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打“以德治國”一巴掌

出塵

當今中國面臨的問題根本不是國民道德素質問題，相反是當權者的統治素質的問題，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俗語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來”，黨中央開展的這“以德治我”，依愚之見，要需要治“德”的不是那升斗小民，而是高居廟堂的諸公。

不論“以德治國”的其他地方的正負面影響，單說這經濟，就經不起這“德”的折騰。話說位於福建之南，台海之濱，有一小島，名曰廈門。這廈門市在改革開放之初，便最先被列為當時為數不多的特區之一，那經濟發展的速度可謂是“在二踢腳上安火箭推進器”，一時間，島內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儼然似一個小新宿。用官方公布的數字根本不足以評價當時的廈門經濟，因為一來官方數據就好似那擰不干的抹布；二來有太多的黑色、灰色經濟反而又未算在內，連參考的價值都沒有。

但是有幾個小例子可以略說明當年廈門經濟的繁榮，大概在九十年代初期，在廈門媒體中曾流傳過一個小故事：在一個公園的過道上，行人來來往往，忽然BP機狂響，眾行人紛紛用優美的姿勢歪頭、彎腰、擼皮帶，但結果發現都不是自已的“機”在叫喚，最終察覺叫喚聲是從一個拾荒的老太太身上傳來，只見那老太太不慌不忙地放下鐵鈎和滿載的蛇皮袋，從容地從懷裡掏出一個撲克牌大小的中文機（當時好像要三千多塊）。有好事者好奇地湊近一瞧，只見中文BP上顯示着：中山公園垃圾好多，快打的來。

又一樁事是在某年的菩薩誕，香客們雲集南普陀寺。一叫化忽攔住一出租，出租司機見是叫化，拿出兩塊錢準備打發他走，不想叫化二話不說鑽進車裡，說是趕時間要去南普陀，因為香客眾多，怕誤了行乞，一路上催促不止。待到了南普陀，那叫化扔下人民幣五十元並一句話：“不用找了………”

而廈門火車站附近的梧村，本是潦倒之地，但在廈門成為特區後，因為這一代舊屋甚多，成百上千的外地工、商、妓在此求租，以至於此處的房租高居全國之首。而從前貧困潦倒的當地居民，也一夜之間成了徹底的食利者。一個房東不用幹活，僅憑出租幾間祖傳的舊屋收房租，一月就能隨便掙個萬兒八千。這一代也因此一躍成為國內有名的毒品消耗之地和藏污納垢之所。

這便是廈門特區的繁榮一角，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廈門經濟就開始走向下坡路了，當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而這個一半靠着黑色經濟支撐的特區城市，在私梟遠華集團被端之後，形勢就更如那雪上加霜了。廈門的幾個工業區如集美、杏林、海滄工業區裡的許多工廠長年來靠的都是走私集團提供的低價原財料在支撐，隨着走私集團被端，這些工廠扛不住成本，自然關門大吉，廈門的工業幾乎人去樓空。

但儘管如此，廈門經濟並未就此垮塌，而給廈門經濟最後致命一擊的卻是那“以德治國”的前奏-----“掃黃打非”。廈門自開放之後，因其地理位置及歷史淵源，引來了大大小小無數的台商，而這些台商除了來廈門創業掙錢之外，也帶來了他們的傳統嗜好-----“泡妹妹”。

台灣與閩南同宗，“閩南自古無美女”之話雖說得過於絕對，倒也不虛，而祖國之大，物華天寶，江、浙、淮、川的美女又豈是閩人所能望其項背的？且“大陸妹”無獨於物美，其價廉更是勾掉了所有台商的魂。96年時有個廣為流傳的笑話：一日一台商和大陸妹正在共赴巫山雲雨之極樂頂峰，大陸妹汗漓之際，忽夾緊雙腿道：“你看，你們台灣，……嗯……現在已經在我們祖國大陸的包圍之下了，還不投降？”台商一怔，旋即答曰：“沒有啊！你看，大擔（蛋）、二擔（蛋）還在外面呢！

---------（在廈門曾厝安海灘對面，有兩個小島，尚屬國軍鎮守，踮腳可見“三民主義統一全國”的國軍口號，一名大擔島，一名二擔島）

而這股由台商吹起的“黃”風，沒多久就帶動了廈門的粉色經濟，由此又引來更多的台商，而又由台商又引來了更多國內商家來廈門與他們合作，這是一個良性的遁環。因此，一時間，廈門夜總會、KTV、桑拿等等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全國各地的佳麗聞風而至，雲集廈門，當時一到傍晚，廈門隨地可見花枝招展、坦胸露背的姑娘小姐趕場到夜總會、KTV、桑拿“上班”，而蓮花路口、大同路、輪渡、梧村等處的馬路邊上更是擠滿了來自祖國各地的姐妹們，當真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據我的一個學經濟的朋友估計，僅四川妹子，一年就能從廈門掙走了四個億。這個數目並不誇張，當時廈門夜總會包廂的三陪坐檯的酬勞，行情價是二百，出台一般五百至八百不等，老老實實的，一個月掙個六、七千不是問題，那還是條件一般的。我曾認識過一個川妹子，姿色、氣質，比林心如都不呈多讓，據她說她隨便坐一個台，客人就能給她五、六百，豪爽點的甚至三、五百美金都不稀罕；而另一個安徽籍的模特，據說她陪客人過夜一晚就要二萬人民幣，同伴們都戲稱她是“鑲了一圈鑽石”的。也正是虧了這些“小姐”們，給廈門的經濟注入了一支強心劑，大大代動了廈門的工、商業和消費繁榮。

