見了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美軍對台軍的訓練以及與台軍協調的規模也得以擴大。

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激怒北京的原因在於，它不僅完全違背了1982年8月17日《聯合公報》的精神實質，而且很可能也違背了《公報》的條文。該公報是指導美中關係的三個關鍵性文件之一。在該文件中，美國重申：“它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國還指出：“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這是美國首次違反該協議。1992年，當美國總統選舉競選進入白熱化階段時，老布什總統宣布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此種戰鬥機性能比中國大陸所擁有的任何型號的戰鬥機都優越），顯然是為了鞏固其在得克薩斯的政治基礎，因為得克薩斯是飛機的生產地，同時也是為了拍那些反華的右翼共和黨人的馬屁。這些人通常被稱為中國院外活動集團，最近已被改稱為台灣院外活動集團。為了理解此中的一切，我們得稍稍了解一點歷史。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是美國新教傳教士的首選之地。“拯救”中國，在傳教士們看來，就好比商人們實現自己的目標——為點亮中國的每盞燈而提供煤油。我還記得小時候不時去拜訪我所去的教堂資助的赴中國傳教士。這些傳教士中包括亨利·B·盧斯的父母。盧斯是《時代》雜誌的創辦人兼編輯，被西奧多·懷特稱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輿論製造者。懷特還指出：“在盧斯看來，耶穌的意志和美國的意志是以一種最為簡單、毫不複雜的方式結為一體的，而這兩者的意志欣然接受了中國人。”它所欣然接受的中國人中有蔣介石委員長和夫人。1937年，《時代》雜誌評選他們為“年度風雲人物”。蔣介石是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人，曾設法鬆散地控制了中國各地的軍閥，並開始統一中國。除了他以前的盟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給予了頑強抵抗外，其統一大業還算取得了一定成績。蔣夫人，即宋美齡，是宋耀如的女兒。宋耀如當時是中國最富的人之一，他通過出版《聖經》發了財。蔣夫人畢業於韋爾斯利學院，是一名衛理公會教徒，還說服蔣委員長皈依了基督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威脅臨近時，領導中國的正是此二人。盧斯和傳教士們也都站在他們一邊。《世界傳教士評論》說：“中國現在擁有了歷史上最開明、最愛國、最能幹的統治者。”

作為中-緬-印戰場的美軍總指揮和蔣介石的參謀長，約瑟夫·史迪威將軍在跟蔣介石及其夫人打過交道後，並沒有得出這樣的看法。史迪威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由於他發表意見時直來直去，因此被稱為“刻薄的美國佬”。比起對日作戰來，蔣介石更感興趣的似乎是節約戰爭資源，準備和毛的共產黨最後攤牌。由於對蔣介石感到失望已經多年，史迪威精闢地描述了存在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很簡單：我們結盟的對象是一個愚昧、無知、迷信的土包子。”史迪威發現了共產黨人的紀律嚴明，作戰勇敢，積極抗日；同時他也看到，由於蔣介石的將軍們貪污，士兵吃不上飯，領不到餉；在軍事部署上，蔣介石的軍隊主要是對付共產黨，而不是打日本的。史迪威為改革貪污賄賂盛行的蔣介石獨裁統治而奮力鬥爭，並要求擁有一定的指揮權。這樣，他就可以和共產黨一道把一支真正的中國軍隊投入戰場，去抗擊日本人。正因為如此，蔣夫人才利用她的個人魅力和故友新朋以及盧斯手下是非不辨的報刊，革了史迪威的職。懷特的總結非常到位：“我開始相信中國政府是個完全不能執政的政府。他〔蔣〕不僅對我們毫無用處，而且對他的人民也毫無用處，這後一點更加重要。如果當初史迪威能夠自主行事的話，共產黨沒準也不會贏得江山。即便贏得了，也是以我們盟友的身份贏得的，至少不會把我們當成敵人。”