為什麼這麼說呢？聽我慢慢分析：就拿最能幹的四川妹子而言，其實她們絕非不勞而獲，這四個億，是她們應得的。在廈門有着大量的四川籍農民工，他們干着全天下最苦、最髒、最累的活，他們的勞動強度有多大？就從廈門夏天的溫度就可知了，廈門氣侯屬亞熱帶氣侯，一到六、七、八、九月份，太陽就一天也沒停過，尤其是七、八月時節，在中午，你若把手靠在路邊的鐵護欄上，馬上就會聽到“滋”的一聲，冒起一股白煙……而他們的所得，每月卻僅有四、五百元，遠不及其所付出，另外在海外資本家及海內准資本家的剝削之後，還要被我們的政府盤剝去一部分。

光顧這些妹子的，則主要都海外資本家和海內准資本家，以及我們的各級政府幹部，而這些人，也就是剝削她們父兄的人。在我國現行政策下，這些人決不會給四川農民工多加一毛錢的酬勞，如果要他們放鬆哪怕一點剝削的話，無異於趕他們走。而“小姐”們從這些人手中又把錢拿回了一部分，其實等於是用自已的身子，把她們本該屬於她們父兄的那份錢又從剝削者手中拿了回來。這筆錢絕非小數目，持着這筆錢的小姐們有着強大的購買力，一度是廈門最大的消費群體，餐飲、化妝品、服裝、手飾、電器等市場，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都靠着她們支撐，而這些行業的繁榮，則又提供了大量的城市工人的就業機會，反過來又刺激了消費。事實上，資本家、幹部、工人、民工他們與市場之間的經濟鏈，很大一部分是由這些小姐們來平衡的。

然而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員們，卻並不明白這其中的內在聯繫，只是為了響應黨的“以德治國”的號召，以“掃黃打非”來拉開前奏，自兩千年初起，在各酒店、夜總會裡大規模驅逐“陪侍”人員，並動用了大量的警力和保安、聯防等在各大街小巷“捉雞”，一時間，廈門燕哀鶯啼，曾被譽為男人天堂的廈門，登時成了女人的地獄。高居廟堂的老爺們，只是為了一紙“精神文明”，卻不曾思考過粉色經濟之所以會形成，是為什麼？中國僅在農村，就有大約一點五億的青壯年剩餘勞動力，城市裡也有上千萬的下崗工人，國外稱呼的比較直接，就叫失業者。

在這種情況下，破產農民和下崗工人家庭中的女兒，她們大多是看不見出路的，長到一定年齡，就因為我國“良好”的教育現狀，絕大多數書就沒法再讀下去了，只能閒在家裡吃白飯。找工作吧，她們的父母兄弟都沒活干，何況她們？幹活吧，除了家務，也實在沒什麼能適合她們做的；嫁人呢？一來太小，二來不甘心，三來周圍認識的人中只有窮鬼，嫁了比沒嫁更窮。再呆在家裡吃閒飯就更不合適了，做父母的往往連自已都養不活，哪來的閒飯養到她們出閣？更莫論嫁妝。

在這種情況下，她們就只有到城裡、到特區去，用自已的青春做賭注，以自已尊嚴為資本，在都市裡的燈紅酒綠中編織她們的未來。

這本也是無奈中的無奈，責任並不在她們，在餓着肚子時談道德，那不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嗎？誰願意自已的女兒生下讓城裡的那幫畜生來遭踏？有責任照顧好她們的本是我們這個英明正確的黨和偉大的政府。但我們的黨和政府非但沒負起這個責任，反而因為“小姐”們的存在，給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抹了黑，因此她們最終理所當然地遭到的驅逐、拘捕、遣送……

在上述的這個經濟鏈里，行政之手終於抽掉了“小姐”這個平衡經濟鏈的最關鍵的一環，實實在在地擾亂了市場的“不正常中的正常”運轉。總之，就以廈門為例，在平衡被打破以後，廈門的經濟終歸一蹶不振了。有人可以把我上述的這個“粉色經濟”說成是畸形經濟，理因以法取締，但是卻未想到，在市場經濟中有它的必然規律，但也有着一定的客觀性和偶然性，尤其是在中國的這種經濟畸形發展的國度的大環境裡，已經無法按照正常的經濟發展規律行事了。

其實在這個國家裡，在那1％的權力、特權精英拼命地將資產轉移國外時，在還有83％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時，任何人也沒有資格奢談“道德”。高談“以德治國”的老爺們必先做到以德治家、以德治已，他們的女兒有錢出國留學，不用做小姐，可以談道德，但農民和下崗工人的女兒不能，因為在生活的壓迫下，她們談不起。“道德”是飽食終日的道貌岸然的先生們的事，是滿口仁義道德的道學先生們的事，與正在挨餓的升斗小民們無關。

誰認為“渴死不喝盜泉”，那是他的事，不能強求別人也這麼做，政府這次該做的正確的事情，是給那些“小姐”們每人發一本營業執照，定期交納管理費和個人所得稅，使她們成為合法的納稅人，還應該定期為她們做全身心的檢查，以維護她們的健康。並且有法律的保護，而不至於使她們流落為危險的邊緣弱勢群體。政府有責任保護她們。

2002/2/22