但是史迪威並未能自主行事。日本人投降之後，由於國共再次反目，蔣介石的國民黨和毛的共產黨之間爆發了內戰。儘管蔣介石有數十億美元的美國援助和美國提供的大量武器裝備，但他根本不是毛的對手。共產黨的軍隊像熱刀子切黃油一樣輕鬆地橫掃國民黨軍隊，繳獲了美國提供給它的所有武器，並用它們與國民黨軍隊作戰。美國人活活成了給共產黨提供武器的人，而國民黨則扮演了送貨郎的角色。懷特把這個腐敗的制度和受美國支持的政權描述為“坦慕尼協會坦曼尼協會——美國歷史上操縱紐約市政的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的俗稱，由於好施小惠，賄賂敵對政治派別的領導人，致使“坦曼尼協會”一名成了腐敗政治的同義詞。——譯者注的腐敗和西班牙異端裁判所異端裁判所，又譯宗教法庭，它是天主教教庭的司法機關，用以鎮壓異端以及煉丹術、巫術和魔法。——譯者注的殘暴”的結合體。但是盧斯的《時代》雜誌不願登載這種壞消息，因為“它摧毀了他的世界觀”。

盧斯並不是惟一一個不能面對現實的人。就在懷特寄出《時代》雜誌不願發表的文稿時，美國外事部門的一群中國問題專家，其中包括約翰·謝偉思，正向華盛頓報告內容類似但美國官員不願了解的情況。結果，懷特辭職離開了《時代》雜誌社，共產黨占領了中國大陸，蔣介石帶着中國的金條逃往台灣島。到了台灣後，蔣介石和他夫人仍然深受盧斯的喜愛；由於參議員喬·麥卡錫和一些保守的左翼分子指責約翰·謝偉思和其他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把中國給丟了”，謝偉思因此被解職。

一踏上台灣島，蔣介石便下令處決數千名反對派人士，建立了國民黨獨裁統治；台灣因此被迫經歷了近四十年的軍事管制。蔣介石堅持認為他的政府仍然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還說他要反攻並重新奪回大陸。許多國家很快便認識到，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毛的共產黨政權已控制了除台灣以外的所有地方，因此紛紛與北京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不過，美國不在其內。它還沉浸在以為台灣的蔣介石政權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的幻想之中，這一幻想一直延續了二十三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實行對華開放的政策，美國政府這才重新回到現實中來。

造成這種幻想的根本原因是中國院外活動集團和朝鮮戰爭。1949年，蔣介石一飛到台灣，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就宣稱，福摩薩（即台灣）不在美國的環形防禦帶內。如果情況繼續如此的話，共產黨無疑會較快地占領台灣島，結束內戰。但是，由於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被派往台灣海峽巡邏。在後來近二三十年的時間內，《時代》雜誌、一些宗教組織以及一些政治領導人，如參議員沃爾特·喬治、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迪安·臘斯克，均使美國民眾相信，蔣介石在台灣的腐敗獨裁統治是自由和民主的勝利。

尼克松所需要的技巧是，在實現與北京修好目標的同時，如何放棄蔣介石但又不讓美國人看上去似乎要終止對台灣長達二三十年的支持。通過“創造性的舉棋不定”和在措辭上耍點花招，尼克松做到了這一點。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結束時發表的《上海公報》中，美國充分利用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蔣介石仍然幻想自己的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自己很快將反攻並控制大陸。在《公報》中，中國申明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堅決反對鼓吹台灣地位未定和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觀點。因為蔣介石也持同樣觀點，儘管出於不同的原因，所以美國宣布說：“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表述很聰明但略顯詭詐。不過，接下來的內容確實讓美國人承擔起了義務。《公報》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不過，“最終”可能意味從此往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因為美國對台灣的武器出售和與台灣的軍事往來一如往常，絲毫不減，而且美國一直把美國駐華大使派往台灣。

1979年兩國發表第二個聯合公報後，中美才同意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建交時，美國重申了“一個中國”原則，同意斷絕與台灣的正式關係，在北京設立大使館，廢除與台灣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並從台灣撤出所有的美軍。武器出售問題遺留了下來，沒有得到解決。看上去似乎要把時任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變成中國的一個省的省長似的。但是，蔣夫人及其繼子在美國新聞界仍有不少支持者。儘管台灣實行了三十年的新聞審查和軍事管制，但是他們仍然把蔣夫人及其繼子刻畫成爭取自由鬥爭的勝利者。

他們在美國國會中也有朋友。卡特政府草擬了一個法案，本打算處理一下美國將對台北的外交承認轉為北京所涉及到的無數法律細節問題。這個本來很平常的法律文件被由兩黨親台議員組成的小組變成了《1979年對台關係法》。該小組由我們的老朋友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和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特德·肯尼迪共同領導。法案的核心內容是關於向台灣出售足夠用於自衛（不論這究竟是指多少）的武器問題，同時美國承諾反對任何對台灣動武和施壓的行為。這個法案還導致美國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半官方的使館——美國在台協會。該組織是一個成立於華盛頓特區的民間組織，資金由美國政府提供，成員由國務卿任命。

如果你是中國人，你很可能會把這種行為看作是美國人違背了自己剛在第二個聯合公報中所做出的承諾。事實上，中國人正是這樣認為的。他們要求美國予以澄清，這就導致了1982年的第三個聯合公報。當然，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並不是無可挑剔的。他們在台灣的對面集結了一支導彈部隊，1996年演習時示威性地發射了幾枚導彈，並威脅說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就要開戰。令他們感到灰心喪氣的是，美國人的保證使得台灣政權得以拒絕參加關於採取香港模式實現統一的認真討論。他們的行為有時也因此令人不快甚至令人害怕，但後來他們認識到這是他們自己的國家。中國辯論者常常引用他們所打的類似於我那個“毛伊獨立王國”的比方，他們常常問：如果中國在美國內戰期間派部隊去支持南部邦聯，美國會作何感想呢？

不過，我們所幸不必回答這個問題。隨着冷戰的結束，中國作為美國半個盟友的作用消失了。這一點，再加上台灣終於建立了民主政權，致使美國保守派中出現了一個支持台灣獨立的動向。不過這一問題雖然討論過多次，但是尚未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由於過去十年裡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大批台商已紛紛把工廠遷往大陸。一開始，台灣政權極力限制這種投資和尖端技術的外流，但是這有點像要求潮水不退那樣異想天開。台資企業現在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投資者，大約50萬台灣人目前住在上海，而且每天都有人加入這支隊伍。因此，布什也許會發現，就在他“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衛台灣時，最後一名台灣人已把家裡的燈全部關掉，乘船去了大陸。事實上，就在我寫這部書的時候，1949年以來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首架商務包機本周（2003年1月26日）已經啟航。因此，最後的那位台灣人連船也不必再坐，坐飛機就可以了，而且還可以坐頭等艙。

以色列和台灣問題的教訓

在對以和對台的政策方面，美國政府容許那些極端自利的團體歪曲它對現實的看法，故意不看相反的證據，這樣實際上是在繼續大肆自殘，同時不必要地引起了別人對它的深仇大恨。由於實行三權分立，我們的政府體制促使一些工於心計的少數人爭奪關鍵職位。這些人有時會受到一些與美國利益發生直接衝突的外國勢力的嚴重影響。一個來自人口不足百萬的州的參議員，如果在關鍵時刻擔當主席一職，就可以左右美國的對外政策。正如我已經指出過的，我們強盛的國力使得我們長期以來不能面對現實，因此，強盛的國力不僅能夠給別人帶來巨大的損害，對我們自己也是一樣。

在這個方面，我們的新聞界負有很大的責任。以前，新聞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開始報導越南的實際情況。現在新聞界仍然沒有全面報導以色列、巴勒斯坦、台灣地區以及其它許多關鍵地區的實際情況。這一方面是因為新聞界經常被自己先前已形成的意識形態所蒙蔽，另一方面是因為新聞界不敢向觀眾和讀者們的偏見發起挑戰。不過，從根本上來說，問題還是出在觀眾和讀者這一邊。他們對別的國家的關心常常是有選擇的，暫時的，或者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種族、宗教和政治偏見。美國人往往不把別的國家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生活的實實在在的地方，而是看成承載美國人思想的工具。這些思想要麼就是關於世界應該如何運轉的，要麼就是從歷史的角度為美國人鳴冤叫屈的。古巴的問題我就別說了。

（本文節選自《流氓國家——誰在與世界作對》，作者：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著，新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